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杜诗的接受过程，其诗名和影响肇始自中唐元和（806-820年）时代，极盛于北宋元祐（1086-1094年）之后，由此奠定了杜甫作为我国古典诗歌史上伟大诗人的不朽地位。从宋初迄清末，有关杜诗的注释、评点、诗话、论著等专门著述达800余种，至今可见者有200多种。对这份宝贵遗产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形成了杜诗研究的专门之学——杜诗学。自宋代开始，它一直是一门显学。杜诗学兴盛于两宋，成熟于明清。“杜诗学”一名的确立，最早见于金人元好问的专著《杜诗学》。此书现已失传，（注：周采泉《杜集书录·内编》卷八著录《杜诗学》存于《萤雪丛书》中，今查《萤雪丛书》无。现存各种《杜集》版本书目均谓此书已佚。）仅序言《杜诗学引》得以保存，其序对历来杜诗注本作了概略评价。
中晚唐及北宋初，杜诗散佚世间，人自编摭，世无定本。唐樊晃编成的《杜工部小集》，搜杜诗仅200余首，开启宋人辑杜之先河，其《小集序》是今人了解杜诗在大历初年流传情况的珍贵资料。中晚唐五代杜诗述评中产生的主要观点有元稹、白居易的儒家教化说，（注：按：此论散见于元、白二人有关新乐府的诗论篇章中。）元稹的“集大成”说和李杜优劣论（见《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孟棨
“诗史”说。（注：见《本事诗》，《历代诗话续编》本，第15页，中华书局1983年。）宋初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赞》极力附和唐人之说。之后，苏轼又称杜甫其人“忠君”、其诗为“百世师”；秦观誉其诗是“集大成”；黄庭坚言其诗“无一字无来处”；杨万里称其为“诗圣”。尊杜、论杜、学杜是宋诗坛的整体风尚。宋人对杜诗的精心研习影响着宋诗特质的形成和发展，宋诗的发展又对杜诗学的成熟起着推动作用，二者之间存在着并行互动的因果关系。宋人对杜甫及其诗歌典范意义的探讨与宋诗的建设同步发展。
一
宋代古文运动复兴之初，宋人承中唐韩愈道统之说，欲建立文章之正统，且使文统与道统合二为一，而杜甫与韩愈则是宋人诗文革新运动中树立的两面旗帜。自柳开开始，韩愈就在道统与文统两方面受到推尊。柳开《应责》云：“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他要求为文须“有意于圣人之道”；（注：柳开《再与韩洎书》，《河东先生集》卷九，《四部丛刊》本。）“务将教化于民”（同上，卷六，《答臧丙第三书》）王禹偁作文主张“远师六经、近师吏部”，（注：王禹偁《答张扶书》，《王黄州小畜集》卷一八，《四部丛刊》本。）强调文章济世致用，关注现实。稍后，以王禹偁为代表的白体诗人也表现出改革诗风的愿望并付诸实践。王禹偁为诗学白居易，但其创作并未局限于白体，而是善于兼融众家之长。据《蔡宽夫诗话》记载，王禹偁之子嘉祐谓其作诗与杜子美“暗合”，王氏颇为自得，遂复为诗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他的《日长简仲武》云“子美集开诗世界。”王禹偁是宋人中第一个认识杜诗推陈出新开辟新的艺术领域的人。在杜诗“不为近世所尚”（注：韩琦《故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赠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安阳集》卷五十，《四库全书》本。）的宋初诗坛，王禹偁能给予杜诗如此高的评价，是颇具识见的。“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赠朱严》）是他对唐代诗与文两个创作领域典范的选择。
宋初古文运动的倡行者，如柳开、穆修、石介等，当时并未能产生大的影响，正如韩琦所云：“柳公仲涂一时大儒，以古道兴起之，学者率不从。”（注：韩琦《故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赠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安阳集》卷五十，《四库全书》本。）尽管他们的复古理论有相当的力量，然这些人在创作上没有太大的成绩，故对当时的文风，不能起到真正的革新作用。真正能复兴韩、柳之功业，一扫当时西昆浮艳文风的，不能不待之于北宋中期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
苏轼曰：“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注：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苏轼文集》卷十，第316页，中华书局1996年。）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对韩愈、柳开、穆休、尹洙、欧阳修这些古文运动家承前启后的历史渊源和在古文运动方面的成就，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其云：“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其深有功于道欤？”（注：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六，《四部丛刊》本。）
在诗歌方面，文坛巨匠欧阳修推崇韩诗，揭开了宋诗建设的第一步。欧阳修《六一诗话》论诗既崇高韩愈，又喜李太白。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欧阳公诗学退之，又学李太白”。所以，陈善认为欧阳修“能变国朝之文格，而不能变诗格。及荆公、苏、黄辈出，然后诗格遂极于高古。”（注：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二，《宋诗话辑佚》本。）说明宋代“诗格”之变，即宋诗面貌的真正显现，是自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之后，而这三人又都是极力扬杜的宋代大诗人。
与欧阳修领导古文运动同时，杜诗越来越受重视，如嘉祐四年（1059年）王琪刊行《杜工部集》，已云“近世学者，争言杜诗”。（注：王琪《杜工部集后记》，《续古逸丛书》本。）同欧阳修一起编《新唐书》的宋祁，在《杜甫传》中从三个方面拔高杜诗的地位：一是对中唐元稹论杜诗“小大之有所总萃”进行发挥道：“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厌馀。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二是承晚唐孟棨“诗史”说，云杜甫“善陈时事”；三是首次以“忠君”论杜，说杜甫“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汙。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首开宋人以“忠君”论杜的先河。后来苏轼明确以“一饭未尝忘君”、“集大成”来推重杜甫，多少是受到宋祁启发和影响的。与欧阳修相反的是，王安石不甚喜韩愈。钱钟书《谈艺录》“宋人论韩昌黎”条云：“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者矣。欧阳永叔尊之为文宗，石徂徕列之于道统。要或就学论，或就艺论，或就人品论，未尝概夺而不与也。有之，则继王荆公始矣。故吴虎臣《能改斋漫录》卷十谓荆公‘不以退之为是’”。
宋代诗歌发展到元祐，基本上是一个不断选择师法对象，努力寻找符合时代要求的典范的过程。李白、杜甫、韩愈三人都受到宋人的赞赏。对于李白，宋人肯定他蔑视权贵的狂放性格，苏轼说：“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同⑤，卷十一，《李太白阴碑记》）黄庭坚也说：“太白豪放，人中凤凰麒麒，如生富贵人，虽醉着瞑暗梦呓中作无义语，终不作寒乞声耳。”（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引，第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但同时有人这样批评李白：“李虽醉着瞑暗梦呓中作无义语，终不作寒乞声耳。”（同⑤）但同时有人这样批评李白：“李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同上）相比之下，宋人对杜甫的人格精神表示了更高的崇敬。在政治人格价值评价上，宋人也是尊杜胜于尊韩。如苏轼云：“退之《示儿》云……所示皆利禄事也。至老杜则不然，《示宗武》云……所示皆圣贤事也。”（同⑨，第102页）这些观点反映着北宋诗坛对典范的选择中的道德标准。
二
宋代结束五代十国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之后，不仅面临强敌压境、辖地不能恢复的逼仄形势，更有国内重重危机。宋王朝汲取前朝灭亡的教训，在权力机构中引进多种平衡机制以巩固和完善中央集权。宋儒承中唐韩愈倡明道统后复兴儒学，以儒家学说为本位，积极汲取、整合佛道学说，重建传统文化，以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稳定封建伦理秩序。理学在一这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必然会影响到文人的道德观、创作观和文学批评观。如王安石以“有补于世”、“适用”（注：王安石《上人书》，《王文公文集》卷三.第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为作文之本；范仲淹将诗之旨归于“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同⑥，《唐异诗序》强调重道宗经、重视政治教化功用和心性涵养的文学观，正是理学的道统意识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贯彻和集中表现，同时也无不影响宋代诗人的论诗倾向。
王安石以杜甫代替欧阳修诗论中的韩愈，成为宋代诗学的关捩点。他编选杜、欧、韩、李四家诗，将杜甫置于首位，李白放在最后，有人问其故，答曰：“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十句九言妇女酒耳。”（注：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津逮秘书本。）其《杜诗后集序》云：“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其词所从出，一莫知穷极，而病未能学也。”又曰：“予知非人所能为而为之实甫者，其文与意之著也。然甫之诗，其完见于今日，自余得之。世之学者，至乎甫而后为诗，不能至，要之不知诗焉尔。”（同⑩第429页）他对元稹、白居易的李杜优劣观作进一步的发挥和阐释，云（同⑩，第37页）：
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王安石谓杜诗“文”与“意”兼备，气象宏大，包罗万有，不事雕琢，表现手法高妙，尤其强调其能变诗格、富于开拓的艺术境界。《杜甫画像》称赞杜甫位卑处难不忘忧国的伟大人格，诗云：“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弋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庭忧。”胡仔评曰：“若杜子美，其诗高妙，固不待言，要当知其平生用心处，则半山老人之诗得之矣。”（同⑨，第72页）
苏轼继承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并扩展到诗、词、文领域，完成了宋代文学的全面革新。在诗论上，他和宋代其他诗人一样，受传统诗教的影响，认为“诗须要有为而作”（同⑤，第2019页）；“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集·栾城后集》卷十二，第1115页。）苏轼从政治教化内容上，确定杜甫的人格伦理价值，继宋祁后，苏轼阐述“忠君”说。《王定国诗集叙》：
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耳，乌观诗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于性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由于苏轼在宋代诗坛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番言论在两宋诗坛影响极大，成为宋人尊杜的核心论点。先是黄庭坚加以发挥，以为杜甫超迈前贤的创作成就，乃是“未尝一日不在本朝”、忠义之气感发而然”。（注：见《潘子真诗话》引黄庭坚语，《宋诗话辑佚》本。）以后不断有人加以申述和论证。如南宋洪迈从杜诗中拈出一些诗句与以论证；（注：见《容斋续笔》卷三“杜老不忘君”条，《四部丛刊》续编景宋本。）黄（巩石）彻在引用杜甫《游山寺》诗句后加以评论，归结到“岂非忠义所感，一饭不忘君耶？”（《溪诗话》卷三）刘克庄云：“杜公所以光焰万丈，照耀古今，在于流离颠沛，不忘君父。”（注：刘克庄《再跋陈禹锡杜诗补注》，《后山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六，《四部丛刊》本。）赵孟坚云：“杜工部诗言爱国忧君，不失其正。”（注：赵孟坚《赵竹潭诗集序》，《彝斋文编》卷三，《嘉业堂丛书》本。）宋人甚至把杜诗比作儒家“六经”，如陈善云：“老杜是诗中六经，他人乃诸子之流也。”（《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一引）张戒云：“杜子美李太白，才气虽不相上下，而子美独得圣人删诗之本旨，与三百五篇无异，此则太白所无也。”（《岁寒堂诗话》卷下）至南宋集注之风大盛，注家每每将杜诗比附经典。曾噩《九家集注杜诗序》云：’少陵巨编，至今数百年，乡校家塾，龆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赵次公，其人被称许为宋人注杜之善者，谓杜诗每每“与孔孟合”，（注：《杜工部草堂记》，《成都文类》卷四十二，《四库全书》本。）故以“经旨注杜”。（注：见《入奏行》篇尾引赵次公注，原句为“盖少陵远继周诗法度，余尝以经旨笺其诗”，《九家注》卷十引。）
在诗文革新中文与道的关系上，重道轻文和文道并重两种古文创作观念贯彻北宋古文运动由创始到成功的过程。理学思潮对诗歌创作的渗透，体现为传统的美刺教化观念的复兴和发展。梅尧臣云：“圣人于诗言，曾不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注：《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苏轼称赞杜甫的《北征》“识君臣之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九家注》卷三引）。张戒认为李白、杜甫才气不相上下，而杜甫“独得圣人删诗之本旨”，对元稹以“铺陈排比”的长律而不是以“笃于忠义”为标准来扬杜，颇持异议。黄庭坚曰：“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为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注：黄庭坚《大雅堂记》、《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七，《四部丛刊》本。）指出了杜甫在学习《诗经》、《楚辞》等典范作品时，自觉地继承了它们的精神实质，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其艺术形式。（注：又参见程千帆等《被开拓的诗世界》，第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李纲读《四家诗选》，对王安石以杜、欧、韩、李之优劣次序排列曾这样解释：“子美之诗，非无文也，而质胜文；永叔之诗，非无质也，而文胜质。退之之诗，质而无文；太白之诗，文而无质。介甫选四家之诗而次第之，其序如此。”（注：李纲《书四家诗选后》，《梁溪先生文集》卷一六二，《四库全书》本。）杜甫之诗“质胜文”，就在其“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宋代诗文革新的最终胜利，与宋人在诗学观念上强化儒家道统意识，进而又渗透到创作实践中不无关系。从这一层意义上讲，宋人论杜中强调儒家伦理教化，是与之相辅相成的。
宋代文学家从文学的文学性出发，盛赞杜诗为“集大成”；从“忠君”忧国的角度，认为杜诗最好地继承了古代诗歌风雅美刺的传统，杜甫是“诗中之圣”。然而，宋代理学家的杜诗观却与文学家的大相径庭。也就是说，杜甫在理学家的眼里，不过是一介诗人；杜诗所传达的“道”，也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值。理学家论杜，以朱熹为代表。
朱熹对杜诗的评价，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他肯定杜甫位卑处乱不忘君国的人生境界和杜诗“刺美现事”的风雅精神。朱熹的异议所在，是杜诗沉郁悲慨的诗风与其所持之简易平淡的诗论倾向相背；杜诗既巧于法度又善于变化的艺术追求与其所提倡的严格的规矩法度亦不尽相同。可见，宋代理学的发展为杜诗学带来发展的契机，而理学家的杜诗观，也扩展了杜诗学内涵的丰富性和层次的多样性。
三
苏轼着眼于儒家教化说，推重杜甫的忠君思想，另方面从诗歌审美艺术的角度，称颂杜甫的“屠龙手”、“简牍仪型”、（《次韵张安道读杜诗》）“格力天纵”、“凌跨百代”（《书唐氏六家书后》），第一次明确地以“集大成”评杜诗《后山诗话》云：“子瞻谓杜诗、韩文、颜书、左史，皆集大成者也。”苏轼《书吴道子画后》云：“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同上）苏轼的扬杜论，在当时就有广泛的社会回应。其门人秦观作《韩愈论》，言韩文能备众体，为文章之集大成者，拟之于诗中老杜，并曰“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注：秦观《韩愈论》，《淮海集》卷二二，《四部丛刊》本。）陈师道大力提倡学杜，云“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注：《后山诗话》，见《历代诗话》本，第30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他曾这样指示人们的学杜门径：“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注：《后山诗话》，见《历代诗话》本，第46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谈杜论杜，已成为当时流行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叶适云：“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注：《徐斯远文集序》，《叶适集》，第214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可见宋调显露、唐风被变的同时，江西诗派已经开始显赫，而这一明显的标志便是“天下以杜甫为师”。南宋吕本中将陈师道、潘大临、谢逸等25人列入《江西诗社宗派图》，从此，江西诗派名声大振。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四节录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序》，将诗歌与古文并提，勾勒出它们的发展线索，以为古文成于欧阳修，诗歌成于黄庭坚，此论与陈善一致。可见吕本中提倡江西诗派，实是诗文革新运动的继续，与文坛“复古”的观念是相关的。他在北宋末年就提出，作文要学韩、柳、欧、苏，作诗要学老杜、苏、黄。（注：《童蒙诗训》，《宋诗话辑佚》本。按吕氏此说早见于其政和三年的书贴中，见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二。）这既是对北宋以前文学的总结，也是对南宋文学发展方向作出的引导。他之所以推崇江西诗派，也是此意，希望学诗的人通过学习黄庭坚而上窥杜甫。黄庭坚被宋人誉为“本朝诗家宗祖”（《江西诗派小序》）黄氏大力倡导学社，故对诗坛典范老杜、苏、黄的学习，最终仍然落实到学习杜甫。对杜诗的研习、模拟与宋诗的兴盛过程相始终。
中兴诗人陆游早年学江西派，后摆脱江西诗派的牢笼，探索新的出路。但仍推崇杜甫。这可能也正是吕本中愿意看到的。以陆游为代表的南宋爱国诗派是杜诗精神的最好继承者，他的《东屯高斋记》曰：“予读其（指杜甫）诗，至‘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尝不流涕也。……少陵区区于仕进者，不胜爱君忧国之心，思少出所学佐天子，兴正（贞）观、开元之治。”年迈的陆游，仍然发出“残躯未死敢忘国”（《新年书感》）、“白发萧萧卧泽中，只凭无地鉴孤忠”（《书愤》）的深深慨叹，这正是杜甫一饭不忘君国，“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自京赴奉先詠怀五百字》）执着精神的再现。钱钟书《宋诗选注》云：“忠愤的诗才是陆游集里的骨干和主脑”，他“不但写爱国、忧国的情绪，并且声明救国卫国的胆量和决心”；又说：“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注：《宋诗选注》，第171-1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扫胡尘”、“靖国难”是陆游诗中反复唱出的悲愤之音。《宋诗钞》说：“宋诗大半从少陵分支，故山谷云：‘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按此二句诗系苏轼《次韵孔毅甫集古人句见赠》中句）若放翁者，不宁皮骨，盖得其心矣。所谓爱君忧国之诚，见乎辞者，每饭不忘，故其诗浩瀚，自有神会。呜呼，此其所以为大宗也欤！”（注：《宋诗钞·剑南诗钞》，第1819页，中华书局1986年。）
北宋末南宋初的江西诗派，在盛极一时的同时，已经出现了堆砌典故，内省封闭等僵化硬拙的弊端。南宋中期后出现了反江西的四灵诗学和江湖诗派。四灵诗派晚唐体，为诗宗贾岛、姚合。严羽即谓江湖诗派多效四灵体，“一时自谓之唐宗”（同(27)，《沧浪诗话·诗辨》，第688页）钱钟书《谈艺录》云：“（四灵以还），南宋人言唐诗，意在晚唐，尤外少陵。”又云：“南宋诗流不墨守江西者，莫不濡染晚唐”。四灵诗学晚唐体，为诗宗贾岛、姚合，是宋初诗坛唐风的复归。唐诗的巨大成就对宋人产生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宋人在比较唐宋诗之异同时总是觉得气短。张戒、刘克庄、严羽等尊唐贬宋的观点在南宋诗坛相当流行。
南宋灭亡后，方回编《瀛奎律髓》，为宋诗护法，欲重新确立江西诗派的正统地位，遂提倡黄、陈之诗，并定“一祖三宗”之说，以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并为三宗，又云：“知江西诗派非江西，实皆学老杜耳”（卷二五），推尊杜甫为宋诗的不祧之祖。方回认为“平淡”是宋诗的整体美学特征，这种平淡是经过“摆脱膏艳而趋于古淡”（卷四）的过程而升华所达的艺术境界。这合于黄庭坚对杜甫夔州以后诗的评价：“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达到了“不烦绳削而自合”（同(23)，卷一九）的至境。方回也认为宋诗“平淡”的总体艺术特征导源于杜甫，他并且指出，要学习杜诗的“平淡”，先得通过学习黄、陈之诗，他说：“后山述山谷之言矣，比之弈焉，弟子高师一着，始及其师。老杜诗所以妙者，全在阖辟顿挫耳。平易之中有艰苦，若但学其平易，而不从艰苦求之，则轻率下笔，不过如元、白之宽耳。”（卷十）又说：“学老杜诗当学山谷诗”（卷四），其评陈师道云：“后山诗步骤老杜，而深奥幽远。咀嚼讽咏，一看不可了，必再看。再看不可了，必至三看、四看，犹未深晓何如者耶！”（卷十）在方回心目中，“老杜诗为唐诗之冠，黄、陈诗为宋诗之冠，黄、陈学老杜者也”（卷一）。是则宋诗之江西诗派，在他看来正是唐诗之正宗的继承和发展。这是方回在南宋结束后，对宋诗艺术主流及其与杜诗渊源关系的揭示，可以看作一种具有总结性的意见。
北宋前期的古文运动、诗文革新运动，南宋理学的昌明以及整个宋代文学中强烈的济世精神，是宋代杜诗学发展的契机与动力。苏轼“集大成”和“忠君”的杜诗观，黄庭坚“无意为文”的杜诗美学论断，以及“江西诗派”的杜诗技法探讨，尤其是南宋时吕本中等人对“活法”的倡导以及“中兴四大家”的创作实践，都丰富了宋代杜诗研究的内涵。这些诗论彼此呼应，并且从不同角度审视杜诗，一方面使宋代对杜诗的研究不断深化，另一方面也直接对“尚学”、“尚议论”、重法式等宋诗特质的形成起了直接的催化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