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的电视剧大大地热闹了一番，收视率很高，听说很多中央政要都在日理万机之余每集必看，可见它确有可看之处。播放之后，一些史学家著文批评，说该电视剧过分美化了雍正这个大兴文字狱的封建帝王。史学本来就是个是非之学，所以史学家们是一定要争一争雍正这个历史人物的是与非的。这种争论也很正常，很有些百家争鸣的精神。
我没看过这部电视剧，没有发言权，倒也远离了这一是非。但史学家们说雍正是历史上最严酷地迫害知识分子的专家，大概没有冤枉他。这已是史有定论、众人皆知的事了。我也算是个知识分子，物伤其类，所以我对擅长迫害知识分子的帝王哪怕他有天大的文治武功，我也恭敬不起来，没有什么好感。
康熙在位61年，他制造的著名的文字狱有两起。而雍正在位仅13年，他制造的文字狱大案就有5次。如吕留良案、汪景棋案、查嗣庭案、陆生楠案、谢济世案。案犯所著书．一律被罚没，被禁毁，不得再版，不得翻印，亦不得私藏。那时没有居委会，禁书无处上缴，估计大都是偷偷在家中自行销毁的。案犯不是被处死，便是被流放，还祸及家族。查嗣庭在判刑前就已痪死狱中，仍然被鞭尸枭首，真是死也不放过的。
但有一案却很奇特，这就是钱名世的《名教罪人》案。钱名世是因投诗诌谀年羹尧而获罪。年羹尧时任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拥兵自重，权倾一时，雍正不得不担心年大将军功高压主，致使皇帝老子的大权旁落，因而寻一口实将他逮捕赐死。这其实是统治者内部的权争。钱名世在年羹尧势焰极盛、圣眷极隆之时，投诗吹捧，趋炎附势，本是封建官场上习见的风气；但年羹尧一倒，便殃及池鱼。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有上谕，说钱名世“品行卑污……钻营不俊，以诗赠年羹尧，曲尽谄媚，至以平藏之功归之于年羹尧，谓当立一碑于圣祖平藏碑之后，悖逆已极……”
钱名世如此罪大恶极，雍正说他“死不足蔽其辜”，可雍正竟然没将他处死，亦未让他坐牢流放，而是用了一种让钱名世“虽腼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的独特的方式来处置他，即在将他“褫职递归”时，“赐以匾额”，“且亲书‘名教罪人’四字，令悬其门，以昭鉴戒。”这确实很有创意，但最有创意的还是雍正“复命在京大小员工，由科制出身者，咸为歌诗以刺其恶。”亦即雍正让凡是科举出身的上自大学士、尚书下至给事中、员外等大小官员，统统写诗对钱名世大批判。
非但如此，雍正还责成被批判者钱名世自己出资将这些大批判诗编辑刻印出来，颁发各地。诗集作者共385名官员。我将这些大批判诗浏览一过，不胜感慨。这哪里是诗?它们只是用诗的格式填写的歌颂皇恩浩荡的套话空话，声讨钱氏恶行的恶言詈语，没一首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抒发，大都是在高压下的被迫表态。如此苍白的标语口号，在诗集中比比皆是，使我一时不知举何例为好。我是南京人，我姓沙，就举与我同乡、与我同姓的两个官员所写的诗句为例吧，这也算是“大义灭乡”、“大义灭姓”吧?
在任何革命的和不革命的大批判中，统治者都需要他的臣民有这种六亲不认的冷酷。我的同乡叫戴渤，官至翰林院编修，他写的是七律：“臣工端合凛官箴，大义全乖是孔壬。圣泽忍辜沧海阔，谀词徒病夏畦深。漫将浮藻夸文苑，不恤行踪玷士林。宸训特为名教重，永堪垂成在衣簪。”我的同姓叫沙长祺，是刑部额外主事，官并不大，他写的是五律：“由来谐媚性，无处不营私。曲尽逢迎态，甘为悖谬词。持身忘大义，有罪休洪慈。归睹宸章显，何堪清夜思。”这不是诗，是押韵的大字报。将这些陈词滥调称之为诗，实在是对诗的诬蔑和亵渎。可是这些官员们又不得不写，连当时很有文名的方苞也写下“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这样空洞无物、言不由衷的恶俗词句。这一切又都是为了什么呢? 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表态。
这样的大批判总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这些大批判都是由上面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无一例外。二是这些大批判都是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这也很少有例外。三是这类大批判都有统一的口径。如把《名教罪人》前边雍正的上谕和后面的诗句进行比较，便可得知大批判的主题、范围、罪名，甚至用语都是统一的。雍正说钱名世是名教罪人，大家便随声附和，都声讨钱名世是名教罪人；雍正说钱名世谄媚奸逆，众人也吠影吠声，谴责钱名世是谄媚奸逆。这更是无一例外。
大批判必然带来大表态。批判别人是手段，表白自己是目的；名为批判别人，实为自己表态；批判了别人，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些与被批判者有牵连者，通过大批判可以表明自己已与被批判者划清了界限，已经反戈一击；那些与被批判者无干系者，亦可通过大表态来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以免引起当局怀疑。足够规模的大批判和大表态，会在社会中形成极大的政治压力，迫使被批判者屈服，迫使未被批判者驯服。众多参加大批判者并不是对被批判者真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担心不参加大批判和大表态会引起统治者对自己的忌恨，会被认为是不忠的表现。
我不知道在雍正之前是否有过如此大规模的大批判和大表态。如果没有，那雍正这一大发明应是本世纪后半叶中国几次更大规模的大批判和大表态的大格之始。雍正的这次《名教罪人》一案以及在此前后的几次文字狱，和1949年之后的反胡风、反右派、打倒彭德怀、打倒刘少奇以及文革中的种种大批判、大表态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雍正所要惩处只有钱名世1人，参加大批判和大表态的也不过385人，1949年之后每次所要批倒批臭的就不是单单一个人了，而是一个集团，一个大大的集团，如被毛泽东组织起来“胡风反革命集团”就涉案数千人，而被毛泽东戴上右派帽子的竟多达55万人，这是古今中外的世界之最；参加大批判和大表态的人数也不是区区的385人，而是全党、全民；是全党共诛之，是全民共讨之!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影响之广、残害之烈，也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古今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发动大批判者都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而被批判者倒不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发动大批判者都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阴谋的，被批判者倒不一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阴谋的。被批判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大批判的发动者有组织、有计划、有阴谋地打倒了。
我以前见过一本“反胡风”的大批判集，体例几乎和《名教罪人》诗集一样。《名教罪人》诗集的前面是雍正的上谕，而“反胡风”的大批判集的前面是毛泽东的按语：《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几批材料的按语》。后面也是像《名教罪人》诗集一样收录了当时很多大批判、大表态的文章，如：侯外庐的《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曹禺的《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于伶的《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赵丹的《我的愤怒已到极点》等等。光看这些题目就令人不寒而栗。我记得“反右派”也有一本大批判集。前面也是毛泽东的讲话和他所撰写的社论，后面仍然是大批判和大表态文章。文革中还看过“批刘批邓”的大批判集，可惜这些都不再版了，使得今天善良的人们失去欣赏奇文和再受教育的机会。
大批判和大表态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很难有它的生存环境，很难想像一个美国教授、一个英国作家、一个法国官员、一个德国公民，会参加全党、全民的大批判、大表态。按理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和封建社会的这种政治文化更是格格不入，可遗憾的是，我们不但弘扬了这一民族传统，而且还光大了，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这样违背法制、践踏人权的众多冤案、惨案。
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竟然比封建社会还要热衷封建的政治文化，这是因为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内尚有滋生这种政治文化的土壤。因此要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彻底根除大批判和大表态．需要将20年前邓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认真地贯彻和继续下去，真正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如果民主化的过程是个审慎的漫长的过程，尚需等待条件的成熟，那么有些非关全局而且呼声很高的事情如新闻体制的改革是否可以先做起来，使中国的传媒真正地成为朱总理所说的“群众喉舌”呢? 如果连这点改革目前也难以做到，那么至少在今后还不得不大批判和大表态的时候，能否将被批判者的全部情况告知人民，而不是只告知部分，不是只告知对被批判者不利的部分。既然我们一直宣称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么我们至少应该向人民提供真实可靠的、全面客观的信息服务。如果掩盖和封锁某些重要信息，那就是政府对人民的侵权，侵犯的是人民的知情权。再退一步说，即便在今后还不得不大批判和大表态的时候，即使我们批判的又是应该批判的人和事时，那么无论如何都不应再像已往那样在共诛之、共讨之的时候剥夺被批判者的发言权，而是应该让他在被批判的时候拥有说明和申诉的权利。连在法庭上罪犯都有权作最后的陈述，何况还没通过法律手续给以定性判刑的被批判者呢? 不但要给被批判者有自我辩护的权利，也要给别人为被批判者辩护的权利，也就是要容许有不同的声音。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在对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彭德怀、刘少奇进行大批判的时候，能容许他们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能发表别人替他们辩护的文章，就不至于造成那么多震惊人寰的大惨案了! 能够做到以上所说的三点，即使在批判应该批判的人和事时，也可以减少一点失误，使我们不致太可笑，太让人觉得老调重弹，毫无长进。根除大批判和大表态这种封建的政治文化，不只是为了保护被批判者的合法权利，也是为了保护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因为大批判和大表态所践踏的不仅仅是被批判者个人，而是在践踏一种精神，践踏一种权利，这就是自由精神，民主权利。而在丧失了自由精神和民主权利的制度下，今天可能他是大批判和大表态的受难者，明天的受难者就很可能是你。在《名教罪人》一案中，查嗣庭和谢济世都参加了大批判，查嗣庭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谢济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可他们何曾料到很快他们自己也成了另两起文字狱的受害者。曹禺也是一个表态专家，反胡风表态，反右表态，一直到自己在文革中被别人的表态打倒。吴祖光说曹禺“太听话了”，巴金也劝他“少开会、少表态”，使他在晚年终于觉悟到“表态文化”卑下和危害，有所深刻的反省。今天你表态批判别人，明天就很有可能被别人的表态批判打倒。像曹禺这样的例子不是个别的。只要我们的民主和法制不健全，那人人都不可能是安全的，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不是也没有安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