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形成了新的改革和发展模式。通过十八大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中国内政方面的发展方向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两个全会所通过的500多项改革方案如果落实，未来将出现很不一样的中国。这些发展规划所着眼的，关乎中国未来30年至35年发展的长远规划。中国领导层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计划，现在已经过去了65年，未来35年该怎么走？这个问题，不仅中国人关心，世界各国也非常关注。三中和四中全会的决定，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蓝图。

在外交方面，中国未来又该怎么走呢？如同内部改革与发展，这个问题对中国和世界也同样重要。对中国来说，它关乎是否有能力塑造可持续的外部和平环境，不仅有利于自己的可持续崛起，而且也有能力承担大国维护国际和平的责任。对外部世界来说，则关乎崛起的中国会对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不仅仅希望中国的崛起不会颠覆现存世界秩序，而且更可以从中分享巨大的利益。

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经济发展速度已经进入习近平所说的“新常态”，但较之其他国家，势头仍然是最强劲的。今天的中国是否还会继续邓小平1980年代所提出的“韬光养晦”战略呢？这一直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无论是大国外交还是周边外交，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韬光养晦”转向了“有所作为”。但在国际社会看来，中国外交开始具有了“自信性”，甚至“进攻性”。很多国家，尤其是那些和中国存在领土和领海纠纷的国家，因此把中国视为直接的威胁。崛起的中国和外在世界的这种互动，也使得中国的外交环境发生着很大的变化。这些都表明中国迫切需要明确的大外交战略。

和平与发展

无论从中国外交的实际行为还是话语看，从十八大到今天，中国的大外交战略基本形成。人们已经把2014年视为是中国的“大国外交年”，但这不仅是指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领袖外交等这类日常外交，更是指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其大外交思路和战略等的筹划。新的外交思路就是“两条腿走路”的大外交：一方面是与美、欧、俄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另一方面是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的新丝绸之路；连接这两个方面外交的则是“周边外交”。这个大外交战略的核心话语就是和平与发展，在维持和平的基础上求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争取和平。

这一外交思路和战略与邓小平以来的外交一脉相承，很多具体内容过去已经开始做了，但是在外交战略上更明确了。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有明确的大外交战略，其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分。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实行的政策是“请进来”（即把自己的大门向外在世界开放）和“接轨”（即改革自己的内部制度体系来和国际秩序接轨）。在这样的情况下，的确可以做到“韬光养晦”，因为无论是“请进来”还是“接轨”，都不会和外在世界发生根本性的冲突。

但今天中国开放进入“走出去”阶段，并且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一个主角，这必然和舞台上的“既得利益”发生互动和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回答自己需要什么和如何行动等问题。只有外交战略明确了，才能获得他国理解，并且通过调整来相处。在以往很多年里，尽管客观上中国需要形成自己的大外交战略，但实际上并不能拿出这样一个战略，因此外交的很多方面既缺方向，更缺行动力，造成了“大国小外交”的难堪局面。

在习近平的大外交战略中，新型大国关系占据关键位置。在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至今的几次谈话中，非常明确地提出建设和实践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也适用于同欧洲、俄罗斯、印度等大国。新型大国关系既是国内发展的需要，更是国际和平的需要。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与各个国家在经济、技术、环境等各方面有很多交往与合作。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成就，和加入西方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密切相关。中国今后的可持续发展，仍然需要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开放。

不过，中国与这些大国交往，要解决的不仅是贸易问题，更重要的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历史上看，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经常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则往往恐惧于前者，导致了无穷的战争和冲突。要维持世界和平必须寻找新的道路。能对中国构成致命的外在威胁的也是这些大国。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这些大国越来越把中国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这不难理解，既得利益总是不喜欢有新的利益的崛起。因此，如何同现存既得利益和平共处，是中国寻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意义，也是中国作为大国所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

在第二个层面，中国也形成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目标的“丝绸之路”。尽管“丝绸之路”也连接欧洲的发达国家，但主要目标是发展中国家。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能为发展中国家做什么？从战略上说，中国光有“新型大国关系”并不足以立足于国际政治舞台，拓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能开辟中国国际战略的“大后方”。这个“大后方”做实了，才会具备更大的力量来实施“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发展蓝图，就回答了这些问题。

“丝绸之路”首先是一个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问题。“一带一路”沿途多是发展中，甚至不发达国家，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经济。而中国拥有丰厚的资本、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技术、过剩的产能及其需要拓展的新市场，这些都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从供求关系来说，这是双赢的发展战略。在这方面，中国将避免走西方殖民主义的老路，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原料、倾销自己的商品。中国的道路是让发展中国家也发展起来，中国提供的是他们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只有其他国家也富裕起来了，中国本身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今天的西方尽管很发达，但也面临着高度发展的瓶颈，很多国家内部发展缺乏动力，更别说帮助发展中国家了。即使那些具备能力的西方国家，也往往因为意识形态（民主、人权等）的制约，为援助设置了诸多“条件性”。中国则不一样。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要逃避这个陷阱，唯有走向发展中国家。而西方对中国的恐惧和与之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更促使中国走向发展中国家。

无论是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还是实施“一带一路”，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便是周边外交，这主要是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所决定的。中国的大国外交不能学英国和美国。英国是海洋国家，而美国周边只有两个国家。中国既是陆地国家也是海洋国家，并且周边有十几个国家，须要根据自己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制定有效的国际发展战略。中国外交的前沿是周边国家，北边有俄罗斯，东边有发达的日本、韩国等，西面和西北面、南面和西南面都是发展中国家。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主要的地缘政治压力来自美国。不过，中美之间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就两国双边关系来说，已经形成了高度的互相依赖性。中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中国和周边美国盟友之间的冲突。这种情况决定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密不可分。同时，“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周边国家，从这个角度说，“丝绸之路”也是周边外交的内在部分。

开放的“时代精神”

新形成的大外交战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其符合“时代精神”。每一个时代要有符合时代精神的东西。英国崛起，主张自由贸易；美国崛起，主张自由民主。中国的时代精神，是和平、开放、包容式的发展。这是新的时代精神。中国不会也不能重复从前英国、美国崛起的模式，而是要追求新型的崛起。中国欢迎周边国家“搭中国崛起的便车”，表现在中国已经提出的“一带一路”、建立亚投行倡议、成立丝路基金等动议上，并且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动议。

这些动议都是区域和国际经济发展的工具，具有开放性，符合中国历来提倡的开放的区域主义精神。发展的开放极其重要，才具有包容性。这也是从前英国和美国成功最关键的因素。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力，不在于谁更民族主义，而在于谁更加开放。国家越开放就越发展，因为可以调动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和有效配置。西方国家从开放走到今天的贸易保护主义，如果不改变，就不可能很好地发展。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是最大贸易国，这要求中国更大的开放。

所有这些客观条件迎来了中国的大外交时代，而新领导层也抓住了这个机遇，确立了大外交战略。这是中国可持续崛起所必需的。不过，中国的大外交既创造了新的机遇，但也不可避免带来了不确定性，对中国来说，甚至包含危险性。在实施大外交战略的过程中，犯些小错误在所难免，但中国必须避免犯颠覆性错误。如果犯了颠覆性错误，不仅促成不了中国的崛起，反而会导致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中国在哪些方面可能犯颠覆性错误和如何避免，需要另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