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究生教育，学界私下流传两条定律：一种形容学生，“考硕比高考容易，考博比考硕容易”；一种形容老师，“博导不如硕导，硕导不如一般教师”。这两条定律虽然有以偏概全之嫌，却道出了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隐情。6月24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发表了《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对研究生招生中不重专业研究能力的录取倾向和保送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在网络和纸媒产生巨大反响。此举可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提交辞职报告相提并论，后者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尤其是对研究生招生中公共课至上的做法颇为不满。
坦白地说，陈丹青的辞职书和贺卫方的公开信“无甚高论”。研究生教育的种种弊病，学界中人大都心知肚明。但是，两位教授的“拍案而起”，依然让人拍案叫绝。他们的贡献不在于发现什么深刻的道理，而是把“潜规则”变成了公共问题。当大家都对某个秘密保持缄默的时候，勇气就比智慧更重要，公开言说就比私下传播更必要。
不过，我听到这种事件的反应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喜的是终于有人站出来了，忧的是站出来的人主动选择了退出。人们普遍关注两位教授所提出的问题，即研究生录取实质是一种逆淘汰；却忽略了两位教授自身处境所揭示的问题，他们的主动退出（实为教育体制的“被迫”之下）暗示在研究生导师中同样遵循着“劣胜优汰”的规律。所以，陈丹青、贺卫方们的行为既让人激赏，又令人惋惜，本来已经为数不多的坚守底线的研究生导师又少了两个。面对僵硬又强大的研究生教育体制，教授们有些左右为难：退出意味着“劣胜优汰”，不退出又有“合谋”之嫌。
这里，不妨宕开一笔，回顾一下赵氏托孤的故事：当大臣赵盾被满门抄斩，程婴为保赵家血脉，将自己的儿子送给公孙杵臼，然后揭发他收藏了赵氏孤儿；结果程婴自己的儿子被杀，公孙杵臼自杀，程婴忍辱负重，将赵氏孤儿养大成人。虽然都是反抗当时的权力机制，程婴和公孙杵臼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前者做一个“地下工作者”，后者成为一个“烈士”，两种角色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缺一不可。同样，维护学术血脉也需要如此：像贺卫方、陈丹青这种具有公共影响的教授，可以通过辞职或者罢招来反抗不合理的教育体制，这种行为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象征意义，不断施加压力促使体制发生良性变化；更多的导师可以与研究生教育体制保持合作，在妥协中抵抗，前提是他们必须坚守底线，着眼于学术的薪尽火传。
以“赵氏托孤”的方式维护学术血脉，这是让人无奈却也是最不坏的选择。（世纪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