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俄罗斯的普京总统“短暂失踪”引起了世界媒体的关注，还因此流出“政变”的传闻；有些期望这个结果发生的中国朋友在网上留言表示“相信”，有些不期望这个结果出现的人则大声疾呼“美国的阴谋”，我持有另一种类型的态度：期望这个结果发生，但又不相信它真的发生了。有期望，是因为俄罗斯近些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倒行逆施，对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构成了巨大威胁；不相信，是因为我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演变规律”的思考发现：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经常显现出根深蒂固的特征，并对其政治生态构成决定性的影响。当前俄罗斯的政治形态不是由普京个人塑造的，普京却是俄罗斯人民主选举出来的，因此，与其说是普京在操控俄罗斯人民和政治形势，还不如说是俄罗斯民众在推动普京日益自信地成为这个国家的强势领导人。有学者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国家，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人民。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一个国家的人民（心理素养）是在相对较长的历史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而这种人民一旦形成，它就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从而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构成重大影响。很显然，当前的俄罗斯人民是沙皇俄国和苏维埃联盟子民的后裔，他们必然“传承着”自己祖先的各种文化基因，因此也必然会将这种文化基因注入到当前的国家政治生态构建过程之中。

众所周知，俄罗斯的主体民族斯拉夫人有着悠久的集体农庄经济和农奴制传统，在这种传统经济与政治制度的长期培育之下，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早已成为这个国家民众根深蒂固的思想元素。特别是17-18世纪之后，伴随与欧美发达国家的频繁外交接触，沙皇俄国更加深刻地体验到了国际政治斗争的严酷，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由此相伴而生，由此而引发了它对扩张领土的强烈兴趣。尽管因为在1853—19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败北，沙俄的领土扩张进程受到了短暂的影响，但是俄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却因此刺激而再度高涨，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再次受到重创。1917年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建成之初，当时的领导人列宁虽然曾一度摆出“战略收缩”的政治与外交姿态，但很快就发生了逆转，新的领导人斯大林再次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帜，并将诺大的国家再次拉回到了“集体农庄”的时代。可以自信的说，斯大林的“成功”主要就得益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完美配合”，而在这种政治成功的基础之上，苏联再次走向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领土扩张之老路，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在此之后，新生的俄罗斯本来已经获得了重新走向“现代政治”的良好契机，但是受到经济转型不畅的困扰，这个国家的广大民众再次萌发了对“强人政治”的热烈期盼，从叶利钦到普京时代的过渡正是这种“大众心理”综合作用的结果；而2014年乌克兰政治危机后将克里米亚吞并又可以视为普京向国家和人民赠送的一份厚礼！俄罗斯人民可以忍受沙皇、斯大林带给他们的残酷杀戮，却不能容忍“北约”在其周边国家的军事演习；面对举步维艰的国民经济形势，他们不是想着如何重振自己的生产能力，而是固守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不放，誓死捍卫祖宗划定的军事边界，不管怎么看，这都与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联系。

无独有偶，印度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并且与西方现代主流文化存在鲜明的差异，因此从1947年独立以来，这个国家虽然也维持了宗主国为其准备好的宪政民主制度之基本框架，但却一直与欧美发达国家“貌合神离”，而与俄罗斯及其前身苏联一直保持较为和谐的外交关系，关于此，1962年的“中、印军事冲突”（苏联站在印度一方指责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是最好的证据。在我看来，这其中虽然充满了“地缘政治”的因素，但是也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亲和性有关：印度传统文化以“种姓（等级）制度”为基础，其民众所极力追求的最高生活目标是“融入最高的‘阿特曼’（梵）”，（许烺光先生在《宗族、种姓、俱乐部》一书中有详细的介绍），这种文化严重缺乏西方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和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却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因此，印度人在心理上更容易与俄罗斯而不是英美等西方国家发生一些情感上的共鸣，这就与中国广泛存在的“普京粉”（喜欢普京的中国人）现象形成了照应。我认为，正是印度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导致了这个国家尽管早就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但经济发展状况却一直不佳，而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国家财政实力较弱以及由此导致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中国媒体最常说起）的这个原因可能恰恰是次要的；换一个角度说，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可能主要源自这个国家的广大民众从未形成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没有成为真正的“现代人”。

与俄罗斯、印度这样的已经确立宪政民主制度框架的国家不同，朝鲜属于另外一种情况。它与韩国本来属于“同文同种”的两个政权，但是仅仅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变化，它们之间就形成了冰火两重天的社会发展结果，足见阻碍朝鲜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不在文化，而在制度。我认为这种解释基本合理，但是也存在一些需要补充的观点——朝鲜自古就与中国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因此与中国十分相似，其传统文化也有着鲜明的两面性，即在开放的条件下它较为容易转向“现代”，而在封闭的情况下又很容易保持“传统”。所以我们可以说，朝鲜如今的政治生态主要是与其闭关锁国的政策紧密相关的，只要是这种封闭的状态还不能改变，其现代政治的成长就不可能顺利。在2011年底朝鲜的新领导人金正恩“上位”之初，有中国网友曾经公开发布网帖：“三年内，金三胖如果不人头落地，我请大家吃饭”（这当然是一种政治调侃语言），这虽然只是表达了他对独裁专制及其生命力的不信认，但是它毕竟显得过于乐观了；只要认真思考下朝鲜人民在长期的封闭和专制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之下形成的心理意识，我们完全能够理解“金氏王朝何以能够维持至今”。奴性文化和独裁政治历来都是“相互强化”的，朝鲜传统文化深受中国儒法思想影响，这才为金氏王朝的创建提供了强大的民众心理基础，而长期的闭关锁国和专制独裁统治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奴性”文化，再配合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朝鲜似乎已成为世界罕见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集权专制堡垒。尽管这种政治体制十分脆弱，从长远来看，朝鲜的政治生态也必然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一点：朝鲜即使将来走向开放，开始迈向宪政民主制度，它也必将充满波折，因为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传统绝不会在短期内迅速消失。

总结俄、印、朝三国近现代以来的政治演变进程，我们不难看出，传统文化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变量。这告诫我们：当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和现代理性主义及契约精神显著对立时，它注定会在迈向宪政民主法治社会的道路上充满坎坷，如果说朝鲜的情况还不能充分证明文化的强大阻力的话，那么已经建立起现代民主政体基本框架的印度和俄罗斯则赤裸裸地展现了传统文化（或者可以说成是民众心理）的力量所在。其实，德国、日本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法西斯化早就印证了这一点，甚至我们还可以想象，若没有以美国为首的现代文明国家对他们的军事占领及之后的“国民性”改造，谁也难以保证这两个国家不会再度走上“历史的老路”，对人类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局面再次构成重大威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俄罗斯的强大军事力量、印度的顺利独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成功一方面为这些国家的主权独立提供了良好契机，另一方面却为它们的“传统文化改造”事业造成了巨大的障碍，而且也因此才迟迟难以融入世界现代文明大家庭之中，甚至不时地展示自己的所谓“特色”，向世界

“秀肌肉”（有人主张普京动用核武器捍卫俄罗斯战略利益），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历程制造出了无穷的麻烦。

回到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语境中，我们应该可以清晰的看到，民国时期的文化与政治先贤们早已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民主宪政制度建设的巨大威胁，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也就因此而起，打起了“国民性改造”的大旗。也正是基于对现代政治制度建设的文化阻力之强烈感受，孙中山先生才明确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走战略，而训政的基本任务就是培养广大民众参与现代政治的能力和欲望。可惜的是，一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我们不仅没有继承中山先生的遗愿，而且还反其道而行之，用尽各种宣传和教育手段，努力培育新的“愚民”，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犬儒主义等思想武器被轮番使用，而个体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现代政治价值观却被当成糟粕加以批判，幸好上个世纪末进行了改革开放，否则如今的中国必然沦为第二个“朝鲜”。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如今的中国距离真正的“现代政治”还有很大的距离，其传统文化还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执政当局也没有真正摆脱之前的“中庸主义”政治陷阱；比如，2015年的两会虽然提出了一系列看似切中要害的改革计划，但其政治主旋律还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陈词滥调，并没有从根本方向问题上认清中国的未来何在。更为重要的是，无数的中国民众还是将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寄希望于新的国家领导人，甚至直接认定政府才是政治改革的主体，丝毫没有展现出“现代政治公民”应有的主体身份和责任担当意识，我坚信，那些继续“麻木、沉睡”的国民大众才是中国政治进步的最大陷阱。

言及自此，我们又回到了一个“文化与制度”的古老话题上来——到底是文化塑造制度还是制度塑造文化呢？我相信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因为它类似于鸡与蛋的关系问题！我能够想到的粗浅观点是：利用制度的缝隙进行文化启蒙，同时又利用启蒙的力量推动制度建设，以此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从而达至现代政治生态的形成。我认为，不管在具体策略上如何行动，我们都需要在思想观念上形成这种共识：一个国家只有勇敢地“全盘接纳”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它才能真正实现所谓的“现代化”，舍此别无他途！对于非西方文明的国家而言，它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彻底拒绝现代社会形态，要么积极向西方国家学习，中间路线是走不通的，因为“现代性”是一整套社会设置，它的三个基础分别是：以自由和公平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机制、以法治和民主为核心的政府管理机制、以个体主义和契约精神为核心的文化机制，它们相互渗透和补充，自成一体，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架构。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人很想吃到树上的苹果，而身高却又不够，所以只能求助于梯子等登高工具，但他又不情愿去克服自己的“恐高症”，最终只能“望果兴叹”；在我看来，这人与其“绞尽脑汁”地去思考苹果何时落地，还不如早点选择“大胆的”径直爬到树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