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急剧上升。特别是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软着陆”的成功，中国经济呈现较为强劲的发展态势，加之政治的稳定和军事力量的增强，中国开始以一个新兴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备受关注。中国的崛起，必然引起本地区国际政治生态的变化，对主宰本地区的传统力量构成挑战，因而必然招致传统力量的不同反应。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的惟一超强，正踌躇满志地强化其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它不允许任何新兴的国家对其全球主宰地位构成挑战，或者削弱这种领袖地位；也不允许新兴的地区性强国的崛起对其在本地区的领导地位有所削弱，或使其影响力下降。中国的崛起便对美国的亚太战略构成了一定的挑战，引起了美国的焦虑与不安，美国的对华政策便从冷战时的战略合作转向如何应对一个新崛起的地区性大国，如何有效牵制中国力量的发展与扩张，以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
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遏制还是接触？
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崛起是美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战略问题。美国方面注意到，“在过去20年间，没有哪个国家（更不用说一个大国“像中国那样获得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国似乎在一心一意缩小其军事能力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军事能力在技术上的主要差距”。因此，“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重新崛起不言而喻是东北亚的一个战略问题”①
根据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新兴大国具有潜在的扩张的诱惑，具有危险性。马丁•怀特认为“大国扩张是天性。大国成员的力量通过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行辐射，除非有巨大的障碍，这些倾向都可以归结为领土扩张”。吉尔平认为，“当一个国家具备了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对优势，那就是说，如果国际体系中的均势对其有利时，该国家将试图改变国际体系。”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当国家变得富有和强大的时候，它们不仅寻求与其能力相称的、更大的、世界范围的政治影响（对于领土、其他国家行为和世界经济的控制），而且更能扩张它们的利益，如果必要，进行大规模的争霸战争来猛烈地修正或者完全推翻现有的秩序。简单来讲，一个国家变得越强大和越富有，它就需要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也更愿意并有能力为推进其利益而战。”（2）在这种理论主导下，美国的学者和智囊们普遍将中国的崛起看作是一种挑战和危险。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新的大国的崛起通常会造成极度的不稳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将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绌。”（3）他说，“中国的霸权将减少东亚的不稳定性和冲突。它也会削弱美国和西方在那里的影响，迫使美国接受它在历史上曾经试图防止的事情：世界上的一个关键地区由另一个大国所主宰。”（4）在他看来，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5）罗伯特•萨特和詹姆斯•普里斯特认为：“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它被极权的政治领导人所统治，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变化。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日渐高涨，在下列许多重要的问题上都对美国提出的严峻的挑战：如何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的扩散、支持以市场为基础的良性运作的国际经济体系、促进人权和环境保护、确保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6）他们反对仅对中国实施接触政策，认为对付这些挑战，美国不可能达成“大的妥协”。主张将外交和威慑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一方面，“为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外交是执行对外政策的首要工具。无论是保护南中国海的自由通行、明确反对用武力威胁台湾、处理不扩散问题，或是维护美国的其它利益，这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用威摄的力量增强外交手段的影响，也是必不可少的。1996年3月美国在台海危机中向台湾附近派遣两个航母编队，表明中国和台湾用和平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符合美国的长久利益，这就是外交和威慑的有力结合。威慑必须是美对华战略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7）理查德•费舍尔主张维持美国在亚洲的威慑，“确保亚洲的力量对比不向有利于中国的方面变化。”（8）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在21世纪初可能面临的最危险的场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潜在的霸主。当然，中国达致这样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经济能否继续快速迈向现代化。如果那种情况真的发生了，中国不仅会成为尖端科技的主要制造者，还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国，它几乎肯定会利用其财富建造强大的军事机器。而且，基于合理的战略原因，它一定会追求地区霸权，正像美国在19世纪在西半球所做的那样。如果中国的相对实力有实质的增长，可以预料，它会试图主宰日本和韩国，像其他地区霸主那样，通过加强军事力量取得对其他国家的主宰，其他国家却不敢对它进行挑战。还可以预料，它将针对美国抛出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正像美国曾经向远方的列强所昭示不得干涉西半球事务那样，中国将表明美国在亚洲的干涉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如果整个中国变成了巨大的香港，美国就难以阻止中国成为可怕的超级大国。他批评克林顿政府与中国接触的政策，而没有采取遏制政策。他批评自由派的信念，他们认为，建设性接触可以期望中国走向民主和繁荣，并成为安于现状的国家。美国应当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享受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变得富有，最终满足于它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他认为这是误入歧途。一个富裕的中国不会安于现状，它会具有侵略性，注定要获取地区霸权，这不是因为富有的中国有不良动机，而是因为对任何国家来说，将自身生存权益最大化的最佳办法就是主宰地区事务。虽然成为东北亚地区的霸主肯定符合中国的利益，但让这种状况发生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说：“中国还远没有足够的潜力追逐地区霸权地位，因此，对美国来说，扭转政策方向，尽一切力量减慢中国的崛起，为时未晚。”（9）这种公然主张阻止另一个国家正常发展与崛起的论调，与一个文明国家的道德水准不相称，但这却是现实。
克林顿政府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在1995年7月声言：“美国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然而两国变为长期敌手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美国也许不得不同其他西方国家一道，转而采取一项遏制政策。”（10）
更为引人注目和更有影响的是伯恩斯坦和芒罗所抛出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在该书中，作者认为，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且它正在朝着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大国的方向迈进。中国是一个未得到满足的、雄心勃勃的大国，它的目标是支配亚洲。中国日益增强的、同该国的雄心及仇外冲动相联系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它的侵略性。作者的论点是：“过去十年来，中国为自己确定了与美国利益直接相悖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首要大国，减少美国的影响，防止日美两国建立某种“遏制中国”阵线，并把自己的力量扩展到南中国海和东海，以便控制该地区重要的海运线。中国的目标是取得某种霸权。”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不久即将变成全球第二大强国的中国将随着世界面貌在新的千年中发生变化而成为一支支配力量，而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将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敌人。”（11）作者认为中美之间共同利益或共同价值观少之而少，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冲突将是中美关系最有可能呈现的状况。（12）作者得出的结论自然便是“对付中国”。
有些论者基调有所不同。艾什顿•卡特和威廉姆•佩里虽然认为“中国崛起为一个区域和世界大国是冷战后时代国际安全领域内最重大的事态之一”，中国的崛起，与其他太平洋大国，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利害冲突。但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安全构成特别的威胁，但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美国需要从预防性防御政策的角度处理美中关系，促其为加强亚太地区的稳定发挥作用，而不是演变为军事冲突。”他们认为，中国的未来存在可塑性，存在着通过接触影响中国的潜在可能，因此应与中国接触。他们倡导预防性防御，其目标是“争取中国在21世纪成为美国的安全伙伴，而不是敌手。”（13）他们的最主要的依据是美国和西方世界没有采取预防性措施，阻止纳粹帝国的崛起：“由于美国事先既未能阻止一个危险对手的崛起，事后又未能制止它的侵略，结果为了打败德国被迫二度参战。”（14）
布热津斯基对中国崛起的看法相对较为冷静和低调。他认为，即使到2020年，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太可能在全球性大国的主要方面真正具有竞争力，但中国正在成为在东亚占有优势的地区大国。他认为，“组织一个旨在遏制中国上升为全球性大国的联盟会产生消极的后果。那样做只会确保一个在地区内有影响的中国变得敌对”，“正因为中国事实上不可能很快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也正因为如此，对中国实行地区遏制的政策不明智，把中国作为全球性的重要棋手来对待才可取。”（15）他主张在某些问题上采取审慎的让步政策，在另一些问题上（对中国的行动）划出准确界限的政策，既不绥靖，也不采取阻拦大中华出现的改革。他主张吸收中国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台湾问题上，他认为，一个分离的台湾本身对美国来说并无任何特殊利益，美国官方应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既反对中国用武力威迫台湾统一，但也应明确表示，“如果台湾人试图改变早已确定和有意含糊对待的关系，将使美国对台态度受到有害的影响”。他进而主张，“如果中国确实繁荣发达起来而且实现了民主化的话，如果中国收复香港之后没有出现在公民权利方面的倒退的话，那么，美国鼓励海峡两岸就最后统一的条件进行认真的对话，……将促进美国和大中华之间实现更加广泛的战略妥协”。（16）
美国也有一些人与中国进行广泛的接触。美国人大会会长丹尼尔•夏普认为“在历史上，一个新的全球性大国崛起时，往往伴随而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挑战，而且还有不稳定因素和战争的威胁。如果中国变成了敌手，而不是国际制度中一位负责任的成员，美国就会发现，要解决各种全球性、地区性和双边性问题将会越来越难，解决因冷战而推迟出现的国内的紧迫问题将会越来越难，它还可能发现自己处于一场破坏性的新冷战之中，不过这次的对手是中国。一个极为理想的做法是，找到一种方式使中国在不发生战争或出现不稳定局面的情况下承担起新角色，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这是成功的关键。”（17）
接触派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美国在一些问题上需要与中国共同来处理，如朝鲜半岛问题，不扩散问题等。他们还希望通过接触，将中国纳入全球体系之内，逐步成为一个维护现状的国家，负责任的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甚至中国走向民主化。但由于美国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占有绝对优势，中美之间存在着分歧和利益上的冲突，特别是存在着一些棘手的现实问题，如台湾、人权等问题，接触论者的声音很弱，批评接触者众。而对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一个与美国有着不同体制、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中国的崛起，美国方面存在着疑虑和不安，并因此较多地主张对中国进行遏制，即使有些主张接触者，也往往仍握着遏制的大棒。
中国按目前方式崛起，毕竟与美国利益有冲突，美国不希望中国崛起在东亚，削弱美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挑战它的霸权地位，甚至挑战和损害它在东亚的利益。特别在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有着现实的焦虑，中国为了遏止台独势力，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1996年甚至出现了对台湾的军事施压。由于台独势力不断滋长，台湾海峡出现紧张局势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中国实现统一的要求与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实现统一之间存在着利害冲突。
二、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演变
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建立在对苏联遏制的基础之上。美国认为，“对美国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最重要的威胁是苏联所提出的全球性挑战。”“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信仰及目标方面的基本差异，导致了美国与苏联之间一种基本对立的关系。”“苏联为了实行其扩张主义政策，巩固它的中央极权统治的国内政治体制并且动员和运用这一体制来支持它的国际目标。在国际上，苏联继续支持那些进行所谓民族解放战争的集团；继续以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来支持国际恐怖主义集团；继续加剧并利用地区的不稳定并且继续在阿富汗从事一场侵略性的非法战争。在全世界的无数其他地方，苏联顾问和作战部队还从事各种违反国际协议的活动。苏联已空前地加强军力，这形成了对美国和我们盟国的持续的威胁。”（18）因此，“美国肩负着促进恢复世界经济秩序和阻止苏联特殊招牌的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扩张的双重担子。”在以苏联为主要敌人和主要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得以突系显出来。“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及其同时进行的基本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是其引人注目的历史中另一个伟大成就。美国寻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在任何联盟之外的、不存在任何一国是另一国政治或战略牌幻想的紧密、友好与合作关系。”（19）
冷战的结束使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不再是美国对付最大敌人所需要的联合力量，相反，由于苏联的消亡、俄罗斯的脆弱以及它向西方靠拢，由于中国的崛起并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美国将中国视作未来的竞争对手。
冷战的结束给美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确定其在全世界的霸权地位，美国的全球战略便是确保它因冷战胜利而取得的全球霸权或领导地位，并阻止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任何国家挑战美国的这种地位。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冷战结束后，踌躇满志地声称：“我们的目标是，利用冷战结束这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努力为这这个新世界建立一种新秩序，各国政府要对内实行民主、宽容和经济自由的政策，对外则承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不可避免的争端，不威胁或使用武力”。（20）他说，“如果一种同我们的价值观念一致、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世界新秩序出现的话，我们必须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起领导作用。”他说，“领导地位有多种表现形式。它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外交的；也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军事的；可以是道德方面的，也可以是精神领域的。领导地位可以是以上任何一种形式，也可以是几种形式的组合。”（21）也就是说，美国要建立一种由它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和价值观念上全方位的领导地位。他声称，为了确保这种地位，美国可以使用武力，他说：“真正的领导地位要求具有使用武力的意愿。而且武力可以作为一种外交手段的有益后盾和补充，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替代方案。”（22）布热津斯基对美国的战略说得很直率：“在欧亚大陆上不出现能够统治欧亚大陆从而也能够对美国进行挑战的挑战者，也是绝对必要的。”（23）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在安全领域，要防止在美国的外出现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比其强大的地区和国家，以免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全球霸权地位，维护其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在经济上，调动和开发全世界的资源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继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和领先地位。在意识形态等领域，推销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和西方价值观，推动全球按照美国的标准，建立美国领导的自由民主新秩序。
在这种全球战略中，美国的重点有两个：一是欧洲；二是亚太。在亚太，虽然克林顿执政时期对美日同盟的强调和重视稍有变化，但总的战略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以美国与韩国、菲律宾、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同盟关系为锁链，继续削弱俄罗斯在亚太的影响力和防止其力量的上升；通过接触与遏制并用、遏制为主的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不使中国成为在亚太对美利益构成挑战的挑战者；防止朝鲜对地区安全的挑衅。与此同时，美国也试图在亚洲推销其价值观和西方民主模式。
在此背景下，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的核心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和如何防止中国对美国在亚太的地位、利益和安全构成挑战。冷战以来的美国几届总统虽然在具体对华政策的策略和手段上有所区别，但其根本性战略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在老布什时期，美国除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外，还借海湾战争胜利之余威，对中国不断进行施压。在克林顿总统执政初期，美国仍继续利用人权、最惠国待遇、台湾问题等对中国进行施压，特别是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时，美国派遣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附近，干涉中国内政，向中国示威。克林顿政府后期在对华政策上有所调整。克林顿宣布放弃把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的政策，1997年又与中国提出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9年11月，中美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自此克林顿的对华政策比较侧重于接触。美国希望通过接触（并继续保持遏制）的政策，使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之中，将中国“规制”到美国设定的全球秩序、规则和轨道上来。但克林顿的接触政策一直受到强硬派的批评，同时，美国也发现，接触政策虽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以及对台政策等方面难以改变。小乔治•布什在竞选时声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战略伙伴，声称美国将保卫台湾等。在小布什上台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强化了美日同盟关系，改变了克林顿时期重华轻日的政策倾向；在台湾问题上，不再使用克林顿的“三不”承诺，售台新武器，对华政策呈现咄咄逼人的态势，加强了对华的压制和遏制，直至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发生，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达到了新的高度。
“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暂时地缓和了中美关系，中美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随后，在APEC上海会议上，江泽民与布什进行了会晤。但在反恐问题上，双方的合作有一定限度，中国希望打击“东突”，美国显然有另一套标准。相比之下，俄国总统采取了更大胆的举动，对美国反恐予以全力支持，因而美俄关系更加密切，美中关系虽有改善但比较有限。在反恐战争中，日本借机派出自卫队和舰船到印度洋，支持美国打击塔利班的战争，突破了日本和平宪法的限制。在反恐战中，美英、美日、美俄关系较为密切，中国事实上处在了战略的边缘。布什政府对华政策仍保持较为强硬的姿态。
200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布什访华，不管是刻意安排还是巧合，上海公报发表30周年之际访华，给布什的北京之行增添了良好的气氛。在此之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发表了向台湾表达善意的讲话，欢迎广大民进党人士访问大陆。中国还对江泽民专机被安装窃听器事件保持异常的冷静与克制。但此次访华没有突破性进展，只是气氛有改善并确定江泽民、胡锦涛访美。中美关系预计可以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但布什在华期间刻意淡化一个中国政策却特别强调与台湾关系法。在中国强调与台湾关系法，对台湾鼓舞有加，对大陆来说很失望，台湾问题还得从长计议，应作好各种准备。可以预料，美国布什政策仍会在人权、不扩散、宗教等问题上对中国保持较大压力，在经济上，将会特别关注中国遵守WTO规则方面的情况，可能会给中美关系增添不少麻烦。在台湾问题上，特别是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问题上，布什政府面临国会的压力，有可能做出有损中美关系的举动。
三、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
鉴于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新兴大国与一个老牌霸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中国与美国虽然有相当多的共同利益，但双方本源性冲突因素与矛盾是始终存在的，中国始终要面对美国的遏制甚至围堵的问题。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须有应对长期局势变化的大战略。而在中国实力有限，羽毛未丰的情况下，中国的战略应是积极主动地努力与美国和平相处，力避与美国发生大的冲突，一心一意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大业，，确保中国能在一定的时期里真正崛起。
据有关部门预测，到2020年，中国GDP的总量水平将有可能居于世界前三位，或者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到2020年或2030年，中国有望跨越下中等收入国家，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这时中国将建成宽裕行小康社会。（24）不同的评估部门对中国GDP规模及未来水平的估算有较大的差异，比较客观地分析，鉴于中国经济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的GDP要在2050年前赶超美国的可能性并不大。也就是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仍将是世界超强国家，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将维持较长的时间。
就现实情况看，冷战后的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超罗马帝国。它的触须可以伸向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它在全球各地驻扎军队，以其无可匹敌的强权确保它有能力向全世界推销它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尤其是价值观。罗伯特。基欧汉认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必须能够自由使用关键的原料，控制主要的资本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25）以此对照，美国已成为典型的霸权国家。
除此以外，美国在世界上有诸多的盟友，它们在对付它们之外的挑战者方面有共同利益，便于协调行动。美国还有诸多约瑟夫。奈所称的“软实力”（soft power），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英语、美元和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则都显示出美国的优势。
相比之下，中国在2050年前不可能赶上美国，中国没有挑战美国霸权的实力。另一方面，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也比较恶劣，像俾斯麦时期德国崛起的处境一样，周边国家都不希望并试图阻止它的崛起。中国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招致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日本、印度等周边国家对中国抱警戒甚至恐惧、敌对的心态，因此，中国在国际上也无法寻求有力的联盟力量。中国经济仍很脆弱，中国国内还面临体制转轨的问题，特别是还存在着棘手的台湾问题的困扰。因此，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将不可能对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全球及东亚利益构成真正的挑战。对中国来说，作为正在崛起而尚未完成复兴大业的新兴国家，中国需要吸取拿破仑帝国、一战前德国、希特勒德国、日本帝国、以及苏联的教训，不应急于改变现状，急于挑战老牌的霸权国家，以避免遭到强有力的遏制甚至摧毁。中国经济在加入WTO后有很多困难，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争取到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与美国有着广泛的经贸关系，双方在经济和全球其他问题上有着许多的共同利益。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将对中国的崛起有利。如果由于台湾方面的原因使军事行动不可避免，也要通过外交和军事威慑的共同努力将其推迟到走出瓶颈、经济和社会发展走上强劲和健康之路的时候。从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被外战、内战、内乱所缠绕，没有足够长的时间也没有有利的环境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的、高效率的经济建设。不管我们怎样满怀豪情，慷慨激昂，160多年过去了，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中国与美国等国家相比仍是弱者，所以才有我们今天在外交上、在台湾问题上的被动局面。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战略错误而使我们的后人继续处在我们今天的位置。有人统计，中国近代以来平均每15年就有一场战争，这种状况必须努力避免出现。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持续的经济发展，国力大为改观，如果再争取到二十或三十年的和平与发展，今天困扰我们的经济、社会、外交等问题可能已经得到基本或初步的解决，届时我们可以更有余力去解决统一的问题。
对中国来说，在此情况下，宜学会与美国相处。在现阶段需要尊重美国的全球地位和全球利益。中国本着韬光养晦的战略，不试图挑战美国，不急于突破美国主导的现有秩序，应致力于维护中美友好关系，以消除美国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国意图改变现状的焦虑，减少遏制论者的借口和影响力。在反恐、不扩散、朝鲜半岛等问题上，给美国适当的支持与合作。在台湾问题上，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以“台湾不独，大陆不武”为基调，实施阳光政策，释放善意，缓和气氛，以使美国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维持现状”的政策为我所用。中国应力争通过加强西岸经贸交流和两岸良性互动，待中国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或两岸关系更紧密时，再伺机解决台湾问题。在周边包括南海等问题上，宜保持维持现状的基调，并可考虑宜示台湾海峡与南海的航行自由，以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统一的疑虑。事实上，“维持现状”不仅为美国所喜欢，也对中国有利。与台湾问题上，维持现状，台湾就无法宣布独立，美国也不会改变一个中国政策。在东亚地区维持现状，中国可以减少与周围国家的矛盾与冲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领域对中国更有利，外国资本将继续不断流入中国，中国的对外贸易将进一步扩大，贸易将继续保持顺差。在加入WTO可能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等方面带来冲击情况下，维持现状可以使中国集中精力应付国内事务。因此，现有的国际秩序，或国际政治经济现状，总体上来说，对中国利大于弊，中国应努力融入国际秩序，不试图改变现行秩序，充足于维持现状，这将有利于美国找到共同的利益，和好相处。在现阶段，中国应遵守加入WTO所作的承诺，以营造对自己有利的经济环境。在军事上，继续加强实力，但保持低调。总之，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宜立足维持现状，加强与美国合作，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就中美关系而言，有很多合作的空间，合作的资源不会耗尽，相反，如果争取到双方理性的对待，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合作的空间会更大，从而使两国关系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罗伯特。基欧汉认为，霸权国家治下的非霸权国家，经济增长也可能快于霸权国家。（26）就目前情况看，中国可以利用“美利坚治下的和平”，争取搭乘便车，加快发展。
因此，中国的战略，始终应该是韬光养晦，维持现状，默默耕耘，加快发展，尽一切可能减少与美国的摩擦与冲突，必要时也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内忍辱负重，以赢得对自身发展更有利的环境，实现民族复兴的长远目标。而当中国真正崛起时，美国和国际社会也会尊重现实，尊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
（1）〔美〕扎勒米•哈利勒扎德等著，《美国与亚洲——美国新战略和兵力态势》，新华出版社2001版，第88页。
（2）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 罗伯特•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4）（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265、242页
（6）（7）（8）吉姆•赫尔姆斯 詹姆斯•普里斯特主编：《外交与威慑：美国对华战略》，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03页
（9）John J.Mearsheimer，“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Pacifier”，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2001。
（10）转引自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
（11）理查德•伯恩斯坦 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12）同上书，第17页。
（13）艾什顿•卡特 威廉姆•佩里 著：《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14）同上书，第9-10页。
（15）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页。
（16）同上书，第247页。
（17）埃兹拉•沃格尔（傅高义）主编：《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新华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2页。
（18）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19）同上书，第22—23页。
（20）理查德•N•哈斯：《新干涉主义》，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21）同上书，第216页。
（22）同上书，第217页。
（23）兹比纽格•布热津斯基：《大棋局》，“引言”。
（24）凤凰网2002年7月3日
（25）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26）同上书，第52页。
原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