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迁碑》是中国古代石刻史和书法史上的重要碑刻之一，历来为研究书史者及临摹书法者所珍视。但笔者以高文《汉碑集释》为底本①，搜罗诸家之考校题跋，而竭力理解前贤就此碑形制、流传以及文本内容等多方面所提出之各种疑问时②，发现其中之疑问非仅止于前贤所发各点，故撰成此文，向同行专家请教。
一、《张迁碑》出土时地及其在明代之流传
据旧志言，此碑出土于明代，“掘地得之，未详其处，意必汉时谷城旧境也。”③不仅具体出土地点未详，具体出土时间各书也未见交代。明人杨士奇(1365-1444)《东里集》续集卷二十有“汉谷城长张君碑”一条云：“右汉谷城长张君碑，未有碑额，盖中平二年其故吏所立，文辞字画皆古雅。碑在今东平州学。余得之宗丈东平州守季琛先生之子民服云。”④其题跋提到的宗丈季琛，即杨瑒，字季琛，江西吉水人，曾官东平州太守，见《东里集》卷五《送宗老季琛诗序》及卷七《送李永怀归东平序》。杨士奇题跋中称杨季琛为“东平州守”，则其得到《张迁碑》之拓本，当在杨季琛任东平州太守之时。杨季琛之子杨黻字民服，与杨士奇往来甚多，交情甚契，死后，杨士奇为撰墓志铭，即现存《东里集》续集卷三十六之《卫府右长史杨君墓志铭》。墓志铭提到杨黻“永乐甲申侍父官东平”，则杨季琛任东平州太守在永乐二年(1404)甲申前后，杨士奇从杨民服手中得到这份《张迁碑》拓本亦应在此时。在目前已知的文献中，《东里集》是最早提及《张迁碑》的。
就目前所知，都穆《金薤琳琅》是最早著录《张迁碑》的金石学著作，其书卷六录《张迁碑》文，并有题跋云：“此碑予官京师时，尝于景太史伯时处见旧拓本，不及录，近得之友人文徵仲”。
都穆(1459-1525)，字元敬，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官至礼部主客司郎中，加太仆寺少卿致仕⑤。其官京师在进士及第之后，盖已届十六世纪矣，都穆初见《张迁碑》拓本于景伯时处，即在此时，然而未即抄录碑文。正德七年(1512)，54岁的都穆致仕里居，日与里中文士文徵明等往来，《金薤琳琅》中所录《张迁碑》文字，就是根据从文徵明处得来的拓本，其时间应在正德七年以后。换句话说，至迟在正德七年之时，《张迁碑》的拓本已由北方传到南方，在笃好金石书画的吴中士人圈内流传。
杨士奇题跋称此碑“未有碑额”，按字面意义理解，可能是他没有见到，也可能是此碑本没有碑额，至少他所得到的拓本没有碑额。《金薤琳琅》卷六称《张迁碑》为“汉荡阴令张君碑”，也没有提到碑额，看来都穆所见到的拓本与杨士奇一样，很可能都是没有碑额的。此外，杨士奇和都穆都没有提到碑阴，很有可能，他们所见的《张迁碑》拓本也不包含碑阴部分⑥。
杨士奇和都穆最大的一点不同是，杨氏称此碑为“汉谷城长张君碑”，而都穆称之为“汉荡阴令张君碑”。稍晚于都穆的明代学者杨慎(1488-1559)，在其《金石古文》中，沿用都穆的称法⑦，明末梅鼎祚编《东汉文纪》，其卷三十一据《金薤琳琅》收录此碑文字，亦用此称。晚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四有《跋汉隶张荡阴碑》，其后，孙鑛在其《书画跋跋》卷二上袭用“张荡阴碑”的提法。“谷城长张君”、“荡阴令张君”和“张荡阴”三种称法并行，说明当时学者对《张迁碑》并无统一的称法。
简要回顾《张迁碑》的早期流传历史，有三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都穆已经注意到，此碑不见于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以及洪适《隶释》、《隶续》等宋代金石学著作。当然，他立论的着眼点在于强调此碑之难得，大有庆幸自己得见此碑之意，而并无任何质疑。但与此同时，他的说法已经向我们表明了此碑在明以前不见经传的事实。
第二，明代其他一些金石学者，其中比较著名者如赵均(《金石林时地考》)、赵崡(《石墨镌华》)及郭宗昌(《金石史》)等人，亦致力于“搜访旧碑”，却“不之及”⑧，亦即没有提及此碑。这当然可以以他们见闻未广、搜罗未备以及种种历史偶然性来解释，但无论如何，明代三位金石学名家都不曾言及此碑，这个现象总让人觉得有些蹊跷。
第三，尽管都穆声称此碑拓本得自著名书法家文徵明，但是，以此碑汉隶书法之珍稀，以文徵明对书法的精鉴，他的《甫田集》中居然没有关于此碑的题跋，甚至没有只言片语提到此碑⑨。这使我们不能不对此碑的身世来历乃至其真伪心生疑窦。事实上，当王世贞研读《张迁碑》碑文之时，他也已经觉察到其中某些内容叙述之匪夷所思：
文辞翩翩有东京风，独叙事未甚详核耳。至谓其先有曰良、曰释之、曰骞者，按良韩人，释之南阳堵阳人，骞汉中人，宗系绝不相及，文人无实乃尔！其书法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⑩
然而最后，他以“翩翩有东京风”的文辞以及其“典雅饶古意”的书法说服了自己，他对此碑文风和书风的不无主观色彩的赞扬肯定，将他对此碑的怀疑消释得几乎无影无踪，以至于当后代某些学者以疑惑的眼光重新审视这块碑石的时候，他的这些意见完全没有引起注意。
二、《张迁碑》之语词及用典问题
最早明确对《张迁碑》提出怀疑的，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顾氏在其《金石文字记》中论及此碑云：
今在东平州儒学。其文有云“荒远既殡”者，“宾”之误；“中謇于朝”者，“忠”之误；而又有云“爰既且于君”，则“暨”之误。古字多通，而“宾”旁加“歹”，已为无理；又何至以一字离为二字也。欧阳、赵、洪三家皆无此碑。《山东通志》曰：“近掘地得之。”岂好事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遂讹谬至此耶！(11)
归纳起来，顾炎武质疑的根据在于三个字的字形，在他看来，“忠”字误写成“中”或许还说得过去；“宾”字误写成“殡”，就太无理了；而将“暨”字误分为“既且”二字，更是无法解释的。这么一些“讹谬”，再加上欧阳、赵、洪三家都没有提到此碑，使他不能不有所怀疑。但是，毕竟此碑字体古雅，碑文其他方面也似乎说得过去，所以，顾炎武只是怀疑此碑是好事者的摹刻本。这种说法有一个前提，就是他承认有一种古本《张迁碑》的存在。总之，顾炎武已经怀疑此碑的真实性，只不过表达得相当委婉罢了。
但是，顾炎武含蓄委婉的质疑，仍然受到了很多人的反驳。清顾霭吉《隶辨》卷八云：
按以“殡”为“宾”，见《礼记·曾子问》，以“中”为“忠”，与魏《吕君碑》同，说在第一卷东、真二韵。惟以“既且”为“暨”，有不可解，然字画古拙，恐非摹刻也。(12)
顾霭吉对顾炎武提出的三条质疑一一予以辩解。他认为“中”“殡”两条可以用通假字来解释，“既且”虽然不好解释，但从此碑书法风格来看，也应该不会是后人摹刻的。《吕君碑》全称《魏横海将军吕君碑》，其文有云：“君以中勇，显名州司”(13)，“中”通“忠”。从通假字的角度来说，“中”、“忠”二字相通的例子并不稀见，除《吕君碑》之外，《古字通假会典》中还列举了13条例子(14)。至于“殡”、“宾”二字相通，除了《礼记·曾子问》之外，《古字通假会典》也没有举出其他例子(15)。《礼记·曾子问》：“反葬奠，而后辞于殡。”郑注：“殡当为宾，声之误也。”(16)《通典·礼五十七》引“殡”即作“宾”(17)。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坤部》亦云：“殡，叚(假)借为宾。”(18)在较早出版的《金石经眼录》中，清人牛运震虽然不同意此碑为后人重刻，但也明确承认“碑以‘殡’为‘宾’，以‘中’为‘忠’，‘暨’字分为‘既且’二字，乃当时书碑者误”(19)。值得注意的是，在稍后出版的以《金石经眼录》为基础编成的《金石图说》中，牛运震“转守为攻”，提出如下看法：
至若碑以“忠”为“中”，以“宾”为“殡”，以“暨”为“既且”，此则其点画之借，摹刻之讹，益足征古文之简易疏阔，虽善赝者不能仿其谬，而好事者乃执此以为依托之券验，不亦悖乎！(20)
于是，“点画之借，摹刻之讹”不但不可疑，而且成为支持其可信的证据了。
很多学者，包括现代学者高文在内(21)，都基本上接受“殡”、“宾”通假相通的说法，其中顾霭吉的论证似乎较为有力。但清人万经《分隶偶存》卷上质疑顾霭吉之说云：
亭林以“宾”傍加“歹”为无理，南原据郑康成《曾子问》注驳之，不知“奠而后辞于殡”原不必改作“宾”，先儒多言之者，不足以折亭林也。“暨”分“既、且”，更属难解，宜亭林疑为好事者模刻，遂讹谬至此。(22)
笔者以为，万经之说是很有说服力的。退一步说，即使“中”、“殡”二字都可以解释为通假字，“既且”二字也很难理解。但颇令人惊讶的是，钱大昕、阮元等人却为其辩护。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云：
碑云：“张是辅汉，世载其德，爰既且于君。”详其文义，谓张氏(“是”即“氏”字)仕汉，世世有德，后有兴者，且于君也。顾宁人读作“爰暨于君”，以“既且”为“暨”字之误。释“
”为“爰”，虽本都氏，尚在疑似之间。以“既且”为“暨”，乃由臆断。遽诋碑为讹谬，岂其然乎！(23)
是、氏二字通用，或许能够说得通。《三国志·吴志·是仪传》：“是仪……本姓氏，初为县吏，后仕郡，郡相孔融嘲仪，言‘氏’字‘民’无上，可改为‘是’，乃遂改焉。”(24)亦似乎可以作是、氏相通的例证。但“爰既且于君”一句，要强为之说，就不太容易了。钱氏之后，阮元《山左金石志》卷八亦有说云：
惟“爰既且于君”，“既且”二字，顾宁人以为“暨”字之分，遂疑是碑为后人摹刻，殊属非是。元案：既，终也；且，始也。《诗》“终风且暴”、“终温且惠”、“终和且平”、“终其永怀”，又“窘阴雨终”，皆当训“既”。《诗·郑风·溱洧》：“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既且”，即“终始”之谊，与此可相证也。详元所撰《释且篇》。(25)
钱、阮二氏从不同角度论证“既且”二字不误，同时批评顾炎武以“既且”二字合为“暨”字，于义不通。在我看来，他们的理由并不能令人信服。首先，阮元所举《诗经》诸例中，不仅“终”不完全等于“既”，“既且”不等于“既且于”，而且“且”字出现场合之句式结构与“爰既且于君”亦不同，选择例证本身就有问题。其次，即使按阮元的解释，将“既且”理解为“终始”，还原到碑文语境中，也扞格难通。第三，钱大昕批评顾炎武“臆断”，其实“臆断”的应该说是钱大昕自己，顾炎武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爰暨”一词在汉魏碑中并不罕见，今举三例如下：
1.《赵宽碑》：胤自夏商，造父驭周，爰暨霸世，夙为晋谋。(26)
2.《冀州从事张表碑》：爰暨后稷，张仲孝友，雅□攸载。(27)
3.《凉州刺史魏元丕碑》：爰暨于君，……(28)
4.蔡邕《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爰暨邦人，佥以为宰相继踵……(29)
在以上三例中，“爰暨”一词都出现于叙述碑主家世的场合，意为“及至”、“至于”，其中“爰”字为语助，并不难解。在第二例中，碑主姓张，所述先世亦及张仲，尤与《张迁碑》如出一辙(30)，第三例中所出现的句式，则与《张迁碑》一模一样。应该说，这四个例证都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除了汉碑文本，其他传世文献中亦见有用“爰暨”一词者。如《后汉书》卷四十九《赵咨传》载其《遗书敕子胤》云：“爰暨暴秦，违道废德，灭三代之制，兴淫邪之法。”(31)又如三国魏何晏《景福殿赋》亦云：“昔在萧公，暨于孙卿，皆先识博览，明允笃诚。”(32)见在东汉三国作家笔下，“爰暨”一词是颇为常用的。顾炎武判断“爰既且于君”二字是“爰暨于君”之误，是完全有根据的。实际上，翁方纲早在其《两汉金石记》中指出：“钱说颇牵强。”(33)王念孙《汉隶拾遗》中亦曾举出《魏元丕碑》为例，证明“爰既且于君”二字是“爰暨于君”之误。可惜《四库全书总目》未认识到这一层，故对此问题只能持骑墙态度，一方面认为顾氏“武断”，另一方面又认为钱氏“所释亦未为至确”(34)。
据《张迁碑》，张迁为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县西南)人，而碑文叙述张迁先世，自周宣王时之张仲到汉初张良、文景之间的张释之、孝武帝时的张骞，确实可谓“世载其德”。从考史的角度来说，这种版本的世系显然是不足取信于人的。叙其远祖，牵扯上张仲，世代久远，也许还好说一些，事实上，《冀州从事张表碑》也正是这样做的。但是，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张良相传为城父(今河南郏县东)人，汉朝建立后，析珪于留(今河南开封市东南)；张释之是南阳堵阳人(今河南方城东)，张骞则是汉中成固人(今陕西城固)人，此三人年代相去不远，里籍各不相同，显然不可能一脉相承。张迁是陈留己吾人，与以上诸人里籍邈不相及，更不可能是他们的后裔(35)。当然，古代碑志文叙述事主之先世，攀附名人、依托大族之例不胜枚举，我们大可不必认真，也可以用这个理由为《张迁碑》辩护。但是，即使如此，《张迁碑》在叙述张释之事迹之时，在用典措辞方面所产生的错误，仍然使人震惊。碑文云：
文景之间，有张释之，建忠弼之谟。帝游上林，问禽狩所有。苑令不对，更问啬夫。啬夫事对，于是进啬夫为令，令退为啬夫。释之议为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啬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从言。
考此事出自《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传》。高文先生即曾指出，碑文用典约取《史记》原文，而“易上林尉为苑令，苑令自后汉始有此名。又增益‘苑令有公卿之才’一意，皆失其实。”(36)上林令即上林苑令，简称为苑令，本是顺理成章之事，未必即与后汉制度有何关系；至于碑文称释之议为“苑令有公卿之才”，则确实是对原典的误增与误解，绝非张释之的原意。照理说，汉人用汉代的事典，也就是当代人对当代的故事，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似乎不应该出现如此明显的硬伤。这不能不令人生疑。
在这段碑文中，还出现“禽狩”、“事对”二词。一般都将“狩”理解为“兽”之通假，(37)而“事对”二字颇嫌生硬。或许是因为意识到这两个词显得奇怪，《山东通志》干脆将其改为“禽兽”、“专对”(38)。
此外，在碑文篇末，又出现用错佩韦佩弦之典的例子。碑文云：“晋阳珮玮，西门带弦，君之体素，能双其勋。”高文注云：
《韩非子·观行篇》云：“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晋阳，指董安于。《左传·定公十三年》：“吾舍诸晋阳。”注：“晋阳，赵鞅邑。安于，赵氏臣。为安赵氏而自杀。”正义曰：“《史记》云：安于性缓，常佩弦以自急者，即此是也。”据此，当云“晋阳佩弦，西门带韦”，碑误。“珮”者，“佩”之俗字。“韦”作“玮”，亦俗字也。碑文与史实相反，误。(39)
也许“珮”、“玮”二字可以用俗字解释得过去，但此处用典前后颠倒，则是无法否认的。这是《张迁碑》中与语词问题相关的另一个疑点(40)。
三、碑文中的官名及其碑额体例问题
《张迁碑》的碑额中称迁官“谷城长”，以汉代职官制度考之，这里其实是有问题的。钱大昕最早注意到这一点，但是，他对《张迁碑》信而不疑的态度，使他不是从质疑而是从辩护的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
汉制，大县置令，小县置长。《后汉书·王堂传》：“迁谷城令。”而此云“谷城长”，盖县之大小，亦时有更易也。(41)
“谷城令”与“谷城长”，一字之差，却是意味深长的。如果不是钱大昕指出来，我们恐怕未必能够注意到《后汉书》中的这条材料，这使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敏锐和对史籍的精熟。《续汉书·百官志》五：“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钱大昕所谓“大县”、“小县”，即是以县中人口户数为标准来确定，“万户以上”为大县，置令；“不满”万户者为小县，置长。当然，一县之人口户数多少确实可能“时有更易”，户口增多，小县有可能变成大县，户口减少，大县也有可能降为小县。但就中国古代人口发展的一般趋势而言，如果不是发生大规模战乱或自然灾害，人口户数是逐渐递增，而不是日益减少。小县变成大县的概率要大大超过大县变成小县的概率，换句话说，原来的小县之“长”升格大为大县之“令”的概率，要大大超过县令变成县长的概率。当然，这都是从理论上说的，事实上，一个县被定为大县或小县之后，即使其户口数量很快发生了变化，此县之级别也不大可能如影随形，马上进行调整。钱大昕并没有能够提供谷城县人口变化的具体例证，所以他在作判断时谨慎地加上一个推测语气词“盖”。
《王堂传》见《后汉书》卷三十一。传文云：“王堂字敬伯，广汉郪人也。初举光禄茂才，迁谷城令，治有名迹。永初中，三府举堂治剧，拜巴郡太守。”(42)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王堂任谷城令是在汉安帝永初(107-113)以前，当时的谷城就已经是一个大县，所以王堂的官名是“谷城令”，而不是“谷城长”。《张迁碑》立碑之年是汉灵帝中平三年(186)，立碑之时，张迁已由谷城长迁荡阴令，以令长一任通常为三年来推算，其始任谷城在中平元年(184)之前。从永初到中平，其间相去约七八十年，《后汉书》中并无谷城之地大规模天灾人祸的记载，不可能导致人口户数锐减。中平元年爆发的黄巾起义，也没有给谷城县带来什么破坏，因为碑文中明言：“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完。”(43)那么，张迁任职之时，谷城应该仍然是一个大县，张迁的职衔应该是“谷城令”而不是谷城长。这是《张迁碑》不合东汉官制的突出表现(44)。
除了《张迁碑》之外，“谷城长”之称谓不见于笔者所知见的各种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清吴玉搢《别雅》卷五在解释“印绋、印黻、印绂”诸词时，曾引《孔耽碑》“假谷城长印黻”为证。覆检《隶释》卷五《梁相孔耽神祠碑》，此句原文作“假谷孰长印黻”(45)，与“谷城长”了不相干，吴玉搢盖据讹本碑拓，引证文字有误，不足为据。而另一方面，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二十二所录汉印中，正好即收有一枚“谷城令印，铜印鼻钮”，并明确标示“东汉谷城属东郡”(46)，与《后汉书》卷三十一《王堂传》唐李贤等注“谷城，县，属东郡，故城在今济州东阿县东”可以相互印证(47)。虽然无法确定这枚“谷城令”的汉印属于东汉什么时代，但是，它毕竟以实物证明了《后汉书·王堂传》的相关记载。
在《东汉官宦冢墓碑额题职例及其相关问题》(48)一文中，叶国良先生曾经指出，汉代官宦冢墓碑额例题尊职，而且，碑额上通常只题一个官职。为了更直观地说明问题，叶先生在文章中制作了一个包括60种汉代冢墓碑铭在内的表格。在这60种碑铭中，只有如下几种碑额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官职：
1.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
2.汉故中常侍长乐太仆吉城侯州君之铭
3.汉故中常侍骑都尉樊君之碑
4.汉故太尉车骑将军特进逯乡昭烈侯刘公之碑
5.汉故绥民校尉骑都尉桂阳曲红灌阳长熊君之碑
由此可见，汉代冢墓碑铭额题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官职者，只是极少数的特例。而且，这些特例的形成，都是有因可循。在第1例中，益州太守和北海相并为秩二千石，故并列之。据《续汉书·百官志》，太仆卿秩中二千石，中常侍秩二千石。太仆卿掌天子车马，长乐太仆掌太后车马。二者秩次大致相同。然后汉时代，中常侍与长乐太仆常一人兼任，如江京、曹腾等人即是。故第2例亦可解释得通。第3例中，骑都尉为追拜之官，并非生前任职。第4例情况类似，刘公实任最尊官职是太尉，车骑将军、特进逯乡侯为追赠官位。第5例碑额中共出现四个官职，其实只有两个：熊君以绥民校尉领桂阳曲红长，后又以骑都尉领灌阳长，两任官职品秩相等，无所谓尊卑，故碑额上并列之，并未有违成例。总之，汉代冢墓碑额题官之通例为列其最尊之职，如两职并列，则往往是因为两职等尊，不便取舍。
《张迁碑》是其故吏所立的去思碑，不属于冢墓碑一类，似乎不能与冢墓碑一概而论。但实际上，这两类汉碑题额至少有一个共同点，正如叶国良先生指出的，“纪功碑、去思碑，碑额所题官职，乃当时之人所书碑主于当地当时所居之官”，也就是说，纪功碑、去思碑题额亦以仅列一官为通例，明乎此，便更能理解何以叶国良先生指出《张迁碑》“兼记所任及将任二职，较为特殊”(49)去思碑、纪功碑立于碑主生前，无法确定碑主一生最尊之职为何，揆以情势，其题额亦只能以当时当地所任官为准。洪适《隶释》卷八《孔彪碑》跋云：
赵氏云：“孔君自博陵再迁河东，而碑额题博陵，莫晓其何谓。”予观汉人题碑固有用前官如冯绲、鲁峻者，俱自有说，此碑阴有故吏十三人，皆博陵之人也，盖其函甘棠之惠、痛夏屋之倾，相与刊立碑表，故以本郡题其首也。
按照这一义例，《张迁碑》之立碑者既为其任谷城县时之故吏，“谷城长”即所谓“当时当地所居之官”，碑额上只要题“谷城长”一职即可，不必题二职，尽管荡阴令为大县令，秩一千石，而谷城长(按照原碑额的写法)为小县长，秩三百或四百石。
将《张迁碑》与其他同类汉碑作一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其额题的“特殊”性。在同类的去思碑和纪功碑中，《蔡湛颂》和《唐扶颂》特别有对照价值。首先，此二碑的建立时间分别为光和四年(181)和光和六年(183)，与《张迁碑》年代(186)相近。其次，碑主蔡湛、唐扶在当地的身份为县长或县令，其后均又改任或迁任别职，其中，蔡湛任稿长三载，以功迁高邑令；唐扶任成阳令，有惠政，后改昌阳令；其身份与仕履皆与张迁相同。第三，二碑皆为故吏所立之去思碑，与《张迁碑》性质相同。但是，《蔡湛颂》碑额题“汉故稿长蔡君之颂”(50)只列“稿长”一职，不列其迁任“高邑令”之职；《唐扶颂》额题“汉故成阳令唐君之颂”(51)，亦不及其改任“昌阳令”之职。在另外两种去思碑即《刘熊碑》和《曹全碑》中，作者没有提及碑主迁转之事，因而碑额上也只题写其在当时当地所任之职，分别为“酸枣令”和“郃阳令”(52)
总之，现存汉代去思碑和纪功碑之碑额，皆以仅题当时当地之职为常，未见有题列二职者。由此可见，《张迁碑》之碑额不仅所署“谷城长”之官职有可疑之处，而且额题并列“谷城长荡阴令”二职，在汉碑中尤其属于“史无前例”者，同样是可疑的。
四、《张迁碑》的书法及汉碑的伪刻与重刻问题
在顾炎武对《张迁碑》提出质疑之后不久，康熙时人林侗在其《来斋金石文考略》卷上《荡阴令张迁碑》条，径录顾氏之题跋，而未像他在本书其他题跋所常做的那样，“颇以己意为折衷”(53)进一步加以辨证，这表明林侗是赞同顾炎武看法的。乾隆年间，牛运震在《金石图说》卷一中说：
《白石神君碑》、《张迁碑》，昔人皆以为伪也。或曰魏人翻旧碑为之，综其实，不然。(54)
这里所谓“昔人”，具体包括哪些人，一时难以落实，但肯定包括顾炎武、林侗在内，而且不限于此二人。首先，从“皆”字来看，怀疑的人数当不会很少；其次，顾、林二人只是推断“好事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并未指实乃“魏人翻旧碑为之”，显然，持后一种观点的别有其人。虽然目前暂时无法确认这种观点出自何人何书，但我们由此得知，《张迁碑》在乾隆以前颇受人质疑，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晚清金石学者杨守敬在《激素飞青阁平碑记》中针对前人的质疑，为《白石神君碑》和《张迁碑》作了两段辨述，也值得注意。针对有关《张迁碑》的质疑，杨守敬辨述如下：
顾亭林疑后人重刻，而此碑端整雅练，剥落之痕亦复天然，的是原石。顾氏尚考索而不精鉴赏，故有此说。……篆书体多长，此额独扁，亦一格也。碑阴尤明晰，而其用笔已开魏晋风气。(55)
针对有关《白石神君碑》的质疑，他又有如下辨述：
此碑在汉隶中诚为最下，然亦安知非魏晋滥觞，且今所存魏晋分书，亦皆风骨稜峋，尚未庸俗至此。大抵手书有工拙，镌刻有高下，石质有佳恶，未可一概论也。(56)
关于《白石神君碑》的问题，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可以暂置不论；杨守敬之辨述以及他所辩驳的对象观点孰是孰非，亦可暂且置而不论，重要的是这场争论反映了一个问题：《张迁碑》的书法与同时代其他书法风格颇为不同。实际上，无论是传统金石学者还是现当代书法史研究者，无论学者对《张迁碑》是信是疑，大家对《张迁碑》书法具有与众不同的个性这一点是有共识的，虽然各自认定的“异”不尽相同。清人孙承泽认为，此碑“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57)。中国书法史研究者更举《张迁碑》为东汉分书“方正派”之主要代表(58)，并列举了一些同一派别的碑刻，虽然同一派各碑之间仍有显著的不同。总的来说，单纯根据书法风格来判断一件碑刻之真伪，或者判断其是否伪刻或重刻，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这一方面是因为对于书法风格的认定有相当大的主观性，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例如对《张迁碑》，有人讥訾其“书法不佳”，万经则颇“不谓然”，认为“其字颇佳”(59)。另一方面，也因为从书法史的角度来断言中平三年是否有可能产生这种书体，也极可能陷入循环论证的陷阱。
但是，《张迁碑》的疑点并不止于书体风格，除了上述各点之外，还有学者提到其碑阴故吏题名多为双名，不合东汉单名之俗，亦颇可疑。对此，另有学者为之辩解，认为那其实不是名，而是字。此外，还有学者对碑中若干文字的字形提出质疑(60)，当然也有人以通假或异体为之辩解。即使这些都能说得通，拙见以为，《张迁碑》还是可疑的。
将《曹全碑》与《张迁碑》对照，或许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启发。《曹全碑》与《张迁碑》一样属于去思碑、纪功碑，也同样是明代才出土的(61)，“无论宋室欧阳诸公不及见，即明之都玄敬、王元美皆未寓目也”(62)，后人却没有怀疑的。纪昀曾因误计碑文中所记干支历日而怀疑《曹全碑》之伪(63)，据钱大昕考订，此一干支历日不误，此碑实无可疑(64)。除此之外，《曹全碑》并无可疑之点。当然，从另一方面说，碑文内容无可疑，并不能确保碑石及碑拓本身之可信。《隶释》卷五谓《唐扶颂》“虽布置整齐，略无纤毫汉字气骨，全与魏晋间碑相若，虽有光和纪年，或后人用旧文再刻者尔”。在洪适看来，《唐扶颂》的书体不类汉碑，而与魏晋碑相似，而其文本内容则无可疑，因为可能是后人沿用旧文而重刻的。从“全与魏晋间碑相若”一句推测，洪适可能认为此碑出自魏晋人重刻。
那么，《张迁碑》究竟是重刻还是伪刻呢？
从出土及传承过程来看，要确认《张迁碑》为原刻，终究有相当多的疑点难以消除。
从文本内容上说，《张迁碑》确实有一些字词用典方面的问题，但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则可以有不同的观点。或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解释：即碑文为浅人所写，俗儒不学，容或产生用典之讹。但从整个汉代立碑制度来看，汉人对碑文撰书刻立各个环节显然都是非常慎重的，象《华山庙碑》那样详细记录主事者、市石者、察书者、刻石者的名字，并非绝无仅有。为长官树立功德碑、去思碑的门生故吏，更不会不择人选，率尔成文。如果要坚持此碑文本内容方面信而有据，其文乃源自或沿用旧文，那么，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些字词或典故之误，只能推到后代重刻此碑的人身上。
从字形方面来看，存在的问题似乎较用词用典更大。尤其是“爰暨”一词为后汉人常语，当时人不容不知，其他汉碑中亦从未出现此类讹误，因此，误分“暨”为“既且”二字，只能是不谙此词的后人所为。兼之其书体又与魏晋碑颇为相近，因此，清初学者推测此为“魏人翻旧碑为之”，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捕风捉影。
从官制以及碑例方面来看，退一步说，假设钱大昕之推论可以成立，那么，“谷城长”之称便不为误；假设碑额上并题“谷城长荡阴令”二职，也可以用“特例”来解释之，那么，本文上一段的推论仍然可以成立。否则，《张迁碑》便只能理解为后人的伪刻。从时代风气来看，如果是伪刻的话，那么，出于明人所为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汉碑为历来学者所重，所以各代都不乏重刻、伪刻。都穆曾经指出，《汉桂阳太守周府君碑》既有汉刻本，又有唐代的重刻本(65)。而伪造汉碑以欺人，至清末亦未绝迹。相传于光绪元年(1875)在山东青州东武(今诸城县)出土的西汉《琅邪太守朱博残碑》，为尹彭寿收藏，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载录，方若《校碑随笔》亦以为真品，并称“有人疑伪，盖未见石耳”。此碑实为尹氏伪造，尹氏晚年亦已承认，见罗振玉《石交录》(66)。即使如此，仍然有人拒不相信此碑为伪作(67)。 由此一例，可见一般人由信古好古，很可能走向佞古。《张迁碑》自明代出世，历时渐久，越来越成为古董，好古佞汉之士越来越不愿意、也越来越不敢随便对其有所质疑。这是乾隆以后质疑声音日渐消歇的一个原因。
在没有获得更多的反证之前，本文试图暂时下这样一个结论：现存《张迁碑》或者是后人据汉碑旧本重刻，或者是后人的伪刻，但应该不是东汉人的原刻。
注释：
①高文所撰《汉碑集释》有初版本(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年)和修订本(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两种。除另有说明外，本文所引《汉碑集释》，以其修订本为准。
②详见(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十八，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影印民国十年扫叶山房石印本，第5-8页。
③《汉碑集释》引“府旧志”，见《汉碑集释》，第489页。
④(明)杨士奇：《东里集》续集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杨氏所谓“中平二年”，实为“中平三年”之误。
⑤都穆之生卒年及其生仕历，据明人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卷四十三胡缵宗《明中宪大夫太仆寺少卿致仕都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丛书》本。
⑥清人卢文弨已经指出：“此尚有碑阴，纪出钱姓名，余皆有之，都氏不载，疑并额皆未之见也。”可见卢氏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见卢氏《抱经堂文集》卷十五“汉荡阴令张迁表碑颂跋”，《四部丛刊》本。
⑦(明)杨慎：《金石古文》卷七，第7页上，《石刻史料新编》本。
⑧(清)孙承泽：《庚子销夏录》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明)文徵明：《甫田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甫田集》卷二十一至二十三卷收录书画碑帖题跋甚多。
⑩(明)王世贞：《跋汉隶张荡阴碑》，见王氏《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清)顾霭吉：《隶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宋)洪适：《隶释》卷十九，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洪氏晦木斋刻本，第191页下。
(14)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年，第21页。
(15)《古字通假会典》，第106页。
(16)《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390页中。
(17)(唐)杜佑：《通典》，商务印书馆影印《十通》本。
(18)(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武汉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
(19)(清)褚峻、牛运震：《金石经眼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清)褚峻、牛运震：《金石图说》卷一，《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二册，第974页。
(21)高文援引朱说，表示赞同，见其《汉碑集释》，第495页。
(22)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4册，第462页。
(23)(清)钱大昕撰，祝竹点校：《潜研堂金石文跋尾》，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陆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0页。
(24)(晋)陈寿：《三国志》卷六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1411页。
(25)(清)阮元：《山左金石志》卷八，叶9上。
(26)《汉碑集释》，第432页。
(27)《隶释》卷八。
(28)《隶释》，卷十。
(29)(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七十五，中华书局，1958年，第879页。
(30)《张迁碑》云：“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有张仲，以孝友为行，披览《诗·雅》，焕知其祖。”
(31)《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314页。
(32)(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刻本，第173页。
(33)《石刻史料新编》本。
(34)《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六《〈金石文字记〉提要》：“《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尝摘其舛误六条，……一曰《后汉荡阴令张迁颂》炎武误以‘既且’二字合为‘暨’字，……案《张迁颂碑》拓本，‘既且’二字截然不属，炎武诚为武断，然字画分明，而文义终不可解，当从阙疑。《金石文跋尾》所释亦未为至确。”按：汉碑以上诸例，可证顾炎武并不武断。
(35)米运昌、吴绪伦：《〈张迁碑〉历史与书法艺术价值浅析》，《山东师大学报》，1998年第2期，第45-58页。按：此文将张骞籍贯误标为今山西城固，当是笔误。
(36)《汉碑集释》，第494页。
(37)《汉碑集释》，第493页。
(38)《山东通志》卷三十五《艺文志》九《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汉碑集释》，第498-499页。
(40)此碑下文又有如下诸句：“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三代以来，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惟新。”《汉碑集释》第499页引俞樾《第一楼丛书·汉碑四十一条》：“上文既云‘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便可径接铭词，乃又缀此四句，殊为不伦。窃疑此四句当在‘前哲遗芳’之下，其文本云：‘奚斯赞鲁，考父颂殷，前哲遗芳，三代以来，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维新。有功不书，后无述焉。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盖引奚斯、考父二事，而续以此四语，以见鲁殷二国，有二子为之赞颂，故功烈常存，虽远如近，国虽旧而命则新也。若有功不书，则后无述矣。此碑错讹不一，顾氏《金石文字记》因‘爰暨于君’误作‘爰既且于君’，疑好事者得古本而重刻之。……今按此句之前后错置，其缪更甚，前人未经论及，故表出之。疑作书者，遗夺于前，而补缀于后。吴氏颖芳作《散氏铜盘铭释文》曰：‘古人质朴，文中有遗佚，或补于尾，孙皓《天玺碑》犹踵为之。’此言也，即可以说此碑矣。”高文按云：“俞说是也。”今按：俞说此处文字有错讹，极是。然则原本文句次序是否如俞氏所推断，尚有待进一步研究；至于错简原因，笔者以为很有可能系后人重刻时所致，盖汉人刻碑有“察书”之制度，现存汉碑中亦未见如此错简者也。
(41)《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第30页。
(42)《后汉书》，第1105页。按：王堂事迹又见《东观汉记》卷二十、汪文台辑本张璠《汉记》、《华阳国志》卷十中《广汉士女赞》，杨树达撰有《后汉王堂世系考》(载其《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38-444页)，并可参阅。
(43)即使黄巾起义造成该县户口锐减，也是张迁到谷城县任职以后的事，既不可能立即将谷城由大县改为小县，也不会因此而将其官职由“令”改为“长”。
(44)2007年6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卜宪群、蔡万进的文章《天长纪庄木牍及其价值》，根据2004年安徽省天长市安乐镇纪庄村19号汉墓出土的户口簿进行研究，指出：“秦汉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东阳县有户9169，则东阳县设的应是县长。而根据《史记·项羽本纪》：‘东阳少年杀其令’，则东阳县在秦代设的是令，至墓主生活的时代才降为长。”关于此墓的年代，此文作者认为“不会早于武帝元狩六年”，则墓主当生活于汉武帝时代，其时距秦代虽然也只是数十年至近百年，但其间经过秦末大乱、楚汉战争乃至七国之乱，东阳县人口户数减少较多，应该不是意外的事。
(45)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59页。
(4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清王先谦亦云谷城为“今泰安府东阿县治”，见其所撰《后汉书集解》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84年，第390页上。
(48)叶国良：《石学蠡探》，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第1-46页。
(49)《石学蠡探》，第3页及第3页注5。
(50)《隶释》卷五，第57页。
(51)《隶释》卷五，第60-61页。
(52)按：清李遇孙《汉魏六朝墓铭纂例》(《丛书集成初编》本)中未见《张迁碑》，此事亦可深长思之。
(53)《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六《<来斋金石文考略〉提要》，第741页。
(54)《金石图说》卷一，《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二册，第974页。
(55)(56)(清)杨守敬：《激素飞青阁平碑记》卷一，《石刻史料新编》本。
(57)(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五。
(58)侯镜昶：《书学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
(58)《分隶偶存》，卷上。
(60)(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七《汉荡阴令张迁碑跋》：“芾作沛，则此碑所独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朱氏还提出一个疑点：“碑阴率钱从事二人，守、令三人，督邮一人，故吏三十二人。昔贤谓东汉鲜二名者，是碑范巨、范成、韦宣而外，自韦叔珍下皆二名，或书其字然邪？”按：碑阴题名人数实计41人，朱氏所统计之数有误，“或书其字”亦只是朱氏的推论，高文则进而落实之，以为碑阴诸人“皆字而不名，古人命字有只一字者，此范巨、范成、韦宣三人，当亦字也”(《汉碑集释》，第501页)。所谓“当亦字也”，自然也是推论。考汉碑碑阴题名例，《景君碑》、《孔宙碑》、《西狭颂》、《鲁峻碑》、《白石神君碑》、《曹全碑》、《唐公房碑》等碑阴题名数十人，皆依次题里籍或身份、名、字，格式统一，亦无一双名者；然亦有如《礼器碑》、《校官碑》等少数碑阴题名，或先名后字，或只题其字，并不严格统一。要之，虽然朱、高二家并没有彻底解决范巨等为名为字的疑点，但这一问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61)据《石墨镌华》卷一，《曹全碑》乃明“万历初郃阳县旧城掘得”。
(62)《来斋金石文考略》卷上。
(63)《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六《〈求古录〉提要》。
(64)《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第27页。
(65)《金薤琳琅》卷五，《汉桂阳太守周府君碑》。《封氏闻见记》(《丛书集成初编》本)卷十“修复”条所记一事，亦可参考：“颜真卿为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亲书。其一立于郡门内，纪周时台省擢牧诸郡者十馀人。其一立于郭门之西，纪颜氏。曹魏时颜裴、高齐时颜之推，俱于平原太守，至真卿凡三典兹郡。其一是东方朔庙碑。镌刻既毕，属幽方起逆，未之立也。及真卿南渡，胡寇陷城，州人埋匿此碑。河朔克平，别驾吴子晁，好事之士也，掘碑使立于庙所。其二碑，求得旧文，买石镌勒，树之都门。”对当代名家之碑尚且如此，则对前代之碑，更有可能“求得旧文，买石镌勒”，重刻重立也。
(66)参看徐森玉：《西汉石刻文字初探》，《文物》1964年第5期。又，《石学蠡探》第3页注4。
(67)李晓光：《晚清诸城金石学家尹彭寿》，《超然台》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