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机器”和“逃逸”
“岛屿边缘”知识分子群体对“战争机器”概念情有独钟，从解严初期在《自立早报》上开辟“战争机器”文化评论专栏，到90年代初延续之间的“战争机器”丛刊，以及《岛屿边缘》中断断续续出现的“战争机器”专题，都可以看出“战争机器”已成为《岛屿边缘》文化论述的一个关键词。这个语词显然来自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反伊底帕斯》和《千高原》。在《反伊底帕斯》中，“欲望”是一种去中心的流动能量，欲望机器是一种革命的机器。正如福柯在序中所言,《反伊底帕斯》是一本引导人们用行动、思想和欲望从强大而僵硬的形而上学体系中解放出来的教战手册。
《千高原》围绕“树状”和“块茎”一对隐喻性概念展开，“树状”喻指西方哲学那种中心化的有序的层级化的知识系统，“块茎”则是自由伸展和多元播散的，是去中心去疆界化的，它以随机的方式解放“树状”结构对思想的压抑和控制，“块茎”隐含着“草根民主”的政治力量。在政治哲学层面，德勒兹和瓜塔里则用另一对范畴“国家机器”和“战争机器”表述这一控制与反抗控制的关系。强大的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器已完全控制支配了人们的欲望和无意识，人们要反抗这种控制，惟有生成“战争机器”，即用分裂主体、解疆域的斗争方法，结合分子运动式的游牧思维，以不定点游动的“战争机器”方式来对抗资本主义生产机器和总体性意识形态的控制。
“岛屿边缘”知识分子群深受德勒兹和瓜塔里后现代主义斗争思维的启发，从中找到了消解“根深蒂固的二分法”的方法。在1994年出版的《一场论述的狂欢宴》的代序中，《岛屿边缘》的核心人物谭石（王浩威）如是而言：
我试着去寻求自己理论的依据。近年来随殖民论述兴起的漂泊美学（diaspora）或多重的最小自我（minimalselves）当然是相当适用的。但是，我那时候想更多的却是德勒兹和伽达希合著的《反意第帕司》……思想，也许还没办法变成德勒兹笔下的战争机器，让自己如何逃脱出“意第帕司“的必然轨道，却开始成为梦想蓝图的一部份。
《岛屿边缘》知识群体有着和谭石相同或相近的阅读经验和思想旨趣，都试图透过论述而使自己生成一种抵抗各种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战争机器”。“让思想成为战争机器；让身体成为机器战警”，成为《岛屿边缘》知识群体的一种共同追求。在《岛屿边缘》知识群中，“战争机器”具有两层相关的涵义，其一是边缘论述本身构成了一种社会运动，论述即是实践。“战争机器”是一种论述反抗，用迷走（李尚仁）的话说即是“让思想成为战争机器，就是使思想本身成为运动、成为事件，以各种不同的速度和强度穿过世界的领域，成为世界的一部份。”
其二，“战争机器”意味着思想逃离统治意识形态和思维成规以及偏执经验的捕捉，“实践多元形式的游牧思想”。在“岛屿边缘”知识分子看来，“战争机器”是获得思想的解放和自由，进而瓦解超稳定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结构的最为可行的方式。路况在《使思想成为战争机器》一文中，透过对1989年罗文嘉等发起的台大学运的话语分析，发现：在触犯体制禁忌的的反抗意识与认同体制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一种隐蔽的“镜像关系”，彼此互为对方的“镜像”，成为一体之两面，反对意识被超稳定的二元权力结构和逻辑所捕捉。“反抗权力结构”成为了“权力结构”的某种复制品。这样“反抗意识”的“镜像自我”只能产生一种奴隶性的主体性，其表征即是反对运动领导者的自恋和大众的偶像崇拜。
路况认为：“如果不能打破伊底帕斯情结的镜像自我，如果不能使思想本身成为一种‘运动’，那么，即使是上山下乡，走上街头，实际参加各种社会性政治性的群众运动，也仍然只是一种自恋的方式，所谓‘民间’、‘普罗大众’，也只是一些镜像式的理念。”在路况看来，惟有使思想本身成为德勒兹所谓的“战争机器”，在不断移位的“解除界域”的运动中消解政治机器所建立的“区隔空间”，才能创造真正多元差异的自由空间，从而跳出“政治机器”的控制。使思想成为“战争机器”，就是“实践”多元形式的“游牧思想”，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剧场和音乐都可以成为这样的“战争机器”，革命运动和激进的艺术运动都是这样的“战争机器”。
所谓“战争机器”的作用在于画出去中心化的“逃逸”路线。“逃逸”是自我的解领域化，即从“同一性”或“总体性”中“逃逸”出来。陈光兴等人尤其认同德勒兹发明的这个哲学概念，“逃逸”常常在陈氏的文化评论中出没，诸如“媒体-文化批判的人民民主逃逸路线”、“从统独僵硬轴线中‘逃逸’出来”、“从各种大论述里逃逸出去，直接进入一个个丰富的日常场域中”等等。在他看来，德勒兹和瓜塔里的“逃逸”哲学有助于台湾思想界摆脱统独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僵硬结构，进而获得思想的自由。
但他们与德勒兹和瓜塔里有所不同，德勒兹和瓜塔里不太关注社会民主问题，而陈光兴等则把“逃逸”哲学与“多元民主”接合，试图以“逃逸”为基础重建“知识界主体性”。对于追寻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而言，“逃逸”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思想突围的策略与战术，但问题在于“逃逸”哲学能否真正改变原有的社会意识结构？所谓“逃逸”实践会不会变成一种纯粹的话语游戏？《岛屿边缘》知识群一再宣称“逃逸”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哲学实践，但这一宣称能够真正保证其有效性吗？能否保证不会陷入一场话语的狂欢与学院左派的思想自恋吗？
在《岛屿边缘》知识群体看来，由“机器战警”（宁应斌）主编的《台湾的新反对运动——新民主之路——“边缘癫ㄈㄨ\中心”的战斗与游戏》即是“战争机器”式的思想表征与实践成果之一。关于这本书的旨趣和追求，“机器战警”用福柯为《反伊底帕斯》所写的序言中的两段话来说明：
一，用蔓延滋生、兼容并蓄、分头发展来开展行动、思想及欲望，而不是用党同伐异、中央集权组织。二，不要用思想作为政治实践的“真理”基础，也不要用政治行动将一个思想路线贬低为象牙塔的冥思。相反地，用政治行动作为思想的增强器，而用思想分析作为政治行动干预的范围及形式的扩大器。“机器战警”自己认为《台湾的新反对运动》已经达到了福柯所说的第一点，而第二点则还只是一种期许。从内容上看，《台湾的新反对运动》依序展开讨论所谓“新民主”（“人民民主”）思想及实践方式：
1、“新反对运动的思想背景”；2、“新民主的简单原则”；3、“台湾人民的多元抗争：议题分析”；4、“人民民主：自由平等的结盟”；5、“民主式人民主义：草根民主的新理论”。其基本观点与上文所述“人民民主”论并无差异，阐述的仍然是重建“反对论述”的基本主题，寻找人民民主运动的“多条战线”的接合点。值得注意的是《岛屿边缘》所采用的形式，有意与当代大众文化结合塑造“战争机器”在电子信息时代的形象。
在《台湾的新反对运动》中，德勒兹的“战争机器”以大众文化工业中的“机器战警”形象出场演出。“作为一个通俗文化产物，大众的偶像，机器战警在这个电子信息时代的形象，其实是不确定的、暧昧的、流动的、矛盾的、不固定的。这正是当代大众文化产品的特色。当代大众文化为了市场利益，融合了各种异质的成分（如不同阶级、族群的认同......），其中即使有主宰的因子，也没有本质性的决定关系，换句话说，大众文化及其产品没有固定的构成原则，也因此一个大众文化成品的原有意义，可以在新的接合实践中被改变，就像‘机器战警’、‘魔鬼终结者’在这本书中所代表的‘流动认同’的意义一样。”他们认为思想与大众文化的接合实践可以改变文化产品原有的意义，使大众文化转变成为“人民民主”运动的一种文化资源。
大众文化产品如电影《机器战警》和《魔鬼终结者》在意识形态再现上所隐含着的种种矛盾与暧昧，恰恰可以转换成瓦解本质主义认同的能量。比如：“在《魔鬼终结者2》中，终结者既是终结者又不是终结者；终结者必须终结另一个终结者，比液态金属还要流动，终结（生命）者因此变成保护（生命）者。最后，终结者终结了自己，故而一方面完成了弒父，另方面又反弒父。至此，终结者即是前神经病患，与机器战警相等。”在这里，《台湾的新反对运动》的作者们再次动用了其精神导师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精神分裂”理论：没有人会因矛盾而死，愈矛盾，愈分裂，愈有活力。但是，“游牧”思想与大众文化的接合实践，其效果可能是复杂的，可以是思想把大众文化产品的意义向“反对同一性”方向转换，也可能导致思想被通俗娱乐文化所消耗和收编，仅仅变成一种好玩的时尚的消费产品。在90年代初，机器战警（宁应斌）所采用的形式的确令人瞩目，获得吸引眼球的效果，但这种形式趣味和游戏性也可能消耗了思想能量甚至取代了思想本身。
如何从总体论意识形态、本质主义思维和同一性哲学中逃逸出来？这是《岛屿边缘》知识群首先要遭遇和解决的问题。“后正文”书写即是一种有趣的探索和实践。正如台湾学者陈筱茵在《<岛屿边缘>：一九八、九〇年代之交台湾左翼的新实践论述》一文中所分析，《台湾的新反对运动》一书和《岛屿边缘》杂志在书写形式上都采用了“正文”和“后正文”并置的论述策略。“正文”是相对严谨而且严肃的思想论述，“后正文”则是一些附加的搞怪图片和游戏文字。“正文”与“后正文”之间构成了有趣的矛盾和张力，并且产生了喜剧和反讽效果。
《岛屿边缘》知识群十分重视“后正文”书写方式，视之为一种德勒兹式“逃逸”策略。“后正文”书写表现出了一些明显的后现代风格：拼贴、复制、摹拟、嘲讽、戏谑、杜撰、自相矛盾、自我解构以及“恶搞”，一种思想的无厘头，或一种思想的蒙太奇，与后现代的“行为艺术”颇有相似之处。这样的游戏和拼贴风格在书的后缀部分“编者跋”、“作者、序者、编者简介”和“广告：台湾制造M.I.T.”表现得尤其突出。短短一篇“编者跋”拼贴了维特根斯坦、德勒兹、崔健的摇滚《花房姑娘》、周星驰主演《整蛊专家》的经典台词、罗纮武《坚固柔情》专集中歌词《破茧》、电影《魔鬼总动员》、《机器战警》、《异形终结者》有意味的台词以及当代台湾作者的诗句等等，传达一种无序的、没有方向的、离散的、延异的和分裂的感觉。而“作者、序者、编者简介”和“广告”都是一些真实与杜撰结合真伪难辨的无厘头式的拼贴和“恶搞”艺术，既“恶搞”思想文化权威，也“恶搞”自我。
所谓“后正文”策略，实际上混合了反主流文化、无政府主义、青年亚文化和文化工业的种种元素，可以看作一种语言和思想的游牧方式，或者一种话语的无政府主义，“后正文”产生语言游戏的快感。《台湾的新反对运动》的“后正文”策略在《岛屿边缘》杂志中也有着突出的体现，比如《岛屿边缘》作者自我命名以及对西方作者名字翻译的无厘头（“妈妈吉利小叮当”、“何春猪”、“打蛋器”、“爬虫类”、“机器猫小叮当”等等，把福柯、布什亚（台译名，即鲍德里亚）、葛兰西、德里达和StuartHall（斯图亚特?霍尔）译成“妇科”、“不鸡鸭”、“葛兰母鸡”、“德鸡达”和“永远的洞”等）；在杂志中加入一些与正文无关的有趣图片和一些虚构的新闻报导、评论、广告及声明等。《岛屿边缘》甚至“演绎”出一套所谓的“后正文”理论：“后正文的文化政治在此时台湾的意义，是一种知识顽斗主义，挑战的是菁英主义......以‘知识/欲望’取代了‘知识/权力’......后正文运动是台湾边缘知识分子，在国际/国内知识分工体系中，一方面追求自主，一方面追求平等的知识/社会实践。”
现今看来，《岛屿边缘》的“后正文”话语实践可以视为时下流行的网络KUSO（日译：恶搞）文化的早期形态。虽然90年代初的这种前卫的书写实践在今天网络写作时代已经屡见不鲜了，而且网络空间比印刷媒体有着更为自由的优势，但《岛屿边缘》在平面媒体上的书写试验还是开风气之先并具有某种“革命”性的意义。有趣的是，在海峡两岸的文化研究中，《岛屿边缘》之导师德勒兹的游牧思想已经成为了阐释网络文化重要的理论资源。如同孟繁华所指出：
“与‘游牧民族’的出现相对应的文化现象，就是网络文化的建立。网络文化就像德勒兹所说的‘游牧’文化一样。这仿佛是一个可以纵横驰骋的‘千高原’，是一个由科技神话改变并重建的自由、随意、无限敞开的公共空间。因此，这个空间在向‘每一个人’洞开的同时，也不断宣告它可以改变历史的种种可能，仿佛只要它愿意，这个世界就掌握或控制在它的手中。”我们认为，《岛屿边缘》后现代式的“后正文”书写实践，旨在逃逸乃至颠覆总体论意识形态的种种成规和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以游戏和游牧的方式保卫异质性、非同一性、非主流的和边缘的种种思想元素。《岛屿边缘》的“后正文”书写拒绝从边缘进入中心，因而也拒绝了老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历史逻辑。这正是后现代知识左翼有别于《夏潮》和《人间》的传统路线之处，也是其迥异于“本土主义”左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