阮炜《论大国民主》是其继《不自由的民主》（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之后的又一新作，它是作者民主研究新发展的标识，也是作者民主政治思想之升华。《论大国民主》成就了作者的中国民主言说，也就是关于中国式非普选民主的深层思考。作者在《论大国民主》中展示出了一个完整的民主理论体系，包括了民主演化论、民主实践论、民主选择论、民主功能论和民主理性论。从民主实践论层面来看，作者在《论大国民主》提出了一个元命题，即“民主就是实验”，并在分析逻辑中提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问题，这就是人民究竟为何，或者说人民究竟是谁，将现代民主政治所面临的难题赤裸裸地呈现来。正是对基于对这个难题的深层思考，作者找到了中国式非普选民主存在的合理性、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得出民主不是西方意识形态的阴谋而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这是作者《论大国民主》一书精华之一。

作者在民主实践边界问题中最为关注的是民主与人民的关系。《论大国民主》全书共六节，而人民问题独占两节，即“因应人民走上前台的时代课题”和“解决人民难题，克服主权悖论”，这足以可见民主与人民关系在作者内心深处的地位。这个问题是作者民主研究整合思维的集中体现。

作者认为人民问题是一个时代难题，这是从“价值意义上的民主”到“制度意义上的民主”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个内在化问题。在理论意义上的民主和实际操作中的民主之间“存在一个人民是谁，人民主权究竟如何体现的大难题，姑且称之为‘人民难题’或 ‘人民主权悖论’。”[1]作者进而指出，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在迄今为止的现代政治实践中，人民难题或人民主权悖论并没有一个像样的解决方案。”[2]这反映出了作者最彻底的怀疑理性主义精神。

面对这个尚待解决的问题，作者尝试着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希望寻找到一个基本的思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大致的答案。“在现代民主的实际操作中，主权究竟在谁手里？究竟是谁当家作主？是‘人民吗’？如果是，则‘人民’在哪了里？这些问题殊难回答，至多只有一个大致的答案。”[3]作者认为“所谓 ‘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理论或符号的存在，其形式意义远远大于实质意义。”[4]

何为人民难题？针对这个问题，《论大国民主》的作者在文中提到了“文明概念的完整性及至本真性”[5]，但他并没有明确展开阐释，最为珍贵的论述散落在书中各个地方。透过这些散落的论述，作者所谓的人民难题体现了人民概念的完整性和本真性。何为人民难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共识，另一方面是差异。从问题的共识面来看，现代国家“规模如此巨大的政治结构中，处处只看得见碎片化、原子化的个人，形成共识非常困难。他们因阶级、行业、地区、种族和宗教背景的差异而可能有着大不相同甚或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远不像在古代直接民主中那么容易意见一致。可以说，谁也不知道人民是谁，或人民在哪里。不妨把这种现象称作‘人民难题’”。[6]从问题的差异面来说，“问题是，现代国家规模太大，人口众多，放眼望去，到处只是碎片单子化的个人，即有着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和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的千千万万的个人，甚至肤色、性别、兴趣也可能导致明显差异。如此这般，与古代民主可比的人民在哪里？”[7]结合两方面而论，作者所提出的人民难题实际上是一个“差异”与“共识”的悖论。沿着作者的路径，我们不妨将他的提出问题说得更清楚些，所谓的人民难题实际上就是现代社会中的共识与差异这样一个两难困境问题。

正是出于人的概念的完整性和本真性，作者提到了尊重杰出个人的观点。“不能说少数善于思考、看问题深刻、有长远眼光、有专业知识的个人正因为其是少数，便不能代表人民，甚至不属于人民。恰恰相反，这些杰出的个人┄┄是人民有机组成部分。”[8]

正是出于人的概念的完整性和本真性，作者认为人民是多数和少数的统一，进而提出保护少数的思想。“即便是在普选民主中，人民也既是多数又是少数，既在野又在朝，或者说选举政治中的少数或多数在野或在朝的身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流动不居的，或者说人民是由持不同甚至相反立场的人们所共同组成的，选民中的多数和少数这两种人共同构成了人民，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一条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界限。”[9]这些观点从根本上说明人的概念的完整性和本真性决定民主存在的合理性。

作者没有停留在人的概念的完整性和本真性同民主存在合理性的关系上，而是深入到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去寻找民主存在的历史根源和必然性。“人民不走上历史前台，便不可能有现代民主，尽管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总是一目了然，而很可能是互为因果的。”[10]人民走上历史前台是民主存在的关键。作者以极为宏观的视角看到了人民的兴起是一个近代现象，是一个“多因一果”的复杂现象。人民兴起是受社会、文化、特别是理念背景因素下发生的，也是受经济、技术因素直接诱发的。从背景因素来看，理念传统影响极为深远，它折射出思维方式、治国思维和生活方式的深层变化，引发出人的观念、法律观念、权利观念的深刻变革。从作用因素来谈，作者特别看重这一点，它强调“城市化加速、教育普及和交通、传播技术进步的意义尤其不应低估。”[11]综合两个方面来论，作者彻底地否定了民主是西方意识形态阴谋这种极有影响力的观点。“现代意义上的人民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是工业化、现代性的产物。┄┄人民之走上前台有着理念、经济、社会和技术方面的深刻原因，是历史必然，决非西方文明的一种独特品质，或一种独一无二的欧美‘文化’。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民主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不同于基于具体国情的具体民主样式，不应视为西方的一个意识形态阴谋，或西方一心一意想要强加给其他文明的一种价值观，或出于维系其霸权地位的考察，所精心包装向全世界推广的一套阴险狡诈的政治话语”。[12]这就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为民主的存在寻找到了历史的选择根据和历史必然性。

人民兴起极为鲜明的表现在政治参与的扩大之上。“作为一种现代现象，人民的兴起与政治参与的扩大基本上是同步发生的。”[13]具体而言，“在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交通通讯便捷的现代条件下，民众已不可能依然像历史上那样被动沉默，而总是要发声，且总是在发声。人民己进入表达时代。┄┄既然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交通通讯但捷使民众的主体精神大大增强，他们就不可能继续像君主制下的民或臣民那样，直到活不下去才起而抗争，而总是有意愿和意见表达，总是有不满，怨恨和愤怒要宣泄。人类已进入权利时代”。[14]换而言之，人民的兴起，政治参与扩大，实际就是个人拥有基本权利，特别是拥有个人表达自由的权利和选举的权利，这就为基于个性差异上的个人提供形成社会共识的制度机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权利成为人民的基本标志。“所谓‘人民’，是指在现代政治结构中，其基本权利已得到充分法律保障，甚至已获得充分政治赋权的不在位者。”[15]其于古雅典民主传统的深远影响，作者遵循选举权是测量个人是否属于的最终尺度，认为个人享有的基本权利特别是选举权利是人民形成的基本标志。

基于权利界定人民本质，作者进而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何为人民主权悖论？这是一个民主制度化过程中内在的潜在问题，也是民主制度化历史反思过程中特别是西方民主化过程反思中的关系到民主可持续性发展的大问题。“一人一票的制度安排虽在形式上把人民抬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但从实际操作变即影响千千万万个人的利益之实质意义上看，人民至多只可能象征地‘当家作主’。也就是说，在现代普选民主中，人民究竟是谁的问题无解；既然如此，人民究竟是不当家作主了也必然是一个问题。西方民主果真能如此使千千万万的单子化的公民个人切实掌握权力，行使权力？未必。真正掌握权力者，仍是总统、总理、市长、州长和各层级议员等一小撮精英。我们不把这种现象路做‘人民主权悖论’。”[16]从这段引文来看，作者的确明白地提出了“人民主权悖论”，但他却没有对这个问题作结构性分析。“人民主权悖论”仿佛是“结果”颠覆了“目的”。或者说一人票的西式民主制度割裂了人民观念，因为它“假定在一人一票的议会和行政首脑选举中获胜的政党背后，便是人民。”[17]

通读《论大国民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特别注重权力，而在权力中又极为关注决策权力。基于这一点，可以对作者的“人民主权悖论”作结构释义。“人民主权悖论”隐含着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人直接参与决策的权力，也就是作者所说的“人民当家作主”；另一方面是个人权利，意指个人对公共权力持有人的制约，特别有效的制约就是个人选举的权利。综合两个方面来看，“人民主权悖论”就是一个权利和权力之间冲突问题。

结合作者人的概念的完整性和本真性的启示，“人民主权悖论”内在的权利和权力的冲突就会显得更明白。个人在天性是极其喜欢权力的，这是人性之恶。国家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并不能克服这种人性之恶，当权者更易于彰显这种人性之恶。出于对这种恶的扼制，分权是一个理想的选择方向，但国家却在天性上是倾向集权，这说明分权是极为理性的选择，也说明分权难以落实到个人之上。换而言之，公共权力难以个人实有。这可能就是分权细分演化过程中的根本缺陷。

个人权利是在抗争中形成，也是在赋权中形成的，它是人性优点的集中体现。个人权利是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但它的获得和维系却是以个体为代价，具有极大的风险性，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正是这一点，个人权利是被动的，被社会强烈要求成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因素。换言之，个人权利往往成为一个人逃避的东西。这可能是个人权利的致命之处。

一旦认识到权力和权利内在的冲突，“人民主权悖论”集中体现在公共权力难以个人实有和个人权利难有公用的双重困境之中。这似乎是“人民主权悖论”固有的“死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人一票、全民公决和简单多数决都难以解开这个“死穴”。为了打开这个“死穴”，中国式非普选民主为人类呈现出一种极为现实的战略选择，也意味着中国式民主发展存在无限的可能性。

结合近现代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作者特别指出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已经走到历史的前台，中国人民已经最终形成，中国的民主戏剧正在演出之中。作者也看到了中国式民主的沉淀和进步，它已成为世界民主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篇章。“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民主虽不认同西方式的民主，却决不是对民主理念本身的否定。恰恰相反，非普选民主深深根植于已有的民主理念，是民主本身在特殊历史时期和特殊国情下的呈现或者表达。”[18]《论大国民主》的作者在书中呼喊到：“中国是已是过河的卒子，只能进不能退，除了把民主进行到底，别无选择。”[19]

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应全面推进非普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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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阮炜：《论大国民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第1版，第24页。

[2]《论大国民主》，第24页。

[3]《论大国民主》，第25页。

[4]《论大国民主》，第25页。

[5]《论大国民主》，第61页。

[6]《论大国民主》，第72页。

[7]《论大国民主》，第73页。

[8]《论大国民主》，第87页。

[9]《论大国民主》，第92页。

[10]《论大国民主》，第48页。

[11]《论大国民主》，第68页。

[12]《论大国民主》，第64页。

[13]《论大国民主》，第62页。

[14]《论大国民主》，第68-69页。

[15]《论大国民主》，第50页。

[16]《论大国民主》，第72页。

[17]《论大国民主》，第75页。

[18]《论大国民主》，第9页。

[19]《论大国民主》，第128页

杨龙芳，深圳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