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离开了莫斯科，准点抵达列宁格勒。车厢座位周围，我们并未见到任何明显像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的人。去列宁格勒的路上没有供应食物；回来时提供了三明治，价格和往常一样高得惊人。倒是来回路上警卫茶壶里的茶水源源不断，让我们喝了个够。大家相互之间彬彬有礼，很守规矩。没有喝得醉醺醺的苏维埃军官前来搭讪。
列宁格勒市中心几乎完全看不出遭到破坏的痕迹，众人关注的公共建筑的恢复和修缮工作已基本完成；一座座建筑在清冽的寒风中傲然挺立，显得壮丽辉煌。公共塑像和纪念碑又重新耸立在人们面前，隐士庐博物馆已经开放（除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展室之外），听说正在布置德国展室，很快就要对外开放，显然大部分藏品是从德累斯顿和柏林运来的油画。有人对德累斯顿的油画全部被莫斯科扣留表示忌妒，但这似乎是必然的结果。
街上的人流外表上比莫斯科人更寒酸、更潦倒、更瘦弱。毫无疑问，这主要是近三年的封锁和围困带来的后遗症，它充塞着人们的记忆，大家谈之色变。也有可能是因为列宁格勒这里见不到几个农民，举目望去，尽是些疲惫潦倒、无精打采的旧时代知识分子，或者是那些人让人产生这个印象。他们身上破旧的衣衫在刺骨的风雪中飘动着，比起穿在外表粗犷、生活条件优越一些的莫斯科市民身上，显得更加褴褛凄惨。这里的街道比莫斯科更加空旷清静，涅夫斯基（主干道）除外，它有时会像莫斯科的猎人之路大街一样热闹非凡。无轨电车密密麻麻，水泄不通，这一点在苏维埃共和国随处可见。至于有轨电车，外表十分可笑，好似一只残疾的巨大黄蜂慢慢爬行，身上挤满藤壶似的人类，其中一些被上下车的人流挤得几乎要倒下去，一边高声诅咒，骂骂咧咧，一边努力挣扎着，重新站稳脚跟，不知什么时候又会被挤倒。因此，有轨电车简直就是令人恐怖的死亡陷阱，我个人深有体会。即便在凌晨4：30 和清晨7：30，车上也是座无虚席。
据说多数乘车人都是从列宁格勒附近地区每天进城来的，还有就是因为住房问题。虽说不像莫斯科那么尖锐，却也十分严重。不过再怎么说，这里的房子，至少是我采访的那些作家的住房比他们莫斯科的同行的住所要气派得多，也空荡得多。气派是因为总体而言，列宁格勒属于建设得比较好的城市，不像莫斯科那么小家子气；空荡则是因为听人说很多家具—其中一些非常古老华丽，在封锁期间都被当作燃料烧掉了，要想早日替换也不太可能。至今在列宁格勒，燃料明显还是非常短缺，就连阿斯托利亚酒店也存在供暖不足的问题，至于隐士庐之类的公共博物馆和美术馆就更不用提了。特里普小姐发现，在一个科研所的图书馆里，根本就没有供应暖气，现有的一点热气来自两个小房间里临时凑合的小炉子，是图书馆员每天早上起来自己生的火。根据特里普小姐的所见所闻，这里的个人如果想得到生炉子用的木头，必须用面包配额交换，或是用其他能够在市场上出售的东西。比起莫斯科，这里的物价低得多（尽管传言恰恰相反），从信托商店出售的地毯和大钢琴，以及二手书籍（大约是莫斯科价格的三分之一），到瓦西列夫斯基岛市场里的胡萝卜和葵花籽都是如此。
至于列宁格勒周边地区，听说沙皇村（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多数导游称它为“普希金镇”）和彼得宫都还是一片废墟，加特契纳也仍是一座空城。通往巴甫洛夫斯克的道路遭受了极大破坏，看来去那里很难。至少我个人前往那里的提议很不现实：“火车几乎不行，路途又远”，虽说与沙皇村相距仅有几英里。女诗人薇拉·英培尔后来说，巴甫洛夫斯克的皇宫目前正在抓紧修复，新年前会完工。至于我提出的参观奥拉宁巴姆的建议就更少人附和了，我只好作罢。
尽管国际旅行社的女导游对演出质量颇有微辞，我还是到马林斯基剧院观看了《伊凡·苏萨宁》。剧院内部已经恢复了传统的蓝色和金黄色调。演员的歌唱和表演都十分蹩脚，比莫斯科大剧院的更糟。乐队还将曲目称为“为沙皇献身”，坐在我身旁的红军官员对此好一番讽刺挖苦。但是，列宁格勒的芭蕾舞表演却十分精彩。我同特里普小姐一起去看了《睡美人》，还有与特里普小姐和伦道夫·丘吉尔一起去看了《加雅涅》，《加雅涅》由亚美尼亚著名作曲家阿拉姆·哈恰图良创作，两部剧都远远好过一般的莫斯科演出，尤其是《加雅涅》，虽然内容只是非常普通的正统“苏联集体农场年青人”的道德剧，却因为穿插了高加索和里海的民族舞蹈而变得充满生机。舞蹈家们个个精神饱满，舞技非凡。这与俄罗斯现如今舞台上十分常见、就连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剧也不能幸免的死气沉沉的华丽景象和固定机械的熟练舞步恰成鲜明对比。也难怪现在列宁格勒会将这点专门提出来，认为自己的艺术活动成就辉煌。
列宁格勒弥漫着一种自尊心受伤的情绪。这座冷俊堂皇的城市曾经是古老的国都，心高气傲，目空一切，如今却被莫斯科的机会主义暴发户们视为过时落伍，只能用毫不客气却底气不足的不屑态度予以回应。比起莫斯科，这里的人看上去生活更加贫穷，更加缺少关怀。作家们给人的印象是，生活都不太富裕，外表和整个语气比起他们的莫斯科同行显得沉重得多，也更儒雅、消沉得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就政治上而言，这里的生活似乎要轻松得多。至少我能肯定，在列宁格勒没有人跟踪我，与苏维埃市民的交流沟通也不像在莫斯科那么艰难。在允许我与作家们见面交谈的三个漫长的夜晚里，偶尔也有两人之间的面对面私下交谈，其中有位最最胆小的人告诉我说，他在莫斯科必须小心翼翼不与外国人接触，要特别谨慎，而在其他地方则没有必要，比如在列宁格勒。我能与这些作家见面，主要是通过涅夫斯基作家书店经理的帮助，此人成熟老练，值得在这里提上几句。
根纳季·莫伊谢耶维奇·拉克林个子不高，身材瘦小，是一位个性快活、略微秃顶的红头发犹太人。他喜欢说话，精明机灵，和蔼可亲，极其热情。此人也许是苏维埃共和国里消息最为灵通、拥有读者最多、最有魄力的图书发行商。虽然像其他国有书店的经理一样，他并没有从图书销售中获得法定的佣金，用他的说法是，完全靠国家给的工资生活，但他推销图书的兴趣和热情至少和西方国家的任何书商一样迫切。身为列宁格勒两家影响最大的书店的经理，他是城里图书价格的官方独裁者，定价多少由他说了算。他还有办法在很短时间内从别的书店把书调来，因此能够比我所知道的别家书商更好地服务顾客。19 世纪的一些著名书商往往既是出版商，又是发行商，同时还是文学艺术的赞助人，受到这些前辈的影响，他的内心一直隐隐怀着带有几分浪漫色彩的文学志向—他自己的书店就建在著名的斯米尔金书店的旧址上，还把书店的一个房间改造成为作家们和受欢迎的来访者聚会的场所。我和特里普小姐荣幸地被邀请经常光临这间书屋。在这里，我不仅能够在舒适的环境下选购书籍，这在莫斯科绝对享受 不到，而且还结识了好几位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像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奥尔洛夫、杜丁等。每次我去那里，房间里总有三四个人在，艺术家、学者或作家佯装在书架上找书，但很少见他们拿书离开，与其说他们是来买书，倒不如说他们在寒冷的冬日到这间温暖的书屋来会见朋友的心情更加迫切。在这个小小的沙龙里，谈话轻松自由，话题涉及文学、学术甚至政治。也是通过一个在这里认识的人，我得以登门拜访一位文学界名流 ，在她家，还见到了列宁格勒知识界的其他人士。拉克林本人也积极参与这些交谈，不过显然他的顾客们并没有把他当作知识界同行来看待，而是将他视为一个特别能干的文学总管（他确实是这样一个角色），完全值得大家去巴结讨好。他的作用就好比列宁格勒的费加罗，机敏智慧，无所不能，从购买剧院入场券、安排讲座、举办每月一次的文学晚餐，到通报情况、传播小道消息，全方位地提供各种无微不至的服务。这些都给生活增加了情趣，使之变得惬意和容易忍受。
拉克林曾经以感激愉快的口气提起，他在莫斯科时经常受到劳伦斯先生和瑞韦先生的盛情款待，看起来他很愿意同英国使馆人员继续保持这种联系。他还不无自豪地谈起，1942 年以来向英国和美国官员和新闻记者成功地推销了多少本书。对此话题他确实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社交敏感，在洋洋得意的同时，也痛恨地提起一位英国新闻记者，说此人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对他进行了贬毁，他认为这么做极其无礼，缺乏公正。他说计划在莫斯科开一家有五个图书室的书店，其中一间专门提供给外国艺术家，这样他们就可以到书店来，每个图书室都走走看看，或许会遇见一些杰出的莫斯科人，彼此间志趣相投。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促进外国人和莫斯科居民交往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的确，对莫斯科与外国人的隔离程度缺乏认识的状况，在与我交谈的大多数列宁格勒作家中也同样存在。
伦道夫·丘吉尔提出希望去看看“苏联人家里面的情况”，这个愿望在莫斯科没有实现，所以我就去请求拉克林先生—他正好感冒躺在床上，问他是否介意让丘吉尔先生采访一下，谈谈被围困期间的经历，他很感兴趣。拉克林似乎很赞同这个建议，于是我和丘吉尔先生在11 月16 日下午3点左右前去拜访他。拉克林躺在床上，但谈起自己和封锁期间的经历时，眉飞色舞，话语中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兴奋。对丘吉尔先生问的所有问题，都显得胸有成竹，应答如流。之后，他太太招待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伏特加酒，还有鱼和鸡肉。他住的公寓远离涅夫斯基大街，有三间屋子，房子不大而且光线很差，但装修得还蛮舒适，大致像伦敦市中心克拉肯韦尔或伊斯灵顿公寓的样子，只不过房间里空荡得多，就放了些俄罗斯常见的19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笨重的德国家具，没有任何小古玩之类的装饰性摆设。拉克林谈到列宁格勒被封锁期间，百姓仅靠125 克面包的最高定额度日，没有任何其他食品；谈到当时因为很多家庭有人死亡和被疏散，他收购了大量书籍，但来买书的顾客往往因为吃不饱，没有力气扛走大部头的著作，只能挑选一些薄书，要么就是小说或史书中掉落的章节，沿着冰冻的道路，分散着提回去。他还谈到当时埋葬死人如何困难等一些恐怖细节，并且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木工糨糊的味道，因为当时他曾经用冷水把它稀释后当汤喝。
尽管传到莫斯科的消息是，民众一致认为列宁格勒的救星是波普可夫 ，而不是日丹诺夫 ，拉克林向我们证实，多数观点还是认为比起其他人来，日丹诺夫在鼓舞民众士气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他说，要不是日丹诺夫派出的护送队帮助民众穿过冰冻的拉多加湖，他拉克林老母亲的性命肯定早就没了，可她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那段时期，老人和孩子成百上千地死去，人们个个都向我们证实，单是死于饥饿的人就大约有20 万到30 万。 在光顾拉克林书店的顾客当中，有几位是他引以为豪的，像莫洛托夫、贝利亚（苏联秘密警察的头目）、最高主教阿列克谢 ，以及列宁格勒的拉比。这位拉比说他本人就经常参加列宁格勒中央犹太会堂举行的各种仪式。通常那里人都很多，那年还从乌克兰的敖德萨请来了一位特别好的唱诗班“领唱者”。拉比还说希望有一天有机会被邀请到英国，去看看“真正”的书店是如何经营的。最后，他送了一本有关列宁格勒的书给丘吉尔先生本人，又送了一本1912 年出版、纪念拿破仑1812 年撤退的书给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因为他儿子之前说过，丘吉尔是拿破仑相关纪念品的狂热收藏者。
拉克林有关围困时期的令人痛心的讲述得到了其他人的有力证实。批评家奥尔洛夫告诉我，那个时期出生的孩子几乎无一幸存下来。他自己能够活下来，是因为享受到了专门发给知识分子的特别定量供应，比如他和拉克林，他们在配给方案中被列为“二级作家”（“一级”和“一流”作家相对比较富裕）。真正靠专用飞机越过德国封锁线疏散到莫斯科，后来又送到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仅有短篇小说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是斯大林直接下的命令。两人起初都不愿离开，但最终还是向权势低了头。据他们和奥尔洛夫说，大多数朋友都在围困时期死去了，因为他们只是无足轻重的普通市民，缺少了性命攸关的食物和燃料，几乎就等于被判了死刑。其中一人甚至说，在他个人看来，列宁格勒现在就是一个墓地。有人告诉特里普小姐，经历过大封锁的人常常会因为营养不良发生间歇性眩晕，整体健康状况大幅下降，除非增加营养，否则在接下去几年里死亡率肯定会上升，但增加营养看来完全没有可能。
所有与我交谈的作家都渴望得到英国原版书籍，说通过沃克斯特别难买到，因为这个机构效率低下，办事障碍重重。他们还暗示了弄到书的种种办法。我们详尽地讨论了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四个作家中我与三位进行了深谈，谈到了普利斯特利先生最近的俄罗斯之行及他在作家俱乐部的演讲。他们坚持说，普利斯特利先生称不上是一位作家，尽管他有娴熟高超的写作技巧。他们觉得难以相信他在英国真的会被公认为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继承了文学巨匠狄更斯的衣钵，虽然他自己说这是人们对他的评价。他们觉得他本人倒是很亲切友善，可是很奇怪，在为莫斯科《文学报》撰写的文章中，谈到英国文学的现状时，他怎么会把他同时代的人全都指摘了个遍，赞扬的极少，整篇文章从头到尾都在传达一个信息，即这些人的后期作品无一例外都在倒退，而开始时有些还表现出很有希望的势头。其中一位最后甚至直截了当地质问，英王陛下的政府为什么会选择普利斯特利先生作为代表英国的文学大使，作为剧作家，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他的成就都没有那么重要（他的小说也不是那么广为人知）。我力图解释普利斯特利先生的俄罗斯之行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安排的，而不是英王陛下的政府的决定，但无论是在列宁格勒还是莫斯科，人们均对此表示怀疑。在莫斯科，普利斯特利先生对英国社会秩序的抨击似乎并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反倒是和以上极其类似的评论时有耳闻，尤其是在知名作家中间。
关于俄罗斯的生活条件以及我与列宁格勒作家们的通信往来问题，我和他们之间有过一两次开诚布公的交谈。他们告诉我，没听说有什么四十岁以下特别有才华的俄罗斯作家，虽然他们中有许多人对文学满腔热情、全力以赴，十分刻苦勤奋。目前的“路线”是关注苏联的边远地区，诸如西伯利亚或塔吉克斯坦。让年轻人尽早接受教育，提高公民意识，是抚育即将出现、更加优秀的新一代有才华作家的必要之举。虽然这么做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见效，但至少目前整个宣传导向是鼓励作家们进行相关创作，于是出现了一大批假冒的古体抒情诗、伪民谣、伪史诗、公文体诗词等。这些粗制滥造之作把那些原始纯朴或带有中古之风的民族本来独有的东西和原创性都排挤掉了。尽管如此，他们自豪地向我宣称，真是万幸，列宁格勒的文学刊物并没有被这个梦魔纠缠，不像莫斯科的文学周报，里面充斥着上述内容，不过他们破例地特别青睐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文学，那里面不乏真正的天才作品。就他们自身而言，不论“在莫斯科”流行什么样的时尚，走什么样的路线，他们都不会为拥有普希金和勃洛克、波德莱尔和凡尔哈伦的文学传统感到羞愧，也不会拿他们去交换任何乌兹别克斯坦或阿塞拜疆的诗歌宝藏。
他们谈到按照战前所了解的“欧洲”标准教育孩子的种种困难。不过听他们说，尽管困难重重，比起莫斯科还是要好多了，因为这里在国立学校以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数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这里的孩子也因此受到更多文明气氛的熏陶，不至于变成标准化的技术专家—包括在文学领域，否则他们必将面临这种危险。这里人经常谈论“人道主义价值”，以及与“美国风气”和“蒙昧野蛮”等当今公认的主要危险相对的大众文化。的确，从我个人与一位刚从柏林回来、父亲多年前遭到清洗的年轻苏联红军战士的几次会面经历来看，我敢说他至少是一位有教养的人，博学多才，思想独立，甚至有点过于讲究，几乎到了知识分子式的怪癖地步。牛津和剑桥的本科生中就有一些类似的高智商知识分子，备受同学敬仰。不过我想他这种情况是个例外，或许列宁格勒相比苏联的其他地方确实有所不同。 种种迹象表明，刚才说到的年轻人读过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原著（虽然他一直待在苏联）。我相信这是事实，同时也不可能仅从一个惊人案例便推而广之，妄下结论。
我小心翼翼地与新结识的作家们接触，尽量遵守他们必须遵守的政治分寸，避免卷入麻烦。他们说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区别依然划分得十分清楚。在党的主要好处是能够享受到较好的物质条件，因为国家出版公司和文学期刊通常都会向可以信赖的党员大量约稿，不利之处则在必须尽职尽责，绞尽脑汁完成大量毫无生气的政府宣传文字，而且经常得写，要求的篇幅又长得吓人（人们说这些话时，语气轻缓，闪烁其辞，但想要表达的意思却十分清楚，不会有错）。当我问起他们对诸如作家协会主席、诗人吉洪诺夫这样忠诚的共产党员有何看法时，他们的回答是：他是“老板”，不好随便议论。我得到的总体印象是，对苏联作家作品的实际质量，很少人抱有真正的幻想。这方面的口头评价相当开诚布公，但难以见诸出版文字。因此，打个比方，每个人似乎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是位天才诗人，而西蒙诺夫则是一位巧言善辩的新闻记者，仅此而已。
我了解到，这里作家外出的可能性相当有限。比如，没有作家联盟主席或者党委书记的正式邀请，作家们不可自行前往莫斯科。当然有时可以通过间接方式获得，但这么做既丢面子，同时也困难重重，根本无法经常为之。作家们迫切地想了解外国作家的情况，特别是理查德·奥尔丁顿和约翰·多斯·帕索斯。严肃英语作家中，海明威是读者面最广的一位，而在英国作家中，则要数克罗宁博士 ，尽管品位高雅之士着实认为他的确是比一般人优秀得多，却是个多少带点商业气味的作家。对英语文学的认可明显取决于被接受的翻译作品，还有小部分取决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允许为普通读者提供哪些外语作品。其结果有时便显得十分怪异荒唐。例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和E.M.福斯特的名字（在普利斯特利的文章中提到）没有人知道，但梅逊、格林伍德和奥尔德里奇却无人不晓。外国图书要从莫斯科获得，但即便在那里也很难买到。如果能想到什么办法提供英语国家充满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他们将感激不尽。安娜·阿赫玛托娃尤其感到高兴，因为《都柏林评论》发表了一篇评论她诗文的文章，而且一篇有关其作品的博士论文已被博洛尼亚大学接受通过。两位作者都与她建立了通信联系。
列宁格勒作家中声名显赫的那些均享有豪华住所，居住在舍列梅捷夫家族古老的喷泉屋内。这是一座荷兰风格的建筑，位于丰坦卡河畔，普希金经常光顾此地—实际上，他最著名的肖像就是在这座大宅的晨室里完成的。这座18 世纪末建筑的前门是精美的铁栅栏，一个个大门环绕一座很大的四方院子，院子里树木茂密。沿着门内狭窄的楼梯拾级而上，就是一间间建造精美的住房，屋顶很高，光线充足。但是食物和燃料的问题依然突出，因此，我在那里见到的作家并不能说有什么真正的享受，他们的生活的确还需要为柴米油盐操心。我不无伤感地心想，他们希望列宁格勒早日发展成为与外界沟通的海港，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外国人士或许也会因此到这座城市来，使他们能够与世界接触。对与外界隔离这点，他们似乎特别有感受。他们告诉我说，我本人在此进行的访问，虽然是通过一位书店的熟人安排的，颇为公开，却是自1917 年以来第一次有外国人来访，毫不夸张，而且我有一种印象，最好不要把此事四处张扬。和我交谈的作家们说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俄文版的《英国盟友报》，那里面所有提到俄罗斯文学成就的内容，诸如书评等等，都得到他们的极端青睐。
在列宁格勒，我没有发现丝毫仇外的迹象，而在莫斯科却能明显感觉出来，就连一些最开明的知识分子心里也存有这种情绪，更不要说政府官员之类的人了。列宁格勒一直将自己视为睁眼看西方的知识与艺术生活的家园，从某种程度来说至今依然如此。不论是文学刊物的作家，还是剧院里的演员，或者是我去买书的那七八家书店的职员们，包括电车和公共汽车上的旅客，比起生活安逸、却显得有点粗野和少教养的莫斯科同胞，这些人似乎在礼貌和受教育程度上都略胜一筹。如果这种感觉正确，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所撒下的任何种子，都会比在苏联的任何其他地方更好地生根发芽。至于说一些考虑是否实际，比如是否有可能在列宁格勒建立一个英国领事馆？这不用说是另外一个实际问题，但无论如何，这里和外界的交往肯定会像目前表现出来的一样相对比较容易和随意。目前流通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恰恰是因为这里没有外国机构和国家的常驻代表，从而使监控进入阿斯托利亚酒店旋转门的住客的工作变得轻而易举，那个门一次只能容一人出入，可谓插翅难逃（很奇怪，感觉倒蛮舒服）。当局也因此可以少操一些心。
本文摘自译林出版社2012年8月版的《以赛亚·伯林书信集》第706页—第7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