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进一步辩护“意义即用法”这一观点，在《心理学哲学评论》中，维特根斯坦提出“意义盲人”这一假设，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论证；通过这一理论假设，对“意义即用法”和“语言游戏”等观点进行澄清和辩解，从而实现对它们的理性限定，找出其界限，以免语言和理性的撞墙与越界。

关键词：意义盲人；意义即用法；语言游戏；

“意义即用法”这一著名的维特根斯坦式的论断，确定了语境原则，既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独断论和本质主义，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相对主义。这一原则与家族相似性、语言游戏论、遵循规则等诸多理论，一起对西方思想上的本质主义、独断论和相对主义构成合围之势。

这一理论，维氏在后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从正反两个维度对其进行了论证。在《哲学研究》中，维氏正面论证了“意义即用法”何以可能；而在《心理学哲学评论》中，他则从反面论证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及其限度。本文基于这两个文本，侧重于梳理“意义盲人”这一假设，考察其从反面论证“意义即用法”的合理性。

一、“意义即用法”的正面论证与辩护

与早期的宏大抱负，即建立一套精准的人工语言，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相比，后期维氏已经意识到逻辑语言的局限性，即语言不可能脱离生活而独立存在“词只有在生活之流中才有其意义。”[1](P12)“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语言的开放性和复杂性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的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座老城，错综的小巷和广场，以及在不同时期增建改建过的房舍。这座老城四周是一个个新城，街道笔直规则，房舍整齐划一。”[2](P16)一个词的用法就是其意义，词语无法脱离语言而仍然具有意义，这犹如鱼与水的关系“只在语言中某物才是一个命题。理解一个命题就是理解一种语言。”他努力将语言从光滑的理想界面拉回到粗糙的表“我们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回日常用法。”[1](P73-74)也正是这种改变，使得维氏新的语言哲学观真正得以形成。

同时，维氏后期关于哲学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我对建筑一座大厦毫无兴趣，而有志于获得一种对这座可能的大厦的基础的清晰认识。”“必须摧毁你的那座傲慢自负的大厦，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3](P11-36)他逐渐放弃了对宏大叙事的追求，不再执着于构建庞大的哲学体系，反倒要推毁体系，转而对哲学进行诊治，重新考察哲学的基础“哲学家诊治一个问题；就像诊治一种疾病。”[1](P137)哲学病的原因主要在于偏狭和语言的误用“哲学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偏食：只用一类例子来滋养思想。”[1](P235)见此不见彼、顾首失尾、一叶障目这些都是造成哲学病的重要因素；“哲学的谬误在于语言的空转。”[1](P77)哲学家对语言充满了幻想，无法节制语言解释的冲动，解释欲的过度膨胀，导致更多的问题出现，使得哲学的战场更加乌烟瘴气，是非混淆，真伪难辨“哲学的最大障碍之一是期望新的、深层的//闻所未闻的//阐明。”[4](P89)而对新东西的盲目期盼恰恰阻碍了哲学的发展“哲学可以不干涉语言的实际//现实//用法//……不干涉它实际上所说的东西//，它最终只是描述性的。”[4](P42)维氏反对“解释”的滥用，应当慎用之，他倾向于“看”和“显示”；“哲学只是把一切摆在我们面前，既没有解释，也没有推导出任何东西。”[4](P43)“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遭遇到哲学问题（如果有的话，例如，只是自然科学问题）。我们只是在构造句子时没有按照实际的目的；而是根据我们语言中某些相似的东西才会遭遇到它们。”[4](P50)解释反而会引发更多的误解和错误，稍不注意就陷入过度诠释和臆断之中。

而对哲学的错误观察、对语言概念的误解，也是导致混乱的重要因素。维氏讲道：

“可以说，哲学中的混乱来自于我们错误地观察、错误地看待哲学，即仿佛将哲学分割为（无限的）纵线条，而非（有限的）横线条。我们观念中的这种倒转现象造成最大的困难。我们似乎愿意把握无限的纵线条，并抱怨不能将它分为一块一块的。如果人们把一块一块理解为无限的纵线条，那就能作到这一点。但我们的工作并不因此而结束！当然不能，因为工作没有尽头。（我们想用对语言事实冷静思考取代纷乱的猜想和解释）（全集，卷11，纸条集，§447。）

一贯的定势思维模式，使得我们不会换个角度观察，就像用一条腿站久了，而忘记还有另一条腿，以至于不会及时换换腿站“对我而言，重要的是在探究哲理时要不断改变姿势，不要让一只脚站立太久而变得僵硬。”其实，只要改变一下“姿势”，换一个角度考察哲学，某些所谓的哲学问题就消失了。

因此，维氏提出一个关于哲学的看法，即哲学研究得对概念进行研究，考察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哲学研究：概念研究。形而上学的本质：她模糊了事实研究和概念研究之间的区别。”[3](P225)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才能清楚地把握词的意义。“我还将把语言和活动——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称作‘语言游戏’”[1](P7)。

在《哲学研究》的第二节和第六节中，维氏对“语言游戏”进行了细致的勾画：

我们的清楚简单的语言游戏并不是为将来给语言制定规则所作的预备性研究——仿佛它们是向充分的规则走出的第一步，暂不考虑摩擦和空气阻力。毋宁说这些语言游戏立在那里作为参照物，它们将通过相似性以及不相似性来帮助我们领会我们的语言是怎样一种情形。（PI，§130。）

在最含混的句子里也一定藏着最完满的秩序。（PI，§98。）

日常语言游戏中藏着最完满的秩序，同时也藏着约束这一语言游戏的规则。

而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PI，§19。）

‘语言游戏’这个用语在这里是要强调，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的一部分，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PI，§23。）

语言是和生活形式融为一体的，在这样的游戏中，人们无法做到只考虑一个因素，而暂不考虑其它因素，事实上，各种因素都是同时共在，一起影响着语言游戏；在语言游戏中，暗含着规则，即使是再混乱的游戏，都有秩序在其中。任何一场语言游戏，都意味着我们对某些“规则”的“承认”，这些认同又与生活形式密不可分。

而某些规范、约定和被承认的东西，恰恰就是“意义即用法”得以成立的重要条件。基于诸多人类不得不认可的隐性秩序，维氏提出“词的用法”和“词的意义”之间具有同一性的关系：

首先，我提出“词的用法”替换“词的意义”，因为词的用法包含了“词的意义”所说的更大的内容。理解一个词也就会知道它的用法，它的应用。词的用法是由规则确定的东西，正像国际象棋中国王的法是由规则确定的。

解释一个词的意义，就是描述它的用法。

让我们把“理解一个词”看做是知道它的用法。（全集，卷5，p182-183。）

一个词在语言中的用法就是它的意义。（全集，卷4，p51。）

一个词的一种意义就是对于该词的一种使用。（全集，卷10，p202。）

在维氏的意义里，词的用法与词的意义是一回事，词的用法就是它的意义；理解一个词就意味着知道如何运用它。

二、“意义盲人”：“意义即用法”的反面论证与限定

维氏并没有只满足于正面对“意义即用法”的论证与阐释，在《心理学哲学评论》中，他进行了大量的反面论证；其论证，以“意义盲人”尤为突出。通过这一假设，进一步澄清“意义即用法”，明确其界限，使其避免陷入独断论的困境。

在考察“意义即用法”这一命题时，维氏对“意义”也作了一番思考。

“意义”是一种非本质的和非目的性的东西，它神秘莫测，很少能在形而上学的层面给出一个确切的描述；通过解释，也难以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判断。它随着词的用法才能得到确定，只能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对其进行一个“即兴”般的勾画；就像我们无法在整体上说出水的样式，只有根据其当下所处的容器的形状来判断一样。“意义”的神秘莫测性，不是由词决定的，而是其所在的生活形式和人性决定的；当然也是人，才真正使得世界、思想和语言具有“意义”。维氏论述道：

“意义”这个概念可以用于把那种可以称为语言中变幻莫测的构造的东西与那种本质的、处于语言的目的之中的东西区别开来。

“意义”概念把一个新的观点引入对词的用法的描述之中。

人的本性决定了那种变幻莫测的东西。

“意义”是一个原始概念。“这个词意指这个”这种形式，是这个概念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通过指示动作来解释一种意义。在某些情况下，就某些词而言，这种形式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可是，一旦把这个概念扩展到其他词，困难就出现了。（全集，卷10，p67。）

面对“意义”，我们人何如才能把握它？维氏所给出的方案就是学习和训练。也就是在训练中，反复练习对词的理解和运用，直到我们能较好地领悟词在不同语境的运用和意义。维氏说道：

我是通过训练而学会意义，因而也学会这同一种意义。

人们可以在一种训练中把（其他）种类的训练区别出来。因而也可以在一种语词用法中把其他种类的语词用法区别出来。（全集，卷10，p71。）

在学与习的活动中，逐渐实现对词语用法的正确把握和运用，以达到对意义的正确领悟和描绘。

在对“意义”进行的探索之中，维氏提出了“意义盲人”这一有趣的假设，通过对其的论证，从另一个维度达到对“意义即用法”这一观点的证明。

在《心理学哲学评论》中，维氏对“意义盲人”进行了大量的论证，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其为“意义盲人”，维氏没有从通常的意义上给出一个定义，以便人们根据定义的内涵和外延来确定某些人是否为意义盲人；他只是根据不同的表征，对“意义盲人”进行了描绘，使其面相呈现出来而已。

语言游戏得以可能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正常的人；一个智力正常的人，才可能学会和正确运用词语，才可能正确理解规则，参与到游戏之中来。对于一个根本摸不着北的人来说，他永远无法与人进行有效的语言交谈。所以维氏表明：

能参与语言游戏的人，自然其智商是正常的，一个智力有障碍的人是无法理解语言游戏的；也就是难以正确地理解词的用法。

“当我们开始谈论时，我想你的意思是……”我的这句话与他的话语的开端以及我当时所有的想法是联系在一起的。——某个人从来不做任何这样的事情，这自然是可能的。可是，我假定他可能会最终回答这个问题：“我谈论的是哪一个N？”如果我在说出我的故事的前面一些词之后提出这个问题，那他会以其他方式对此作出回答，这当然是可能的。因此，是否他不理解这个问题：“是否你一开始就立刻知道我说的是谁？”——如果他此时不理解这个问题，是否我不会简单地把他看做是弱智的？我的意思是：是否我不会简单地假定他的思想不是真正地清楚的，或者他不再记得他当时所想的事情，如果他当时想任何事情的话？这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通常使用了一种与我所建议的图画不同的另一种图画。（全集，卷9，p57-58。）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语言游戏者不是智力有问题，而是没有真正搞清楚某些东西；这在语言初学者身上尤为明显，由于其尚未搞清词语在各种场合中的意义，很可能与交谈者意指的东西各异。你意指的是这个“N”，而他可能指的是那个“N”，甚至对于所谈的“N”都有不同的理解，以至于搞不清楚是在谈论哪一个“N”了。

弱智者在倾向上更接近“机器人”，而“意义盲人”则与之相去较远；面对一个孤立的词，前者做不到将其融入一个句子，后者则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构造语句的，言语生成和构造的能力正常，只是反应有些迟钝。维氏阐释为：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我们对弱智者往往有这样的感觉，仿佛他们比我们更加像机器人那样说话。如果某个人是我们称之为“意义盲”的那种人，那么我们会认为这个人一定会给出一些没有我们那样生动的印象，而更加“像机器人那样”行动。

可能有那样的情况：当有人向某些人说出一个孤立的词，这些人立刻用这个词构造出某一个句子，而另一些人则做不到这一点；前者是智慧的标志，后者是迟钝的标志。（全集，卷9，p58。）

“意义盲人”无法像常人一样，对语言的“意义”有着丰富的体验；他可能只有语法的正确性，少有情感上的体验性。“当我对‘意义盲人’的事例作出假设时，那是由于对意义的体验在语言的使用中似乎没有什么重要性。因而也由于似乎那个意义盲人可能没有多少损失。”[5](P59)然而，这种情感体验对一个常人来说，损失很大，但对“意义盲人”而言，其损失感并不强。为了不至于陷入独断论，维氏进一步自省道：

现在我应当说些什么：说意义盲人不能够作出这样的反应，或者说他只不过没有断言他当时体验到这种意义，——因而他只不过没有使用一个特殊的图像？

因此，意义盲人是不是这样一种人，他不说“整个思想过程一下子出现在我面前”？这是否就是说，他不说“现在我知道它了”？

一个弱智的人肯定不会说：“当你开始谈话时，我想你的意思是……”——现在，人们会问：是否因为他总是立刻作出正确的理解？或者，是否因为他从来不需要改正自己？或者，在他心中发生了那种也在我心中发生的事情，只是他不能把它表达出来？（全集，卷9，p60，p63。）

另一种可能便是，“意义盲人”难以做到对整个思想的把握，也许他能理解一个词，但是却无法把握一种语言，更无法把握一种生活形式。虽然他也许能体验到这种意义，但是没有及时做出相应的反应，“或者，在他心中发生了那种也在我心中发生的事情，只是他不能把它表达出来？”也可能是他没有使用我们常人都能理解的那种图像。

事实上，在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中，有一部分言语是不带实际功利性的；并非任何一句话或行为都包含着目的或意图；而这样的言语行为，却往往会被人们误以为是“不正常的行为”，维氏进行了大量的论证：

并非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怀着一种意图做出的。（我一边走，一边吹口哨，如此等等。）可是，如果我现在站起来，走出房间，然后又走回来，对于“为什么你这么做”这个问题，我回答说：“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或者“我只是这么做——”那么人们会认为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人往往做某些事而没有特别的意图，那他就大大背离常规。是否他一定是人们称之为“低能儿”的那种人呢？

设想那样一个人，关于他人们会说，他从来记不起任何意图，除非他回忆起关于一种意图的表达。

某个人可能做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怀有一定意图”做出的事情，而不怀有那样的意图，可是它仍然表明是有用的。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也许会说，这个人是怀着没有意识到的意图行事的。

例如，他突然登上一把椅子，然后又跳下来。别人问他“为什么”，他不作回答；不过，他此时报道说，他从椅子上看见某个东西，仿佛他登上椅子是为了观察那个东西。

难道一个“意义盲人”不可能如此行事吗？（全集，卷9，p66。）

在“怀有意图”言语行为的观念指引下，我们就难以理解那些不带功利性的言语行为，就像我们搞不懂一个人“突然登上一把椅子，然后又跳下来。”你以为他可能是怀有目的地干了这一事情，他可能不愿告诉别人，同时，他也可能只是这样行动了一下而已，不怀任何目的。这也许会给人造成误解，以为是一个“低能儿”的行为，但事实上，他只不过是一个有些不同于常人的“意义盲人”，也就是没有完全按照游戏规则行动，该及时作出相应的反应时，他保持沉默；该怀有目的时，他并不在意；一系列的反常行为，使得人们难以理解其行为的意图。

对于常人而言，不但拥有正常的视觉印象、记忆心象和想象虚象，还能够通过联想和虚构，使得语言也成象，通过言语行为我们可以勾画出那些具有具体所指对象的语言合象。当我们一起谈论一个医生时，尽管我未曾见过他，但是从你的言语行为所涉及的姓名、身高、样貌、性格、医术等等语言材料和我对其他医生的具体经验相结合，我就能合成这个医生的模样来，甚至还能到他所在的医院找出他来。维氏假设：

我对我的邻居谈到他们的医生；此时在我心中出现这个医生的形象，——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只知道他的名字，也许我是根据名字形成他的形象。这个形象如何能够表征我谈论的是他呢？——可是，当时我心中的确出现这个形象，直到我回忆起丝毫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对我而言，他的形象丝毫也不比他的名字更好地表现出他。

如果我把意义在脑海中的浮现与做梦相比较，那我们在言谈时通常是没有做梦的。

因此，“意义盲人”是一个在言谈时总是没有做梦的人。（全集，卷9，p68。）

在这个语言合象的游戏中，象与那个名字对于“意义盲人”而言，几乎是同一的。他并没有获得像常人那样的语言“意义”。这就像是对“梦”的理解一样，尽管“意义盲人”也能够分清楚梦和现实的差别，但是他不一定能读懂“梦”的意义；而我们常人则可以从自己的“梦”中，领悟到一些东西。

甚至，“意义盲人”能够和常人一样，知道一词多义，并能够指出其对应的图像，只是他们并不愿意去做；他们没有常人所具有的那种行为方式和观念。维氏说：

我们玩这个游戏：这里有一些图像，一些词被说了出来，我们必须指出与一个词相应的那个图像。在这些词中，也有一些有多重含义的词。我在听到一个词时想到一种意义，并指出一个图像，然后我想到另一种意义，并指出另一个图像。意义盲人能够做这件事吗？当然能够。——可是，对下述情况又怎样呢？一个词被说出来，我想到它的一种意义。我不说出这种意义，而去寻找图像。在我找到图像之前，我又想到这个词的另一种意义；我说：“我刚刚想到第二种意义。”此时我解释说：“起初，我想到这种意义，然后想到这种意义。”意义盲人能这样做吗？——难道他不能说，他知道这个词的意义，可是没有把它说出来？或者，难道他不能说，我刚刚想到这种意义，可是没有把它说出来。——我觉得他能够说出这两者。然而，在那种情况下，肯定也会说：“当你说出这个词时，我首先是在这种意义上意指它的”？（全集，卷9，p70-71。）

常人所关心的东西，“意义盲人”不一定在乎。我们想到一种意义，就会意指与该词相关的图像及其相关的东西。而“意义盲人”则对相关的对象不那么关心。好比，当有人向我们说起“贝多芬”和“莫扎特”这些名字时，我们会肃然起敬，他们的伟大事迹和贡献就会接二连三地显现出来，以致这些名字本身就成了一个个意义世界的崇高标签。维氏陈述：

请你回想一下著名的诗人和作曲家的名字怎样似乎在它们自身中显示出一种特殊的意义。因此，人们可以说：“贝多芬”和“莫扎特”这些名字不仅听起来不同，而且伴随有不同的性格。如果你必须更加细致地描述这种性格，那你展示的是他们的肖像还是他们的音乐？

现在再来看看那个意义盲人：他不会感觉到名字在被听见或看见时是通过某种不能准确估计的东西而相互区别。是否他会因此而损失什么？——可是，如果他听见一个名字，他可能首先想到一个承担者，后来又想到另一个承担者。（全集，卷9，p70-71。）

但是，“意义盲人”却不会犯这种可笑的毛病，他们只是将名字与对象相连，但不会将那个被世俗眼光泡涨了的意义世界粘连在一起，更不会赋予其光环。常人看到“贝多芬”和“莫扎特”等名字，就会和崇高、伟大之类的东西扯上关系，而“意义盲人”反倒心态平和，显得更为淡定，透出几分众生平等的气息。

“意义盲人”有自己的行事风格；他们与常人的模式不同，对于常人而言，这种“你必须把这个词听成……然后你会正确地说出这个句子。”的方式是有效的，但对“意义盲人”却是无效的。

为进一步细分“意义盲人”与常人的差异，维氏条分缕析：

人们可能说，意义盲人将用下述方式表现自己：人们不可能有效地对这种人说：“你必须把这个词听成……然后你会正确地说出这个句子。”这是当人们演奏一段音乐时发出的指令。“演奏这个，仿佛它就是答案。”——人们也许对此做出一个手势。

可是，一个人如何把这个手势翻译到演奏之中？如果他理解我，他会更好地按照我的愿望去演奏这段音乐。（全集，卷9，p72。）

苏曼的“仿佛来自远方”这个指令。是否每个人一定理解这样一个指令？譬如说，是否每个人都理解“不要太快”这个指令？一个意义盲人所缺乏的能力难道不就是这种能力吗？

是否一个人能够牢牢把握住对一种意义的理解，就像把握住心象那样？如果我突然想起一个词的意义，这种意义是否也能停留在心中呢？（全集，卷9，p73）

他的名字看起来与他的著作相称。——它看起来是怎样相称的呢？唔，我也许这样地表现自己：——但这就是一切吗？——仿佛这　个名字与这部著作形成一个坚固的整体。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名字，这部著作就出现在我们心中；如果我想到这部著作，我就想到这个名字。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说出这个名字。

名字变成一种手势；变成一种建筑形式。

如果某个人不理解这一点，也许我们就把他称为“平凡枯燥的”。是否这就是“意义盲人”之所以为“意义盲人”的那种东西？

我把那些不能理解和使用“把这个符号看做箭头”的人，称为“意义盲人”。

对他说“你必须尝试把它看做箭头”，这是没有意义的，用这种方式对他不可能有所帮助。（全集，卷9，p96-97。）

对“意义盲人”而言，其困难之一，是难以将一个符号与丰富的意义迅速连结起来。对于“名字变成一种手势；变成一种建筑形式。”之间的转换，难以把握其中的关系。在音乐演奏中“把这个手势翻译到演奏之中”有一定的难度，很难做到对意义的理解就像对心象的理解那样；而在语言游戏中，往往也会遇到一些困难，那就是虽然对那些有所指对象的词的理解不会出什么差错，但是对那些没有所指对象的词的理解就容易陷入困惑，对一些需要构造语境的指令的理解也难以到位，比如“仿佛来自远方”“不要太快”这类指令，他们的就有点丈二和尚摸不头脑。相比常人而言，“意义盲人”的意义世界要小一些，显得有些枯燥乏味。

三、结语

维氏所假设的“意义盲人”，即是一种间于常人和弱智儿之间的一种人；他们不像后者那样无法正常参与语言游戏，但是也无法像前者那样能够灵活运用语言，并根据语境对词的意义作出及时而准确的反应；甚至有时，他们脱离了常人系统，即使是知道词的意义，也不会及时说出来；常人所追求的那种“积极”、“上进”和“崇高”，在他们的意义世界并没有太重的分量。

在某些境遇里，也许是“意义盲人”难以将一个词与其意义和生活世界全部关联起来；当然，有时是常人无法判断其是否把握了，因为他们的沉默和漠不关心，使得我们的判断毫无根据。

“意义盲人”对意义的体验有限，不如常人丰富；他们在词语和意义之间的转换上，不似常人那般灵活；对意义的整体把握也有限。当然，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比较复杂，难以排除的是“意义盲人”不像常人那样怀着目的去进行事，他们有时不过是随性而为，不含任何目的。

维氏通过对“意义盲人”的考究，进一步澄清“意义即用法”这一理论的内涵，将那些被默认的东西，道说出来：语言游戏的前提便是人的正常性，也就说一个不正常的人，主要指的是智力的缺陷，是无法深度参与语言游戏的，这也是“意义即用法”的前提；另一个前提就是生活形式和语言这两个共同体，只有在共同的生活形式和语言中，才可能有效地完成语言游戏；“词只有在生活之流中才有其意义”[5](P59)。

对“意义盲人”这一理论假设和论证的目的，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对“语言游戏”和“意义即用法”进行划界，以免陷入独断论的深渊，从而进一步接近维氏所要达到的目标，要真正解决这种哲学问题，就是消灭哲学；“哲学的真正事业是消灭哲学——当我想搞哲学的时候我能够停止这么干。”与语言进行搏斗，消除因语言的误用而带来的问题“我们正处在与语言搏斗之中。”[1](P77-78)以至于不少学者将维氏的哲学看成是一种治疗性的哲学“哲学家是那种在达到常识性观念之前必须先治疗自身的许多理智疾病的人。”[3](P61)维氏把对语言的正确使用、概念的澄清和意义的考察当成哲学的重要方法“哲学方法：语法的//语言的//清晰表现。”[4](P39)哲学家的工作就是为某个特殊的目的收集提醒物。“哲学。澄清语言的用法。语言的陷阱。”[4](P46)而达到避开语言的陷阱，实现论证的明确性“目标：论证的清晰。公正。”[4](P39)哲学的目的是在语言停步之处竖立一面墙。哲学的结果是揭示这个或那个明显的胡说，是理智在碰到语言的界限//终点//时起的肿块。这些肿块让我们理解了//认识到了这个发现的价值。[4](P49)为语言寻找界限，避免越界，不至于使语言和理性撞墙。

[参考文献]

[1][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奥]维特根斯坦全集,卷4[M].涂纪亮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3][奥]维特根斯坦全集,卷11[M].涂纪亮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4][奥]维特根斯坦全集,卷12[M].涂纪亮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5][奥]维特根斯坦全集,卷9[M].涂纪亮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6][奥]维特根斯坦全集,卷10[M].涂纪亮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原载于《中国分析哲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