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作者于2005年1月1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广言厅演讲的录音整理而成，并根据编辑的建议加上注释与参考文献。分节号为编者所加。
提要：经济社会学，特别是其中的制度学派，在美国90年代以来的发展，为我们分析当今中国经济面临的局面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视角。从宏观制度的层面来看，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国际金融与贸易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由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的转变，以及资本跨国界的自由流动，不仅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制造出四个结构性条件，即出口严重倚赖美国市场、资源与能源利用的严重非经济性、GDP 严重倚赖出口，以及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果中国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实现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如果出现美元危机，都有可能使中国面临出现经济泡沫并由此造成的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关键词：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全球化；中国发展模式；结构性风险
以制度学派的视角，关注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特殊作用，以及基于这种发展模式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在近期和远期的互动，是构成本文的一个动因。本文的主要思路是：首先，简要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的变化，然后应用经济社会学理论来讨论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风险；其次，介绍两个西方社会科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的理论，然后从这两个理论出发来分析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第三，简单讨论中国历史和世界史的同时代性问题，力图在理解全球化的同时对中国经济本身给予一个具体的定位；最后，分析现行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
一
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学的发展有以下特征：第一、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边界开始变得更为模糊。目前美国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存在一个跨学科融合的趋势，这与美国社会科学所主要关注的问题息息相关，大多数现实问题，比如全球化、贫困、移民、环境、性别、民族主义以及少数团体问题，都有跨学科的性质。跨学科研究的结果是原有的一些传统学科纷纷向其他领域迈进。在这种情形下有人问：社会学到底是什么？社会学家到底应该关注什么？这个问题在9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界曾经引起过一场大辩论。第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问卷调查已经是社会学中比较成熟的方法了。随着冷战的结束，一系列新问题诸如民族主义、文化和认同等成为了研究的新热点。传统的方法在这些领域有局限，因此美国新一代的研究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新的研究方法来从事社会学的研究，像田野工作、深度访谈等。这类方法直接与研究对象有互动，与传统意义上的问卷法有明显的区别。与此同时，从80年代就已经兴起的比较历史法、文化转向、符号分析等研究方法也更加兴旺发达。第三、社会学帝国主义倾向。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各位同仁耳熟能详。实际上社会学同样存在因研究领域不断延伸而导致的“帝国主义”倾向。只要有一种社会现象，一般就会产生那门社会学，比如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等。但是和经济学相比，社会学比较松散。经济学学者接受同样的训练，运用同样的理论预设，使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因此学科的建构就比较容易。而在90年代的大辩论中，社会学的整合成了许多社会学者共同担心的问题。第四、日益关注现实生活的趋向。在90年代的大辩论中有三派，第一派为理论派，主张仍然注重过去那种象牙塔里的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特点之类的问题；第二派为方法派，即侧重在定量分析中使用艰深的数学统计学工具；第三派为改革派，其特点是走出象牙塔，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现在美国社会学刊物上关于重大现实题材的文章越来越多。有人甚至提出公共社会学的概念，即关于公共事务的社会学分析。不久前，公共社会学甚至成为一次美国社会学年会的主题。
在这样一个跨学科、重视现实问题，各学科都在为自己争夺一席生存之地的时代，社会学到底是什么？回答是：我们不能再以传统的因变量或研究对象来区分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同样也不能依赖研究方法来区分，社会学的特质可能到了最后只剩下一种视角，而这种视角与经济学、政治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经济学本质上关注的是效益问题；政治学侧重的是利益问题；而社会学则专注于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或关系的问题，它从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中解释因变量。从这层意义上，现在的社会学研究早已打破传统意义上以因变量和方法来界定社会学的局面，它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然后使用一种社会学的观点来进行分析。
二
下面我简单地讨论一下经济社会学里的制度学派。现代经济社会学渊源于格兰诺维特1985年关于“嵌入性”的论述，又经过其主要倡导者斯威德伯格的大力推动，成为90年代不断发展的社会学分支（Granovetter ，1985；Swedberg，1991；Smelser ，&Swedberg，1994；Granove2tter &Swedberg，2001；Swedberg，2003；斯威德伯格，2003）。
格兰诺维特之所以被奉为经济社会学的鼻祖，有人认为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以网络分析为基础的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但是大多数的经济社会学家，特别是信奉其他理论的学者却一致公认，他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引入了以网络为基础的解释，而是在于提出了嵌入的概念。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用理性人的理论预设来解释人的经济行为，认为经济是一个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与社会日益分离的子系统，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对经济子系统独有的运作规律进行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在经济学的分析中，理性以外的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被认为会日益淡化，因此可以忽略不计。而格兰诺维特认为事实正好相反，随着现代化、产业化过程的发展，影响经济活动的社会因素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他提出的嵌入概念明确指出，所有的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或者资本主义经济都嵌入在现行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个概念为所有研究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家提供了一把大伞（林南先生的比喻），大家可以从这个概念出发推导出一系列嵌入的方式。经济生活既可以嵌入在网络里，也可以嵌入在制度里，更可以嵌入在文化环境中。
这个特别有力的分析概念在本质上对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风险学的思维方式提出了直接的挑战，同时也给经济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目前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主要有三个分支：网络、制度和文化。因为国内的同行都比较熟悉经济社会学中的网络研究，所以我今天主要介绍一下制度学派的来源和基本特点。经济社会学中的制度学派来源于组织理论。组织理论中制度学派的核心概念是组织的同构，也就是为什么组织会有相似的结构。为解决这一问题，组织理论提出了结构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组织领域内存在一系列制度化的机制：第一，从事相似功能的组织的互动开始增加；第二，这个领域内产生了一种等级制度；第三，领域之间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指出的是，同构机制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强制，最典型的例子是政府通过法规对一个产业领域里的所有组织进行限制。第二种是模仿，这种模仿指的是一种制度化的模仿行为，它不同于在竞争压力下的模仿。后者指的是组织间竞相模仿某个成功的模式的组织行为。而制度化的模仿指的是在面对强烈的不确定性时，组织在无法对未来进行预期的情况下，把遵循常规作为一种选择。第三种是规范，主要发生在专业化的领域内。它指进入某个专门领域时组织面临的一些具备条件，这些条件是一种规范性的力量。规范性的力量被制度化以后，这个领域就产生了同构。这些是早期制度学派的基本理论。它与经济学的通过理性行为来解释经济现象的思路针锋相对，因为同构机制无法用理性行为来解释（Meyer &Rowen ，1977；DiMaggio &Powell，1983；Powell &Dimaggio ，1991）。
制度学派在80年代中期由组织理论向经济社会学转变的过程中有三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是伯克利分校文化社会学家斯威德勒提出的文化工具箱理论。她认为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工具箱，不仅蕴含了一般的价值体系，而且包括了所谓的理性的行为。基于这个观点，许多被经济学奉为理性的经济行为实际上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比如，新古典经济学把消费者的个人选择作为一个核心概念，然而从文化工具箱理论看来，这种选择只是欧美文化的一种现象而已，是市场经济在欧美文化内成长的过程中被这种文化所界定的一种理性分析的概念。许多被认为是所谓纯理性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一个文化的构架，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个观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打开了一扇社会学对理性行为进行分析的大门。从此，社会学家可以承认理性行为，但是可以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去解释理性行为的起源。这个大的改变打破了以前根据因变量划界来进行学科定位的局面。原来对经济题材基本上不感兴趣的社会学家开始放松对理性行为研究的自我约束，正式进入传统上被认为是经济学的分析领域。这样就给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理论的基础（Swidler ，1986；DiMaggio，1994）。第二、普林斯顿大学的迪马基奥提出代理人与利益在制度分析中的作用。早期组织理论中的制度学派基本上有意排除代理与利益等具有功利主义倾向的概念。因此，制度学派受到很多的批评。把代理与利益正式介绍进制度分析的框架后，制度化过程中的政治就变成一个重要的分析对象。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地强化了制度学派的解释力（DiMaggio，1988）。第三，把传统的组织理论中的制度学派发展到后来的经济社会学的制度学派的主要人物是伯克利的弗雷格斯坦。
他在80年代研究美国企业近百年治理模式演变的过程中，通过揭示反垄断法的变迁对美国企业构架市场控制模式的影响，突出地强调了国家对经济治理的作用。由此，市场结构成为美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这从根本上超越了原来组织理论的分析层面。组织理论时代的制度学派倾向于从组织集群的角度解释同构现象；而到了经济社会学时期，国家或其他重要的政治制度作为外在的力量向组织施加的重大影响成为经济社会学家关注的重点。纳入国家的概念就离不开政治因素，这个分析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把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嫁接了起来（Fligstein ，1990）。
90年代以来，制度学派沿着当初的三个方向进入经济社会学：第一，从组织理论中的强制机制出发，经济社会学如今着重研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制约（Campbell at el.，1990；Carruthers，1996；Fligstein ，1990；Dobbin，1994；Gao ，1997、2001；Roy ，1997）。第二，从模仿机制出发，经济社会学着重于经济发展模式、经济意识形态以及商业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早在组织理论时期，制度学派的认知部分就被认为是该学派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到了经济社会学时代，认知部分成为制度学派关注的重要研究对象（Dobbin，1994；Hall，1989；Gao ，1997；Babb，2001）。第三，专业化部分集中研究卡特尔和专业行会协会对单个企业经济行为的约束（Campbell et al.，1990；Gao ，2004）。所谓卡特尔是多个生产者在同一产品的生产中缔结的组织，以维护最低竞争价格，防止恶性竞争。在欧洲和日本卡特尔的作用比较明显，而美国的反垄断法不允许它的出现。
经济社会学里的制度学派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明确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批判对象，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以理性选择和供求理论为基础解释经济行为的学术范式；第二，出现大量的以宏观的、历史的、定性的方法为主要研究手段的研究成果；第三，与其他制度学派，例如制度经济学、历史制度学派，进行频繁对话，已经形成跨学科的影响（Hall &Soskice，2001；Hollingsworth &Boyer，1997；Kitscheltetal.，1999）；第四，由于放松了对经济理性研究的约束，制度学派正式进入了传统意义上属于经济学范畴的分析领域，从而可以对像市场、金融、货币，以及全球化这样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直接发言。承认经济理性又强调社会因素的学术视角使经济社会学家更有条件从理论的角度去解释社会现实。
三
下面我进入今天的主题“，全球化与中国发展模式的结构性风险”。在这个分析框架里面，全球化是自变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风险是因变量。在很多的文献中，全球化被解释成生产要素，即结构性因素，比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以移民的方式的跨国流动；其中特别常用的是用国际贸易与GDP 之比的升降来测量全球化的趋势。全球国际贸易和全球GDP 总量之比在1913年曾达到一个高峰，接近14%，此后一路下降，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跌至谷底。后来开始回升，到90年代中期达到了大概15%.基于这样的动态变化，有些学者认为现阶段存在全球化趋势，证据是从40年代末的谷底往后看，经济的全球化的确是推进了。但另一派学者认为上一个高峰期的1913年就有了14%，现在也不过15%，全球化并不明显。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历史上的确出现了两次全球化的过程。第一次发生在1870年到1913年之间。1914年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金本位制垮台，一战爆发，全球化过程开始逆转。
全球化的逆转引发各国之间在争夺市场、原材料方面的竞争加剧，最后发展为二战。二战后，美英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了贸易关税总协定，正式确立了美国霸权下的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和贸易秩序，这样就使得第二次全球化的倾向又开始复苏。
在刚刚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题为《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起源》一书中，我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解释日本经济从战后的繁荣，到泡沫经济的崩溃，最终走向停滞的过程。我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商品、技术、资本、劳动力的跨国流动的结构性过程，我们也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制度性的过程。第一次全球化实际上是以英国霸权支持下建立的金本位为主的国际金融秩序，以及欧洲一系列国家之间关税协定形成的国际贸易秩序来支撑的。这两大制度促进了第一次全球化大潮的发展。然而制度是蕴含着内在矛盾的。制度的产生总是基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当历史环境由于结构性的变迁发生变化的时候，新环境就会对制度本身的运转提出挑战。任何一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里面都隐含着内在的矛盾。1914年金本位垮台，国家之间彼此就难以兑换货币了，汇率体制的变化对国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各国之间对市场和原材料的竞争使得原来的国际贸易体系开始崩溃。在20年代和30年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信奉“生命线理论”，正是在这个理论的支持下，各国纷纷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市场和原材料，最后导致了二战（高柏，2004）。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贸易关税总协定重建了国际金融和贸易秩序。
当时的世界霸权美国力图通过一个互减关税的多边贸易协定促进国际贸易，以便有利于美国产品的出口。但是在冷战和战后西欧生产被严重破坏的背景下，美国与其盟国实施了一种不对称的合作。它通过马歇尔计划扶植欧洲，通过道奇计划扶植日本，同时美国允许其盟国限制对美国产品的进口并鼓励它们向美国市场出口。美国希望通过扶植这些国家的经济来实现未来的产品输出。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固定汇率体系为基础，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调节。固定汇率给各国追求独立的金融和财政政策目标提供了一个保障。
在这个保障下，西方国家得以发展福利社会，也是在这个条件下，西方经历了20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但是1962年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发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矛盾。他指出该体系早晚要垮台。因为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国的盟国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与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它们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因而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如果美国以美元贬值为手段来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它很快就会被其他国家将自身货币进一步贬值的行为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预言除非各国找出其他途径来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布雷顿森林体制迟早会垮台。由于日本坚决反对日元升值，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同时使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由此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以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开始采用浮动汇率。
浮动汇率对企业和银行马上就有了直接的影响。原来固定汇率的情况下，一国的金融风险由中央银行承担，企业的资产多少不会随汇率发生急剧变化；而在浮动汇率的情况下，金融风险就由企业和私人来承担了。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跨国公司都有一种强烈愿望把自己的海外资产在不同的货币之间进行及时的自由兑换。其次，在浮动汇率的条件下，大银行有了牟利的空间，所以它们也积极推动西方各国政府实现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结果是，国际外汇贸易额和国际贸易额之比由70年代初的二比一发展到今天的一万多比一。金融资本已经完全从贸易中分割开来，成为一个可以独立运作攫取利润的领域。现行的国际金融体制伴随着极大的风险。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耳熟能详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和日本的泡沫经济，实际上还包括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拉美南部锥体地区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阿根廷、巴西和俄国出现的金融危机（高柏，2004）。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导致了世界政治经济中两个结构性的过程。第一个是资本主义经济从贸易和生产的扩张向金融和财政的扩张的转换。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吉瓦尼·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提出，每个霸权的建立总要确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他提到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至少出现了三个霸权时期，即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时期，每个时期的霸权都支撑起一个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导致了生产和贸易的扩张。随着生产和贸易的扩张，资本就开始积累，然后各国之间对资本的争夺总是导致金融和财政的扩张。只要有金融和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Arrighi，1994；Arrighi &Silver，1999）。阿瑞吉关注的是资本主义总体系的世界性的危机，我把这个理论推导到了70年代以后。当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以后，由私人企业和大银行推动产生的金融自由化使得各发达国家进入了金融和财政的扩张阶段。财政的扩张在欧洲福利国家导致的危机从70年代以来十分明显。金融的扩张表现在货币的贸易已经完全脱离国际贸易而变成一个独立的领域。阿瑞吉只是提出了一个长程的预测，他对金融扩张何时产生一个全球水平的危机并没有准确的认定。
对第二个结构性的转变的认定可以借鉴卡尔·博兰尼在《巨变》一书中提出来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受两个完全相反的力的作用，一个作用力是人们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一个作用力是人们保护社会的努力。而19世纪末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中，各国纷纷释放市场的力量。但是，释放出来的市场力量极具破坏性。到了1913年它摧毁了整个国际经济秩序，并使全球化的过程出现逆转。在以后的30年间，工业化国家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回应：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第二种是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第三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Polanyi ，1944）。这是三种人类社会对上一次全球化过程的逆转做出的制度性选择，而这三种选择都是由保护社会的努力催生出来的。我把这个理论推导到20世纪的后半期，从2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各国都是以保护社会的力量占主导的时期，而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后，它们开始转向释放市场力量。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世界经济形势有两个大前提：第一，我们处于资本主义长程运动中的金融和财政扩张的阶段；第二，我们处于资本主义长程运动中释放市场力量的阶段。
全球化的过程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在此我想强调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同时代性。也就是说，世界经济结构的历史性变动将直接作用于中国。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的，这比西方文献通常认为的187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浪潮还早30来年。19世纪以来大清帝国面临的种种危机实际上是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国家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进行国际贸易，由此引起的抵抗以及镇压的过程。20世纪初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与1913年全球化浪潮的逆转是密不可分的。当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垮台后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与争夺，这是导致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我们在20世纪面临的民族危机实际上是在第一次全球化大潮逆转的条件下，在市场严重缩小的情况下，列强之间为争夺利益，对当时不发达国家的冲击的结果。到后来，中国作出了与苏联同样的选择，即社会主义道路。建国以后，尽管我们跟世界经济分隔了20多年，但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上，中国与世界历史仍然是具有同时代性的。到了70年代初，全球化进入第二个阶段，从生产贸易的扩张进入金融财政扩张的阶段。资本可以跨国界自由流动，同时各国从强调保护社会进入释放市场力量。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70年代末开始的，开放以及吸引外资正契合当时金融扩张的国际经济形势；改革要求由原来的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这同样与世界经济的结构化转变相照应。所以，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和世界历史完全是同时代性的。
正因为这种同时代性，如果全球化发生逆转，中国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为了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风险，我们应该先讨论一下什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与日本和韩国所代表的东亚发展模式相比，中国在大力促进出口方面别无二致，但是鼓励出口的机制方面却与东亚模式完全不同。所谓的东亚模式是对本国幼稚产业实行严格的保护政策，依靠政府的产业政策在国内市场实行寡占竞争，力图使本国企业在本国市场内培养出竞争力后走向国际市场。这种国际竞争力以民族品牌和自主开发为特征。与东亚模式恰好相反，中国鼓励的出口是基于通过生产要素，尤其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来参加全球生产分工。在每年的进口中，80%是生产资料的进口，而不是消费品。也就是说中国进口的绝大多数实际上是原材料和人家生产的半成品，然后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来进行组装后再出口。以这种方式参与国际分工的好处是见效快，即单纯引进外来技术和品牌并不需要艰苦的自主开发和学习。然而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即没有独立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主要利润被跨国公司攫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基础，以大力发展外贸，尤其是大进大出的进出口为主要手段来参加全球生产链的分工，形成一种世界工厂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它能迅速地刺激中国的出口，中国的出口在加入了WTO以后每年的增长都在30%以上。出口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所以过去25年中国的平均GDP 的增长率高于8%.
与此同时，这种模式存在着日益增长的风险。①「关于以下四种中国发展模式面临的风险的讨论，请参阅高柏，2004：中文版序言。」第一，据2003年的统计，中国的GDP 近10%是依赖美国市场。过分依赖美国市场的结果是，如果美国经济有所波动，或者中美关系出现大的变动，中国的出口将受到沉重打击。
美国经济由于美元而出现大幅度波动的可能性极大。在失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情况下，大部分国家仍然以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的结算单位以及外汇储备的关键货币，有人把它称为美元本位制。美元本位制与原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金本位制有什么区别呢？后二者与黄金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现在美元同任何东西都没有对应关系，它后面既没有黄金的支撑，也没有美国国内的储蓄支撑（Duncan，2003）。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赚取了大量贸易顺差，为了避免引起通货膨胀，这些贸易顺差不可能全部用于国内投资，所以中国购买了大量美元债券。过去美元债券可以兑换成黄金，而现在如果出现金融问题，中国积累的美元资产很可能化为乌有。贸易依赖和美元依赖构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风险。同时，这种风险还可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据美国官方统计，2003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1240亿美元，去年据预测是1500亿美元。这样就在美国政府中产生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危机意识，很多人认为中国正在抢走美国人的工作。去年以来，美国官方一直在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甚至开放汇率。
第二方面的风险在于：中国建立世界工厂的模式需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2003年中国消耗了全世界接近40%的钢铁和水泥。这就使很多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突然觉得中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这从去年日本和俄国在石油问题上与中国的种种博弈可以看得很清楚。国际政治由所谓的现实主义理论指导，即一方的强大意味着另一方的受损。这样，国际上对中国的压力，特别是要求实现人民币升值和汇率体系变化的政治压力肯定是越来越大。
第三个风险在于中国GDP 对国际贸易的依存率。2002年这个依存率为49%，到了2003年是6212%，到了2004年预测是72%.也就是说，中国GDP 的70%以上与外贸有关。这一方面反映我们的经济高度开放，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国际市场波动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的可能。
以上三点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的一种动力。就是说，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特别是崛起的特殊模式，使国际社会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压力，这种压力的表现就是要求人民币升值，要求开放资本帐户。据预测，等在门口的是一万亿美元的对冲基金，人民币一旦升值就会一拥而上。
在国际政治经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中国面临的是怎样的局面，又应该如何应对？我想联系日本的历史经验来讨论这一问题。我过去的研究发现日本企业治理的特点是强于协调弱于监控。我对日本的研究证明，在固定汇率和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日本这样一种强于协调弱于监控的企业治理模式可以把所有能得到的资金引向生产领域，又由于当时日本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贸易关税总协定支撑下经历了20年的黄金时期，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使得它的过剩生产能力可以被很快吸收。但是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普遍进入缓慢增长阶段。在浮动汇率和金融自由化导致的资本跨国界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这种强于协调弱于监控的企业治理模式存在着制造泡沫经济的极大危险。理解日本的经济泡沫除了金融的角度，还要考虑财政的问题。国际金融秩序和政府互动遵循蒙代尔—弗雷明的三维悖论。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一国国际经济政策有三个不同的目标，第一是稳定汇率；第二是维持货币的自由兑换；第三是通过国内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实现国内的政策的目标。蒙代尔—弗雷明的三维悖论证明一国在最理想的条件下只能实现三个目标中的两个，永远不可能同时实现三个。而日本经济泡沫就是由于三维悖论的作用操作失当。1985年，日本迫于美国等的压力，签订了广场协定。广场协议是力图依靠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进行直接操作，来实现美元贬值。其结果是日元的升值以及由此导致的日本经济在1985年底的萧条。为了从通货紧缩中走出来，日本政府在积极的金融政策的基础上又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最后导致了泡沫经济以及泡沫破裂之后的长期萧条。
四
下面，让我们再来回顾和分析一下中国经济过热的历史和国际政
治经济背景。朱基总理为了调控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的经济过热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实现了当时所谓的成功的软着陆。但是他任期内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却使得中国消费者对于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这三项改革一起上马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老百姓不敢消费了，这就导致了通货紧缩。假日经济、开发西部，到后来申办奥运、世界博览会等等举措都是为了制造经济中的有效需求。去年3月，国内经济学家就经济是否过热而广泛辩论。当时我在国家图书馆的一次讲演中提出中国经济过热的来源是美元汇率的下跌。从两年前开始，布什政府为了大选一直实行一个让美元走软的政策，以刺激美国的出口和增加国内的就业机会，所以在2003年一年，美元对欧元和日元分别下降了17%和14%.中国人民币紧盯美元，美元贬值实际上人民币也跟着贬。这样就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中国产品在美国以外的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变得更便宜了，这导致中国的出口大幅度上升；第二，布什政府执行的减税政策提高了美国的消费能力。这样两种作用加在一块，2003年中国的外贸增长了3911%，与前一年相比多出了19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按中国现在的外汇管理政策，这些出口企业要把这些美元换成人民币，也就是说有15000亿人民币突然被注入到中国的银行系统。突然多出这么多资金，银行积极借贷，企业纷纷上项目。这就是我对前年以来的中国经济过热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的理论推导。
中国经济在制度安排上与日本相比虽然有明显区别，比如日本有企业集团，中国有国营体制，但是企业治理的特征就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都是强于协调弱于监控。如果人民币一旦升值，中国面临的局面和结果也可能与日本十分相似。去年的经济过热证明，在资本帐户没有放开的情况下中国已经出现经济泡沫。如果人民币真的升值了，资本帐户开放了，那么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反映是什么？这必然要涉及国内社会动荡的风险。中国比较优势的基础是廉价劳动力。维持劳动力的廉价与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紧密联系。不平等现象如果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经济环境下，即每年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的条件下，不至于导致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但是如果政府政策操作失当，就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其社会和政治后果不堪设想。早在2002年底我与商务出版社的编辑商谈我关于日本泡沫经济的专著中译本时，我指出这本书对中国的意义到了2008年或2010年前后就会体现出来。因为那时候有奥运会和世界博览会这两个重大事件，我认为届时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的基本的结构性条件在中国就齐全了。
没有想到局势发展得这么快。几个月后国际上就出现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
当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正面临着出现较大变化的可能。美国《外交季刊》2004年9、10月号上有一篇关于美元危机的文章（Peterson，2004），作者是华盛顿的一个主要智囊团美国经济研究所的董事会主席，过去当过美国总统经济咨询委员会主席。他为了写这篇文章采访了大量的华尔街人士，包括美国前财长鲁宾、前联储会主席沃克尔，以及一系列金融巨头。这些经济界人士一致认为，在美国现在经常帐户赤字和财政赤字的条件下，目前的美元汇率绝对挺不过5年以上，肯定会有大的调整。这两年美元已经跌了20%以上，这远远不够。在现行的美元本位制的体系下，各国以美元作为主要的外汇储备的货币形式和贸易的中介货币，如果美元发生大幅度贬值，那就意味着美国市场会发生严重的紧缩，考虑到中国现在对美国市场10%的GDP 依存率，70%以上的贸易GDP 依存率的情况，我们可以想象当美元危机发生后中国面临的局面。
当下的国际贸易秩序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被认为是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的鼻祖的经济学家萨缪尔逊于去年6月发表了一篇有爆炸性影响的文章（Samuelson ，2004）。他认为由于中国的发展，自大卫·李嘉图以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恐怕要重写。李嘉图以来的国际贸易理论以比较优势的概念为基础，以倡导自由贸易为主旨。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发展对这个理论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按照它的逻辑，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然而萨缪尔逊指出，现在中国和印度不仅仅拥有廉价劳动力，而且他们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也非常快。《商业周刊》去年12月份的一篇专题报告“中国价格”中一句简单的概括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当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与高科技相结合，美国就要出大问题（Engardio &Roberts，2004）。听到这种说法，很多人会说，按照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全球生产链的分工，集中在对来料和进口零部件的加工组装部分，中国的利润获得与高附加值生产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即使这样中国经济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仍然表现在就业机会的转移上。这次美国经济的复苏是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各种宏观经济指标都好，惟独就业率不好的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生产链的分工导致的国际竞争发生深刻结构性变化有直接关系。原来是以一个完全的产品为单位来进行分工的竞争，现在已经变成了以价值链的某个环节来进行分工和竞争。然而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由参与劳动密集型部分开始，迅速地进行产业升级换代，把所谓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劳动力密集的制造部分也拿过来。中国和印度的发展趋势使得发达国家无论是在就业还是在工资这两个方面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近来中国一直在研究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我认为中国的崛起能不能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能不能认识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中已经发生的极为深刻的变化。中国经济的问题现在已经变成了世界经济的问题，我们已经无法脱离世界经济去理解中国经济。我们必须从这个高度来认识现实和制定政策，处处为中国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这要求学术界走出代表企业利益甚至代表地方政府利益的层面，着眼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出谋划策。中国的世界工厂模式走到今天，如果再不控制本身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就会在外部给中国经济的国际环境制造出很多不利于中国经济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因素。例如温州皮鞋在西班牙被焚烧的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温州商人体现出来的中国纯粹以效率为基本点来竞争的这种不计代价的竞争方式对西班牙人的生活方式都形成了威胁。①「据海外中文媒体报道，西班牙人对温州鞋商的一个主要不满是西班牙人每天要睡很长的午觉，而温州商人在此期间仍然工作，因此温州鞋商更有效率。」如前所述，代表释放市场力量的资本主义长程运动产生的社会张力和政治紧张，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以爆炸性的形式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爆发出来；而适应一种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制度在环境变化的条件下将会产生无法适应的风险。面对这种风险，去年以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极有必要。这在去年的铁本事件上看得很清楚。当时国内有人批评不能再对经济进行行政干预，否则对建立市场经济是不利的，是一个倒退。但是就现在中国面临的挑战而言，行政干预的负面作用是第二位的。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果没有有效和及时的干预，中国经济整体将承受极大的风险。在未来几年里，中国有几个支撑经济发展的热点，如奥运经济、世博会经济，再加上现在的开发西部和振兴东北。如果在这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制度有所松动，国际金融市场很有可能给中国经济吹出一个大的经济泡沫。只要有泡沫经济，早晚肯定是要破灭的。这将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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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来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