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1908年，美国国会立法并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以此帮助中国创办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的清华学堂，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根据中美协议，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随后三年直到1911年，北京三次从全国招考庚款留美学生。当时特别强调“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有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曾任中国驻美大使馆大使的胡适、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这三批留美派遣生中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中的许多新学科的创建者，深度参与了近代中国变迁。
如果说庚款留学生在各方面的成就是多么值得回味，今天中国在美留学生的问题则至少在舆论层面颇为令人忧伤。最近的洛杉矶地区，受害者刘某在波莫纳高等法院控诉了中国留学生翟某、张某和杨某等6名被告人在5小时内对她的暴行（包括扒光衣服、用烟头烫伤乳头、强迫其吃沙子、剃掉头发逼她吃掉等），起因居然是男女之间的争风吃醋。更令人惊讶的是，一名被告留学生的家长因涉嫌贿赂证人被抓，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之一翟某一度表达对于原告证词的不屑以致被法官当庭严厉训斥“再扭捏作态，法庭将会作出让她后悔的审判决定”。
可能基于某种情绪的投射，对“洛杉矶地区中国留学生绑架案”等众多案件的司法处置，互联网络几乎清一色叫好：“让美国人教你怎么做人。”不过，即便不是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旦将相关案件放在中国一百年变迁和当今中国波澜壮阔的出国留学大潮中来看待，或许我们的心态就能平和很多。
2000年，中国出国留学的总数还不满4万人。此后每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都是在以20％速度在增长，连续十几年保持不变。过去公费留学生占大比重，今天留学生中95％—98％为自费留学。过去主要以硕士生和博士生为主，而现在发展最迅猛的，是出国读本科和高中的留学生，留学生趋向低龄化。根据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供的数字，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45.98万人，回国留学生人数为36.48万人。
这个数字反映出中国留学生家长对优质教育的渴慕以及教育支付的能力的提高。全国范围内、尤其是沿海省份中产阶级背景的成长，为留学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和杭州、南京等一系列相对富裕的城市，作为工薪阶层的父母在买了一套房之后再给自己的独生子女提供海外留学支持，即便不是轻而易举也不能说做不到。
中国已经进入了留学教育平民化时代，或者说进入了平民留学时代。这么大的人群的跨国流动，留学群体的普遍性特征，海内外的文化差异，势必产生一系列问题。既然是社会问题，我们就应该去积极面对。或许，迟早我们的孩子很有可能会送到海外留学。如果不是这一代，也可能是下一代。更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作为中国的下一代，每个人的个体生命状况，都呼唤我们去积极面对。
根据中国当今的特征，对中国留学生潮，需要从几个重要的维度来解读。
第一，中国留学生中的低龄化倾向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警惕。
“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是对庚款留学生的一个要求。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群体，即便知识方面有多么严重缺失，但大家庭集体精神的熏陶，他们至少在性情方面还是相对可以接受的。只要换个教育体系，他们在知识方面的先天缺失很容易在后天的优质教育中得到弥补。
然后在今天，低龄孩子或许“身体强健”，但“性情纯正”方面，的确有待提高。一方面，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这些独生子女，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备受父母和祖父祖母等长辈的宠爱，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工薪阶层不得不在外辛苦工作；即便父母不是工薪阶层，仍然不得不在商场上打拼。这样，父母就不得不把孩子送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照顾。这样，在家庭教育中，很多孩子接受的是隔代教育。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中，这些孩子形成了强烈的丛林法则观念。竞争不一定是好事。人与人之间不一定是竞争关系，还有分工合作的关系，以及和平友爱的同学情谊。过分的竞争容易导致很多负面问题。
第二，中国父母亲一定要明白一些最简单的道理，观念上与时俱进。
很多父母是热爱应试教育的。他们把孩子送到海外留学，不是不喜欢应试教育，而是孩子在国内应试竞争中失败下来，期待在海外能完成国内未竟的心愿。由于父母在国内生活，孩子在海外受教育，除了偶尔用网络即时通讯工具联络之外，父母对孩子的关心是很难到位的。由于相信自由开放的美国提供的是优质教育（对比中国），或者把孩子送到了相对重视道德的教会学校，或者直接安排孩子寄宿在美国家庭中，误以为这样孩子就大体安全了，或者自己给孩子巨额的资金就心安理得，错误地缺少了对孩子在情感、意志等全人性格的应有关注和相关危机应对。
尤其需要警惕一些父母以对美国的意识形态认知代替对美国教育的真实了解，也要警惕形成美国软实力更强就以为美国每个学校都好、孩子一定茁壮成长这样的误解。一个客观现象是，我们中很多人在国内接受了看上去比较糟糕的教育，而在道德和实际的成就方面，仍然颇为出色。不要忽视美国教育的问题，不要夸大美国社会的包容力，更不要简单地认为一个人的成长与否完全取决于外在环境。在孩子的全面成长方面，中国父母应该考虑如何让父母的家庭教育与海外的留学教育接轨，而不是简单地把孩子往异国他乡一送了事。在这方面，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例如，可以由相对专业的教育机构开设更多课程，组织更多活动（例如家长营会等活动），培育家长在孩子留学期间的相关能力。
第三，平民留学潮的出现，意味着通过海外留学让自己的孩子在国内成为“人上人”的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
当学历不再是压倒一切的优势，中国社会到了对学历有个回归教育本质的认识的时代。在上个世纪上半叶，例如胡适，可以利用其美国博士学位，在纸媒上发表时评，再写半部水平没高到哪里去的著作，从而“爆得大名”，以致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校长、中国驻美大使。上世纪80年代百废待兴时代，“天之骄子”一代（尤其是“老三届”）可以以其知识占有优势引入一本学术著作并据其简单推广就能成为如今名牌大学的博导。如此学历垄断，已经一去不复返。
如今国外顶尖大学博士毕业后只能去国内顶尖大学基层工作，国内顶尖大学博士只能去二、三线城市高校工作，国内其他重点大学的博士去三、四线城市的某所院校工作，注定成为中国的现状与未来。大多数留学生不得不回国，回国了发现留学教育在经济意义上的投资收成对比未必划算，这已经是基本事实。这是中国之福，是中国软实力在开放时代相对旧中国得到根本性提升的重大标志。对此的客观认识，有利于我们以平常心来对待高校教育。
总而言之，平民留学教育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冲击还会有更多。中国孩子教育选择的多样性已是事实。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借着大规模的海外留学潮的进一步推动，一个更加开放的、更加国际化或者说更加全球化的中国正在向我们走来。无论接下去中国内部如何变迁，只要自费留学潮不降温，中国的国际化已是定局。这一切，已经成为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史的一部分。
（《时代周报》2015年6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