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19日，新华网记者在大连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获悉，“为加强和改进人民法院的涉诉信访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抓紧制定《人民法院涉诉信访工作规定》，以进一步保障涉诉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畅通涉诉信访渠道，明确信访工作责任和程序，规范信访工作秩序。”表面上看，这条新闻无关紧要。人民法院加强和规范涉诉信访工作，似乎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似乎应当给以肯定、予以褒扬。然而，笔者几经思忖之后发现，人民法院这种努力的方向存在着诸多的矛盾。

首先是“涉诉信访”这个概念。从语义上分析，它是指涉及诉讼的信访，或者是与诉讼有关的信访。然而，由于这些“涉诉信访”的行为都是在法院发生的，都属于当事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向法院提出，并要求法院予以解决的有争议的问题，那么，一个问题由此而产生：这些涉诉信访到底属于诉讼还是属于信访？如果我们把这种涉诉信访的性质定为信访，那就意味着，法院也成了一个信访机构，或者说是国家信访机构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向前迈进，法院的身份就会在信访机构与审判机构之间渐趋模糊，继而致使挂着“人民法院”牌子的那个机构越来越不像一个专门的现代法院，而是一个职责不明的“国家机器”。反过来，如果我们把涉诉信访理解为一种诉讼行为（上诉或申诉），那么，为什么中央的法律有司不在诉讼的框架下来讨论？为什么要在诉讼制度之外，另起炉灶再搞一套信访程序和信访制度？

在概念理解上的矛盾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法院为什么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处理各种争议，而要进一步加强“涉诉信访工作”？或者换个角度，为什么在法院这种专门的司法机构中会发生那么多的信访活动？这种奇怪的社会现象其实可以表明，法院的诉讼活动或审判活动在化解社会冲突、协调社会矛盾方面，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当前，在某些纠纷解决的过程中（比如最为引人注目的土地征收与房屋撤迁中的补偿问题、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等等之类），很多“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群体，都曾试图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在他们把一纸诉状递交法院之后，经常都会收到“不予受理”的答复。如果要问，为什么“不予受理”？法院多半不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法定理由。当然，法院也有法院的苦衷，说白了，法院“不予受理”的问题多半就是它解决不了的问题。既然这家法院解决不了，当事人就只好层层向上级法院甚至最高法院“告状”。这样的“告状”与法律规定的审级制度之类的诉讼程序，已经有了较大的差距，但它们又发生在法院之内，无以名之，只好称之为“涉诉信访”。

然而，法定的诉讼过程都没有解决的问题，超越诉讼程序的“涉诉信访”又能怎样呢？“涉诉信访人”——这也是一种相当奇怪的主体——逐级向上信访，接受信访的法院又倒过来逐级向下批转，这样的结局不问即可知道。如果人民法院的涉诉信访工作沦落到这种地步，不但会影响到法院的权威，就连法律的尊严也将因此而大打折扣。

因此，对于法院系统来说，与其加强“涉诉信访工作”，不如进一步强化审判职能。因为，法院的“强项”是审判而非信访。法院通过严谨有序的审判过程，把讼争双方的是非与曲直明明白白地昭示于法庭之上，通过救济受损者，制裁侵权者，以法律的名义把那些颠倒了的正义重新颠倒过来，这就是人民法院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途径。舍此正途，无异于舍本求末，无异于怀抱金饭碗行乞。

对于和谐社会的追求者来说，也有必要看到，和谐社会照样有层出不穷的矛盾与冲突，和谐社会之所以“和谐”，并不在于取消了矛盾与冲突，而在于众多的矛盾与冲突都能够通过法定的程序予以化解。如果利益冲突的双方或多方都愿意尊重法院的裁决，如果法院的裁决真正能够起到“定分止争”的功能，那么，法院就成了维护社会和谐的最后屏障。从这个角度上看，法院只有通过审判而不是信访的方式，才可能为和谐社会的建构做出积极的贡献。

人民法院的“涉诉信访工作”，确实是一个怪异的说法。这种怪异说法的背后，既可以让我们窥探到法院的无奈、法律的无奈，也可以因此找到变革的起点和方向：让法院成为一个真正的法院。

2005-7-21

作者系法学博士,重庆行政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