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证据显示，世界大部分地区已进入金融市场低波动时期。但我们不能因此自满；将来很可能出现更加动荡的局面。

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由技术推动的全球化快速发展，其特征是全球经济在实体和虚拟上的一体化，包括世界市场的开放，遂而造就了史上最快的收入和人口增长。然而，尽管全球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也引发了新形式的系统性风险--这一风险有可能摧毁政治制度和国家经济。

系统性风险是全球化的固有特征。更大的开放和一体化必然增加危机接踵而来和扩大冲击的可能性。

随着个人和社会变得更富裕，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既包括通过通信技术实现的虚拟联系，也包括通过人口增长、城市化和旅行带来的实体联系。与此同时，粮食、能源和药品等产品消费量的增加，增强了个体选择的外部性或溢出效应，而全球系统的互通互联又扩大了这些效应的范围和冲击。

比如，使用抗生素或许是个体的理性选择。但如果数十亿人都使用抗生素，畜牧业者也使用抗生素增产，抗生素就会失去效果。同样的矛盾也出现在能源的使用上，因为大规模碳排放会导致破坏性影响。即使是粮食（其生产可能带来严重环境后果）和水（供给有限）等基本必需品的消费也不例外。

此外，由快速技术变迁所驱动的开放性和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增加，加剧了社会内部和之间的分歧。那些在开始时错过全球化列车的，在之后往往很难赶上。

如今，世界最急迫的挑战--从气候变化到网络犯罪--日益超越国界，因此很难有效解决。更糟糕的是，它们有可能造成串联效应，比如传染病和导致金融或政治危机的网络袭击，给最脆弱人群带来最沉重的伤害。互通互联因素--如互联网、金融市场、航空枢纽或物流中心--也加速了全球化效应的"超级传播"，不论是有利或有害。

全球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无法去除，但却可以减缓，但世界领导人必须得精诚合作，并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不幸的是，这两点看来都不太乐观。

首先，在许多关键国家，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性和社会分化等政治因素，使政府（特别是民主国家政府）难以做出艰难决策，造成与外界合作之势日渐减弱。与此同时，群众开始抗拒区域和全球机构。比如，在欧洲，英国独立党（Independency Party）等民族主义政党支持率节节攀升，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Catalonia）等地的自决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

同样严重的问题，在于世界几乎没有从全球化最显而易见、影响最为深远的后果--2008年金融危机中汲取教训。尽管要完全保护系统是不可能的任务，但可靠的监管和有效的监督原本可以预防危机，或至少减轻危机对不计其数的人的生计所造成的冲击。问题在于中央银行、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组织--它们构成了全球经济制度框架的基石--并没有认识到全球化的特质和效应，而部分原因是要在目前所能获得的海量数据中识别结构变化是十分困难的。

从这个角度讲，此次危机本应成为警世钟，促使金融业、决策者和多边机构采取行动强化系统稳定性。但是，尽管这些机构聘用了成千上万的高学历经济学家，专职从事研究如何最好地保护金融系统免受全球化不稳定效应影响，它们如今采取行动的意愿似乎还不如危机前。

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金融储备的耗尽和政治瘫痪使得基础设施、教育等领域的建设性投资无从进行，人民也因此难以从全球化中得到好处。更糟糕的是，这些国家中有一些减少了对区域和全球机构改革的捐助和承诺，而这些改革对处理系统性风险来说至关重要。

因此，一般公民对未来深感不确定，对政府没有保护他们免受全球化冲击深感失望，也就不足为奇了。但从区域和国际机构夺回权力--不管多么虚幻、看起来多么遥远--只能让问题进一步恶化，因为这会削弱引导超越国界趋势的能力，而这些趋势又将决定世界的未来。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较少的合作，来处理日渐复杂的课题和一体化。

我们的领导人应该认清新的系统性风险，并合力缓解它们。否则，最近所发生的一切只是个开端，全球经济未来将受到这些风险的更严重打击。

作者Ian Goldin是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长。英文原题：Getting Globalization Right。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