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思中国古代赋论，由纵向论，关键在围绕“汉赋”与“律赋”之批评[1]《汉赋》，《律赋》；就横向论，大体有“本原”、“法则”、“类别”、“风格”诸端[2]《骚赋论》。两种取向的交互，则出现历史上引人关注的赋论范畴，如元人倡导的“祖骚宗汉”说即为一例。而对此研究，已有结合当世科举考赋“变律为古”（李调元《赋话》）以及其对律赋、文赋体类之反省的研究，但却未能上溯而联想到汉人“赋者，古诗之流”（班固《两都赋序》）的说法，这又必然牵涉到赋学的“本原”理论。探究赋之“本原”，论者又多从文献学的视角考述“赋源”，诸如“诗源说”、“骚源说”、“隐语说”等等，则缺少对赋学批评的动态历史的反思。因此，本文拟通过对历代赋学批评文献的梳理，考察赋论史上“诗赋”与“骚赋”两大传统的动态发展，并彰显其传法定祖的理论意义。

一　对古代赋论传统之反思

赋与诗的关系，在汉代学者眼中，质言之就是与《诗》三百篇的关系。姑且不论春秋“赋诗”之远源，仅就汉人赋论，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谓“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讽）谏何异”，以赋附《诗》至为显明。从西汉中到东汉间，由二刘（向、歆）到班固对《汉书•艺文志》的编纂，于赋一则谓“不歌而诵谓之赋”，承“赋诗”传统，一则列“屈原赋”类，从源头上入“骚”于“赋”，而当“骚”独立为“体”（《楚辞》的文类性质），其于《诗》与“赋”间又担当重要角色，如刘勰《诠赋》所言“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3]80。基于这样的认识，就赋域言，存在着“诗赋”与“骚赋”两大批评传统，而以“楚骚”居中，我们又会发现前人对此两传统的论述，又依倚于文学史的两大认知范畴，即“诗（风）骚”与“辞赋”。

有关“诗骚”传统，前贤论述甚多，代表性说法可以清人章学诚所述为例：“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所从，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也。”[4]卷一，《诗教上》这一传统，在历史上形成了诸如“楚国无风屈原补”（张曾《江上读骚图歌》）的共识，将《汉志》说的周室诸侯卿大夫“称《诗》以喻其志”与战国“贤人失志之赋”在创作的意义上衔接，也确立了《诗》与《骚》的伟大意义。至于“辞”与“赋”合体而形成的“辞赋”创作范畴，前揭《汉志》立“屈原赋”与汉人“辞”“赋”互称已见端倪，而历代批评家从刘勰《辨骚》谓“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3]，到陆时雍“《离骚》一书，上薄风雅，下开词赋”（周拱辰《楚辞叙》引），黄佐“骚始于楚，赋亦随之”（《六艺流别》卷四），朱荃宰“三百之流降而为辞赋”（《文通》卷一《叙学》）诸说，俨然共识。然作为介乎二者（诗、赋）间的“楚辞”，人们往往只关心其对屈骚地位的肯定与阐扬，亦即承续风雅而下开汉赋的历史意义，却忽略了两大传统同样给楚骚带来了两重迷障：第一重迷障是奉“骚”承“诗”，在汉儒《诗》“经”化的同时，对楚骚的批评也树立了“依经立义”的观念。于是褒扬者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5]《屈原贾生列传》，贬抑者如扬雄谓“露才扬己”，班固衡以“法度之政，经义所载”以批评其“忿怼不容”之“过”。即如高度评价屈原“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的刘勰，也有“诡异之词”、“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3]36。的非议。这也造成了历史上常以“经义”掩盖骚辞的“文学”价值。第二重迷障是“辞赋传统”使“骚”与“赋”合体，在“诗”与“赋”在体类意义上的分离时，人们如对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理解，往往强化了骚赋“敷张扬厉”的词章特点，从而掩没了骚情诗意，这也是诸如清人陈本礼《屈辞精义》批评历代论家“不善读骚”[6]《原序》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文学史的“诗骚”与“辞赋”之传统再回到与之相关之赋域“诗赋”与“骚赋”传统，其中始终存在着古代赋论家对“赋”体文学经典之树立与偏离。换言之，“诗赋”传统对应“诗骚”传统，是在“依经立义”思想模式下对赋体意义的提升，同时又造成以“诗”代“赋”或以“经”掩“文”的迷障。“骚赋”传统类似“辞赋”传统，所不同者前者为理论范畴，后者系创作体类，而“骚赋”传统在赋史上的凸显，又恰是针对包括“辞赋”传统以“华词”掩“骚情”之迷障，来纠正赋体，试图重新树立经典文本的。如果再加以比照，“诗骚”与“辞赋”是通贯文学史的传统，而“诗赋”与“骚赋”在赋史上则是通贯中有阶段性的区分，这一阶段性恰恰又对应赋论史的两个理论高峰，一是汉晋六朝赋论，以“诗赋”传统为主，一是宋元明三朝赋论，以“骚赋”传统为主。可以说，前一阶段赋论虽亦论及“骚”与“赋”的关系，但其主旨是依经立义的“诗教”观，其突出表征就是扬雄所区分的“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7]《吾子篇》，屈骚则归于“诗人”范畴中；后一阶段虽亦遵循“诗教”仍不乏赋源于诗的观念，但“骚”作为文体意义已脱离“诗教”被推尊致一突出的高度，所谓“祖骚宗汉”已具备了传法定祖的理论思想，其突出表征就是祝尧在“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外别出一“骚人之赋”[8]卷三，《两汉体上》，以彰显屈辞为“古赋之祖”的意义。

探寻这一历史线索，又应关注两个切入点，也就是“诗赋”与“骚赋”两大批评传统所附着的最为显明的创作现象：汉赋用“《诗》”与科举用“赋”。

二　汉赋用《诗》的理论衍展

中国古代赋论发端于汉代，包括史传、赋序、杂著中有关赋的批评，论其思想核心，就是以《诗》衡“赋”观念的确立。胪举其例，要在三端：一是《汉书》所言“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并承以“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9]《艺文志》，形成了由春秋行人“赋诗”到汉人“作赋”的线索。后世承述，如章太炎对《毛传》、《汉志》“登高能赋”解释的“谓坛堂之上，揖让之时”（《国故论衡•辨诗》），刘师培谓“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论文杂记》），皆取意于此。二是班固所述“赋者，古诗之流也”，并承以“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故言语侍从之臣……日月献纳……公卿大臣……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10]卷一《两都赋序》，形成由周《诗》之“用”到汉赋之“用”的线索。后世承述，如鲍桂星说“赋者古诗之流，诸子中文之丽者皆赋类也”（《赋则•凡例》），李元度说“赋者，古诗之流。其体肇自荀卿、宋玉，自周、秦、汉、魏至六朝，皆古赋也”（《赋学正鹄•序目》），均渊承不祧。三是《毛诗大序》所言“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此承《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云云，下启郑玄注《周礼》“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之论，皆论《诗》一端，内含有“赋”，至魏晋始将此说综会于前两说，使“六义赋居一”的直白话语兼含“不歌而诵”、“古诗之流”而成为赋源于《诗》理论的一大传统。例如皇甫谧为左思《三都赋》题《序》云：“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孔子采万国之风，正雅颂之名，集而谓之诗。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10]卷四十五继后，刘勰《诠赋》杂取“诗有六义，其二曰赋”、“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赋也者，受命于诗人”[3]80等说，虽然完成了《诗》与“赋”关系由功用向体类的意义转换，但毕竟源于汉人论赋，是汉赋用《诗》的理论衍展。

考察汉赋用《诗》，首先在赋中引《诗》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汉人为何要引《诗》而用其义？据我们依据现存汉代赋篇作一统计，共引用《诗》440次[11]，其中引用《国风》188次，《雅》192次，《颂》37次，另外引用《诗》名10次，提及《六经》名13次。论其用《诗》方式有五：一是“直引”，计6次，除出土的《神乌傅（赋）》1次，余皆出现在类赋之文，如东方朔《答客难》：“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诗》云：‘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引自《小雅•白华》，取“修身”义。二是“论诗”，计37次，如崔篆《慰志赋》：“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驹》之所从。”首句评论《卫风•氓》，取“悔悟”之诗意。三是“乐歌”，计29次，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射《狸首》，兼《驺虞》。”歌名取自《召南•驺虞》，郭璞注“《驺虞》，《召南》之卒章，天子以为射节也”，赋中亦引此喻天子游猎义。四是“取义”，计85次，如扬雄《甘泉赋》：“袭琁室与倾宫兮，若登高眇远，亡国肃乎临渊。”取义于《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明治国居安思危之理。五是“取辞”，则多达260次，如司马相如《长门赋》：“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取辞于《召南•殷其雷》：“殷其雷……振振君子，归哉归哉。”就汉赋引《诗》最突出的“取辞”与“取义”两方面来看，“取辞”偏重“直引”，而其引《诗》本身也是兼取义理的；而“取义”则偏于“援典”和“化意”，是汉赋用《诗》高度文学化的表现，但其化用《诗》句之本身，仍是赋家传承《诗》法的具体表现。

从“取辞”与“取义”两端，我们可见汉赋用《诗》的两大功用，一是假《诗》语以自重，这与春秋“赋诗言志”传统有关，属于汉代经学昌明期《诗》三百篇“经”学化的时代特征，赋家依附于《诗》，显其经典与正统。二是用《诗》的讽喻传统，这是赋家引《诗》与赋论家推尊《诗》“义”的根本所在。这又牵涉到下面两个问题。

其一，汉代《诗》学的讽谏特征与赋家的讽喻精神的“互文”性。清人程廷祚《再论刺诗》云：“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两端。《国风》、《小雅》为刺者多，《大雅》则美多而刺少……或于颂美之中，时寓规谏。”[12]卷二，《诗论十三》考汉人论《诗》，无论兴盛于西汉学官的“三家”（齐、鲁、韩），还是渐兴于东汉的“毛诗”，“美刺”两端，实以“刺”为主，尤其是《风》、《雅》（主要是《小雅》），显刺多于隐讽。再看汉赋用《诗》虽兼取“三诗”，然以《风》、《雅》为主，表现出鲜明的讽喻特征。以汉赋四大家为例，司马相如赋用《诗》14次，其中《风》11次，《雅》2次，《颂》1次；扬雄赋用《诗》26次，其中《风》8次，《雅》15次，《颂》3次；班固赋用《诗》31次，其中《风》5次，《雅》20次，《颂》6次；张衡赋用《诗》114次，其中《风》39次，《雅》59次，《颂》16次。观其用《诗》之义，正与汉代《诗》学《风》、《雅》“为刺者多”相埒。如用《风》诗，张衡《西京赋》：“取乐今日，遑恤我后。”此取辞于《邶风•谷风》“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喻戒乐之义，警示盛极必衰的教训。又如用《雅》诗，司马相如《上林赋》：“悲伐檀，乐乐胥。”前句取义《魏风•伐檀》，后句取辞《小雅•桑扈》“君子乐胥，受天之祜”，奉“天”悯“人”，讽喻君王“佚游”之乐。至于赋家引《诗》有“四家诗”的不同而显其学统的差异，仅仅属于学术背景，并不影响赋家用《诗》的共识，即融《诗》义于创作的讽喻主旨。

其二，汉赋用《诗》与文学的讽喻传统，其中由周室“用诗”到汉赋“用《诗》”，正喻示了一个由“代行王言”到“归复王言”的线索。对此，刘熙载《赋概》云：“古人赋诗与后世作赋，事异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讽谏，《周语》‘瞍赋矇诵’是也；一以言志，《左传》赵孟曰‘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是也。”[13]95所谓“一以讽谏”，即《国语•周语上》所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其中“诗”、“曲”、“箴”、“赋”、“诵”、“谏”皆与“诗”域相关，属“乐教”范畴，诸职之诗乐习礼，诵诗讽谏，审音辨诗，均为所守，缘自“天子听政”，以为“补察其政”而代行“王言”。所谓“一以言志”，则指春秋战国之世“天子失官”，“一以讽谏”传统丢失，代之而起的春秋“行人赋诗”，断章取义，成为审时度势的“言志”，至于战国说辞减少引《诗》，代以隐诡之语，虽寓讽意，实为自由发挥，争巧斗诈，已与“王言”、“王治”疏隔，这也包括《汉志》所言荀、屈的“贤人失志之赋”。汉赋则不然，是“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的新文体，所以明人费经虞《雅伦》卷四谓“孝武升平日久，国家隆盛，天子留心乐府，而赋兴焉”。质言之，汉赋用《诗》与汉赋崛兴相关，是统一帝国重构礼乐制度的产物，作为赋家主体的宫廷语言文学侍从，其创作中“取熔经义”以用《诗》所表现的讽喻功能，乃职守所在，是“王言”传统在新时代的归复。

基于这一思考，我们再看汉人对赋体的反省与魏晋人对汉赋的批评，取于《诗》义的“讽喻”功能，诚为思想中轴。前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批评其赋“虚词滥说”，赞扬“与《诗》之风谏何异”，代表了汉人论赋的基本取义。相较而言，西汉末年扬雄论赋之说更为典型。他一方面提出了“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分，一方面以“悔赋”的心态揭示出赋的价值取向：“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问：‘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7]《吾子篇》其“讽”（经义）与“劝”（词章），正是区分“诗人”与“辞人”的核心标准。魏晋时期赋论，虽于汉人多有拓展，包括由“赋用”生出“征实”说，由“赋艺”生出“体物”说，由“赋源”生出“古今”说等，然其思想本质未变。例如挚虞《文章流别论》区分“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批评汉以来大赋“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其主旨仍是防止“背大体而害政教”。而从“诗人之赋”到“古诗之赋”，其理论的构建，正是“诗赋”传统的完成，内涵赋体文学“依经立义”的创作宗旨。

三　科举用“赋”的批评聚焦

赋发展到东汉以后，创作上产生了两重变移：一是作为宫廷言语文学侍从的赋家地位的堕落，在野文士赋的崛起，标志了宫廷大赋的衰落与文人咏物、抒情小赋的兴盛；一是作为由言语到文章的汉赋在逐渐脱离讽诵传统的情势下，其“言”的丢失与“文”的强化，亦即文本化走向于词章与技巧有了更多的要求，如南朝骈赋的完成，即为典例。如果说汉人用《诗》所体现的“诗人之赋”是针对当世创作树立经典，则魏晋以降对“古诗之赋”的推尊，就更反映了对赋史的反省。这也就产生了“古体”与“今体”的矛盾，既有诸如“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萧纲《与湘东王书》）的古今相格论，也有诸如“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的古今折衷论。然其论赋取“义”或取“体”，究其根本，仍是“经义”与“词章”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延续与发展，更突出地表现于唐宋以后科举用“赋”以及相关批评的出现。特别是围绕科举考赋的批评聚焦，成为赋论中心由“诗赋”转向“骚赋”传统的契机。

探讨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从唐到清长达千年的科举考赋制度作简略回顾。对此，清人汤稼堂有段综会科举制度（考赋）与赋体艺术（律赋）的论述值得引录：“扬、马之赋，语皆单行，班、张则兼有俪句。……下逮魏晋，不失厥初。鲍照、江淹，权舆已肇；永明、天监之际，吴均、沈约诸人，音节谐和，属对密切，而古意渐远。庾子山沿其习尚，引而申之，无语不工，无句不偶，激齐梁之余波，开隋唐之先躅。古变为律，子山其枢纽也。律赋之兴，肇自梁陈而盛于唐宋。唐代举进士者……杂文则诗一赋一……而天宝十三载以后，制科取士亦并诗赋命题。赋皆拘限声律，率以八韵，间有三韵至七韵者，自五代迄两宋，选举相承，金起北陲，亦沿厥制。迨元人易以古赋，而律赋寖微，逮乎有明，殆成绝响。国朝昌明古学，作者嗣兴，钜制鸿篇，包唐轹宋，律赋于是乎称绝盛矣。”[14]《例言》汤氏一论赋体“古变为律”，明其词章技巧的发展；一论唐宋以后科举考赋大势，虽于其兴衰起废疏阔失考，然唐宋考律，辽金承续，元人改考古赋，明代废止考赋，专用制艺（八股文）取士，清代复兴考赋，仅在特科（博学鸿词）与翰林院“馆试”，亦即蒋攸銛说的“我朝则以帖括试士，而以诗赋课翰林”[15]《同馆律赋精萃叙》，则大体可见。同此言说，明清时代对赋的常见批评，多由古赋到骈赋再到律赋，其词章与技巧的发展与科举考赋得以统一，试赋也自然成为观觇士子才学和考查其声律词章水平的方式。然而人们也许忽略了科举用赋的另一方面，唐代兴起的考赋，实与西汉兴起的献赋有着异质同构的联系，二者的差异在一是文学侍从的献纳，一是科考士子的应试，而其相同，正是“王言”在赋域的复兴，其间汉赋用《诗》之经典与唐宋考赋用“经”之经典，是具有承续性的。因为与汉礼相契的汉赋之兴，到东汉后有“礼失而求诸野”之势，文人赋的兴起及与政教的游离，自然是“王言”的丢失，所以科举考赋的实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就是“王言”的归复，只是从“献赋”到“考赋”表现了一种文化下移的趋态。也正因为科考律赋有着这样奇特的历史承接，即一方面承接东汉以来文人赋重骈化与声律的创作，一方面承接汉人用赋源《诗》的经义传统，使科举用“赋”自肇始及衍展始终陷于一种内在矛盾，从而强化了赋史上的“经义”与“词章”的冲突。

从围绕科举赋的相关批评来看，争论的焦点是由“用”而及“体”的。就赋的功用而言，对科举赋的批评又可分为如下两个层面。

一是考赋与否的论争。早在唐开元间，赵匡就进《选举议》批评当时进士科“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惟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惟浇其淳和，实又长其佻薄”[16]《别录中》，1172。据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十七载：“唐试士初重策，兼重经，后乃觭重诗赋，中叶后……士益竞趋名场，殚工韵律。”所以继赵匡后，刘秩的《选举论》、杨绾的《条奏选举疏》、沈既济的《词科论》等，无不反对考赋，而重在经、策。也是针对这类批评，白居易《赋赋》所谓“全取其名，则号之为赋；杂用其体，亦不违乎诗。四始尽在，六义无遗”，是依循前人“诗教”传统为科举律赋张本。至宋代科举赋罢复之争尤甚，王安石议改制科认为“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乞改制科条》），苏轼提出“自唐迄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议学校贡举状》）的质疑，亦此批评观的体现。至于明代科举废“赋”，清人有限归复，也是这一批评线索的延续，其内容要在依经立义的赋“用”思想。

二是如何考赋的论争，系前一论争的旁衍。这又体现于两点：其一，于科举赋创作中兼寓词章与经义，如前引白居易《赋赋》论科举律赋“义类错综，词彩分布，文谐宫律，言中章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刘攽《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赋》谓“言必合乎雅颂，道必通乎典谟，亦可谓登高能赋，宜为天子大夫”，即折衷之论。其二，用经义命科举赋题，成为调协经义与词章矛盾的方式。据文献记载，唐代礼部试赋，出题广泛，甚至“自以意为之”，士子尝不知题之所出，故有“上请”制度，即请考官解释题旨，到北宋时罢“上请”制度，一重要原因是考赋专用“经史”题[17]，尤以经题为主。例如范仲淹精于《易》、《礼》之学，他不仅多以经义出题，且自撰科举赋如《用天下心为心赋》，兼取《礼记•礼运》“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易•同人》“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义，清人李调元《赋话》评骘曰：“此中大有经济，不知费几许学问，才得此境界。”[18]卷五显然，这是用经义于赋作内部济补词淫声病的。

而由“用”及“体”，最典型的就是元朝闱场考赋“变律为古”的尝试。元人之所以于考场变律赋而为古赋，是批评与驳正唐以来考律之风，如谓“古之赋未有律也，而律赋自唐始。朝廷以此取士，……组织虽工，俳偶虽切，而牵制局促，磔裂以尽人之才”（李祁《周德清乐府韵序》），批评金源考赋“惟以格律痛绳之，洗垢求疵苛甚”（刘祁《归潜志》卷九），批评季宋金源考试赋体“不以破碎纤靡为异，而以缀缉新巧为得”（赵孟頫《第一山人文集序》）。反过来，强调用古赋考试的功用在于“验其登高能赋则可以为大夫”，“非雕虫篆刻之为工也”（苏天爵《常州路新修庙学记》）。缘此，杨维桢《丽则遗音序》说：“取赋以古为名，故求今科文于古者，盖无出于赋矣。然赋之古者岂易言哉！扬子云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子云知古赋矣。至其所自为赋，又蹈词人之淫而乖风雅之则，何也？岂非赋之古者，自景差、唐勒、宋玉、枚乘、司马相如以来，违则为已远，矧其下者乎。”[19]杨维桢是元末科考古赋的大家，其赋集《丽则遗音》中就收录了这类作品，他在倡导“丽则”的创作原则的背后，既内含了对唐宋金三朝考赋制度的反思，又是将汉人推尊的丽则经义融入考试赋体的表白。

元人“变律为古”不仅限于棘闱场上的争锋，而具有推尊赋体的意义，这又需联系到自唐以来“文人赋”与“科举赋”的游离及论争。在唐代，文人赋与科举赋并没有形成理论上的对立，只是从明人倡言“唐无赋”时大加称颂柳宗元骚体赋为“唐之冠”（王文禄《文脉》），可见其间的游离及对后世批评的影响。到宋代这种分歧更为明显，文人赋之于科举赋，反映于创作与批评上有两方面最为突出：一方面是以欧、苏为代表的宋代新文赋的兴起，以自由的创造打破科举律赋拘于声律、词章的束缚，客观上为日益工具化的辞赋寻求新出路做出有意义的尝试。当然这一尝试已被当世人排拒，如陈师道、朱熹就分别讥评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是“一片之文押几个韵者耳”、“独于楚人之赋有未数数然者”[18]卷五引。这又引出另一方面，就是对“楚人之赋”的推崇，而此又与其批评“专门以诗赋取士”“始无赋”（杨万里《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潜符默契。考宋人对“楚人之赋”的推崇，则具体落实于楚辞研究的兴盛，其中晁补之、洪兴祖、周必大、朱熹等轻科举赋而重楚骚，是为代表。而观其理论，如晁补之为《续楚辞》、《变离骚》，“盖尝谓原有力于《诗》亡《春秋》之微”。“独推原与孟子先后，以贵重原于礼义欲绝之时”（《变离骚序下》），并列出继屈原后的骚体系列；洪兴祖《楚辞补注》奉屈原《离骚》为经，其他骚体均为“传”之体例；周必大谓“《诗•国风》及秦不及楚，已而屈原《离骚》出焉，衍风雅于《诗》亡之后，发乎情，主乎忠直，殆先王之遗泽也”（《高端叔变离骚序》）；朱熹《楚辞集注》谓“屈原赋《离骚》，而南国宗之，名章继作，通号《楚辞》，大抵皆祖原意”[20]《目录》，并于《集注》、《后语》一则依《诗》“六义”解“骚”，一则梳理骚学统绪，“祖骚”之论，已见于楮墨间。

由此我们再看元代以祝尧《古赋辩体》为代表的“祖骚宗汉”命题：“古今言赋，自骚之外，咸以两汉为古，已非魏晋以还所及。心乎古赋者，诚当祖骚而宗汉，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则可也。”[8]卷三，《两汉体上》这里对赋史的批评在于一线、两翼：一线是自汉以后赋作“辞愈工则情愈短，情愈短则味愈浅，味愈浅则体愈下”；两翼分别是批评唐宋科举律赋“句中拘对偶以趋时好，字中揣声病以避时忌”与宋代文赋平浅粗陋而“终非本色”。正此基于科举考赋而超越科举限囿的“祖骚”理论，开启了宋元以后继汉晋“诗赋”传统的“骚赋”时代。

四　“祖骚宗汉”说的赋史意义

赋论至唐宋后，有两大明显征象，一是辨体理论的兴起，其专题著述肇端于元代祝尧的《古赋辩体》，继起者有吴讷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许学夷的《诗源辨体》、贺复征的《文章辨体汇编》等；二是骚学理论的昌明，其专题论述包括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以及元明时代大量的楚辞研究专著，形成与赋学相融态势。合此二者，即为“骚赋”传统兴起的理论动因，并由此完成“祖骚宗汉”理论的构建。

“祖骚宗汉”的理论，初见于宋人的赋论，如宋祁说“《离骚》为辞赋祖”（祝尧《古赋辨体》卷一引），林光朝说“司马相如赋之圣者”（王之绩《铁立文起前编》卷十《论历朝赋》引），黄庭坚说“凡作赋要须以宋玉、贾谊、相如、子云为师格，略依仿其步骤，乃有古风”（《王直方诗话》引），黄伯思说“自汉以还，去古未远，犹有先贤风概。而近世文士，但赋其体，韵其语，言杂燕粤，事兼夷夏，而亦谓之楚辞，失其旨矣”（《新校楚辞序》），项安世说“自屈、宋以后为赋，而二汉特盛，遂不可加。唐至于宋朝，复变为诗，皆赋之变体也”（《项氏家说》卷八《诗赋》）等，皆辨体而尊古之论。继此，元人相似言论尤多，例如：“三百篇之流，降而为辞赋，离骚楚词，其至者也。词赋本诗之一义，秦汉而下，赋遂专盛，至于《三都》、《两京》极矣”（刘因《叙学》）；“自王迹熄而南国有骚，正统微而江南有选。厥后混一为唐宋，然祖骚宗选，到于今不异。则故家在骚选之域，宜也”（徐明善《齐子莘故家大雅集》）；“问：古赋当祖何赋？其体制理趣何由高古？答：屈原为骚，汉儒为赋”（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二《策问》）；“离骚楚词，要皆本乎幽忧而作。大抵两汉文章若司马犬子（犬子谓司马相如）、扬子云、刘子政、班孟坚、张衡之徒，率自离骚楚词出”（方回《离骚胡澹庵三说》）等，与祝尧《古赋辩体》标举“骚赋”传统的理论相同。到了明清时代，论者在淡褪了元人考赋“变律为古”的考赋功利性之后，对其“祖骚宗汉”的理论的接受已成为其赋学思想的共识。例如“载《楚辞》于古赋之首，盖欲学赋者必以是为先也”（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屈平后出，本诗义以为骚，盖兼六义而赋之义居多。厥后宋玉继作，并号《楚辞》。自是辞赋之家，悉祖此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君子于赋，祖楚而宗汉”（程廷祚《骚赋论中》）；“别子为祖，荀况屈平是也；继别为宗，宋玉是也。追其统系，三百篇其百世不迁之宗矣。……赋家极轨，要当盛汉之隆。……飚流所始，同祖风骚”（王芑孙《读赋卮言•导源》），诸说与元人如出一辙，所不同者在于明人多出自复古心态从事文人赋（古体）创作，而继元人反对俳律之赋，清人则更多地兼融古、律，倡导“六义”之本、楚汉之源的。

如同源于汉赋用《诗》而超越其功利性而产生的“诗赋”传统，宋元以来“骚赋”传统的理论构建则源于科举考赋而又超越其实用性，标志了一种新批评形成的完成。然比较而言，如果说“诗赋”传统基于赋“用”论表现出依经立义的特征，那么，“骚赋”传统则偏于赋“体”论，是经历明体、破体到辨体而尊体的反思，其对楚骚的推尊具有传法定祖的意义。这使我联想到苏轼评价韩愈学术贡献之名言，“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前句指东汉以降文章骈化而雕琢声色导致文势之衰，后句戟指佛教传入中土而泛滥迷狂导致儒学精神的沉沦。这两种现象发展到唐代，又出现科举时文的大兴和佛教的宗派化，特别是佛教宗派化的本质就是“判教”，诸宗派（如教下三宗之天台、法相、华严）无不判别真伪，传法定祖，由佛门之衣钵传授进而夺中国文化之正宗。同此思考，我们对照韩愈的“原道”与前人的“原道”（如刘勰），一个根本区别就在前人原道仅是本土经义的自然传承，而韩愈之原道在于对佛统文化的纠正，归复儒学，借以“判教”的方法追溯与梳理“道统”（如孔、孟、荀、扬），他对“古文”的倡导与推尊，亦当作如是观。唐以后文学批评的“判教”方法体现于赋域，正是“骚赋”传统与前此“诗赋”传统的不同处，由此来看从赋体尊骚而出现的“祖骚宗汉”说，于赋史意义甚为重大。兹举要胪述两点。

其一，由尊古与辨体而产生的骚赋本色论。以祝尧《古赋辩体》为例，他是针对赋体文学出现的“破体”现象而编辑的一部“古赋”总集，并对每一时代的赋体及每一篇赋的价值，都进行了详细地考查与辨析。在他的辨体理论中，其逻辑起点是对唐代兴起的“律赋”与宋代风行的“文赋”进行批判，比如说唐代赋是“律多而古少”，而律体造成的“声律大盛，句中拘对偶以趋时好，字中揣声病以避时忌”[8]卷七，《唐体》，损害“赋”的本色性情。同样，他批评宋代文赋时借用前人之说，认为是“专尚于理而遂略于辞昧于情”[8]卷八，《宋体》。所以在他的眼中，“赋”体本色在性情与辞章，于是通过辨别自齐、梁、唐、宋以来赋创作之失，以尊崇古赋之体。如果将此理论与明清时代有关诗、文、戏曲、小说中的“本色”、“主脑”、“雅正”、“格调”、“神韵”、“性灵”等文学风格理论思想结合起来考察，其意义则更为广远。

其二，因骚学的复兴而产生的骚赋主情观。对此，我们可以从宋人对骚学的扬举到祝尧在“诗人”、“辞人”之外特立的“骚人之赋”，其内涵正是文学的主情理论。如祝尧论楚赋，提出“自情而辞，自辞而理”的以“情”为本兼取“辞”、“理”的赋学观，而在论汉赋时又加以阐解：“诗人所赋，因以吟咏情性也。骚人所赋，有古诗之义者，亦以其发乎情也。……然其丽而可观，虽若出于辞，而实出于情；其则而可法，虽若出于理，而实出于辞。有情有辞，则读之者有兴起之妙趣；有辞有理，则读之者有咏歌之遗音。”[8]卷三，《两汉体上》这种论点虽然从词义上看仍是传承扬雄论赋“丽则”说，并存有依经立义的思维模式，但若着眼于祝氏以“骚人之赋”为中心的批评，显然其说已不同于汉晋“诗人之赋”的诠解，而是将“骚赋”艺术纳入以诗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学抒情传统，有着传法定祖的文学本体意义。

当然，“祖骚宗汉”的批评观在明代还有另一种表述，那就是“唐无赋”说。这一说法首倡于李梦阳的《潜虬山人记》，即“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同为“前七子”的何景明也有“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何子•杂言》）的同类见解。继后，胡应麟再次强调“骚盛于楚，衰于汉，而亡于魏。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21]《内编》卷一，于否定词语中隐含“尊体”意识，诚如王世贞说“屈氏之骚，骚之圣也；长卿之赋，赋之圣也”[22]卷二，倘转换其义，也就是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焦循《易余籥录》卷一）。这种脱离经学轨道且由“骚赋”传统衍展的文学史观，亦可于此动态的文学流程中寻绎其批评价值，并获得重新考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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