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多被视为推荐书目的先导，其实它只是一种衍生物，它将“朱子读书法”落到实处，并使之形成条理清晰的规章和程式。此种读书次第和读书方法对后世，尤其是对清代以来的读书风气影响较大，清代书院学规章程中时能见其影迹；程氏《读书分年日程》的效仿之作也屡屡出现。对于一般读书人而言，《读书分年日程》是循序渐进的读书指南，更重要的是它成为读书人自我评判的准则，使读书人能自律自持，力求日有所得，而不至于荒废懈怠，从而有利于良好心性的养成。在《读书分年日程》的传衍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程朱理学的传承，而晚清《读书分年日程》效仿之作的出现，时有护持“统系”的用意。
作为读书指南的《读书分年日程》
《元史》程端礼传云：“庆元自宋季皆尊尚陆九渊氏之学，而朱熹氏学不行于庆元。端礼独从史蒙卿游，以传朱氏明体适用之指，学者及门甚众。”[1] (p. 4343)此语道出程端礼的学术渊源，而程端礼对朱子的推尊，在《读书分年日程》中更是表露无遗，此日程基本上是“朱子读书法”的一种具体精细的转化。《读书分年日程》前列“纲领”，即是朱子白鹿洞书院教条，又录朱子论读书语录及文集中的相关文字，更见程端礼编撰的旨意所在。
程端礼对朱子的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六条读书法则深信不疑，以为其学初虽不如他人，但能守朱子之法，“持心坚苦，积岁月以渐进”，[2] (p. 666)终有收获；而他在教书育人之中，对朱子读书法亦用心实践。程端礼将朱子读书法以学问的循序渐进为线索，将时间划分若干个大大小小的单元，用于一系列典籍的学习，从而使读书学习有一套严格的日程可以遵循，并可得到方法上的指导，这大致就是后来学校的课程表。《读书分年日程》所指定的读书范围是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而且与科举考试相辅相成(元科考明经一科，使经术、理学和举业三者合一)。日程强调的是读书先要固其根本，日程之编定与应用，乃是救当时学校教学之弊。推源溯流，大致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精意皆得自朱子。从整体立意来看，是探求为学之道的途径：欲穷理先须读书，而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于居敬而持志；在一些具体的步骤上，日程对朱子之说的细化，使“着实读书”真正落到实处。程端礼于日程中将士子所读之书和所习之业均有明细安排，而对每本书的读、温、背也皆有规定。这类琐细的程规，基本上是朱子读书法的衍化，但有时稍显繁琐刻板，无朱子之大气与灵活。
“呜呼，学者立志，然后见读经之效，朱子读法岂欺我哉！”[2] (p. 671)朱子读书法对程端礼而言，无疑是被奉为圭臬，而且也赋予他一种信心和力量，正因为如此，他有感于朱子“近日真少读书之叹”而设计出规模大节目丰富的读书日程来。《读书分年日程》在讲明读书的次第、读书的具体方法和读书时间的分配方面，十分具体。以读书时间的分配而言，限定读书日程是其核心。程端礼制定《读书分年日程》，参照朱子“宽着期限，紧着课程”之说，对平日读书进度有严格的规定，对生徒读书的字数篇数，如何温习，包括老师的相关责任都有条条框框督促约束。“每夙兴，即先自倍读册首书，至昨日所读书一遍。内一日看读，内一日倍读，生处误处，记号以待夜间补正遍数。”[3] (p. 2)而老师要以背读形式查检昨日所习之书，而当日讲读，如以讲六七百字或一千字为限，须多授一二十行，以备次日或因故不能授课，而生徒仍可自读。《读书分年日程》重视晚间温习，生徒单日之夜，须涵泳每一节十数次，以求其通，双日之夜读平日已读书一遍，背读一、二卷或三、四卷，随力所至，将起止以符号作记录，以待后夜续读；如读《大学》时，随双单日之夜，还要读看玩索几种性理书。坚持用此法读书，积以时日，则“前自八岁，约用六七年之功，则十五岁前，小学书四书诸经正文，可以尽毕，既每细段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又通倍大段，早倍温册首书，夜以序通倍温已读书，守此法，无不熟之理！”[3] (p. 9)到二十二岁之前，《通鉴》、韩文、《楚辞》读完之后，仍加温习，同时坚持每日早饭前循环背温玩索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诸经正文；然后以二三年之工专力学文。为确保读书能持之以恒，程端礼另刊印“日程空眼簿式”，其中分为“读经日程”、“读看史日程”、“读看文日程”、“读作举业日程”，日程中留有记录读书起止、读书日期的空格，它类似于后世的课程表，但读书作记录，又有课程表不能相比的约束性，这或许是《读书分年日程》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
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在清代已成为读书人进学的准则，如关槐辑《士林彝训》云：“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今取《孝经》《论语》诸书，以字计之，《孝经》一千九百三字，《论语》一万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万四千一百七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诗》三万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礼记》九万九千一十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止以中才为准，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或资钝，减中人之半，亦九年可毕，其余触类而长之，虽书卷浩繁，第能加日积之功，何患不至。”(欧阳文忠公语)此乃计日读书之法，又有分日读书之法，其引用唐翼修《读书作文谱》中语：“程子言科举之学兴，士人致功。宜将两月读经史，一月读文章。此言经史与文章，宜分月致功也。朱子又将经史分功，谓读经难，读史易，宜四十日读经，二十日读史。详观其法，皆取分日致功。岂非以精专则易为力欤。”[4] (p. 680)关槐辑诸家文字，除重视读书须立日程外，亦强调读书之次第，譬如读经史集及作文等，皆一一述之，虽未明示取法程端礼之作，然其立意皆从朱子读书法和《读书分年日程》中来。
查考数家目录，见于著录的《读书分年日程》至少有二十余种版本，其中清代刻本占绝大部分，清刻本中，又以同治五年以后刻本稍多，这似乎与同治中兴重振文教之举措相关。近有学者撰文指出，同治年间朝野理学人士活跃一时，仅就政教而言，他们正朝纲、端治本、倡正学，恢复和强化封建文化事业，譬如曾国藩有修复江南贡院、举行江南乡试、创办官书局之举。晚清理学的复兴不仅是一个学术现象，也是一个政治现象。[5]《读书分年日程》的核心是程朱理学，它直接关涉当时的官方教育，与理学的复兴有内在的联系。
清初有两位理学家对《读书分年日程》颇为看重，他们就是陆世仪和陆陇其。陆世仪有《思辨录》，后人又将此书精选为《思辨录辑要》，删落一些与程朱之学不同的言语。《思辨录辑要》分为小学、大学、立志、居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人道九类，“小学类”似是依照朱子或程端礼之说发挥而来，譬如讲到读四书五经时，就可稍见其脉络；在“格致类”中，陆世仪重点讲论读书之法，如指明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当终身诵读，水利、农政、天文、兵法诸书亦要一一寻究，但于子史百家，观其大意即可。为将此法具体化，他将生徒士子所读之书分为三节，自五岁至十五岁为“十年诵读”，自十五至二十五为“十年讲贯”，自二十五至三十五为“十年涉猎”，“使学有渐次，书分缓急，则庶几学者可由此而成功。”[6] (p. 40)每一节中指示读书范围和次第，间注明读法。以读史而言，陆世仪指出当以朱子《通鉴纲目》为主，参考《资治通鉴》再补充《通鉴纪事本末》，二十一史只供博其记览和备查，此种读史的主次，和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相似。
陆陇其专崇朱子，力诋王学，他刊行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意在尊崇正学，补明初所纂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之缺略疎漏，提倡程端礼针对切要书的“看读百遍，背读百遍”之法，又进一步指明《读书分年日程》非程氏之法，乃朱子之法；非朱子之法，乃孔孟以来教人读书之法。陆陇其又将刊刻《读书分年日程》分送师长友朋，查检其文集，有送房师赵耐孺三部、送赵鱼裳三部、送魏荔彤一部的记录。他还在书札中于此书之价值多加提醒。在《读书分年日程》的二十余种版本中，类似陆陇其的意图而刊刻的，当然不是少数。
《读书分年日程》嘉庆二十一年刻本是沈维鐈(嘉庆七年进士，沈曾植祖父)任湖北学政时刊刻，沈氏认为此书“为治举业者树之圭臬，趣向之正，节目之详，一以朱子为大宗，立言之绳准，即入圣之阶梯。”[7] 沈氏少受学于鸳湖书院，山长为段玉裁，而其“家近陆清献(陇其)之乡，承其余风，故纯乎朱子之学，”[8] 在《读书分年日程》外，沈氏又校刊罗整庵、祝人斋、汪双池、张杨园、陈确庵、陆世仪、方子春等理学著作多种。《读书分年日程》即以陆陇其康熙己巳刊本为底本，其中可看出其中治学的取向，而他在教人读书时，也多次发挥朱子读书之法，相关论点可见《风池书院课艺序》和《闽中校士录序》。沈氏又任福建、顺天、安徽学政，晚年主讲杭州敷文书院、松江敬业书院，朱子读书法和《读书分年日程》亦可能借此二途径推广。道光十四年，李兆洛有《乡塾读书法序》之作。《乡塾读书法》撰者姓未详，序中称其为泉南先生。泉南先生有感于当时乡塾读书之法未尽善，习俗之锢人，于是“取程氏端礼《读书分年日程》，檃括义类，兼采昔贤养蒙训学之遗言，附之题曰《乡塾读书法》，”[9] (p. 340)其意大致是“有志于本”，由此可稍见《读书分年日程》经有识之士的践行，已传播到底层社会。以下再列举数例，可略见其影响程度。
其一，“朱湘陶，名泽云，江南宝应人，早岁勤学，得《程氏分年日程》，即依次读之，阅数年而略遍，更览天文舆地诸书，穷原竟委，久之始有志于圣人之道。”[10] (p. 79)
其二，“林旷，字表雷，号野平，康熙戊子恩贡生，生平设教最严，常以程畏斋《分年日程》、吕新《吾社要畧》为法门。人虽通显，侍先生不敢少纵。年九十七卒。”[11] (p. 13)
其三，陈鹤尝主讲钟山书院，有《答李平川书》云：“元儒作《读书日程》，先四书，次诸经，次《通鉴》，次古文之不诡于道者，与夫考证论辨之切于治道制度身心日用者，而要之学以道为志。人以圣为志，此其书可取以为用功之法也。”[12]
其四，孙德祖《国子监祭酒广东学政章公行状》：章氏主讲崇文、紫阳，“巡抚闽浙两省，劝立义学，分给《小学集解》《读书分年日程》诸书以励之。”[13]
其五，冯煦是尊经书院的高材生，光绪十二年进士，后主讲钟山书院。他在指导人读书治学时，强调“为学当有定程，”并以程氏《读书分年日程》为中心阐发读书之法：
古人读书或分年或分四时分月分日，今所学既众，则当分时，将一日分作几分，以一分读经或读史，一分作字，一分学制举业，一分学词章，一分录一日读书所得，又当留一分闲静时以养其心。此分未毕，不及他分所学，始可主于一而不至杂然交战于中也。当读之书莫备于程氏《分年日程》，可依而行之，但所载皆元以前之书，或有未定足，至今日则益精切而简当，择而从焉可也。日置一簿于案，将一日所读之书，何处始何处止，或有所引伸或有所会通，尽录于簿，既可留为有用，且亦可以自验所学之进退也。①
冯煦所论，已有变通之意，所读之书不以程氏《读书分年日程》为范围，所论也简要适用。
《读书分年日程》的仿效之作至晚清稍多，在此大转折时期出现有新内容的仿效之作，与读书要随世变的大环境相适应，梁启超的《读书分月课程》、光绪二十九年(1903)印行的《就正斋读书分年法程》、一九三六年《制言》杂志刊出的章太炎《中学读经分年日程》等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作为书院课程表的《读书分年日程》
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的编撰以及应用，皆与他在江东书院(亦名江东精舍)的讲学相关，而程氏之日程又衍化为白鹿洞书院教条，故至清代，此日程受到重视，尤其是受到书院的重视，是合乎理路之事。在《读书分年日程》的二十余种版本中，就有三种书院刻本。因为日程对于读书有明细的规定，便自然有一种约束性，这对于生徒读书、书院的管理而言，就有便利之处。康熙年间汤来贺订白鹿洞学规，于“潜心读书”一条下注明“学者或仿先儒分年之法，每年读一书，又推其意而为分月之法，每月读一书”。② 吉安知府罗京康熙三十年作《白鹭洲书院馆规》，于“诵读”一条下，明示“各宜自立日课簿，每日或看经书若干，或读时文若干、古文若干，以及论表策判若干，《通鉴》《性理》各书若干，”[14] (p. 583)此中已有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的影迹。汪由敦(雍正甲辰进士)于《丙辰科山东乡试策问五道》中亦指出此点：
书院之设与学校相表里，而或以为声气之资，是岂设教之初旨欤？其设教之条目，使之检束身心，淹通经史，宜如何而可？先儒之法，莫善于胡瑗之经义治事斋，与朱子白鹿洞学规，分年读书法，今有能仿而行之者欤？[15] (p. 751)
大致这些兴办文教的官员有一种类似的思路：欲育才，必重书院，而使书院能收实效，又必守《白鹿洞学规》、《读书分年日程》。唐鉴(嘉庆十四年进士)崇尚洛闽之学，尝主钟山书院，他在《赠贺藕耕太史提学山西序并九条》一文中，亦表现出相近的意思。
士未尝无才，在所以养之何如耳。养之之地莫重于书院，诚使书院山长守《白鹿洞学规》以为教，守程氏《读书分年日程》以为功课，则贤者不过数年而底于大成，不贤者亦为过数年而进于贤，书院之士皆贤，天下之人才将不可胜用矣。③
清代书院之兴盛，实从雍乾之际始，自表象观之，此时文人在书院的讲学渐有增多之势；而在政策方面，朝廷亦大力扶助。雍正十一年谕：“各省学校之外，地方大吏每设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16] (p. 340)乾隆元年谕对书院的地位又进一步确认，以为“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而对居讲席者和从游之士都有较高的要求，以为如此才能成就人材。
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身心；仿分年读书之法，予之程课，使贯通经史。学臣三年任满，咨访考核，如果教术可观，人才蔚起，各加奖励，六年之后著有成效，奏请酌量议叙；诸生中材器尤异者，准荐举一二，以示鼓舞。[16] (p. 341)
“白鹿洞规条”和“分年读书之法”相伴而行，是因为其内在的关联，只不过前者从大处着眼，后者从细节入手而已。雍正年间刊刻的《钟山书院志》卷十列有四项教条：“敦慎行以忠孝为本始，”“慎交游以礼义为信从，”“明经学以传注为楷模”，“课文艺以经史为根源”，它们是在有意“仿朱子鹿洞教条及程氏家塾日程”。[17] (p. 546)乾隆圣谕，其时是“行文各省督抚学政”，想必是有一定的权威性；而地方官亦乐意兴办文教，以此作为政绩，又能博得扶持风雅之名。钟山书院于次年即有仿效之举，总督尹继善勒石，院长杨绳武为作《钟山书院碑记》，[18] 是年杨绳武又有《钟山书院规约》之作，首四条为“先励志”、“务立品”、“慎交游”、“勤学业”，而接着的“穷经学”、“通史学”、“论古文源流”、“论诗赋派别”、“论制义得失”五条则有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遗意。金陵在同治年间收复之后，地方大员重建尊经书院，又设立凤池书院，增加课额，购买房舍，补充膏火银，对于中兴寄予厚望，“苟循循程氏《读书分年日程》，父兄无欲速之望，师友无躐等之教，四十筮仕，陈力服官，则朝廷收效于贤才，人心各靖其躁竞，固不必骖咫角之驹，滋其侥幸也。”[18] 以下对采用《读书分年日程》的书院稍作梳理：
其一，邵廷采订立的《姚江书院训约》共十条，其中第八条为“读书宜进”，所倡读书之法与《读书分年日程》接近，其中程朱学说之迹显然。“略仿山阴徐伯调课，以《五经》、《左》、《国》、《史》、《汉》、《性理大全》、《通鉴纲目》及唐宋大家分为经纬，每日读经五面，史五页，古文五六页，约三年可一周。至看书之法，先虚心涵泳四子本义，次绎《传注》、《或问》及《大全》中朱子之说，寝食于斯，忱有凑泊，及至下笔汩汩然从中流出，自是出人头地。程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原非划然分限，深思者当自得之。”[19] (p. 536)
其二，张伯行，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历任内阁中书、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等职。伯行学宗程朱，一生致力于振兴文教，创办书院，在其乡创建请见书院，招志行之士，讲诵其中；任山东济宁道时，建清源书院于临清、夏镇书院于夏镇，又修葺济阳书院；巡抚福建，于福州建鳌峰书院，出所藏书，并搜先儒理学著作，编为《正谊堂全书》，程端礼《分年读书分年日程》就在其中。康熙五十二年张伯行于苏州府学内尊经阁后建紫阳书院，并订有《紫阳书院读书日程》，现录其要点，以见程氏《读书分年日程》的影响。
人生一日不读书与读书而无法程，虽勤惰不同，其为失则均也。[略]今与诸生约，每日工课大略有四，悉书于策。洎乎浃月，将考厥成焉。[略]
经书发明 经书为义理之渊源，[略]诸生每日看某经某书，自某处起至某处止，必潜思玩索，身体力行，凡有所得，印记于是日课程之内。读史论断读史有真性，[略]异日真人品，真经济，正从此中陶冶而出。[略]今与诸生约：每日看史，自某处起至某处止，有所发明论断，悉书于后。
古今文 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俳语优词，修士所耻。[略]《天人三策》东西二铭，以及《佛骨表》、《原道》诸篇，皆有关于世道人心者。至于制义一途，浚发自己之性灵，阐明圣贤之义蕴，且又廷献之先资之。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可无务乎？每日所作古文、时文，其备记之。[20]
张伯行的“日程”虽不如程端礼的“日程”详尽，但通经、读史、作文的思路大致相似，而且要求生徒对每天所读所得以笔记之，亦同程氏之法。其他书院学规中，提及或仿效程氏《读书分年日程》者不在少数。
其三，太仓娄东书院历任山长多有名家，如卢文弨、钱大昕、王昶等，第二任山长为沈起元，曾主讲江宁、济南、扬州等地书院，在娄东书院掌教时，曾订立教规。教规内容分为四个方面，其一“士子以立品为先”，其二，“为学以穷经为本，”以四书五经为中心，有余力可在本经融洽贯通之后治他经；其三，读史。“人不读史，识见必隘而陋，初学未能邃读全史，必先看《通鉴》《纲目》等书，考其治乱兴亡之所由。[略]再次第细看历代全史，以极其胜；”其四，作文。“古文作手，近日颇罕，大都为制义所误，然昔之工于制义者未有从古文中来者也。[略]在初学入门且先读八家，八家而上溯之《史》《汉》，溯之《左》《国》，更溯之《孟子》《尚书》，而古文之道尽矣。”为古文之法，备于八家，然经史为文章之本，故须先立本。[21] (pp. 233-234)此四方面有先后轻重之别，立品、穷经、读史、作文，顺序如同程氏《读书分年日程》，在读史、作文两层上，更有类似之处。
其四，李兆洛道光年间在暨阳书院，尝以“小学问”“农桑问”诸题让生徒一陈意见，于“小学问”中亦提及《读书分年日程》，宋吕氏《小儿语》、明[元]程氏《读书分年日程》、袁氏《功过格》、黄氏《人谱》，皆小学之要书，而躬行之实事，然或以为《小儿语》为浅，《分年日程》为拘，《功过格》为诞，《人谱》为廓，能知其辨否？士先器识，此器识之大者也，其发愤一陈之。”[9] 虽未见文字表明李兆洛在书院中采用《读书分年日程》，然他将其与《功过格》《人谱》等并列，显然是让肄业生徒留意这一类书在读书做人方面的自律价值。
其五，宗稷辰为群玉山房订学规，凡八条，除读经古文、史，作诗习字之外，亦有“严课程”一项：“每日晓起读古文，次及名家时文，饭后读经。有疑必质，临帖所临必就正，日中杂览子史，唯意所适，以养其度，复即所业文寻绎之。晚边诵诗，夜读文。向来如此，循而有恒可也。文期定以三八，至期专一作文，永日可作两篇，以免场中迟滞，讲书无定期，随时可以问答，若泛泛讲章，有何益处。”[22]
其六，上海龙门书院的“课规”共有六条，其中第三条为“严日课”，亦是仿照程氏《读书分年日程》而来。该条曰：
诸生宜各置行事日记册读书日记册，于行事日记册内分晨起、午前、午后、灯下四节，按时定课。大要以晨起午前治四子各经(一书熟读然后再读一书)及《性理》(每日读数章)；午后读诸史《纲鉴》(专取一书从首读起，不得杂乱)及各家书(择其要撷其精，不得观无益之书)，或旁通时务(须有实际)，有余力或作文辞(须当于理，不得作闲杂词章)、或习书法(须端楷)；灯下或兼及科举之业(宜多读先正阐发义理之文)。虽间有参差，总以绵密无间为主，每日课程及事为按候记于行事册，读书有心得有疑义按日记于读书册。[略]逢日之五、十，呈于师前，以请业请益，师有指授，必宜服膺。[23] (p. 73)
此课规出自龙门书院首任山长顾广誉之手，字里行间，有严肃之气。叶裕仁《徵士访溪顾君行状》“君自幼慕其乡杨园清献之为人，刻意励行，昼之所为夜必书之于册，及长得元程畏斋《读书分年日程》，依其法以读经，攻苦淬厉者数年。[略]君独为不时风众势所指，一以程朱居敬穷理为本，以之自励，即以之勉之，见之著述，皆足以发挥理要，扶植人心，古称经师人师者。[略]”顾广誉早年读书得益于《读书分年日程》，在书院讲学亦以其律生徒，与友朋论学书札中亦提及。他对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相当推崇。《复董枯匏书》：“矫今之弊，惟实体《小学》、《近思》、四书，以端其本，而又略仿古按年治经之法，于朱子《学校贡举私议》、程氏《读书分年日程》之所为，先治一经，次治余经，旁及《通鉴纲目》，与当世之务，必使体用交资，巨细兼贯，庶于古昔大学之意无悖。”[24]《与俞筠甫书》云：“学问之道，贵知其大，而又不可以陵节而施，其要亦在循序读经而已，法盖略备于朱子，[略]而元儒畏斋程氏辑以告人，又为重刻于灵寿，后来如闇斋、翠庭诸先生，率皆得力是书。自汉学盛行，而人始束之高阁矣。广誉年踰弱冠，始获见是书，见而慕之，以间惑于近时之说，旋作旋辍，故至今不能有成。然幸有数年之微功，差可为此日依据，则犹知尊信是书之效也。”[24]“(同治)五年兵备道永康应公建龙门书院于上海，延主讲席，至则仿吾乡陈确菴、陆桴亭两先生大学日程法，以课诸生，手披口讲，不敢稍自暇逸。疾革时，犹呼生徒至榻前，谆谆告谕，以是年四月二十七日卒于书院。”[25]
刘熙载为龙门书院第三任山长，主讲达十四年之久，其德学均为学者所推服，以为有胡安定之风。刘熙载掌教，亦严尊课规，又立“课程”六条及细目二十二条，与诸生讲习终日不倦，“每五日必一一问其所读，所学何事，讲去其非而趋于是。”[26] (p. 791)正因为规制严且能始终坚持，并有名师掌教，故龙门书院在东南能和诂经精舍，南菁书院相辉映，造就一大批人才。《象山书院章程》十五条之中亦有专条指示读书问学之法，“诸生除每月两课期外，每日须有功课日记，不必专习时文”，“入门者必以质疑问难为始，每日读何书作何说设何疑问何难必有数条，不得草率，十日呈送院长鉴核。”[27] (p. 212)
其七，万斛泉(清轩)在道光十二年二十五岁时才见到程氏《读书分年日程》，“涣然知正学之门户，觉功修次序毫不可紊，遂笃信谨守，奋志求道”，至三十九岁授徒张氏两铭书屋，仿《读书分年日程》以为训，“严其课程宽其岁月，循循善诱。”[28] (pp. 232-237)此后，万清轩又应龙启瑞之聘，主讲汉阳崇正书院，订书院条约七则，又主河东书院。至光绪五年七十三岁时，又主讲叠山书院，直至九十七岁去世。在崇正书院条约中，万斛泉在“书籍宜购求”一条中，以为书院须藏书，而书之购藏“宜切遵程氏《分年日程》所载，并国朝所定经史性理治道制度等书”，[29] 万斛泉尝在苏州紫阳书院讲学，离开书院两年后，仍与诸生有书信往来，“诸君近来用功，恪遵程氏《读书分年日程》，为喜为慰，泉闻之许白云先生云吾非有大过人者，惟为学之功无间断耳。”[30] 以语意推测，紫阳书院诸生遵程氏读书之法，似有万斛泉在序跋或书札等类文章中多次提到早年读程端礼的收益，推己及人，故而他在书院条约和讲学中亦以程氏书为法式。
其八，同治十二年知州吴承潞建尊道书院于娄东县海门桥西南桴亭遗址，祀陆世仪，移安道书院肄业生童于此，定生童名额和每月膏火钱数目，又定章程，“各报专经，以日记考其勤惰。”④ 此章程在光绪十四年间虽有改动，而至光绪二十四年又有陈谟恢复，并将用此法考核的优胜者送州核奖。
其九，王祖畲先后主讲过宿迁仲吾书院、海门师山书院、崇明瀛洲书院、安道书院、尊道书院和学海书院。据王氏日记，主讲宿迁钟吾书院的时间在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到书院之后，当地士绅官员和书院肄业生来拜访。“五月廿七日己刻黄伯雨以霖来见，伯雨康侯之兄子也，语次颇有向学之意，以所携元程氏《读书分年日程》授之。”[31] 王祖畲在主讲书院时携程氏此书，是否作为生徒学习之指导，已不可考；然以此书送黄伯雨，则可断定他对《读书分年日程》的看重，也多少能说明在指导读书人的导引价值。
其十，《清稗类钞》“于荫霖演讲于敬敷书院”条云：光绪朝，于荫霖为皖藩时，省城敬敷为寒士肄业之所。于集诸生于堂前，娓娓陈说，多身心性命语，并命诸生于读书余暇，作杂志、日记各一本。定期赴堂校阅，按簿翻览，无一遗者。某生日记簿内，有“时已夕阳在山”等语，斥其过文，谓宜以时刻为记。又有某生杂志簿内，于宋儒语录，登记颇详，于极嘉尚，提作高才生。突问之曰：“‘明德’二字作何解”某生迟疑不能对。于详为解说，至千余言。[32] (p. 570)
其十一，光绪十二年，二十三岁的陈汉章入诂经精舍，从俞樾学，于正月开始作《俞楼日记》，其意在“自考其心术之厚薄，功力之勤惰，不敢希冀陆清献、钱竹汀、纽匪石诸先生之撰述，亦新三百日中不背曾文正有恒之训。[33] (p. 321)是年日记后有总叙，总记一年所点读之书凡五百七十卷，点看而未毕者亦有多种。光绪十三年，陈汉章至宁波辨志精舍，仍有读书日记，至年底共点读一千四百四十卷，点读未毕者有十六种。从陈汉章年谱记录来看，陈汉章此种读书目录之法，自光绪九年坚持到光绪十九年，如此自律苦读，为其学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为学堂撰写《经学研习条议》，亦倡导此法，并举前儒用此法读书之先例，如洪亮吉读经史子集，每日二卷；全谢山读《永乐大典》，日限二十卷；曾国藩读二十四史，日以十页为度。[34] (p. 210)
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被书院采纳，并当作课程表来利用，对于书院山长或地方相关官员而言，条理清晰的日程无疑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规条和评价体系，道不变，规条亦不变，既然程朱理学依然是正统观念，与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读书法紧密相关的《读书分年日程》也只要作微调，即可照搬利用，故而它对于书院学习的管理以及正统观念的维护和传承，是有一定的作用。又因山长制订的书院规程以及读书人依循的日程，其核心是朱子读书法，似乎朱子赋予他们一种力量，故书院章程的相关内容语气多有确信无疑之意，以为沿此正确路径，必有大收获。
对于书院肄业生徒而言，《读书分年日程》可促使其自律。其一，读书当循序渐进，日积月累，并求日有所得，并以“日程”时时自我评判反省，而不致于荒废懈怠；其二，日程以一种约束的方式，督促肄业生徒将人生中最好的时间用于立根柢，不致于散漫无归，为日后的立德立功立言作准备；其三，日程强调工夫，数年的坚持与磨砺，实际上是在修身养性，培养一种耐得住寂寞的恒心。
注释：
①冯煦《答饴澍问为学书》，见《蒿庵类稿》卷十四，癸丑刊本。此书札之大意，又见于同卷《答祁生师曾书》；“古有分年者，有分时者，有分月者，有分日者，今折衷之为日课。以一日为十四分，一分读经，二分学书，二分治史，二分治词章(词章分四类：曰古文，曰四六文，曰赋，曰古今体诗)，二分治举业，二分录一日读书所得，五日一作(杂文二，赋一，古今体诗三，制艺亦三，试帖如制艺之数，月六日)，十日一休(或出游，或与同学讨论古息游义也)。其大旨二，在心曰有恒，在学曰有用。”日程中研习词章的时间比重较以前之日程似有所增加，值得注意。
②毛德琦原订、周兆三重修《白鹿书院志》，卷六，宣统二年刻本(《中国历代书院志》影印本)，第103页。书院学规，多以邓洪波编《中国书院学规》(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线索，并以原本核对引文。不敢掠美，特此说明。
③唐鉴《唐确慎公集》卷二，光绪元年刻本。唐鉴在《道乡书院学规四则》中，于“勤学”一则也化用《读书分年日程》，要求“诸生每日温经几卷，读史几卷，于所读书得新知几处，于所不知者从先生问得几条，自立课程登记。”见《唐确慎公集》卷五。
④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原刊《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四年刊》(1931)，现收入《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影印本)，第81页。经查证，此处所引出自《续定上海龙门书院课程章程》，南京图书馆，作者及刊刻年月不详。以“课程后一段文字“前山长顾访溪先生课程甚详且当，诸生既各置一册矣。兹又举切要事而当守者釐为六则使诸生揭之座右相与讲明遵守而自责之于身焉。”以此及龙门书院几位山长之情况可推断，“课程”出自顾广誉之手，而“章程”乃刘熙载所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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