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是否出版诗集，余颇费踌躇。毕竟作为专业之哲学研究学者，似有不务正业之嫌。但诗已存在那里，即使束之高阁，也不再可能视而不见，且窃以为尚有与人分享之价值，遂决定付梓出版。
诗集中古典诗居多，余者乃现代诗。其实大部为青年时期之旧作，近年忙于学术研究，所作较少。其中之现代诗全属旧作，作于九十年代初左右，而古典诗之写作包括了整个九十年代，在翻过纪元后，前两年闲暇之余仍偶有为之。记得在九十年代初，余曾自费印刷了一本“山中的白云”小册子，用于亲朋结缘。这本小册子之内容现在看来大多属于打油诗级别之习作，万幸非正式出版，否则便将更加贻笑大方了。
写诗乃写心，而此心须有闲暇培养与保任。故不出意外，吾诗大多属在中青年时期于大学任教时所作。回想起来，那时一无所有，但“闲暇”极为充足。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里，“闲”存在一个是否闲得健康之问题。如果将闲分为暇闲、清闲与意闲，只有第三者方可称有境界，能理直气壮。当时做大学老师，一般皆具前二闲，其中潜龙在渊者有之，但百无聊赖者亦不在少数，笔者本性与意闲有相契合之处，则是“闲”出了一点闲情逸致，在诗里诗外坚持了下来，但也不无烦愁感伤之时。这些都可以在诗中读到。
大凡写诗，内在不外出于志、情、趣。志者，有所为之义，由此是所谓之“诗言志”。此可成义境。情者，喜怒哀乐是也。将情予以显发与投射，能够自情，能够移情，而移情偏重，是为情境。趣者，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义，可成趣境。
志境（义境）、情境、趣境可通称意境。三种意境根据与“我”之关系，可分别名之由我之境，易我之境，隐我之境。它们皆属有我之境。必须指出，在诗乃至一切文学作品中，是不可能构织出无我之境的。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立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实其无我之境仍属有我之境。以其所称无我之境的范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例，可略明之。“悠然”显然是有我的，“采”、“东篱”、“见”、“南山”也在暗示一个我。故最多是暂将我在一定程度上隐藏起来，成隐我之境。
志境、情境与趣境三境实没有高低之分。独自显发自境，称独境。三种独境皆绝非诗之胜境。在独境意义上，义境易暴烈，情境易卑小，趣境易枯寂。故诗必追求境之融合，即融境，方能达到大成。果如此，以志境为中心，可成豪放；以情境统摄，可成婉转；以趣境贯彻，可成空灵。按笔者观之，此三种融境，乃以趣融境最高，而以志融境与情融境次之。但皆非绝对，端赖作者之创造。笔者之拙作，多试图立于情境与趣境，并进而达成二者之融合，但才能所限，力有未逮。
稍感困惑者，笔者写诗基本都在秋季。想来其中定有无可奈何之处。自古不仅“闲”，还有“秋”，都与愁联系在一起，而笔者大多数情况与前二者都沾边，也就与愁脱不开关系。然而，自辛弃疾的《丑奴儿》中“为赋新诗强说愁”句后，涉及到愁就极为尴尬。依拙见，愁可分为三类，即闲愁、烦愁与忧愁。闲愁易明，烦愁谓对过去与现在而生愁，忧愁乃对未来与他者而生愁。李清照云“闲愁最苦”，但烦愁与忧愁二者只有更苦。不过细论之，似乎数忧愁光明正大。笔者有愁时，烦愁与忧愁居多，而闲愁内里实为此二者之所转化者。诗作多有涉秋，笔者翻检编辑时汗颜不已。
在现今世俗化达到充分化之时期，象诗之类高级文化作品几成私人化语言与自我欣赏领域，出版诗集极为冒险。但笔者坚信仍有一些朋友，散在五湖四海与社会各个阶层，定心有灵犀，而会有所交感。拙作在此意义上会产生出积极之社会与文化作用，不管多么微小。
谨以此为序。
2012.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