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1年5月，古北口（山海关、居庸关两关之间的长城要塞，为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咽喉，历来是兵家之争地，尤其是在辽、金、元、明、清这五朝，大大小小争夺古北口的战役从未停止过，因此长城的作用突显得尤为重要）的总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修缮他管理的那一段长城，康熙竟然不同意,他的上谕写道：“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这时的康熙已经不是清除鳌拜集团时才16岁以及 “推手”造成三藩之乱时才19岁的青春少年了，而是37岁的成熟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了。有人对康熙的“不修边墙”令，无原则地夸大为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象征着中华民族意识的崭新觉醒，从那时开始，中华国家“天下一家”的梦想才真正得以实现（梅毅《帝国回光——清朝真史》，第2页，2012年11月，深圳海天出版社）。清代时期，虽然有过康熙的“不修边墙”令，且颇为有名，但实际上，清代长城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且地域跨度之大，则是空前的，其修筑范围基本包括了淮河以北所有省份，黄河以北尤为密集，并没有做到所谓的“弃长城而不用”。历史前进到今天，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边疆问题、港台问题依然争论很激烈。在中国历史上，清朝第一次成功地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整合在一个庞大的帝国之中，对今天来讲，仍是一个富有启示的历史经验。因此，本文拟从国家的财政战略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第一军事战略以及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的视角来谈万里长城与中华民族（国族）认同的问题。
“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在不同时期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联盟侵袭而修筑的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的统称。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始修于燕王，他的国土小、兵马少、力量弱，随时都有被邻国吃掉的危险。为了保住国土，燕王就征用了民夫，在他的国土边界山顶上筑起高高的城墙，以防外敌入侵。长城历史长达2000多年。今天所指的万里长城多指明代修建的长城，它东起鸭绿江，西至内陆地区甘肃的嘉峪关。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修建长城超过5000公里的有二个朝代：一是秦始王时修筑的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二是汉朝修筑的西起河西走廊，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在1万里以上。这些长城的遗址分布在我国今天的北京、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新疆、天津、辽宁、黑龙江、湖北、湖南和山东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
长城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它并非简单孤立的一线城墙，而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把长城沿线的隘口、军堡、关城和军事重镇连接成一张严密的网，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军堡、关城和军事重镇这个体系具有战斗、指挥、观察、通讯、隐蔽等多种功能，并配置有长驻军队的点线结合防御工程整体。长城防御体系的军事作用是卓有成效的。秦时，“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新书•过秦》）汉武帝时，“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汉书•匈奴传》）“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的赵武灵王正是以“变俗胡服，习骑射”而著称于世的政治家（《史记•匈奴列传》）。事实上，秦皇汉武，包括明初，无不是在主动出击、军事上取得压倒优势时修建长城的。这说明，修筑长城既是一种积极防御，又是积蓄力量、继续进取的谋略。
在历史的长久岁月中，一条万里长城，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为它贡献了多少智慧，流尽了多少血汗，才使它成为世界一大奇迹。如今长城已失去了它的军事用途，除了积极肯定万里长城更多的体现了中华民族（国族）精神文明，激励着中华儿女保卫中华民族（国族）以外，还应从国家的财政战略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第一军事战略以及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的视角，来思考万里长城负面影响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惊人相似的“万世梦，二世亡”的短命王朝——秦与隋王朝。秦王朝连结着一条万里长城。隋王朝连结着一条京杭大运河。令人惊异的是，秦、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管理层级都为直接的二级制，跟着秦、隋的之后的是西汉和唐代——正是西汉和唐代，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国家统一、文化昌明、武功强盛、国威远播，是汉唐两朝的共同特点。在中国历史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管理层级都介于三四级之间，只有秦与隋王朝为直接的二级制。可以肯定地说，这也是为了万里长城与京杭大运河工程的一种制度安排。万里长城与京杭大运河工程对后人的“价值效益”是不言而喻的。秦朝和西汉初期，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到中国骚扰，匈奴曾经把汉高祖刘邦围困在平城。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派遣大将军卫青击败了匈奴，使一部分匈奴向西迁，由此引起横跨欧亚两大洲北部的众多的游牧民族的强迫大迁徙。结果导致了莱菌河边的曰耳曼人和哥特人攻占了罗马帝国。如果没有秦王朝的万里长城，很难说有西汉王朝强大到足以撬动地球的地步。自从曰耳曼人和哥特人迁徙之后，欧洲从公元四世纪直到十三世纪，一直未受游牧民族的骚乱，而其间中国却频繁地受到游牧民族的骚乱。这是历朝历代修筑万里长城的原因之一。据历史文献记载，有20多个诸侯国家和王朝修筑过长城，若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大约有10万里以上。
至于秦王朝短命也可以从国家的财政战略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第一军事战略来解读。据记载，秦始皇使用了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当时没有任何机械，全部劳动都由人力完成，工作环境又是崇山峻岭、峭壁深壑，十分艰难。为建筑长城所消耗的人力、物力不知其数。也可以说，是国家财政的破产导致了秦王朝短命。隋王朝因京杭大运河而短命几乎是历史性地注释了因国家财政的破产导致了秦王朝短命的历史性悲剧。为加深对国家的财政战略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第一军事战略的理解，可参阅卢麒元先生的《美军将收缩，世界将动乱》一文（草根网）。因本文的重点在“清史”，对这一问题也就不作深入探讨了。还是回到“清史”的万里长城这一主题上吧。
今人往往过多的关注康熙的“豪气”之言，故多以为清朝无长城，“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宣布，废除历代沿用两千年的万里长城”（ 梅毅《帝国回光——清朝真史》，第2页，2012年11月，深圳海天出版社），其言差矣！早在1980年代，山西的姚剑（1984）已把以往学术界认为的长城修筑下限从明代末年（约公元1614年）向后推移到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计一个朝代260年。
康熙时期，满清政府曾下令“不修边墙”，现在看来，多半出于国家的财政原因。康熙清除鳌拜集团（1669）后，完成了世人熟悉的平三藩（1681）、统一台湾（1683）以及征讨噶尔丹（1696）。明末清初期间的战争，到1661年康熙即位为止，前后长达34年之久，不但击垮了大明王朝，同时也熬干了大清王朝。康熙帝亲政时，政局不稳，国库空空。在征讨噶尔丹之前，于1685年春，又进行了两次雅克萨之战。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并不安分，继续唆使噶尔丹。1691年4月，康熙召集蒙古诸部王公,主持了“多伦会盟”,加强了满蒙联盟,直接目的是孤立噶尔丹,但蒙古族也从此得以在清朝的统治利益中分得一杯羹。这如同面对三藩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起初是采取笼络政策，公主下嫁（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娶顺治之妹和硕公主；尚及耿两个儿子也都各为额附），试图加以安抚，稳定三藩的策略。“不修边墙”也是政局不稳，国库空空的当头不得不采取的策略。
清朝“修边墙”的过程大致如下，清初，在辽宁和内蒙古修建柳条边；同时，也曾修筑长城个别关口和城墙，并没有做到所谓的“弃长城而不用”，对山海关等重要关口和长城段，都有相当规模的修缮和使用，到顺治及其以后时期，曾修筑大镜门等著名长城关口，位于河北西北的“大境门”也是清朝修筑的最大长城关卡之一；大规模修筑发生在清朝后期。
这里，先说柳条边。清朝统治者禁止汉人进入内蒙古和东北，实行种族隔绝，在辽宁和内蒙古修建的一 道壕沟，沿壕植柳，称柳条边，又名盛京边墙、柳城、条子边。顺治、康熙年间先后修建柳条边于辽河流域和今吉林部分地区。禁止汉人越过边墙打猎、放牧和采人参。辽河流域的柳条边，南起今辽宁凤城南，至山海关北接长城，周长850千米，名为老边，也称盛京边墙。又自威远堡东北走向至今吉林市北法特，长345千米，名为新边。老边自威远堡至山海关的西段，归盛京将军管辖；自威远堡至凤城南的东段，归盛京兵部管辖并受盛京将军兼统。新边则归宁古塔将军（后改吉林将军）管辖。在交通要道处初设边门21，后减为20。每边门驻官兵数十人，稽察行人。柳条边是民族融合的倒退，在一个国家内，汉人居然不能自由出入。尤其辽东自战国时代的燕国起就纳入中华版图，明末的时候，辽东地区仍然生活着数百万汉人，然而后来辽东汉人或被后金军队屠杀，或被强行迁出关外，禁止汉人进出东北。这一野蛮政策时的东北一带汉人人口极其稀少，后来俄罗斯轻而易举的殖民东北北部，割走了14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土。
再来说清朝后期大规模修筑长城问题。清朝与前朝相比，长城的修建有很大不同，历来国修筑长城，由来已久，但观其大略，自秦至明，不过以之限制游牧民族骑兵优势，减少边境地区遭受袭扰程度，用以对敌，不以防己。由于长城的限制，游牧民族不能轻易骚扰边境，即使偷越长城，也由于担心中原王朝调集兵力依托长城截断归路，不得不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因此降低了危害。清长城与明长城及历代长城不同，是用于对内血腥镇压农民起义和民族起义的工具，对内而不对外。清长城多为清政府后期所建，相对粗糙。清长城给人的印象，它不象历代长城那样，沿着莽莽山脊腾空崛起，给人以高耸雄伟之感；而是横卧在奔腾呼啸的黄河岸，若一条巨龙奔腾欲飞；它的墙身前临大河，后依峻岭，一座座方形炮台凸出墙外。巨大的炮口射孔对准渡船靠岸的码头水湾，森严壁垒，虎视眈眈。清长城同历代长城一样，并不是一道城墙或互不相关的一些城堡或壕垒、栅卡、烽墩、寨圩建筑，它已构成了一个从中央政权通过各级军事、行政机构，联系最基层军事单位及守城戍卒的完整的防御体系。但清长城的特点，是鲜明地呈现出近代防御工程体系的初形。清长城步步设险，层层布防，烽火传讯军民同御，特别是，适应时代战术（火兵器）所进行的工程改进，可以说把长城的防御功能推向了历史的高峰。从其型制的进步、布局的合理、设计的完整诸方面所显示出来的特别之处，其科学性、先进性都是历代长城所不曾见的。清长城的布局，型制之所以同历代长城有别，则是因为社会生产水平，特别是兵器的生产水平有关；是火兵器大量代替了冷兵器和“水师”参加战争防御的相应结果。清长城为古代战争防御体系向近代战争防御体系转化的中间过渡型制（或环节）。
清长城大规模修筑的具体时间发生在太平天国失败之后捻军在与清军作战过程。1865年上半年，捻军在与清军作战中，连续获捷，特别是5月18日在山东菏泽高楼寨消灭僧格林沁马队及所部11000余众，击毙清廷科尔沁亲王，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额尔经厄的胜利，震惊中外，朝野大骇。只得依靠汉人军阀，急调曾国藩掌握的湘军北上勤王。曾国藩上台之后，改变了以往清军采用的“狂奔穷追”战法之弊端。提出了“重点设防”，“布置河防”和“查圩”的“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战略方针。首先于运河、沙河，贾鲁河沿岸构筑长墙工事，并发展成由点到线的防御体系。这种对付捻军的方法，到李鸿章担任主帅，虽经朝野一番争吵，最后还是决定继续使用，并成为致捻军于死地的战略战术。捻军被镇压下去之后，淮军转而北上入晋，在晋陕峡谷东岸沿河布防，御防西北回民起义军东进。现存于山西境内的这些遗迹，就是在这一时期修筑的。其它地方如内蒙、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及山西北部地段都可以找到确切的历史记载。1980年代，中国新华社太原分社曾向外发布清长城的发现、确认和调查结果，近四十家新闻单位予以刊播。国外学术界评论说：“清长城的发现开拓了长城学研究的新领域。”在这里也就不多写了。
总之，说康熙的“不修边墙”令，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象征着中华民族意识的崭新觉醒，从那时开始，中华国家“天下一家”的梦想才真正得以实现，就是无原则地夸大。相反，从国家的财政战略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第一军事战略的视角，清后期长城大规模修筑的开支连同战争赔款彻底瓦解了清朝的根基。清朝用于镇压农民起义军费支出总共422295959银两，40%用于镇压太平军，60%为镇压拎军、西北回民起义、西南与奥闽台各族起义。至于战争赔款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开始，到《辛丑条约》，将这些赔款之数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相比，有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之多。仅《辛丑条约》庚子赔款含息就超过十亿银两。再加上外债（从1864-1893，本金43838221库平两，利息24497201库平两），几乎可以说是财政与金融击夸了清朝（以上数字转引自朱红琼《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及其变迁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
同历朝历代相比，清朝实际上完成了一项比万里长城更为浩大、显赫的工程——中华民族（国族）的认同与国家版图的扩大。这得益于较为成功的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与以往各朝代相比，清朝治理边疆的政策及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确实有自己的特色。历代汉族王朝在北方多以长城设防，在这一点上清王朝也不例外，清朝从康熙起，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多宗教、多文化、多核的治理体制。一个37岁的成熟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同清除鳌拜集团时才16岁以及 “推手”造成三藩之乱时才19岁的青春少年绝不是同一个人了！？这时的康熙已有足够的资本与实力，“执行”顺治帝和多尔衮确立的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中央设置理藩院，管理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少数民族事务。理藩院是清初的独创。它的组织严密、事权统一、职掌分明、行政活动不受牵制，是中国历代治边机构所无法比拟的。由于理藩院在行政上具有相当的独立地位，且对驻边将官、大臣有联系和指导的权力，故对于加强中央政府与地方少数民族的关系是高效的、有序的。这时的康熙也有足够的资本与实力将顺治帝和多尔衮确立的处理“三藩”关系移植进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从而达到了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的目的。从而为国家获得了新的稳定和进步的历史时空。
概括地说，清朝处理中央与边疆地区关系的具体措施是：设理藩院、军府等统一管辖；因俗施政，分而治之；笼络上层，恩威相济；利用和倡导喇嘛教等。应该说，历朝历代，数清朝处理中央与边疆地区最为成功。上述政策大大推进了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有效治理，密切了中原与边疆地区的关系，增加了边疆地区的向心力。使中华民族第一次有了国族认同的观念，这是清朝的历史功劳。
通观整个清朝，自顺治帝和多尔衮入关以来，将历朝历代的都有过的皇权专制、民族歧视、封禁思想、穷兵黩武、国富民穷、文网之密等等都推向顶峰。具体到长城这条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家院的卫墙，一度曾给发展中的中原文化以安定的环境，给中华部分民族以心理上的安全感，而清朝后期大规模修筑长城，因清长城为古代战争防御体系向近代战争防御体系转化的中间过渡型制（或环节），对内而不对外，从而推倒了中华部分民族的安全感的“心墙”。
长城，其最终在中国大地上由军事防御体系变为历史遗迹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而清朝后期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开支连同军事费用及战争赔款彻底瓦解了清朝的根基，对当代中国有启发性的历史经验是：国家的财政战略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第一军事战略（卢麒元先生语）！？确实需要对着万里长城重新思考军事战略了！？
另外，清朝是靠多宗教、多文化、多核的治理体制，完成了一项比万里长城更为浩大、显赫的工程——中华民族（国族）的认同与国家版图的扩大的。而台湾和香港今年分别发生了太阳花学运和占领中环的大事件，这些事件的背后，与边疆问题一样，也有一个更深刻的国家认同或中国认同的危机因素。认同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很难成为一个正常的、安定的、各民族各地区和谐相处的国家。回往使中华民族第一次有了国族认同观念的已经烟硝云散的清朝，我们又该思考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