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重要的主题，是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的批判。这一运动，已经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误入歧途。更糟的是，人们虽然在这一运动发足之际对之百般嘲弄，但几乎没有人提出过系统的批判。因此，我希望本书的出版是对这一运动全面审视的开始。
我从1979年到1983年在北大读了四年书。1995年进入耶鲁大学，从硕士到博士，读了9年。成人时代的大部份时间都在大学渡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鼓吹者公开承认，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把北大这样的大学建设成哈佛和耶鲁。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在这一运动的起点和终点上都有过切身的生活体验。本书通过一系列小文章，把这些体验讲出来。希望能够给读者反省中国的大学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中国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实际上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在高等教育中的反映。改革以来二十多年的高度经济增长，使中国的GDP排在世界第六、七位之间。国际间的经济学家纷纷预测，中国将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本世纪四十年代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样的远景和现实，培养了中国人的大国意识。不入流的中国大学，与中国的大国身分不符，使政府和老百姓都难以接受。同时，我们羡慕美国大学的优异，认定要和美国平起平坐，大学就必须追上人家。
这一民族主义在高等教育上的自觉，和美国十九世纪六十到九十年代特别相似。当时美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一马当先，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但是，美国的大学，比起欧洲来还不入流。有人评论：美国大学生的毕业水平，大致相当于欧洲大学生的入学水平。因此，美国高等教育界人士发誓要赶超欧洲，并且把欧洲最优秀的大学，即德国的大学，作为自己的样板。美国教育史家Laurence Veysey在其《美国大学的崛起》(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大学，实际上就起源于这个时代。在南北战争前，美国无所谓大学(University)，有的不过是学院(college)。哈佛、耶鲁都属于学院。带有研究性的大学，基本是一个欧洲的概念。直到到1870年，耶鲁大学的教授William Graham Sumner还在报怨：“在耶鲁就没有学术生涯这回事。”
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在德国模式的影响下，美国的一系列研究性大学开张。首先是1870年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接下来是1891年建立的斯坦福大学，以及1892年改头换面的芝加哥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传统名校，也迅速转型，向研究大学发展。可以说，在这个时代，美国掀起了一个以德国大学为范本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并奠定了至今为止美国一流大学的基础。
我们真要以美国为范本，就要好好研究那个时代，看看人家为什么成功。表面上看，那个时代和中国当今所处的历史阶段有惊人的相似。但是认真分析就会发现，虽然美国和中国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都由民族主义的大国情怀所驱动，两者却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路。
首先，虽然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远远无法和当时的美国相比。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还要等大约40年的时间。况且，即使到那个时刻，以人均GDP来衡量，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属于世界二、三流水平，最多是个中等发展国家。十九世纪下半期的美国，则不仅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在人均GDP、每小时GDP产出(也就是劳动生产率)方面，都领先于欧洲。在那个“镀金时代”，美国享受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这些财富，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高等教育。象洛克菲勒、卡耐基等工业家，富足后成了慈善家。他们大笔的捐助，使美国的大学一下子获得了优势。
第二，在这个时代，美国的大学在低层次上已经奠定了一个多元的格局，而不是几个巨头垄断。用不好听的话说，就是遍地野鸡大学。根据Lord Bryce于1888年的观察：人口2300万的英格兰，只有四个颁发学位的大学，平均575万人才有一所大学。美国人口6000多万，大学竟有415个，平均14.5万人就有一所大学。这其中很少有几个能称得上是现代大学。在俄亥俄州，300万居民中有37所高等院校，平均8万多居民一所，但其中几乎没有一个够得上大学的标准。英格兰之所以仅用4所大学为其2300万人口服务，是因为其大学服务于精英。美国的大学则服务于大众，根本不追求研究性大学的目标。在许多人看来，大学本质上就是一个精英的机构。民主社会的大众教育市场品味，必定把贵族社会的精英标准给拉下来。所以，美国的大学在基因上就比不上欧洲大学。
但是，这一以大众市场为基本动力的美国大学，在二战后终于显示出对欧洲模式的优越性，最终使美国几乎垄断了“世界一流大学”。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典型的欧洲大学是在政府的教育部控制之下。高等教育按照等级被官僚系统组织起来，教授是国家的公务员，学生是经过层层筛选的少数学术精英，他们在大学接受严格的职业训练，最后成为中高层的专家。在欧洲，大学的竞争，体现在学生入学的竞争上。但是，在大学之间却无所谓竞争。大学都是在官僚机构的领地之内各安其位，旱涝保收。
美国的大学则是在非计划的过程中自然发展，带有极大的分散性和随意性。学生进大学是接受普通的人文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liberal arts)，专业性很低。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其御任的告别信中本来想提出建立一个国家大学的计划，但被该信的起草人含糊地改成“传播知识的机构”。华盛顿和其五位继任者一再要求建立全国性大学，都被议会否决。结果，美国的大学没有中央计划，没有国家标准。在私立大学之外，所谓公立大学实际上就是州立大学。到1945年，48个州有641个公立高等院校，160万学生。但这些院校的目标、规模、质量都千差万别，无一定之规。
这一“无法无天”的多元化格局，比起欧洲的体制来，可以不经过根本的结构性变动而迅速扩张。1910年，美国有977所高等院校，学生达35万多人。法国只有16所高等院校，学生仅14000人，美国大学的教师大概就有这样的数字。二战前大量德国犹太科学家逃到英国，英国的大学没有位置安置，但美国大学则来者不拒，显示出其海纳百川的优越性。
在1950年，三分之二的美国大学是私立的。经过六、七十年代州立大学的飞速扩张，到1988年，私立大学仍然占美国高等院校的54%。这些私立大学，经营如同企业，在市场上激烈竞争，彼此抢学生、抢教授、抢研究基金，后起的州立大学也不得不加入这样的竞争。所以，是私立大学为美国的高等教育确立了标准和游戏规则。
第三，美国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远不象我们这样成为“国家重大工程”，
甚至根本不为社会所注意。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美国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几乎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在1870年代，美国人口增加了23%，而在最顶尖的20所大学中的学生数目只增长了3.5%。1885年，美国的国会议员中有大学学历的不到四分之一，而十年前还有38%。
这一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急速的工业化进程。在过去，进大学接受古典训练、培养上流社会的趣味，是获得令人尊重的社会地位的重要渠道。但是，工业化的展开和城市的崛起，给年轻人提供了迅速致富的途经。大学里那些文雅的修身之道，与物欲横流的现实格格不入。结果，很多人瞧不起大学生，甚至被大学录取的孩子会受到同伴的嘲笑。1889年，一个银行家宣布不雇一个大学生。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则嘲笑大学生们在那里学习已经死去的语言，好象是在适应另一个星球上的生活。
社会对大学的敌意和蔑视，加重了大学的危机感，刺激大学迅速转型。同时，大学不是公共事务的中心，不被人们注意，也给改革者们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好处：他们可以在人们不注意的情况下，较为自由的试验一些新的教育哲学。这也是美国的大学得以重新组合的关键因素。
遗憾的是，人家成功的经验，我们几乎一点也没有学。我们嘴上说是学美国的大学，实际上走的还是欧洲模式。甚至一些领衔的改革者，口口声声说一定要模仿美国，不能学欧洲，但对自己陷于欧洲模式不能自拔的现实很少有反省。
欧洲大学在二战后，被美国的大学打得一败涂地。但是，欧洲的大学模式，通过其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几乎影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比如日本的大学，说到底还是欧洲模式。中国现在的大学制度，实际上也是欧洲体制的变种。
这个体制失败的要害，是国家控制大学。大学经营遵循的是官僚逻辑而非市场逻辑。这种官僚大学，在二十世纪以前取得了成功，但在二十世纪必然没落，在二十一世纪就更无前途。其中关键的原因，在于二十世纪以前的欧洲是精英社会；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则进入平民社会。在精英社会，大学需要培养的精英数量非常少。在二战前，大部份欧洲国家的大学生人数，不超过适龄人口的5%。国家可以调动有限资源，仅建那么几所大学，满足社会对精英的需要。
如今，大学教育完全平民化。30-40%的欧洲适龄青年都要进大学读书。通过官僚的行政手段和国家资源满足这么多人的高等教育需求，必然使政府在财政上力不可支。更重要的是：不管大学多么普及，大学生日后的生活水平要远高于那些不上大学的人。如果让政府包揽大学教育，就等于用穷人的税金，支付那些最终的优位阶层致富的开销，是典型的劫贫济富。在十九世纪，欧洲民智未开，平等意识不强，对上层的盘剥不太反抗。况且那时大学生人数少，即使是劫贫济富，所劫的分额有限，人们并无切肤之痛。但这种局面已经无法在二十一世纪维持。一个道德的解决方案，就是政府和社会给愿意上大学的人提供贷款，使那些没有经济资源的人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当他们毕业后开始享受大学教育的经济利益时，必须偿还贷款，为自己的致富“买单”。美国的私立大学的结构，显然更符合这样的思路。
现在的中国，哪个大学能够成功，就在于哪个大学能够把自己精心包装、获得官僚的首肯和大量的国家经费。大家一天到晚在媒体上炒作，根本没有躲开公共舆论、埋头试验新的教育原则的精神。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教授们粉墨登场，把国家投资渲染为大学成功的关键，利用民族主义的大国情怀为自己寻租。大量的国家拨款涌向北大、清华等几个大学。我们遵循的无疑是欧洲的失败模式，根本不是美国模式。看看历史就明白，这样的模式，早晚要失败。
那么，中国大学真正的出路在哪里？首先，我们要建立美国大学的多元格局，鼓励私立大学，引入市场机制。由于过去的集权体制，北大、清华等几个大学在市场竞争中无疑有不公正的垄断性优势。我们需要作的，是削减这样的优势，而不是通过国家拨款扩大这样的优势。国家给这些大学的直接拨款应该停止，实行教育券改革，把钱通过贷款交给受教育者，让手里有钱学生选择把教育资源给哪个学校。北大、清华这样的巨无霸，机构臃肿，应该分解，使其规模缩小，和私立大学接近。这样，各种各样的大学，就会在一个相对接近的水平和规模上展开竞争，优胜劣汰。那些在教育上最有创意的，最终才能够成为众望所归的“一流大学”。
几年前，北京一所办托福班起家的学校“新东方”声言要成为“东方的哈佛”，惹来北大教授们的嘲笑，称之为“不懂教育”。其实，这类自负盈亏的民办学校，比北大这种吃皇粮的学校，更能代表中国高等教育的希望。哈佛、耶鲁刚刚创办时，如果也敢声言要成为新大陆的牛津、剑桥，那些英格兰的教授恐怕会同样笑掉大牙。但现在怎么样呢？“一流大学”是自己竞争出来的，不是官僚给的。新东方至少还有这个志气，北大则没有。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我们根本不可能以国家经费打造“世界一流”。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更接近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是新东方这类民间学校蓬勃兴起的时刻。我们怕的不是遍地野鸡大学，而是几个精英大学垄断教育资源。所以，在断绝对大学无条件的财政拨款的同时，我们必须放松对民间大学的管制。
我相信，大多数读者在读完此书后会说：“作者有些批评有道理，讲的一些事情和观点也很新鲜。但是，他毕竟在美国生活时间太久，提出的意见不合中国国情。”我则认为，这样的反应也许说明了我们的社会正在丧失想象力。我知道中国的“国情”，也知道中国教育界不可能短期内接受我的主张。也正因为如此，我预言不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二十年后会成为笑谈，而且中国的高等教育将面临更加深重的危机。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大学的经营可能如同近十年已经声名狼藉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只追求投入，不追求产出，教育成本飞涨，教育水平下降。大学教育券的问题，早晚要提出来，人们也许还会回来读一读本书。但愿到时候我们花的学费不会太大。
（薛涌，《谁的大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定价：2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