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美关系的美方开拓者，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中国历届领导人也将他作为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智力参考。
近日基辛格的新书《世界秩序》（World Order）出版并在华盛顿召开介绍对话会，涉及到中美关系以及东亚未来，这位91岁高龄的智者，提出了需要用权力平衡加上伙伴思维的新办法来实现和平稳定，在笔者看来这是基辛格超越自我，创新其一贯以来的权力平衡的国际政治观的重要努力。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正需要类似“新基辛格主义”这样的战略思维创新。
“基辛格主义”核心在结构稳定
曾经是哈佛大学教授的基辛格博士学术起点是欧洲外交史，其《大外交》（Diplomacy）一书可以说是其集大成之作。在他看来，欧洲之所以能够在1815至1914年之间实现和平，主要得益于民族国家体系的确立以及力量平衡的实现。现实主义权力政治（Realpolitik）是基辛格世界观的逻辑起点，他继承欧洲经典权力外交的传统在冷战格局下创造了很多重要的外交成果，美苏关系缓和，中美关系解冻，越南战争结束，埃及—以色列关系缓和等等，都是在国际力量结构格局，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道义主义的框架下做出的外交决策才得以实现。
小文权且将基辛格这种经典的权力政治的外交思维称为“基辛格主义”，在此思维背景下实现的中美关系解冻外交成功，对随后几十年中国人对中美关系战略思考，甚至国际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972年之前中国把美国定义为帝国主义敌人，国际上必须打倒的对象，如果那时候有民意调查的话，估计接近100%的中国人会选择美国是不共戴天的死敌。
然而，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后中美竟然能够从敌人变成准同盟关系，如果没有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和呼应基辛格主义，中美外交关系革命性转变也不会实现，至少不会那样戏剧性地发生。中美关系实践加上中国近代历史上受到的外国欺凌，使得大多数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可能包括决策实践者）都是“基辛格主义”信者，可能也正因为非意识或感情色彩的“基辛格主义”，才让过去30多年的中美关系多次化险为夷，实现了基本稳定。（与此相比，中日关系则完全不同）。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基辛格主义”的目标是实现结构稳定，而不是自律性稳定，与此产生的结果是一方面在避免美苏，中美战争等最坏情形出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则没有真正解决相互之间的战略信任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美俄，美中，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的战略互疑仍然如此严重的部分原因。对此，“基辛格主义”的处方是强化各国的国家功能，努力实现力量平衡，这样就可以避免在中东因为国家的弱化让宗教以及种族冲突钻空子，对于中国崛起只要控制在不挑战根本的力量平衡框架内就可以避免冲突。
新型大国关系不应止于结构稳定
随着中国势力的崛起和亚洲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迅速变化，美国在冷战中建立起来的东亚传统美国中心的双边架构，已经不足以为地区提供持续的稳定秩序。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实际上就是为新的亚洲秩序奠定稳定的基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初到访美国时提出相关概念，虽然美国国内开始对中国的这一提法有不同的看法，但现在基本上接受这一定位。201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的多尼隆在演讲中，说要建立一个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关系的新模式。
今年年初，习近平与奥巴马在海牙见面时，双方确认承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2005年，美国曾经提出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定位，当时的背景仍然是美国占绝对战略优势的情况提出的。2012年的新型大国关系定位则体现了后经济危机时代，中国对更加平等和得到尊重的战略要求变得更为主动。2005年和2012年中美关系的两次战略定位基本上都被双方接受，本身也体现了中美领导人的战略胸怀以及为了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强烈意愿。
今年以来在海牙，奥巴马说新型关系要建设性地管控分歧。习近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时特别强调妥善处理分歧，减少摩擦。新型关系按照中国方面的定义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诚然对于中美两个力量对比剧烈变化的大国，如果能够实现基本不冲突不对抗就可算巨大的战略成功，但如果新型关系目标仅限于此，则不得不承认没有超越以往中美关系定位的框架。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曾经说过“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的”，江泽民时期提出的中美关系16字方针等，实际上都体现了中美不对抗的核心内容。新型大国关系现阶段实现不对抗是务实的做法，但如果中长期目标仍然仅限于此就很难说有重大创新。
新型大国关系的“新”在于创新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主要需要依靠创新，即创造性思维方式来改变目前对应式地看待中美关系的相对被动局面。
首先，“不对抗”应该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未来定位的最低目标，而非核心目标。中美领导人实际上在朝鲜战争以后，就已经认识到不能够再次军事对抗的重要性，这个战略定位早就存在，只不过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坚持的技术性问题。然而如果把新型大国关系的重点放在“不对抗”上，不得不说这个战略定位本身是落后于时代的，而且这样的定位将会极大地限制双方的战略思维空间和灵活度。与此同时，以国家为分析单位，以传统的权力政治为逻辑起点的“基辛格主义”仍然具有很大的有用性，但是却面临着无数的新挑战，例如互联网、软实力、气候变化等都没有办法用旧思维来找到答案。
第二，创新性地建立新型关系首先在于双方通过战略对话主动改变自我，相互协调追求最优结果的积极努力。相互尊重的新型关系并不是说对于另一国家的问题毫不过问，而在于艺术性地说服对方自愿改变，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积极的倾向。这种良性的相互影响还应该是双向的，我们在近年的中美关系中也看到中国日益向美方提出具体要求，例如要求美国改善自身的财政状况等等，这在过去很少有。中美要建立一种为了双方最优结果可以比较舒适地给对方提建议，另一方也愿意倾听并试图自我改变的交往习惯，促进对方变不是谁要吃掉谁的问题，而是以此获得双赢。
第三，新型关系的更高定位应该致力于推动地区和全球体系规则和治理的改善。这个目标同不对抗的对应性不同，它体现了有所作为的积极性，这应该是新型关系今后努力的方向。目前中国在说服美国人接受新型大国关系与中国和平发展时，常常使用的逻辑是“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所以“中国不愿意中美关系对抗”，“和平发展”是必然的选择。同样美国在说服中国人接受其亚洲再平衡战略时，使用的逻辑是“美国是为了确保地区秩序重新建构过程的稳定而非遏制中国。”这些解释逻辑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单方面的解说欠缺信服度，如何在说服对方的同时努力包容对方则更加重要。
中国需要在市场开放、网络安全、海上安全等方面，同美国一道建立具有普遍性的规则，主动地把中美这两个大国放进规则的金丝笼中，这对其他国家也是一个积极的安心信号。美国则需要在地区外交中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态度，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如果继续排斥中国以及采取秘密协商的方式会引起中国的猜忌和反制，美国与盟国在本地区的军事演习，需要更多地让中国参与或者开放，2014环太平洋军演（Rim-Pac）中国首次参加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乌克兰危机，伊拉克叙利亚的恐怖组织，南中国海东海领土纷争，让人们对国际秩序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而中美关系的长期走向则是标志性事件。现实主义权力平衡的老办法对于提供结构稳定仍然必要，但在全球化高度依存以及战略意图博弈复杂化的今天，是否足以提供持续的安全则并不清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像“新基辛格主义”那样勇于超越过去，创新思维，在此基础上主动地设定更高目标创新实践，为不确定的世界秩序提供更多的安心信号。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