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初汉到晚清历时两千余年的楚辞研究，既以其虚灵活泼、芳菲郁勃的生命律动卓然自立其理论风格，又以“骚者，诗之变也”①的历史意义和“裴回循咀，且感且疑”，“涕泪俱下，情事欲绝”②的情感抒泄，成为古代文论中一条不断衰变的批评线索。可以说，历代关于屈原及其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评论揭示的楚骚审美理论价值，其主流不是“依经立义”的复古思想或“独恨夫骚不及一遇夫子耳。使骚在删诗时，圣人能遗之乎”③的迂腐之见，而是其源自楚骚创作审美自身并为诸多后代文论家接受的衰世的新变精神。认识这一点，必须落实于楚骚审美意识自身。
作为一种专项研究，楚辞评论固有其特定的批评范围、方法和流派④，然作为一种理论批评，它又不可能超脱文化哲学、历史哲学的支配和影响。譬如汉代楚辞评论与儒教经义的关系，魏晋六朝楚辞评论与理论自觉的关系，宋代楚辞评论与理学思潮的关系，明清楚辞评论与艺术自律的关系，无不与时代为因缘，而深契于文学思潮的发展大势。但是，文学批评之共性是寓于个性之中，倘以楚《骚》“变”周《诗》之创作为历史坐标，纵观历代楚辞评论中的特殊批评导向，自能发现其一般的理论意义。概括地说，楚辞评论围绕楚骚创作特色表现出以下批评范围：
1、忧患意识。如果说在我国先哲思想中忧患意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⑤，而“诗人的心灵充满着忧虑”⑥又为人类共通情绪的写照，那么，屈原的楚骚创作正是兼取哲人之思与诗人之心，最早地采用文学形式全面反映时代、人生之忧患的。关于屈原的忧患经历，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述具存，而对其因亡国破家、身遭放逐而著《离骚》以舒愤懑的思想，成为楚辞研究始终如一的理论意绪。班固《汉志》“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皇甫谧《三都赋序》“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浸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王士祯《回中诗集序》“《离骚》之于君非不忠也，……不幸而值家国之变也”诸说，异代同心，皆通过战国世变之忧患观照楚骚情变之忧患，以阐明其“幽深郁结，清苦茕独”⑦的创作苦心。林云铭《楚辞灯》评骚云：“屈原全副精神，总在忧国忧民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序》云：“若屈子者，但见其爱身忧国，迟回不欲死之心，未见其轻生以慰君也。”是从时代的忧患中提炼出屈原的崇高人格；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三评楚骚“幽忧愤悱，寓之比兴。”刘师培《论文杂记》谓“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楚辞》忧深思远，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章之祖也”。又是从历史的忧患中发现屈原文学的非凡价值的。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代表了楚辞研究的精神，成为中国古代文论充满感荡力量的生命意识。
2、悲剧意识。“哀如屈原”⑧，如一曲悲歌，撞击着历代楚辞研究家的心灵。在我国诗史上，《诗》三百篇中已不乏悲哀吟唱的歌谣，但真正将全身心投向哀歌创作，实为屈原的特殊贡献。从《离骚》等哀歌创作来看，它一方面因感世而作，唱出时代的悲哀，而具史诗性质；另一方面又因其将历史的悲哀摄入浪漫的“情感的艺术”⑨，则尤具抒情诗性质，显出悲剧意识的崇高美。而楚辞研究也因此情感的传递、审美的积淀成为古代文论中最系统的悲剧（哀歌）理论。倘若说汉人对楚骚“盖自怨生”的悲剧意识的理解基本上是纳入“怨诽而不乱”⑩和“嘉其温雅”(11)的中和美思想范畴，则到南朝刘勰首辟《辨骚》以明其“变”，萧统《文选序》标举屈原“耿介之意既伤，抑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的情感，对楚辞哀歌理论的认识已逐渐向纯粹的悲剧审美发展。李贺评楚辞“感慨沉痛”(12)，李涂《文章精义》认为“《楚辞》气悲”，是这种悲哀情绪在理论上的总结。概观楚辞评论中的悲剧意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诗骚比较突出其荆楚悲剧审美。如陆时雍云：“诗道雍容，骚人凄惋。读其词，如逐客放臣，羁人嫠妇，当新秋革序，荒榻幽灯，坐冷风凄雨中，隐隐令人肠断。”(13)二是以楚骚审美为发轫建构其文学的悲剧理论。如刘鹗《老残游记自序》云：“《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个中意趣，迥异于由孔子开创的“温柔敦厚”之文学批评传统，而显出崇高的悲剧意识与历史的衰变意识的审美整合。
3、怀疑意识。屈骚创作改变了《诗经》天人和谐的审美意趣，而以“既冰心兮皎洁，上问天兮胡不闻”(14)的悲天之疑和“楚国茫茫尽醉人，独醒惟有一灵均”(15)的悯人之虑，引起封建正统文人“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16)的理论否定。但是，也正是诗人“神圣迷狂”(17)中“恢诞”的怀疑精神，不仅在创作上迸发了不受意志制约的情感，而且成为后世文学批评革新传统的力量。出于对楚骚怀疑意识的自觉体验，钱澄之《屈诂》指出：“以屈子之忧思悲愤，诘曲莫伸，……重复颠倒，错乱无次，而必欲以后世文章开合承接之法求之，岂可与论屈子哉！”同于此理，张诗《屈子贯》认为：“屈子之所以妙，以其忳菀闷瞀，迷离荒忽。纷乎莫揣其端，杳乎莫穷其际；如入宝山，瑰玮璀璨之弥目，而不识何物；如聆广乐，铿鍧杳眇之盈耳，而不解奚响。”这种对屈骚怀疑意识的形象注解，既得其倏忽变化、卷舒神奇的想象，又深识其彷徨愤激、心绪悃款的至情。虽然，屈原作品中“奥雅宏深，有难遽测”(18)的恢诞怀疑与楚文化、巫文化有不可忽略的地域的、历史的羁牵(19)，但着眼于其与时变俱来的心变情变，则能于“烦乱瞀忧”之中得其“悃款悱侧之旨”(20)，这也是楚辞研究为古代文论提供的具有批判精神的特有贡献。
4、个体意识。与《诗》以集体创作之形式、表群体生命之意识不同，《骚》以个人之创作、塑造人格之型态，表现个体生命之律动。从历史观出发，屈原“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个性，是变世精神的表现；从审美观出发，屈原面视斑剥漫漶的忧患澡雪精神、扬举个性，将殉道殉情的伟大人格寄托于神奇浪漫的文学创作，又以活泼而崇高的诗灵予后代文学理论之衍变以无限的启迪。司马迁在受封建专制压抑于人生之极大痛苦中引刘安《离骚传》“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以赞美屈子人格，表现的是自己桀骛奇倔的文学个性；刘勰出于变世文化观于《辨骚》中弘扬“不有屈原，岂见《离骚》”的精神，表现的是他于浓重的经文化中萌发的理论个性；刘熙载《艺概·赋概》称颂“屈子辞，雷填风飒之音；陶公辞，木荣泉流之趣。虽有一激一平之别，其为独往独来则一也”，也同样表现出他处封建社会末造对先哲个性、人格的怀想追慕。尼采在《流浪者与他的影子》第九章中写道：“一个人有生命的感觉时，就会认为自己最有自由。”正是个性的自由，一些封建正统文人对屈原深为不满，如颜之推诋其“轻薄”，“露才扬己，暴显君过”(21)。相反，清末文人王闓运于国破家残之际，读骚而有感悟：“既恨屈原不见我，又恨我不见屈原”(22)，虽其内涵有追念封建亡灵的历史守旧因素，但诗人身处逆境的个性，却灌注于楚辞研究之中，使那种“乃知《骚经》之文，非文也，有是心血，始有是至言”(23)的领悟，为我国文学审美理论增添了异彩。
5、情感意识。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楚骚文学以情为里，以物为表的创作，是古代文论中情感理论的重要源头。明人周履靖《骚坛秘语》卷中指出：“凡读《三百篇》，要会其情不足，性有余处。……凡读《骚》，要见情有余处。”古代文论家中，如孙鑛论屈“自古文章家，不掩其情质者，屈子一人”(24)；魏学渠论《骚》“言情之书也”(25)，或评人，或论文，感于诗人心血凝聚之深情，是一致的。这种情感意识渗合于文学审美形式，诚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所论：“《骚》赋虽有韵之言，其于诗文，自是竹之与草木，鱼之与鸟兽，别为一类。……总杂重复，兴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恻怛深至，不暇致诠。”而表现于文学审美内涵，又如朱应麒所云：“《楚辞》皆以写其愤懑无聊之情，幽愁不平之致。至今读者犹为感伤，如入虚墓而闻秋虫之吟，莫不咨嗟叹息，泣下沾襟。”(26)这些对楚骚表情创作实例的批评，其审美价值已远远超越了特定的研究范围，而具有体认古代文学情感理论之发生发展的普遍意义。
在上述多重意识中，以楚骚变世之情为核心，组成一种特有的审美力量，随着历史的因革推移，影响或推动着整个文学理论思潮的嬗变、演进。
二
中国古代文论因受本土文化之儒、道思想的影响，出现了“政教中心”与“审美中心”两大批评思潮，而介乎此两大批评思潮间，正是通过诗与骚、庄与骚的两种结合方式显现独特理论价值的楚骚审美。
其一，诗、骚结合，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审美范畴，表现出具有强烈致用性的理论取向。
产生于中国文学发端期的诗、骚传统，以一种情绪或精神，贯穿了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章学诚云：“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所从，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也。”(27)诗骚结合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理论上，均内涵了情感的异流现象，这一现象源于《诗》以群体之生命意识表现情感与《骚》以个体之生命意识抒泄情感的不同。而楚辞研究中对诗骚结合的理论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种情感异流现象，而以《骚》情追附《诗》义，衡之以儒家道德义利观和中和审美观来规范诗、骚情感，形成了历史的批评误区。也就是说，以孔子评《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思想观念作为楚辞研究的一个理论标尺，必然出现历代楚辞研究家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选择，即对楚骚审美“肯定”或“否定”的评论，尽管同出于依经立义思想，属于诗骚结合理论的消极面，但“否定”论者对楚骚的批评，实质上已内含了楚辞“变”情理论因素。因此，立足于时代之变与文情之变对楚骚历史价值的肯定，才是古代文论家对诗骚结合的积极认识。“《离骚》有风人之思”，关键在“见其悯世疾俗之志”(28)；也正是“悯世疾俗”的衰世情绪，才能绾合风、骚的审美旨趣。而在古代文论家难以用“风、骚”理论结构涵盖楚辞再变《风》诗精神情感的同时，楚辞研究另有蹊径，即于楚骚与道家审美的渊源联系中发现庄、骚结合的理论取向。
其二，庄骚结合，是我国古代文论中另一个审美范畴，内涵着文学衰变中个性情感的理论觉醒。
在文化探源意义上，楚骚文学以南方古老宗教神话和老庄自然哲学为创作基础，这也是楚辞研究中庄骚审美结合的理论基础。对此，刘勰论楚辞之“江山之助”，王夫之评屈骚中的“楚地风俗”，已不乏精解。而近人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论列尤详：“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及庄、列之徒承之，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屈平之文，音涉哀思，矢耿介，慕灵脩，芳草美人，托词喻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既明楚骚之创作风格，又道破其久远深邃的文化渊薮，更显示文学批评并称庄、骚的一个重要倾向。而从文学创作审美现象来看，以浓厚的神话色彩阐解楚骚寓实于虚、浪漫奇谲的风格，又是古代评论家凝合庄、骚的情感焦点。“文自《六经》外，唯庄、屈两家，夙称大宗。庄文浩瀚，屈词奇险。庄可以御空而行，随其意之所至，以自成结构。屈则自抒悲愤，其措语之难，有甚于庄。”(29)“庄子之文，以玄而奇；屈原之文，以幽而奇”(30)，正是这种变世的深情奇趣，不断地复现于历代文士胸中，冲击着儒教中和审美观。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七评《楚辞·渔父》：“古来三渔父，一出庄子，一出屈子，一出《桃花源记》，皆其洸洋迷幻，感愤胶葛，因托为其辞以寄意焉，岂必真有其人哉！”此说通过“三渔父”形象，深刻展示了庄、屈、陶“洸洋迷幻“之“奇”中的“感愤胶葛”之“情”。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明清之际诗人钱澄之《庄屈合诂》云：“盖澄之于明末造，发愤著书，以《离骚》寓其幽忧，而以《庄子》寓其解脱。”其一寓幽忧，一寓解脱，既说明了庄、骚趣异而情通，又揭示庄、骚审美意识在社会“末造”对文化衍变和人心蜕变之影响的共同作用。
诗骚、庄骚的结合，不仅表现了楚骚艺术所具有的政教和审美的双重理论取向，而且标示了楚骚审美凝合儒、道两大审美思潮而具有的催化新变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儒、道哲学思想虽歧义彰明，然其宇宙观落实于人生，均追求有限的自我超越，以体验心灵的无限崇高状态。而处历代王朝盛世，儒者在强烈功利思想支配下的外王倾向往往掩盖了人生品格的内塑，这不仅丧失了“道意”，而且消释了“儒心”，因此每当国势衰微，道家思想作为一种反拨力起着极大功用，楚辞评论中庄、骚审美的结合，正是出于衰世文人通过“道意”以体悟“儒心”的理论总括。同样，在王朝盛世《诗》学的崇高与《骚》意的汩没，又造成诗人之“心”、骚人之“情”的丧失，而后代文论家出于变世心态复归诗“心”与骚“情”以扬举个性人格，又是“变乎骚”的理论精义。
三
在古代文学批评领域，情感理论的发展深契于文化变革心理；楚辞研究以特定的审美范畴表现特有的审美情绪，极典型地揭示了一条情感理论的衰变规律。
在楚辞研究的变情理论机制中，有复古蜕变与顺情适变两种表现方式。如果说中国古代文论始终存在着两种情感观的交互(31)，即一以儒家审美思想为主，追寻“万古之性情”、倡导“温柔居中”之表现的情感理论和以道家审美思想为主，追寻“应感兴会”之性情、倡导“任性而发”之表现的情感理论之交互，那么，楚辞研究的复古蜕变和顺情适变之情感表现方式正与此契合，且同诗骚结合与庄骚结合审美范畴有着逻辑联系。
在复古中蜕变，是汉代文论家扬雄、王逸、郑玄的思想方法，也是唐宋古文运动理论、明代以“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观念的共通之处。应该指出，无论是个人还是流派，其以复古为蜕变的文学主张，都不同于历史上一些御用文人为王朝统治服务尊经复古，而是具有时代之衰变或心态之衰变的文化特征。在楚辞研究史上，扬雄文学观以复古著称，然其《反骚》论屈实隐现实忧患和一腔愤激于无穷哀怨之中；王逸作《楚辞章句》，倡“以《经》立义”“依《诗》取兴”，但在东汉后期文学变革思潮的推激下，又崭露其复兴楚骚的时代新义；刘勰“宗经”“变骚”理论思想的并存，朱熹身处逆境集注《楚辞》，既肯定其怨情，又牵合于经义，都有此典范意义。而对楚骚审美的具体论述，这种出于变态的复古情绪又表现出两种取向：一是复经义之古以辨骚情，标明论者的变革心理。如宋人晁补之集《续楚辞》、《变离骚》各二十卷，既以屈骚复兴“风”“雅”为理论标的，又以“其文操或宏杰自出新意，乍合乍离，亦足以知古文之屡变”(32)为辑录历代变骚之作的艺术准则。二是复骚情之古以明流变，标明论者的时代新意。如清人丁晏评曹子建诗文“与屈子同悲”，以明其“凄咽深婉”的悲剧美价值；(33)陈沆评陶渊明《闲情赋》与《离骚》“美人香草、湘灵二姚、鹤鸟为媒”浪漫艺术同美；(34)朱鹤龄评李商隐诗“原本《离骚》”，其耿介幽怨之情，诡谲曼衍之词“一祖其杼柚”；(35)均视屈骚创作为理想高标，来省察具体作家之创作所表现的时代内涵和审美心态。
文学代变，自成规律，(36)假如说在文学代变的大势下，以复古为蜕变是一种回旋而隐曲的情感理论衰变之表现方式，则以庄、骚审美为思想基础的顺情适变，其对情感理论衰变之表现却显得直露而畅达。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云：“《离骚》岂非衰世之文，而战国、楚、汉尤为乱世，其文奇伟，亘古莫及。但奇伟出之自然乃妙，若有意如此，又入于客气矜张，伪体假象。”此说挑明文学情感顺应“自然”的衰变规律。试以苏轼为例，他的文学思想受庄、骚启迪最深，而此又与他身值北宋后期之文风衰变，且遭逢因党争酷烈而引起的“乌台诗案”之人生衰变切切相关。因此，苏轼的文论思想一则倡“冲口而出，纵手而成”(37)的情感，以达“天成”“自得”“超然”之境；二则为诗文多怨愤情绪，所谓“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38)，鲜明映示出凝合庄、骚的情感衰变轨迹。与之相同，晚明袁宏道《叙小修诗》指出：“《离骚》一经，忿怼之极，‘党人偷乐’、‘众女谣诼’、‘不揆中情’、‘信谗齑怒’，皆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情随境生，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这种从楚骚吸取的任性而发、情真语直的审美精神，正是袁宏道与公安派反对文学拟古、阐发文学性灵的理论结穴。同袁宏道声气相应的李贽，不仅盛赞屈骚悲情，而且对扬雄之《反骚》亦能于衰变的情感中发现“痛原转加，而哭世转剧”(39)的时代理论价值。可以说，李贽代表晚明文学解放思潮的“量心”说，其内涵之情感理论同是传承《庄》《骚》并经时代思潮之荡涤而崭露文学新变意义的。“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龚自珍诗语），即如蒋之翘编《七十二家评楚辞》，也是出于他蒙谗见放，抑郁太息“若为怒，若为惜，若为愤”(40)的变世情态，才引发出与屈子同心的苦痛、悲哀。综此可见，在历史上楚辞艺术被曲解时，正是文学情感理论的僵固阶段，而楚辞艺术被理解与弘扬时，又正是文学情感理论处于衰变、趋新的阶段。循着历史的情变线索，我们还可以发现楚辞研究理论本身由注重思想情绪向注重艺术情感的衍化。严羽读《骚》，“歌之抑扬，涕泪满襟”(41)；袁枚论文辨“庄、屈之荒唐”，“以为庄、屈为妙”(42)；朱冀从文学鉴赏角度盛赞骚“如海若汪洋，鱼龙出没，变态万状，令人入其中而茫无津涯”(43)，全出于自觉审美，而解悟其文情理趣。
四
从文学反映现实观之，楚辞艺术思想“变风”“变雅”之历史审美特征决定了骚情复兴期现实审美的变革意义；从文学理论境界与学术思想境界交通的层次观之，楚辞艺术情感的显晦与儒、道艺术精神的绌朴有同构联系，并形成凝合儒、道艺术情绪的独特的审美思潮；从文学理论之衍变与楚骚审美之关系观之，楚辞研究注重的发自忧患、恢诞怀疑，具有悲剧意义的个性与情感，又成为古代文论不断突破来自封建政治、道德的多重禁锢而趋向于觉醒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这种个性情感经历朝文论家的肯定，扬升，至风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学时代，仍显出巨大的生命力。鲁迅激赏屈原《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44)，实与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赞扬欧洲各国“摩罗诗人”（十九世纪激进的浪漫主义诗人），并企盼中国出现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以“雄桀伟美挑战之声”“破中国之萧条”的情感、观念潜孚默契。郭沫若在当时向诗人与艺术家发出“只在乎如何能真挚地表现出自己的情感”(45)的呐喊，又正是他在追怀历史的屈原和呼唤现实的人格两股情绪交织中的心灵曝光。而从新旧文学时代交替之衰变情感看在历史上处于不断地衰变中建立起来的楚骚情感理论，是耐人寻味的。
注释：
①祝尧《古赋辨体》。
②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
③高似孙《骚略》卷一。
④参阅张正礼《楚辞体制音韵之辨识》，载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84年第11期。
⑤如《周易·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与《庄子·骈拇》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的论述。
⑥（法）彼埃尔.勒韦迪《关于诗的思考》。
⑦胡祗遹《读楚辞杂言》。
⑧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
⑨（德）席勒曾将写实的诗与浪漫的诗分为“朴素的诗”与“感伤的诗”两类，并在《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文中指出：“悲剧是情感的艺术”。
⑩《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11)王逸《楚辞章句》卷十五。
(12)(13)(24)(26)引自蒋之翘编《七十二家评楚辞》。
(14)皎然《吊灵均词》。
(15)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八引张文潜语。
(16)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
(17)（瑞士）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
(18)焦竑题汪瑗《离骚蒙引》“序”语。
(19)详参《庄子·天下》、《文心雕龙·物色》与王逸《天问序》《九歌序》。
(20)沈德潜《说诗晬语》评《楚辞》语。
(21)《颜氏家训·文章篇》。
(22)《湘绮楼说诗》卷四。
(23)林纾《春觉斋论文·流别论》。
(25)魏学渠题李陈玉《楚辞笺注》“序”语。
(27)《文史通义·诗教》。
(28)清.阙名《静居绪言》。
(29)《屈辞精义·自跋》。
(30)何孟春《冬余诗话》。
(31)参见谭帆《中国古代文论的两种情感观》，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三辑。
(32)晁补之《变离骚序》。
(33)《曹集注评·年谱》。
(34)《诗比兴笺》卷二。
(35)朱鹤龄《西昆发微序》。
(36)详参顾炎武《日知录》卷七《诗体代降》。
(37)苏轼《跋刘景文欧公帖》。
(38)杨时《龟山先生语录》卷二。
(39)《焚书》卷五《读史·反骚》。
(40)《七十二家评楚辞·总评》。
(41)严羽《沧浪诗话·诗评》。
(42)袁枚《答友人论文第二书》。
(43)朱冀《离骚辩》。
(44)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45)郭沫若《文学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