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武昌一声炮响，大清国寿终正寝。小皇帝得到了优待，依旧可以住在皇宫里，只是三大殿不能用了。每年按规定，民国还给支付400万两优待费。以往改朝换代，最倒霉的，往往是主子。下面的奴才，倒是可以换个主子，接着帮忙或者帮闲。但是，明清两代不大一样，明代垮了，皇帝吊死，臣子迎接新人。但庞大而且被供养的皇族，却成了骤然断奶的婴儿，生不如死。清代也是如此，不惟皇族，整个满人群体，随着朝代的结束，整体进入断乳期。经历了260余年不农、不工、不商的被人供养的日子，冷不丁一下子，铁杆庄稼没了，日子可真是没法过了。

关外的满人的境况最好。关外地多人少，留在那里的满人，都是不受待见的，跟当地的汉人融合得比较早。清末朝廷也刻意让旗人自谋生计，给了种种优惠政策，不受待见的旗人，自寻出路者相对容易。所以，很多人摇身一变，就成当地农夫或者商人。当然，日子困窘者，也是不少。北京相对差点，但京旗的生计问题，早就凸显，朝廷下力气最多，最后逼得一些旗人，包括宗室皇族，也不得不自谋生路，拉车、扛包的都有。在清末最后几年，据说在北京城能看到这样的情景，某些旗人混惨了，给人做轿夫。抬轿的路上，看见了当年自己的包衣奴才，混得人模狗样的，坐在轿子上招摇。马上停轿，让昔日的包衣来帮他抬抬。那奴才还就得下来帮着抬，不然的话，就得给一笔银子。也有黄带子、红带子的宗室，隐名埋姓，投靠富人家做家丁。一旦被收用，就亮出带子，说人家擅用皇族做奴仆。最后，也得给笔银子了事。

当然，满人这个民族，本质上还是相当优秀的。在北京生活，见多识广。一旦横下心来自谋生计，混得好的，也是不少，出了不少的能人。但进入民国之后，陷入贫困的旗人，骤然增加。原来穷得不行的，因为早寻生路，反倒好一点。原来混得还行的，现在反而不行了。大清亡了，不行了也没有人管。民国闹穷，连皇帝的优待费，都一个子不给，何况一般的旗人?没辙，只好自己想办法。呼啦啦，一夜之间，旗人似乎就没了踪影。大家都换了汉姓，讨生活去也。今日所谓的服务业，在他们看来，都是贱业，他们要面子，不乐意顶着满人的老姓，去干从前视野里的贱业，去伺候人。即便如此，从日本回国的罗振玉看到的，还是“京旗人民死亡枕籍，无顾惜者”，因此，他召集同道，办了一个京旗生计维持会，结果也是杯水车薪。

但边远地区的满人，日子就难过了。当年，朝廷为了震慑汉人，在各地设置驻防八旗，跟汉人隔开居住，都住在满城里。宁夏、凉州的满城，进入民国之后，没了铁杆庄稼，里面的人又不像京城的满人，从来没有尝试过自谋生计。而且由于地处边远，鸦片易得，反而习染了一口芙蓉癖。所以只能给人卖苦力，卖苦力不得，就拆掉城墙的砖卖，砖卖完了，就拆公家的房子，卖砖瓦，卖木料。公家的拆完了，就拆自己家的，一家人住在临时挖的窑洞里。几年下来，整个满城，就像一座贫民窟，到处都是废墟，间或有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老人和妇女。再过些年，满城就消失了。

那些当朝满人王公，日子该好过吧?因为民国并没有剥夺他们的财产。这些人不仅广有府邸，而且广有田产，家里的金银和古董也不少。有的人，比如肃王和庆王，在国内外银行还有大笔的存款。按道理，坐着吃租钱和利钱，也可以吃上几十年。但是，进入民国之后，这些满人王公的家产，居然像夏日的雪人一样，很快融掉了。

当日的财产，都是权力带来的，没了权，昔日的威风没了，大笔的进项也断了。但是王爷们昔日的排场却不能减。恭亲王溥伟去了青岛，肃亲王善耆去了大连，但爱吃的东西却还在北京，都得每天从北京采买了，送过去。全聚德的鸭子，天福园的酱肉，包括六必居的咸菜，见天地送。仅此一项，开支巨大。朝廷都没了，但王府的机构，也不说裁撤一点，照样这个房，那个房，这个处那个处，还养着一堆太监。从前有权的时候，王府的管家下人们不敢蒙老爷，现在没权了，能蒙就蒙，不蒙白不蒙。王爷们又从来不屑于管事，听凭管家们摆布。家产被人家偷的偷，卖的卖。房地产悄然抵押出去，自己都不知道。王爷都是有田产的，所有的田产，从前都是管事和收租人在打理，自己有多少田地，从来没有问过。最后稀里糊涂，就都没了。但是，不管天是否塌下来，反正自己的开支，一文不能少，照样抽大烟，照样泡戏子。如果碰上个好管家，劝一劝，主人还不高兴了——你还敢管到我头上?辞掉!没数的田产没了，城里有数的房产，则抵押给了银行和教会。个别的人家，在清末就开有买卖，但正经做生意的，也不多，因为不屑。一提起来，就说，那是玩的。所以，买卖败掉的，也很多。等到王公们回过味来，发现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一身的债，已经不错了。昔日的王公贵族，已然变成了一介贫民，只能吃窝头，啃咸菜了。这还属于先前积德，有人接济的。

就这样，一个个在清末还富甲一方的满人王公，没几年就几乎全都塌了台。连小皇帝，也吃坐吃山空。内务府的人成天倒腾宫里的财产，把一个个价值连城的宝物，都当废金废银卖掉。伙着公里的太监，把宫里的东西偷出来卖。卖得小皇帝心里发毛，想要查一查吧，人家一把火，把库房给烧了。

1917年7月张勋闹复辟，这本事满人该干的事儿，但却都是汉人在干。进入民国六年，当日本该有财力支持复辟的王公贵族，此时已经油干灯枯，只有肃王和恭王出过点血，剩下的，还不够自己糟蹋的呢。所以，复辟一上来，抬出皇帝的汉人们，就干脆杜绝满人亲贵干政。就是场闹剧，也没满人亲贵什么份儿。

其实，对于这样的结果，这些昔日的王公贵族，包括一般的满人，当初不是完全没有想到。清末新政后期，满人亲贵用事，全面收权，用满人替代汉人。将财权，事权，人事权，兵权都收到自己手里。其用心，就是为了防止有这一天。他们盘算得很好，尽管汉人地方绅商势力在膨胀，但政权牢牢把握在我们满N代手里，我们有兵，有枪，有银子，你们再闹腾，又能如何?

他们忘记了，普天之下，什么钱呀，兵呀，权呀，从来不会固定属于某个人，某个集团。它们属于那些能掌控它们，运用它们的人。掌控不了，运用不自如，这些东西就会成为灾祸。就像三岁孩子拿着一把利刃，不仅不能用它伤人，反而容易自伤。三岁孩子拿着一大把钞票，不仅没法用它买东西，反而容易被人抢走，在抢的过程中，孩子的命都可能丢了。

所以条件优越的权贵子弟，要想保住财富和权势，唯一可行的方案，是让自己越来越强。不是钱多，也不是权重，而是自身素质高。这些人在还能支配大量资源之时，原本有机会让自己变得更有知识，更有才能。可以去留学，可以去历练，从而获得平民子弟没有可及的能力和见识。然而，满人的王公贵族，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像日本明治之后的大名子弟，纷纷出国留学，他们连出门历练都懒得做。朝廷特别想把满人子弟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但真正肯去的就不多，去了能坚持下来的，屈指可数。等到革命党起义了，掌握军权的满大人，没有一个能顶用的。身为总参谋长(军谘使)的载涛，在隆裕太后问到他能不能将兵之时，却回答说，臣只会练兵，不会带兵。大家原来只能指望一个日本士官生的良弼，良弼被炸死，就只好指望汉人冯国璋。可是，冯国璋却是袁世凯的人，袁世凯不肯，他就是有一腔报清之心，也无能为力。

铁杆庄稼，原本就是个害人的东西。人不是动物，不是宠物，不能被豢养。一旦被豢养，要及时脱身，非有大智慧，下狠心不可。所谓铁杆庄稼，就是特权。特权就是海洛因，享受起来飘然欲仙，实际上却在中毒。成瘾之后，快感递减，只能靠追求更大的剂量才能满足，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毒发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