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政治史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不但推翻了清朝的统治，而且结束了沿袭二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和亚洲历史上创建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然而，辛亥革命的这一重大历史功绩并不是1911年突然创造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斗争过程。一般来说，国内学者和论著大多以1894年革命党人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从事反清起义，直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和建立民国这段历史，作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对象。
对于这样一场持续十余年之久的大革命，国内学界的研究内容是极为丰富的，既涉及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动，也涉及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流变；既研究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革命和宣传活动，也研究这一时期立宪派的立宪活动和下层民众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及其与革命的关系；既研究这一时期民族危机的加深，也研究这一时期清朝朝政的变革及其影响；等等。本文以时间为经，以问题史研究为纬，着重从政治事件史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做一综合考察，以期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目的。
一、研究概述
辛亥革命作为晚清历史上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但受国内政治形势及学术思潮的影响，辛亥革命史研究也同近代史其他研究领域一样，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过程，大致可分建国初期、“文革”时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发展和90年代之后的守望和拓展四个时期。
建国初期，即1949—1965年间，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在这15年里，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受“历史纪念周年”的影响，曾出现两次热潮：第一次热潮受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驱动；第二次热潮则受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驱动。在这两次热潮驱动下，辛亥革命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国内出版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50余种,资料30余种,论文500篇左右，使辛亥革命史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文革”时期，即1966—1976年间，为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遭受挫折阶段。1966年适逢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本应该是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一个“大年”，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特殊政治气氛下，除周恩来、董必武、何香凝三位国家领导人在北京纪念会上的三篇讲话和《人民日报》刊载的宋庆龄、程潜两篇纪念文章外，学术界居然没有发表一篇学术性论文。自此之后，辛亥革命史研究即进入一个冰冻时期，直至1971年底，出版界和报刊上有关辛亥革命的论著一直保持“零”纪录。在1972—1976年“文革”的后5年里，虽然出版了20来种与辛亥革命有关的著作、译述和资料书，发表了70多篇相关文章和论文，但这一时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受影射史学的影响，几乎被当时国内政治斗争所绑架，被纳入“儒法斗争”史的叙述范畴，横遭践踏。
改革开放初期，即1977—1991年间，为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重新崛起和繁荣阶段。在这15年里，国内发表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论文逐年增加：1977年16篇，1978年22篇，1979年57篇，1980年156篇。经过4年的恢复，辛亥革命史研究于1981年迎来空前繁荣局面。是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除10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由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外，上海、湖南、广西、浙江、四川、广东、江苏、安徽、贵州、云南、河南、山西、辽宁、宁夏等省市也先后举办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会；当年发表的辛亥革命史文章和论文多达1200余篇。此后，国内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即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时期，在1982—1991年的10年里，发表的论文平均每年450篇。在1977—1991年的15年里，国内总计发表论文6000篇、著作200多种，特别是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版）、李新主编的二卷本《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中华书局1981、1982年版）和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85、1991年版）等三部大型学术著作的相继问世，标志着辛亥革命史研究大体臻于成熟。而1991年同年出版的三部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史著作，即章开沅等编著的《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和林增平等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以及李喜所、凌东夫主编的《辛亥革命研究一览》，不但对1990年以前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历程做了全面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同时也具体反映了80年代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空前繁荣。
1992年之后，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进入守望和拓展阶段。在经历80年代的大繁荣和大发展之后，辛亥革命史研究在进入90年代之后虽然继续受到重视，但较诸80年代明显有所冷却。自1992年开始，直至2011年，国内发表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论文数量明显减少，每年200篇左右，并且论文学术质量也有所下降，低水平的重复之作增多。同时，研究重心亦多有转变。
90年代之后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出现的第一个转向，是加强了对革命对立面清朝政府及革命派之外的社会和政治势力的研究。这在这一时期发表和出版的论文、著作和资料中得到充分体现。以发表的论文来说，1992年之前主要以革命派为研究对象，以清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比重很小。在1980—1991年12年里，前者与后者论文数量之比，除1988年达到10：2和1990年达到10：3之外，其余年份都在10：1左右，平均为10：1.3(1.267)。进入1992年之后,以清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逐年上升,与以革命派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之比,由是年的2.5：10到1998年的6.3：10,至2003年则开始反超后者，为12.8：10。
90年代之后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发生的第二个转向，是由单纯的政治事件史转向社会史和现代化史研究。许多学者在他们撰写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述中将此作为一个拓展方向。如严昌洪、马敏在《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中即建议要自觉加强对辛亥革命的社会史研究，指出：“辛亥革命固然是一个政治事件,但它涉及广泛、复杂的社会变动。因此，完全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对之进行‘整体’、‘综合’的研究，使之形成‘总体史’、‘综合史’的格局。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将辛亥革命史从政治史的范畴中剥离出来，而是进行研究范式的改造，突破仅仅从政治局面去解释历史的局限，使之在眼界、方法、材料上统统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大大丰富研究者的思想和研究的内容。回顾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其实正在悄悄经历一场研究范式的转移，只是还没有自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罢了。”
在辛亥革命史由单纯政治事件史向社会史和现代化史研究转型方面，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章开沅主持的商会与绅商研究最为典型。其中，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和《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三部著作，经由对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的研究，进而以商会为中心探讨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马敏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与朱英合著)和《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两部著作，经由对苏州商会的个案研究，进而扩大到探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官、商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则通过对商会组织、功能及其活动的考察，既具体揭示商会组织的自身现代化历程，同时也展示商会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推动中国近代民主政治以及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中的角色和作用。此外，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和《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两部著作，分别对辛亥时期新知识界社团的组织和活动以及新式学堂学生群体的发展以及他们的思维、行为倾向和政治活动等做了具体考察和分析，从中揭示辛亥时期新知识界社团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关系，以及新式学堂学生群体在清末民初知识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影响。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的《辛亥革命前后的官绅商学》则是这一时期该研究领域的一部综合之作。该著从晚清、民国两个时期探讨了中国近代社会中官、绅、商、学的相互关系及其角色和功能，内容涉及社会转型中的晚清督抚群体、国民党执政时期县长的人事嬗递与群体角色、社会转型中的近代绅商、近代乡绅与宗族社会、从商会看近代中国的官商关系、近代商与学的互动及其影响、知识分子的角色与社会功能、近代官绅商学与宗教八个论题。这些研究成果极大丰富和深化了国内学界对辛亥时期资产阶级和社会群体的研究。
90年代之后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出现的第三个转向，是明显加强了“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这种“后辛亥革命史”研究根据其内容，又分为两个不同的路径。第一个研究路径基本上是以往有关辛亥革命历史地位、影响和意义讨论的一个自然延伸，只是从一个更长时段，同时结合现代化史研究视角，探讨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政治现代化及社会和文化历史进程的影响。如章开沅、罗福惠主编的《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从辛亥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资产阶级与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心态的演进和孙中山先生的继续探索，辛亥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等方面，论述了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他们主编的另一部著作《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则从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变、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的民族国家认同、辛亥革命与民初议会政治、辛亥革命与北京临时政府的制度建设、辛亥革命与民国政权建设、训政与宪政——从孙中山到蒋介石、辛亥革命与中国政党政治、辛亥革命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辛亥革命与祖国统一大业九个方面，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政治的影响。朱英主编的《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报刊舆论、城市变革、民间社会和农村社会等方面，综合考察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内容涉及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辛亥革命后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辛亥革命时期以《申报》为代表的报刊舆论政治倾向的变化、辛亥革命与近代教育变迁、辛亥革命与商界商会的发展、辛亥革命与近代城市变革、辛亥革命与近代农村社会变迁等论题。这些研究成果丰富和深化了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探讨和认识。
“后辛亥革命史”的第二个研究路径与前一路径不同，它更多的是受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和启发，或不自觉地契合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着重探讨辛亥革命时期一些重大史事和人物如何被后人建构并被赋予意义，对前述突出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研究路径实际上具有后现代主义史学所固有的“解构”和“颠覆”作用。如张海鹏的《50年来中国大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6期）和《五十年来中国大陆对孙中山的纪念和评价》（《党的文献》2001年第5期）两文，分别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之后50年里大陆的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纪念活动如何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不同意义，指出这些纪念活动固然由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是“现实政治的需要”。王敏通过对“苏报案”的再研究，不但揭示了这一事件中两位主角章太炎和邹容在法庭上的真实表现，并对“苏报案”发生后一百多年间中外报刊、政治宣传读物以及电影戏剧等文艺作品对章太炎和邹容英雄形象的建构过程做了系统的梳理和论述，从而说明“苏报案”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是如何被赋予各种政治意义并被意识形态化的，事件的主角章太炎和邹容又是如何被神圣化的。陈蕴茜更是自觉运用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发表系列论文和专著，从中山公园、中山路、中山纪念堂、中山装、奉安纪念、总理纪念周、总理遗像、谒陵仪式等方面，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辛亥革命之后的国民政府如何通过这些活动，构建孙中山崇拜以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并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服务。
罗福惠、朱英主编的四卷本《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和诠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则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最新代表性成果。该著第一卷对辛亥革命之后各政府和党派如何通过各种纪念活动，各自赋予辛亥革命特殊意义，以为本政府和本政党服务的过程做了系统考察和分析，具体揭示在辛亥革命之后近百年间，为达到各自的政治诉求，不同政府所展现的辛亥纪念的内涵和时间长度及所赋予的意义是各不相同的。该著第二卷对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宗教界（主要为基督教界）、海外华人华侨等不同界别及社会团体对辛亥革命的认知、纪念和诠释等相关方面的思想和活动，以及大众报刊传媒和文学、戏剧、音乐、艺术和不同历史时期教科书对辛亥革命的书写和评价等，做了初步考察和探讨，认为民间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认知、纪念和诠释以及相关方面的思想和活动，与官方、政党、政派相比较既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不同；民间社会虽然也从政治上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加以阐释，但更多的是紧密结合自身的利益需求，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知，包括对革命结局的失望与不满。该著第三卷对百年来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做了比较系统的回顾，实际上是一部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学术史著作，内容涉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陆与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以及百年来日本、美国、法国和俄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该著第四卷对历史上辛亥革命纪念空间建设，诸如烈士祠、纪念碑、墓地、纪念馆或博物馆、名人故居和革命活动旧址，以及日常生活中大量以革命先烈名字特别是以“中山”命名的公园、道路、建筑物以及一些城市等，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和论述，具体揭示这些纪念空间除对塑造辛亥革命记忆以及一些城市的发展和城市认同产生影响外，还充满着各种权力和利益的冲突，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单纯。
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出现的上述三个研究转向，既是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种拓展和深化，反映了辛亥革命史研究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同时也折射了作为政治事件史的辛亥革命研究所遭遇的学术瓶颈。
二、关于革命团体、武装起义和组建民国的研究
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同，辛亥革命是一场由革命团体有组织领导的旨在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暴力革命。因此，有关辛亥时期的革命团体及其反清武装起义，也就成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革命团体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主要就同盟会的组成以及它与其他革命团体的关系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关于它的组成，国内学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传统和主流观点认为同盟会系孙中山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而成立的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如李时岳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陈旭麓的《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吴玉章的《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章开沅和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中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等，均持此说。另一种观点始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认为同盟会并非由上述团体合并而成，事实是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光复会的重要领袖蔡元培、徐锡麟、陶成章等均未与闻其事，在参与筹备的79人中，90%与各地革命团体没有组织关系，而孙中山在1900年之后就已不再以兴中会身份开展活动，同盟会系孙中山联络留日学生中革命分子、“集全国之英俊”结合而成的革命团体。后一观点代表了国内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最新研究，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真相。
对于1907年同盟会会员焦达峰和日知会会员孙武等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共进会及其与同盟会的关系,一种意见认为共进会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起了联络革命党人和会党的作用，其革命活动直接导致了武昌起义，应予肯定,不能看作对同盟会的分裂。另一种意见认为共进会是独树一帜的革命团体，且其组织形式较多地受了会党落后一面的影响，具有浓厚分裂性质。第三种意见认为共进会与同盟会的关系有一个转变过程，大致以1908年5月云南河口起义为转折点，此前共进会与同盟会分道扬镳的趋势并不明显，但在河口起义失败之后，“分道扬镳的趋势就明朗化了”。
对于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及其与同盟会的关系，除个别学者强调它的消极影响，认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是分裂同盟会的“恶劣行为”,是“重拉山头”、“另立门户”之外，国内多数学者并不将同盟会中部总会视为“分裂”活动而加以批判，反而根据实际情况，对其历史作用多持肯定态度，认为它在同盟会涣散之际成立，是迫于当时革命形势需要而采取的积极措施，不但不是分裂行为，而且对推动长江流域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关于光复会的性质及其与同盟会的关系，国内学者的观点分歧和变化比较大。在改革开放之前，有些学者以同盟会和孙中山为“正统”，对光复会持比较负面观点，认为光复会是一个地主士绅领导的反清革命组织，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或说光复会属于较多反映农民利益的资产阶级团体；或说光复会属于同盟会中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对于1910年陶成章脱离同盟会重建光复会，学界更是斥为“分裂主义”和宗派活动而加以批判。进入80年代之后，国内学者对光复会的看法和评价多有改变，比较一致地认为光复会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时又具有一定自身特色。并且，对于1910年光复会的重建，学界亦不站在同盟会的正统立场上，简单斥之为“分裂主义”而加以全盘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光复会诸人在思想观点和斗争策略上与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等存在严重分歧是产生分裂的真正原因，导致这种分裂双方都有责任；光复会在推翻清朝统治这个根本问题上和同盟会仍然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矛盾仍然属于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并无根本利害冲突，两派在稍后的广州“三·二九”起义中就再度携手合作，光复会还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为光复上海、南京和杭州做出了重大贡献，革命性仍是其主流。
关于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方略，国内学者大致有两种不同评价。一派学者认为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没有做艰苦、深入的群众工作，仅仅依靠会党和新军，具有军事冒险主义性质，结果招致起义的失败。但主流观点多持历史主义态度予以肯定，认为革命派发动的武装起义并不是完全脱离广大群众的军事冒险主义；即使有的学者承认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没有实行同工农的结合，存在急于求成和盲动主义等弱点，因此带有军事冒险主义的某些痕迹，但同时认为革命派从依靠会党和新军入手的方略在当时还是正确的，武装起义并没有完全脱离群众，指出革命党人在起义之前相当认真地考虑了事情的各个方面，尽了一切努力，而当起义的胜利难以实现时，他们仍以大无畏的必死的决心发难，用自己的鲜血来鼓舞人们继续奋斗，对于这样的革命者是不应苛求的。
对于革命党人多选择两广和云南等西南边陲地区发动武装起义，一派学者持批评态度，指出西南边陲地区虽然具有发动武装起义的一些便利条件，但在1907年这一地区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转入低潮之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仍执着在此发动武装起义，这是存在失误的，既不能从根本上威胁清政府的生存，也无益于在更大范围内扩大革命影响，而起义的连续失败却打击了部分革命党人的士气，成为此后同盟会上层涣散和分裂的原因之一，而且使仰赖于海外华侨的筹款活动益发困难；或指出革命党人在西南边陲地区的一次次失败，证明从边境打开缺口的设想是不现实的。另一派学者则认为革命党人的选择是正确的,无可指责，这些地区当时的确具有发动武装起义的便利条件。
对于革命党人采取的暗杀行动，国内学者也有两种不同评价。传统观点对革命党人的暗杀行动持批评态度，认为暗杀行动对革命事业来说是一种消极因素，弊大于利，不但未能动摇清朝统治，而且往往牺牲许多革命骨干，暴露革命组织，致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另一派学者则充分肯定暗杀活动所起的积极作用，指出暗杀行动虽然有消极性，但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辅助手段，起了鼓舞人民革命斗志和瓦解敌人士气的作用，不宜简单地将它当作错误行动进行批判；武装起义的失败，不能归咎于暗杀行动。
关于1911年武昌起义，国内学界就湖北成为首义之区的原因进行了比较广泛深入的探讨。个别学者认为武昌起义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更多学者不认同此说，认为武昌起义具有必然性，或认为武昌起义是革命党人在两湖地区长期活动和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结果，或归因于湖北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舆论宣传背景，或归因于张之洞在湖北举办的新政，或指出武昌起义是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等等。
关于民国的成立和组建，国内学界曾围绕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军政府的性质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关于南京临时政府性质，传统观点认为是一个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军阀、官僚、立宪党人共同领导的“联合政府”。进入80年代后，国内学界通过考察和分析南京临时政府的人员组成、权力运作，以及临时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和《临时约法》的内容，比较一致地倾向于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由革命派掌握实权的资产阶级政权。
关于各省军政府的性质，主要围绕著名学者胡绳提出的四种类型的划分展开热烈讨论。胡绳将宣布独立后的各省军政府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短命政权，如湖北、湖南、贵州；二、资产阶级立宪派政权，如云南、浙江、四川；三、假革命党——军阀和流氓政客政权，如陕西、山西、上海、福建、广东；四、旧巡抚穿上新都督外衣的政权，如江苏、广西、江西、安徽和山东。许多学者对此提出异议，指出决定各省军政府性质的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特别是他们当时的政治实践”，不能“仅以军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所属的政治派别、个人品质及其在辛亥以后的政治立场，作为判断军政府性质的标准”；据此判断标准，他们认为各省军政府由革命派始终控制的有鄂、陕、晋、滇、黔、粤、闽、浙八省和沪军都督府；经过斗争而由革命派逐渐占据上风的有赣、皖、川三省；真正由立宪派和旧官僚掌握的只有苏、桂、湘三省。
与此相关，在如何看待辛亥革命中一些独立省份的“和平光复”问题上，国内学者的观点前后也有所变化。80年代之前，国内学者对“和平光复”基本否定，认为“和平光复”是立宪派破坏革命的阴谋，或者说它是“廉价”革命，换汤不换药，没有触动原有的封建统治机构。80年代之后，国内学者对“和平光复”倾向于肯定，认为“和平光复”对辛亥革命也是有贡献的，“它减少了革命的阻力，助长了革命声势，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从而加速了革命的进程”，“对武装斗争起了配合和补充作用”，“是革命党人在辛亥光复中所采取的一种革命策略”，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是革命党人长期宣传、策反的积极成果。
对于民国政权被袁世凯窃取的原因，国内学者从主、客观两方面做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认为主观原因是民党方面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组织涣散、思想混乱，缺乏一支有共同革命理想和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以及错误地对待农民问题，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等。客观原因是缺乏资产阶级经济基础，反动势力的强大，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拆台，帝国主义的破坏，以及财政困难等。
与既往多从革命史角度解读民国的组建与失败不同，近年有些学者开始尝试从新的角度加以解读。如有的学者通过对民国肇建过程中出现的“合法性阙失”现象的考察，揭示传统因素在清末民初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复杂意义，认为民国政权出现的“合法性阙失”现象与民国党人未能利用旧制度的传统因素有着密切关系，辛亥革命的成功摧毁了清朝的统治，在表面上终止了其“正统性危机”的延续，但这并不意味着民国政府会自然而然地进入正常的秩序重建之中；民国政府迫切地汲取西方的宪政规则建立起自身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却相对忽视了如何有针对性地汲取清朝遗留的“传统”以作为宪政改革的辅助因素，民国党人既没有考虑如何解决清帝作为多民族共主形象的作用被消解后所遗留的疆域与民族问题，也没有考虑如何解决政教关系解体后所产生的道德文化真空问题。也有学者对辛壬政权鼎革之际，清朝末届内阁总理全权大臣和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袁世凯如何采取暗度陈仓之策，接收和合组南京临时政府以及在接收清朝旧署和组建国务院过程中存在的南北和新旧矛盾及问题做了较以往更具体的考察，揭示了更为复杂的历史细节。
尽管有学者在组建民国的研究中开始尝试跳出传统的革命史研究窠臼，但目前国内学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基本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水平上，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团体及武装起义方面，以往的研究过于粗线条，偏于定性分析和是非评价，多有可深入之处。以同盟会及其组织的武装起义的研究来说，虽然相关论著不少，但对同盟会领导层的日常运作、实际会员的人数和构成、各个分会的情况，以及历次武装起义的策划及参与人员等，并不十分具体和清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已出版的众多辛亥革命史著作中，迄今还没有一部专门研究同盟会的权威性著作及系统研究历次武装起义的专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三、关于辛亥时期的会党、新军、华侨、立宪派和清朝政府的研究
辛亥革命推翻在中国沿袭二千余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并非革命党人一派之功，而是清末各派政治力量合力的结果。因此，有关清末会党、新军、华侨和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及其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也就成了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于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国内大致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派学者比较强调它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认为会党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积极参加武装斗争，“造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并在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中“发挥了颇大作用”，“成为冲锋陷阵的主力军”。或说会党是“革命党的主要群众基础”，并在辛亥革命时期趋向统一组织，趋向民主革命，趋向接受资产阶级领导，其功绩不在新军之下。或将会党的作用归纳为组织群众斗争、发动武装起义、参加辛亥决战和募饷筹款四个方面。有的学者甚至因此提出“应该为会党立一块历史丰碑——‘辛亥革命时期民族民主革命旗帜下的马前卒——中国会党’”。
另一派学者认为对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不宜估计太高，指出从整个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来看，1908年之前主力是会党，之后则是革命化的新军，“在对封建政权的最后一击中，主力军是革命化的新军，而不是会党”。有些学者还以会党在辛亥革命后投靠立宪派、旧军人和袁世凯北洋势力而产生的破坏性作用，坐实会党缺乏历史进步性。也有学者认为会党对辛亥革命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作用，这种二重性贯穿始终。
在有关会党与辛亥革命关系的讨论中，国内学者还曾就会党的性质及革命党人联络会党是否可看作革命党人与农民的一种特殊结合或联盟，进行过讨论。一派持肯定意见；另一派则持否定意见。现在看来，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可以说是个“伪问题”。这不仅在于会党的性质不能代表农民，更在于整个辛亥时期革命党人始终未曾发动过农民，未曾对清末的民变加以领导。
还需要指出的是，既往有关会党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研究，多从革命党人方面立论，在研究过程中实际上有意或无意地预设了一些前提和评判标准，将革命党人与会党的关系简单地看作领导和被领导、改造和被改造、先进与落后的关系。这种研究视角是存在问题的，它很可能遮蔽了辛亥时期会党与革命党人之间更为复杂的双向关系，由此影响了我们对会党作用的评估。如能从会党或秘密社会角度，平等反观其与革命党人的关系及对革命的影响，或许可为研究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提供一些新的识见。
在新军与辛亥革命关系研究方面，国内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新军和会党是辛亥时期革命党人依靠的现成力量，都对辛亥革命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对新军与会党作用高低的评估上，有的学者倾向会党是革命的主力军，有的学者则认为革命的主力军应该是新军，会党只起了辅助作用。既往国内有关新军与辛亥革命关系研究的盲点在于，对于截至武昌起义爆发时国内新军的人数迄今未有定说，有说30万左右的，也有说16万之多的；有说24万的，也有说约17万的。而对于武昌起义爆发后到底有多少新军转向革命更是一头雾水，迄今未有一个具体数字。此外，在肯定新军对辛亥革命贡献的同时，对新军在维护清朝统治中所起的作用及对晚清政局的影响多有忽视。既往研究中存在的这一不足，势必影响新军与辛亥革命关系问题的讨论。至于国内学者争论新军与会党贡献的大小及谁为革命的主力军，则容易陷入瞎子摸象、各说己见的窘境。历史的实际情况是，新军和会党在不同时候和不同场合，其作用和地位是各不相同的。简单、笼统地断论新军与会党贡献的大小、高低，难免与实际的历史脱节，受人诟病。这不是一个可取的研究路径。
关于华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可能是受孙中山曾赞誉“华侨是革命之母”的影响及迎合现实政治的需要，国内学者基本上正面论述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认为华侨是辛亥时期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并从组织革命团体、参加武装起义、制造和宣传革命舆论及捐款助饷四个方面，具体阐述和论证华侨对辛亥革命的重大贡献。
既往有关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贡献方面的观点固然有其历史根据，但其中存在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忽视了华侨社会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海外华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他们所面对的不只是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同时还有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政治势力及当时更为强势的清朝政府的争夺，单向度强调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可能并不符合海外华侨的真实情况，至少是一种简单化。再者，既往国内学者关于华侨对辛亥革命贡献的研究也不深入，只是做了粗线条勾勒，并且几乎公式化，缺乏翔实史料支撑，内容多有重复，不但对美洲、南洋、澳洲和日本等不同地区海外华侨的革命网络没有一个清晰的勾勒，并且对支持革命的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也缺乏足够的研究。总之，有关华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可以说是目前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有待深入。
关于辛亥革命与立宪派的关系，国内学者的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多有变化。大致说来，在辛亥革命研究的起始阶段，国内学者普遍站在革命派一边，将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立宪派看作革命的对立面加以否定，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矛盾和斗争看作是势不两立的路线斗争。与此相应，国内学者对立宪派也多持否定态度，认为立宪派是“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混合体”，他们与清朝政府虽然存在矛盾，但这种矛盾属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立宪派的基本立场仍然是站在封建主义方面的”，他们在清末发起三次国会请愿活动，目的是要“抵制即将爆发的革命运动”；立宪派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附和革命，完全是一种“伪装”和“投机”行为，是以响应革命的名义来“腐蚀革命”，是“企图站在革命方面来抵制革命”，“不使旧秩序遭到震撞”，从而达到“破坏革命”、“窃取革命果实”的目的。
8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对辛亥时期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关系及其评价多有改变。固然有些前辈学者依然坚持五六十年代的观点，对立宪派基本持否定态度，但愈来愈多的学者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辛亥时期立宪派与革命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两个不同阶层的政治代表，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只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并非两个敌对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不是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之争；立宪派固然在革命道路和政体方案的选择等方面与革命派存在分歧，一个主张合法斗争、一个主张暴力革命，一个主张君主立宪、一个主张民主共和，但他们的基本利益和目标最终是一致的，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立宪派与清朝政府之间的矛盾具有敌我性质，存在根本利害冲突，因此，立宪派在武昌起义之后转向革命是顺理成章的，并非“投机”行为。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对立宪派的历史作用也做了重新评价，充分肯定立宪派在推动历史进步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指出立宪派在辛亥时期的政治宣传和立宪活动为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起到了思想启蒙和组织动员作用，清朝的覆灭是立宪和革命两派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立宪派在辛亥时期创办民族工商业，发动和领导抵制外货和外债、收回路权运动，从事兴学和出版工作，也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应予充分肯定。有的论著则对上述两种对立观点加以折中，主张对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关系及其历史作用应进行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指出立宪派的历史作用是“双重”的，既有抵制和破坏革命一面，也有要求抵抗外患、宣传民主、瓦解清朝统治的作用。虽然国内学界尚未就这个问题达成一个统一的定论或共识，但肯定的观点实际上被愈来愈多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逐渐成为一个没有定论的共识。
值得指出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者还加强了关于清朝政府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研究，许多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的产生和发展与清朝政府在最后十余年的种种失策特别是新政改革有着密切关系。如有的学者指出正是清政府在新政中的种种失误，诸如官场腐败依旧且愈演愈烈、对列强的卑躬屈膝、全面铺开的新政举措与政府实际财力间的脱节、对民生的漠视和加倍的盘剥等严酷的现实，加速了清朝的覆灭，使辛亥革命成为历史的必然；也有学者认为清季十年间，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并无太多特别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为，革命的爆发，并能较为轻易地速成，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造成中国权势结构前所未有的巨变，而清末最后十年所遭遇的制度转型困境使新政带有自毁的意味，终不得不让位于被认为更迅捷、更有效的革命，等等。最近，国内学者还就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的《清帝逊位诏书》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和意义做了具体探讨，并进行了有益的学术商榷。一些从事法学史研究的学者根据日人有贺长雄的观点，认为逊位诏书以“禅让”方式授权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不但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实现了“主权”的和平转移，使民国的“主权”有了合法性依据，同时也避免了中国出现民族分裂局面，促成了“五族共和”，因此是中华民国建国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其作用堪比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对此，一些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提出颇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批评该观点无视辛亥革命在推翻帝制创建民国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既乖法理，也违事实，指出从法理上来说，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为对立的政治制度，两者绝无权力授权的关系；从历史事实来说，清朝政府是为革命所推翻，中华民国系革命建国，即使袁世凯的总统权力，也是由民国政府授予，而非清政府“禅让”；至于辛亥革命后在维护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问题上，则无论成败，都与退位诏书没有内在联系。近年学界所做的这方面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辛亥革命的产生和发展。但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个问题，多偏重研究清政府在加速革命方面的影响，而对武昌起义爆发之前清政府对付革命的举措及如何镇压革命党人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依然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认识水平上。学界尚需在这方面做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四、关于辛亥革命与列强关系的研究
辛亥革命作为一场推翻清朝统治和专制制度的革命，虽然是一场中国内部的革命，但它同时也是一场具有世界影响的革命，曾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反响。因此，研究辛亥革命与列强的关系也就成了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纵观国内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上立足于批判，具有比较浓厚的政治色彩，认为列强对辛亥革命采取了干涉和破坏活动，是绞杀辛亥革命的帮凶。如吴乾兑的《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干涉和破坏》、余绳武的《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和卿斯美的《辛亥革命时期列强对华政策初探》等论文都持这一观点。国内学界在列强与辛亥革命关系问题上所持的这一观点固然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但难免过于笼统和简单化，有失偏颇，尚需做更为全面和更为客观的评价。
就辛亥革命与各个列强的关系来说，以与中国“同文同种”的日本最为密切。整个辛亥时期，日本都是革命党人的一个聚集地。因此，学界对辛亥革命与日本的关系最为关注，研究成果也最多。除相关论文外，还出版了多本有学术分量的专著，如赵金钰的《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李廷江的《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吉奎的《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俞辛焞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段云章的《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及赵军的译著《辛亥革命与大陆浪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等。
综观国内学者对辛亥革命与日本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日本民间诸如日本浪人、志士、财界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及日本舆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二是日本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反应。
就日本民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来说，赵金钰和俞辛焞都认为，除了像梅屋庄吉等极少数真正同情并热忱支持中国革命和革命党人的日本人之外，大多数人虽然在金钱和生活上热情援助和接待过留学或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如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等，但他们怀有以此手段来获得中国权利的长远目标，是为日本侵华服务的。李吉奎在系统考察孙中山与日本民间的关系后也指出：“虽然从民间来说存在友善的一面，但由于当时两国是处在不平等时期，因此，从总体上说并不是令人愉快的。”
就日本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反应来说，俞辛焞认为日本政府与英美等国有很大不同，并没有采取“中立”政策，而是试图出兵干涉，以武力镇压革命；对袁世凯的态度，日本也和英美截然不同，反对袁上台掌权；在中国政体问题上，日本始终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对于南方革命党人，日本政府出于吞并东北和内蒙古的侵略目的，向革命党人提供武器和贷款援助，主张南北分治，以此削弱中国。李廷江在考察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政府的动向后也指出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无一不试图乘中国动乱之机，强化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进而向中国本土扩张势力”。
关于美国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卿斯美和夏良才分别探讨了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美国对华政策对清末政局的影响，认为币制实业借款和湖广铁路借款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国际背景和导火线，美国从自身利益考虑三次拒绝支持清廷抵制日俄的请求，同时又逼迫清廷签订币制实业借款和湖广铁路借款，出卖利权，阻止了预备立宪的进程，加速了清朝的覆灭，因此预备立宪的失败“不仅仅是清王朝与立宪派之间矛盾激化的表现，而且亦是外国资本与民族资本之间的矛盾急剧发展的产物”。崔志海和张小路分别探讨了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反应，认为虽然美国驻华外交官对辛亥革命有不同态度，美国政府也拒绝承认湖北革命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但由于美国政府将辛亥革命定性为一场“太平天国”性质的反清革命，而没有将它定性为“义和团”性质的排外运动，因此直至清帝逊位始终奉行中立政策，并没有对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进行干涉和破坏，也未偏袒袁世凯，而是听任清帝逊位，主张等待承认一个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新政府。此外，郝平著《孙中山革命与美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详细论述了孙中山在美国的革命活动以及他为争取美国政府及民间支持所做的努力，并探讨了美国对孙中山思想的影响，是一部专门研究美国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综合性著作。
关于英国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国内学者多认为英国在辛亥革命中的对华政策与日本有所区别，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它的在华商业和贸易利益，以维持它在华的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大体遵守了中立政策，反对武力干涉，但在南北议和过程中，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则明显偏袒袁世凯。
关于法国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张振鹍对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前往法国的活动、原因及意义做了具体探讨，指出孙中山在巴黎接触的主要是法国在野人士，目的主要是以中国革命的指导者的身份,就即将提上日程的建国任务及对外关系的某些原则做出说明，争取外国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争取法国的财政支持；孙中山与法国官方的接触则授意其代表胡秉柯、张冀枢具体执行，孙本人并未见过法国官员。吴乾兑则从法国对华外交角度，探讨了1911年至1913年辛亥革命从爆发到结束期间法国政府的态度与反应,认为辛亥革命之初法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反对共和、力图挽救清朝统治，并为此主张重新起用袁世凯和给予清政府贷款，拒绝向孙中山提供贷款和外交支持；在南北议和中，法国政府则拒不接受孙中山建立的民主共和国，主张由袁世凯来恢复中国秩序，并向袁世凯提供善后大借款，以维护其在中国的利益和特权。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法国大革命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关于俄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反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沙俄侵华史》第4卷下册做了详尽的论述，认为由于辛亥革命的目标是要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和俄国的侵略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因此，俄国政府自始至终持反对态度，使用各种形式进行干涉，同时利用当时中国的动荡局势，在长城以北展开大规模的领土掠夺活动，带头掀起又一次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并对辛亥革命爆发后俄国趁机对东三省、新疆和蒙古的侵略活动分别做了具体考察和揭露，指出“沙俄是利用辛亥革命之机推行肢解中国的政策、抢到赃物最多的帝国主义强盗”。
关于德国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肖建东认为德国是当时干涉中国政局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它一方面为维护其在华既得利益，竭力反对革命，支持清政府镇压革命，并在南北议和中帮助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又为袁世凯统治的确立输血打气，支持提供善后大借款，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另一方面，德国为维持列强在华均势，联合美国和英国反对和抵制日、俄两国单独干涉中国和趁乱独吞中国的阴谋和企图，客观上为维护中国领土现状起了积极作用。赵入坤对德国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看法与肖建东稍有不同，他认为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南北议和、对华武装干涉、善后借款与承认民国等问题上，德国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都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与其他强国既有合作,也有斗争。但在整个辛亥革命期间,德国的反应相当迟缓,它对许多重大事件的政策都是在列强改变政策后被迫制定的,因而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
纵观国内学界对辛亥革命与列强关系的研究，除日本与辛亥革命关系研究外，主要聚焦于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后。但如所周知，1911年的武昌起义只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高潮，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并非在1911年一夜之间成功的，而是经历了十余年的艰苦奋斗。因此，辛亥革命推翻在中国沿袭二千余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并非革命党人一派之功，而是清末各派政治力量合力的结果。因此，有关清末会党、新军、华侨和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及其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也就成了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五、 关于辛亥历史人物的研究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历史离不开对人物的研究，政治史和事件史的研究更是如此。相关人物研究始终是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已发表的成果中占有相当比重。学界对辛亥时期人物的研究，大体可分三类：一为革命党人；二为立宪派人物；三为清朝官员。
在革命党人研究方面，成果最多的是对孙中山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60年来国内发表的研究孙中山的著作有300余种，论文多达2000余篇，内容涉及孙中山的思想、文化观和革命活动。在孙中山研究中值得指出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再有学者从方法论角度进行自我检讨和反思，呼吁国内的孙中山研究回归学术，避免陷入以孙中山为正统论的窠臼。如王学庄在1985年提交“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一篇论文中专门就国内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关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国内的孙中山研究纠缠于孙氏地位和作用问题的讨论，并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评论作为立论的根据，以论证孙氏为革命的第一位领导者为目的，存在明显褒扬孙中山或为孙中山辩护的倾向：在将孙中山同其他革命党人作比较时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贬低他人以抬高孙中山；为论证孙中山的伟大和历史地位，忽视革命运动的发展对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推动和影响；在涉及孙中山缺点问题上缺乏正视勇气；评论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党人的活动时标准不一，对孙中山的功绩阐幽发微，对他人的功绩熟视无睹，对孙中山的过失曲予原宥，对他人的过失深文周纳。他大力呼吁国内的孙中山研究应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指出国内学者对孙中山的偏心研究“本欲爱之，适以害之”。辛亥革命史专家章开沅也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国内的孙中山研究提出批评，指出：“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常被有些人称为‘显学’(显赫的学问),不无洋洋自得之感。其实,显学在中国常有官学之嫌,甚至就是官学之别名。1949年以前,孙中山研究为国民政府所重视,1949年以后,又为人民政府所重视。这种情况,对于孙中山研究来说,既是幸运,又是不幸。”呼吁国内学者要进一步摆脱“历史地位”、“丰功伟绩”等单纯的政治评价的指标体系,加强从文化史和社会环境的角度展开对孙中山的研究,使人们心中的孙中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国内学界的这种自我反思和对学术真理的追求，不但维护了国内孙中山研究的学术性和客观性，也为推动和深化其他辛亥历史人物研究扫除了障碍。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不但对辛亥革命的另一重要领导人黄兴的历史地位做了充分肯定，克服了此前以孙中山的兴中会系统为正统的“扬孙抑黄”的倾向,同时还加强了对孙、黄等正统派之外特别是江浙光复会系统的革命党人的研究，并对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章太炎、李燮和（湖南人）等做了重新评价，对陶、章、李等为辛亥革命所做的贡献多予肯定。
在对辛亥革命党人的研究中，有学者还利用新发现的史料，对个别革命党人的变节或与清朝官员之间的微妙关系做了探讨。如有的学者对1907年12月间章太炎为赴印度做和尚向清朝满族高官端方谋款一事做了考察和分析，认为章与端的关系仅止于此，章太炎并未成为端方的“侦探”。有的对汪精卫庚戌入狱后的表现做了考察，或认为汪的表现已变节，投顺清政府；或认为汪精卫入狱后的表现只是受了感化，还未至投降变节程度；或认为汪精卫入狱后的表现不但没有变节，并且激发了革命党人的革命精神，为催生民主共和制做出了积极贡献。有的对刘师培从信仰无政府主义、加入同盟会、宣传革命到1908年归国后变节、投靠端方的过程及其原因做了考察和分析。有的对辛亥革命时期著名宣传家、革命家杨毓麟与清廷高官军机大臣瞿鸿、两江总督端方的关系，以及他跟随驻欧洲留学生监督蒯光典赴英国的具体日期、工作性质等做了具体考证，纠正了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书中不实记述，揭示了杨毓麟这位与众不同的革命党人在主张对清王朝实行暴力革命的同时，不放弃采取改良的途径，即通过清廷上层的实权人物，推行他的教育救国主张，使中国走出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富强的康庄大道的另一侧面。
在对立宪派人物研究方面，国内学界的一个基本研究趋向是，随着80年代之后摆脱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作为辛亥革命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对立宪派人物愈来愈趋向于做正面和肯定评价。如对立宪派两位领导人物梁启超和张謇的立宪活动一般都不再视为清政府的帮凶加以否定，更多给予正面评价，认为他们两人领导的清末立宪运动传播了民主政治思想，揭露了清政府的反动本质，加速了清朝的覆灭，君主立宪的和平请愿运动和民主共和的暴力革命是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统治中所走的两条不同道路，不能将他们看作革命的死敌和绊脚石。与此相关，国内学者还进一步对一些地方立宪派领导人物如杨度、汤化龙、汤寿潜、熊希龄等人也进行了重新评价。如学界对湖北立宪派领导人物汤化龙长期持否定态度，认为他在武昌起义时曾密电清政府“决不从逆”，其转向革命是伪装的，但80年代之后国内学者对这一观点多有纠正，指出汤化龙并无密电“决不从逆”之事，其转向革命是基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本能，并非伪装或投机。对于杨度辛亥时期的君主立宪主张和活动，虽然仍有学者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认为其“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以消极的为主，积极的作用是次要的”，但更多学者倾向做正面评价，认为杨度的君宪思想在中国近代宪政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他“以进化论、工具主义、权威主义体认解读西方宪政文化,进而构建起其宪政理论的基本框架,参与了近代中国宪政文化品质的塑造”。或以1908年杨度入仕清朝宪政编查馆为界，认为此前他的政治主张和活动值得肯定，对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提高人民民主觉悟均有促进作用，此后则成为清政府的御用官僚。
再者，自80年代之后，学界还加强了对辛亥时期统治阶级人物的研究，并对他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和关系做了重新评价，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如不少学者对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的重新出山予以肯定，而不再将他作为革命对立面一概否定，指出袁复出后启动南北议和，并亲手修改清帝退位诏书，促成南北与清室三方达成共识，使辛亥革命进入和平轨道，使各派的政治利益得到最大满足，国民免遭战争带来的屠戮与浩劫，这是古老东方政治智慧的结晶。或说袁的出山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为日后实现民主共和政体减少了阻力，袁世凯倡议南北议和是在当时国内外形势下达成不经战争结束封建帝制建立民国的有效途径，是避免和扼制帝国主义列强武装干涉的有效办法，也是当时民心所向的举动，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所采取的手段使清廷自感除退位一途外别无选择，因此在辛亥革命“赶跑皇帝”的斗争中，也有袁世凯一份功劳。或曰袁从汉口、汉阳战役胜利后及时调整战略，力主南北和谈，到政体选择的关键节点最终随着舆论的导向、局势的发展，赞同民主共和，顺应了时代潮流。又如对于原清军将领黎元洪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固然有些学者将他在武昌起义后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看作反革命势力篡夺了革命政权，认为黎是混进革命营垒中的旧官僚、旧军阀，对辛亥革命起了破坏作用，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实事求是地指出黎元洪出任都督虽非主动响应革命，并对后来革命的发展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但在当时群龙无首的情况下，顺应历史潮流，出任都督，对从内部分化清政府、争取汉族官绅响应和支持革命，还是起了积极作用，应予肯定。有的通过对清朝重臣岑春煊在辛亥革故鼎新之际如何由一位封建臣属转而“走向共和”、成为“国之公民”过程的具体考察和分析，指出在历史转折关头，有些人会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归附于新兴的掌握未来的阶级，此非岑春煊独然，而是一批清朝官员的共同趋向。有的对清末担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所采取的各种破坏革命活动做了具体考察和揭露。有的对辛亥鼎革之际庆亲王奕劻的动向做了具体考察和论述，认为奕劻力主清帝逊位，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因为受了袁世凯的贿赂，而是在环视列强态度、国内舆情、清廷自身力量后，出于最大化保护自身利益考虑而做出的举动，等等。
纵观60年来学界对辛亥历史人物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一、研究面不断扩大，从研究革命派和立宪派少数领袖人物扩大到两派的一些次要人物，并在90年代之后不断加强了对辛亥时期一些重要的统治阶级人物的研究。二、随着资料的不断开放和利用，对相关人物的研究不断深化。三、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对辛亥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断趋向客观和理性，逐渐摆脱了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正统革命史观的束缚。但同时也存在比较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和矫枉过正现象。另，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有待加强对辛亥历史人物群体和历史人物的比较研究。
六、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及历史评价问题
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定性和评价，是新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国内主流观点认为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只是到80年代初因海外学者的质疑，国内学界曾就此问题展开比较有实质性的集中讨论。
海外学者以20世纪初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还不足以产生一场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资产阶级并没有参加和领导革命等为理由，否认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或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国内民族革命，或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民革命，或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士绅或精英运动，或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假革命”、“伪装的革命”，等等。对此，国内学者坚持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并从学理和史实两方面做了论证。刘大年在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赤门谈史录》一书中就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较为系统的、具有代表性的阐述，提出四条理由和根据：一、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初步成长，资产阶级尽管很幼稚，但它已经成长为一支新兴的、成熟的力量，足以使自己扮演发动和领导一场革命的角色。二、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已完全不同于农民战争领导人物，主要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最善于反映那个阶级和时代的要求。三、革命的领导者提出了明确的资产阶级纲领，“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历史和革命学说为依据，反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口号，以号召群众。他们的纲领、口号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和利益。”四、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的领导与农民群众反封建斗争相结合，并由农民充当革命主力军，这是世界上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通例。
章开沅在与台湾学者张玉法的辩论中，除了阐述与刘大年相近的观点之外，还特别将辛亥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进行比较，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不但确实形成了一个作为新兴集团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比西方尼德兰、英、法、美、德等国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还要好一些。
在经过80年代的大讨论之后，尽管近年国内仍有学者继续提出各种“新说”，诸如“国内民族革命运动”说、“王朝更替”说、“民主共和革命”说，等等，但他们所持的理由或基本上与此前否定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海外学者相似，或与资产阶级革命说并无本质区别，只是用词表达有所不同而已，均不具新意。因此，这些“新说”既没有在学界产生影响，也不被学界接受。
相对于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争论，国内学界关于辛亥革命评价问题的讨论虽然表面看来并不那么彰显，但实则更尖锐、更具挑战性。国内学界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大致说来有两种不同评价体系：一种为传统革命史评价体系；一种为现代化史评价体系。
在革命史评价体系下，国内学者基本上都从阶级分析立场出发，对辛亥革命进行两分法评价，一方面充分肯定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比较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又站在无产阶级高度，认为辛亥革命存在软弱性，不够彻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使中国民主革命获得彻底胜利。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现代化史评价体系则为国内学界评价辛亥革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认识。根据现代化史的评价标准，国内学者对辛亥革命出现两种不同的评价。
一派学者仍肯定辛亥革命对推动中国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表示绝不能低估这场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指出：“它不仅迈出了中国政治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还对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行了强有力的政策推动，并在思想的启蒙和观念的现代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辛亥革命真正实现了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这“不仅仅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实现了国家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变革和领导权力现代性转移,而且因为辛亥革命有一个为之奋斗的中国第一个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纲领——三民主义,选择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暴力革命,形成了最为广泛的启动早期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即社会支持系统。尽管辛亥革命对早期现代化的启动程度是有限的,但却是有效的,它使中国现代化形成了进入启动阶段的基本条件”。还有不少学者特别强调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所起的推进作用，指出辛亥革命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从而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扫清了道路，它不仅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的结束，同时还确立了民主共和政体，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完成了国家政权由传统封建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实现了“从‘朝代国家’到‘共和国家’的转变，并对中国政治思想观念产生深远影响，促进了民主共和思想深入民心和现代国家观念的初步形成及自我实现意识的萌生”，等等。
另一派学者则强调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及后果，基本持否定评价。如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虽然顺理成章地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它并没能阻止政治衰败的进程；相反，由于革命后权威危机的出现及其应对措施的失败，这一衰败进程进一步加速，几达于政治分裂和社会解体的程度，20世纪初叶,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因之而丧失殆尽。或说辛亥革命的客观效果与主观意图之间存在严重背离，辛亥革命破除旧权威是胜利的、成功的，但建立的新权威未获成功，造成政治稳定性的丧失，致使中国的现代化一再被延误。或说辛亥革命打断了清末新政所开启的近代化的进程，指出当时的清政府并非一无是处，正致力于中国的近代化建设，“辛亥革命前夕的清王朝，正在向立宪政体转化；而号称民国的政府大都是专制政权”，“辛亥革命前夕的清政府比后来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府更容易向民主、法治体制过渡”。有的则从现代化史角度，直言“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悲剧”，明确提出要“告别革命”，“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应当摆脱原来的思路，不能老是毋庸置疑的一味歌颂，或老讲‘太不彻底’那些话”，强调立宪派的改良或“调适”主张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更好选择。
在现代化史研究范式之下，一些学者将辛亥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否定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意义，这是缺乏历史依据的。持这一观点的也多是一些从事思想史或非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他们的观点更多出于对现实的思考，或进行的是一种逻辑推理，而非基于对当时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和分析。因此，这一派学者的观点在国内学界并不占主流，国内学者对此亦多有回应和批评。最近，有学者提出将辛亥革命放在一个长时段和广阔的国际视野加以审视，即总结辛亥革命前100年中国和世界的状况，也考察辛亥革命后100年来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并展望今后100年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和人类将面临问题；在此宏观背景下，重新看待和评价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此说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不无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经过六十余年的学术积累，国内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应该说达到了相当的学术高度。而作为政治事件史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则大体在20世纪90年代初臻于成熟，进入守望阶段。尽管90年代之后国内出现的三个研究转向对辛亥革命史研究做了有益的拓展，尽管学界在某些问题上继续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论著，但在事件史研究上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超越90年代初所达到的研究水平。就综合研究来说，未见一部反映辛亥革命史最新研究成果的权威性著作。就各个专题研究来说，同样也缺乏有影响的系统性论著问世。这既与90年代以来的学术发展不相称，也落后于90年代以来大量新史料的挖掘和出版。如何从政治事件史角度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突破既往研究形成的学术瓶颈，将是21世纪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