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民国时期就是孔子诞辰
曾繁田：有人提议将教师节从9月10日改到9月28日，以此纪念孔子诞辰。袁先生对此有何看法?
袁伟时：我赞同将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先秦诸子以教育家论，首推孔子。这个没有争议。第二、华人世界都把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民国时期有正式的规定，在共和国成立之前，教师节就是孔子诞辰，台湾沿用至今，其他地方也约定俗成。共和国成立之后，原本没有教师节，后来大家认为应该有教师节，定在9月10日，好像与教育没有特别关联。把本国古代最著名教育家的诞辰定为教师节，顺理成章。不过，即使选择孔子诞辰为教师节，也不必过度解读，彷佛中国文化甚至政治从此转向了。
曾繁田：孔子影响中国教育两千五百年，且深且远。有人说，这是因为孔子通过教育实践将师道树立起来。也有人说，是由于统治者继往开来追授“至圣先师”等等封号。哪种说法更符合事实?
袁伟时：一方面，孔子作为教育家和思想家对历史文化卓有贡献，他的思想和实践是应该认真研究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孔子被推到“至圣先师”的位置，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术。孔子死后一直被权势者利用，他们把儒学作为专制统治的工具。汉代独尊儒术，隋唐科举取士，知识阶层上升的渠道逐渐固定化，儒学随之变成敲门砖。历代所谓学问基本上在儒家典籍中翻筋斗，成了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紧箍咒。
理性精神：假如孔子见到苏格拉底
曾繁田：时下热议“中国人缺少信仰”，似乎忘了“中国人缺少理性”。重新推崇孔子，有益于信仰吗?有益于理性吗?
袁伟时：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我不同意，这个判断有问题。现代社会的公民，信仰本就是多元的、复杂的。现在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各自的信众，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不合适。不少人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毛当神拜。中国人有信仰，只是不再有那种大一统的信仰了。
中国人理性精神不足，这是很明显的。要是理性精神充分的话，就不会发生一系列狂躁行为了。国民党时期，把孙中山、蒋介石当神拜;延安整风以后，又把毛泽东当神拜。全民“大炼钢铁”、“亩产十万斤”等等让世界震惊的疯狂，半点理性精神都没有。至今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偏激的仇恨和斗争观念弥漫，影响中国向健全有序的现代社会转型。
儒学对培育理性精神有多大作用?一方面，“子不语怪力乱神”，这里包含理性精神。另一方面，《论语》作为语录传下来，灌输孔子自以为是的结论，理性的论证很不充分。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提倡国学的人里面，有不少很不理性。他们把孔子作为信仰的对象，搞“儒教”。这与孔子本人的理性精神相矛盾，不能这样提倡儒学。
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把孔孟当圣人，他们的教导和儒家典籍成了是非标准，不准怀疑。非圣无法，罪不容赦，哪里有什么理性精神?科举废除后，从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搞“党化教育”开始，现代中国的教育重现反智主义的错误;后来全盘苏化，变本加厉，流毒很深。靠孔子治不好这些痼疾。当下的改革应该是人类所有优秀文化一并赶来，兼收并蓄，激发中国人的创造力。
此外，不仅儒学，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形式逻辑。诸子百家都有这个问题，逻辑性不强，甚至强词夺理。在世界范围看，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但是，与差不多同时的苏格拉底相比显然有不足之处。苏格拉底将论辩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方法，就怀疑精神、批判精神、逻辑力量而言，孔子比不上苏格拉底。我们肯定传统文化的优点，同时不掩盖、不回避它的弱点，这样才符合孔子的精神。假如孔子见到苏格拉底，他会怎样?用孔子自己的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今日提倡儒学者，有没有这样的胸怀呢?
文革期间所谓批林批孔，是发动者的政治游戏，非常荒唐。现在应该平心静气让孔子及其著作回归历史人物和历史典籍的本来面目。可是，现在一些人把孔子作为偶像抬出来，带来新的困扰。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神，中国人吃造神的苦头太多了，带来的灾难太大了。古往今来的任何人物都不是神。在当代，孔子应该是平等对话的对象，是自由、客观地加以研究的历史人物。
继承传统文化：所谓“国学教育”，所谓“儿童读经”
曾繁田：眼下政府、民间两方面都有贴近传统文化的意愿，也都有加强国学教育的要求。站在人文教育立场，应该如何回应?
袁伟时：首先，国学这个概念就有问题，这不是我说的，是钱穆首先提出的。国学这个概念是从日本搬过来的。按其本意，旨在排除或削弱外来思想的影响。我们需要这样的国学吗?国学等于儒家经典么?诸子百家是不是国学?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二十世纪兴起的学科、积累的知识，算不算国学?二十世纪文史哲的学术思想成果，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现代社会科学，是不是中国的文化积累和思想财富?
用“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准确，不但包含汉族传统文化，应该将中国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也纳入其中。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应当继承发展。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这都是常识。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不但中国人在研究，外国人也在研究。任何思想文化，到二十世纪都变成人类的共同财富，不能狭隘地仅从民族立场看待传统文化。
共和国成立以后，传统文化教育严重不足，纠正之道首在加强汉语教育。台湾中学的“国文”课，文言文占百分之四十多，还有人建议提高到百分之五十。毋容讳言，与台湾比，大陆知识阶层本国语言的修养比较差，甚至闹出许多笑话。特别是中学阶段，文言文教学比重应该提高。这是应该切实做好的继承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工作，比各种花俏口号都重要和实在。
现在有些人提倡的所谓“国学教育”，把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引向歪路。所谓“儿童读经”，日复一日地死记硬背，根本不理解，那是违反教育规律的。儿童教育应该活泼，让孩子从全人类思想文化遗产中吸收精华。香港有的小学要求儿童一星期读一本书。许多国家办得好的小学，把全世界最好的少儿读物汇集起来，让儿童阅读，养成读书的习惯并开打文化视野，终身受益。“建设书香校园”比盲目提倡所谓国学教育好得多。
应当抵制“国教派”卷起的歪风。他们甚至诱导未成年人跪拜孔子。现代公民对任何人都不能跪拜。“国教派”说跪拜是礼仪，任何国家都讲礼仪，现代公民礼仪以平等、自由为基础，断不能诚惶诚恐，匍匐在别人脚下。“国教派”是在毒害少年儿童，有识之士不应该忽视。
各地搞少儿读经的人，漂亮言辞后面是利益驱动。出于志愿做这件事的是极少数人。现在所谓少儿读经是一盘很大的生意，教材出版的收入，学费的收入，一本万利。还有些国学班收高价，学费十几万、几十万。“弘扬国学”说得冠冕堂皇，其实是利用这个名堂赚钱。
压抑民办教育：对孔子无知，对世界教育发展无知
曾繁田：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说得准确些，伟大的民办教育家。比之官办教育，民办教育贡献何在?意义何在?
袁伟时：中国教育除了官学以外，一直有民间讲学的传统。这些民办教育一方面弘扬正气、讲究风骨，另一方面认真研习传统经典。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成为民办教育的一支新力量，与中国先驱合作带来新的知识、新的视野、新的思维方式。19、20世纪民办教育家创办私立学校，代表着与公办教育抗衡的另外一种教育体系。当时涌现出张伯苓、陈嘉庚、陶行知等一批教育家，他们所开办的学校，都有自身的特色，打破了大一统的教育格局。这种百家争鸣的状况，对中国教育非常有利。
国民党从广东执政时期，就开始搞党化教育;夺取全国政权后，把党化教育推广到全国。受到知识分子阶层严厉批评后，改成所谓“三民主义教育”，换汤不换药。当时不少知识分子，极力抵制党化教育。著名教育家陈序经先生，时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国民政府发布规定说，凡大学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必须加入国民党。陈先生坚决抵制，就是不加入。西南联大三个学校当中，南开是民办的，可见当时民办教育的水准。共和国成立以后，全部收编，民间教育消灭。
曾繁田：民办教育被消灭，现在又重新出现，但是办学水准一落千丈。今天人们不信任民办教育，尽量让孩子上公立学校，实在没办法才送私立学校。
袁伟时：现在的中国民办教育，仍然没有走出困境。像幼儿园、技工学校、英语培训这些还算可以，其他的民办教育则很困难。关键在执政党没有给民办教育应有的地位。中国教育是大一统局面下办学，把学校分级。录取新生分一批，二批，三批;有教育部重点学校，还有省重点，市重点、区重点。父母当然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读第三批学校，可是真正的民办学校几乎全在第三批。并不是民办教育自身没有活力，而是政府压抑民办教育，不合理的教育制度造成不平衡的教育局面。
这两年，民办教育开始显示新生机，同公办学校竞争。执政党还是力求控制，但是竞争局面已经打开。比如上海纽约大学，在现行教育政策底下，必须跟华东师大合办，但是教务方面由美方校长负责。再比如，香港中文大学进来深圳办学，教学上保证与香港校本部一致。李嘉诚始终对教育非常关心，文革前他出资办汕头大学，没有什么特色。现在他除了改造汕头大学以外，又在汕头办了以色列工学院，课程上完全复制以色列本土的以色列工学院，并且一、二年级在以色列上课。新东方俞敏洪很早就立志办一所新东方大学，地都买好了。但是在现行政策底下，只能依附另一所大学办一个耿丹学院。总之，钻体制的空子，民办教育正在冲开一条生路。民办教育还处在艰苦的萌芽阶段，只要枷锁冲破了，就会发展得很好。
曾繁田：政府一面推崇孔子，一面压抑民办教育，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袁伟时：是无知。对孔子无知，对世界教育发展无知，对整个世界学术文化发展无知。说到底，从教育官员、宣传干部到各级教育管理者，都没有深刻领会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重要意义。这是非常正确的指导思想，沿着这条路才符合全世界教育发展潮流，才能为中国的发展奠立稳固的基础。
教育独立：政治不能再干预教育
曾繁田：钱穆先生不愿列入现代新儒家，但是其儒家精神充实光辉，其教育实践令人振奋。钱先生讲过：“上则干济政治，下则主持教育。”这句话是否体现了孔子教育思想的某种原貌?
袁伟时：钱先生的学术与思想，对“干济政治”起到过哪些实际的作用?实事求是，我不知道有什么实绩。要参与现代政治，一定要懂得现代政治学、现代法学、现代经济学;应该接受现代公民的通识教育，包括现代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钱先生的学术成就不在这些方面。钱先生主要的教育贡献是创办新亚书院，后来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应该肯定钱先生的贡献，那是历史性的贡献。
曾繁田：某些省市的教师资格考试专用教材当中，写有这样一段话：“在人类社会中，谁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谁掌握了国家政权，谁就能够控制精神产品的生产，谁就能够控制学校教育的领导权，并且通过对教育方针政策的颁布、教育目的的制定、教育经费的分配、教育内容特别是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的规定、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的任命聘用等实现对教育领导权的控制。”这样一种教育观念，能否与孔子的教育思想产生共鸣?
袁伟时：这是文革的遗毒。控制教育、控制精神生产，非常愚蠢。现代教育是开辟未来的，官员拼命控制，必定损害文化的发展，戕害国家的生机。教育应该独立、自由地发展。有些官员是武大郎，他们的水平有多高、认识有多高，教育水准就有多高。他们不是教育家，而是政治辅导员。他们把持教育，眼光不在推动学术自由发展，他们要的是全体师生乖乖听话。
必须提倡“教育家办教育”，否则必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否定教育的独立性，把教育作为政治的附属品。第二，以吏为师，官员、老师、宣传工作者三位一体。毛泽东一再说，不要怕教授，要让官员到大学去当教授。这样非常荒唐、非常腐败。
中国教育应当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相匹配，适应中国作为现代大国的需要。现代大国不只是经济的大国，也应当是文明的大国，自由的大国。政府官员应当深入思考邓小平讲的“三个面向”，想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种种教育管制，根本不可能与孔子的教育思想共鸣。孔子是先秦时期的伟大教育家，在他所生活的时代“自成一家之言”。生活在百家争鸣时代，他从来不要求朝野独尊儒学。
今天中国的教育，为什么要控制每个学校、让全部年轻人都听话、让所有头脑都一样?不要说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无论继承哪一位教育家的教育遗产，都势必冲破这些思想钳制。现代教育必须保证学校办学的自主权，保证学校内部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否则，中国永远无法成为教育强国、文化强国。政治不能再干预教育了。
曾繁田：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当代中国教育?
袁伟时：孔子的教育成就，来源于可以自由办学的客观环境和他本身自由探索的内在精神。没有什么人给他下莫名其妙的指示，让他填没完没了的表格，变着花样到他的私塾检查!当代教育工作者很压抑、很拘束，动不动就有人念紧箍咒，让人动弹不得，甚至糊里糊涂就犯下个所谓“错误”。所有这些都非常荒唐。真正要传承孔子的教育成就，最好的办法是让教育家自由自在办学，让教师自由自在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