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试图探析国家战略能力与综合国力的关系。本文认为,国家战略能力与综合国力是既保持着紧密联系又有很大区别的两个概念。综合国力是国家战略能力形成的基础,而国家战略能力对综合国力也具有反作用。但是,国家战略能力与综合国力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目的等层面又有着明显的差异。正确理解国家战略能力与综合国力之间的关系,不仅是适应国际政治现实和满足当前军事斗争实际的需要,而且也是进一步推动综合国力研究深化的需要。
[关键词]综合国力 国家战略能力 国家利益
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物质力和精神力) 与国际影响力的合力,包括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资源力等七大要素。① 国家战略能力是指主权国家将战略资源转化为实现各项国家战略目标的能力。它既包括国家在非战争状态下,处理危机、营造和形成有利的安全战略态势的能力,也包括国家在战争状态下,遏制战争、赢得战争的能力。构成国家战略能力的要素主要包括:战略资源、转化机制和战略谋略。国家战略能力与综合国力既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又存在着巨大的区别。正确理解国家战略能力与综合国力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而科学地谋划、制定和实施各项国家战略。
国家战略能力与综合国力的联系
国家战略能力与综合国力是一对联系极其密切的概念。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看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即综合国力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战略能力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而国家战略能力又对综合国力具有反作用,国家战略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综合国力的发展。
国内外学者对综合国力的定义各有差异,但都一致认为它是一个主权国家可资利用的全部资源的总和。这里的“资源”既包括物质层次上的内容,也包括精神层次的内容;既涉及政治、经济、军事领域,也涉及文化、教育、社会等领域。也就是说,一个主权国家的各个侧面都被容纳在综合国力这个范畴之中了。
国家战略能力中的“战略资源”就是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虽然“战略资源”不可能像综合国力那样涉及广泛的领域,包括众多的指标,但它仍是将综合国力中的有关指标吸纳进其外延之中,只不过根据是否直接影响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这一标准而对综合国力的各项指标进行了甄别和“扬弃”,但“战略资源”的“母体”仍是综合国力。脱离开综合国力这个“母体”,国家战略能力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恰如西塞罗所言, “没有实力,何以对付实力?”②相对于综合国力而言,国家战略能力融入了更多的主观能动性。但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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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兼论新中国综合国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5、12 - 13 页。对综合国力的界定,国内学者还存在着分歧。譬如,王诵芬等认为,综合国力就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从整体上来计量的社会生存发展诸要素的凝聚总和。它主要包括资源、经济活动能力、对外经济活动能力、科技能力、社会发展程度、军事能力、政府调控能力、外交能力(王诵芬主编:《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湖南出版社1996 年版,第25、65 - 68 页) 。胡鞍钢等认为,综合国力是各类国家战略资源之总和。它主要包括经济资源、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知识技术资源、政府资源、军事实力和国际资源(转引自[美]阿什利•泰利斯等著,门洪华等译:《国家实力评估:资源、绩效、军事能力》,新华出版社2002 年版。“中美日俄印综合国力的国际比较:兼论中国大战略”) 。但是,这些观点与黄硕风先生的观点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② 转引自[美]肯尼思•N•华尔兹著,倪世雄等译:《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年版,第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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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与意识关系的原理来看,国家战略能力的发挥须臾也离不开综合国力,也不能脱离综合国力这个条件和手段。国家战略能力的发挥程度,同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综合国力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现实的综合国力为依托,也就不会产生强大的国家战略能力。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水平越高,它的战略能力就越强。国家战略能力与综合国力在很多情势下是相辅相成的,成正比例对应关系的。
综合国力作为一个整体是国家战略能力形成的基础,而且,在一些情况下,综合国力的某些特殊要素还可以直接转化为国家战略能力。这一点可从核武器的发展史中管窥一斑。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美苏的同盟关系也走到了尽头。在以后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中,双方发生过激烈的摩擦、严重的危机甚至剑拔弩张的冲突,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并没有变成热战,在小约瑟夫•奈看来,其中的主要原因既不是发达国家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根本就不想打仗,也不是超级大国追求有限的扩张主义目标,更不像新现实主义领军人物肯尼思•N•华尔兹所认为的由两个国家(而不是两个紧密的同盟)占据主导地位的、纯粹的两极结构的稳定性,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核武器和核威慑的特殊性质①。美苏之间核军备竞赛的结果就是核均势的形成。核均势不同于传统均势而体现出了其自身的特征。“核均势结构形成后,内部虽然也不乏变化和震荡,但它的走向不是趋于不平衡,最终使均势天平倾斜,而是在不断调整使平衡精确化和稳定化。”核均势结构不断推动和加强着“恐怖和平”的维持,因为“传统均势遭到破坏,一般只对欧洲部分地区产生重大影响。而核均势一旦被破坏,美苏的自身安全会受到致命威胁”。② 所以,美苏核均势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威慑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冷战的“热化”。与此同时,国家战略能力又对综合国力发挥着强大的制约作用,影响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与发展。从国家安全的视角看,国家战略能力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更不可小觑。国家战略能力是沟通和连接现有综合国力与未来综合国力的桥梁,即现有综合国力→国家战略能力→未来综合国力。国家战略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未来综合国力的强弱,乃至国家国际地位的起落。
国家战略能力的建设已经成为推动或制约综合国力发展的重要环节。任何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未来之发展大体上呈以下三种景象:一是发展势头旺盛,无论是横向地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纵向地与自己的历史相比,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良性发展;二是虽与自己的过去相比有所进步,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又有所落后,综合国力维持原有水平;三是由于国内危机或外部战争等,综合国力锐减,不仅与过去相比出现了倒退,而且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更是相当落后。三种发展景象意味着国家战略能力的强弱,结果将决定各有关国家综合国力的水平。有的国家因循守旧,而有的国家与时俱进;有的国家抱残守缺,而有的国家开拓创新,其结果必然是大相径庭:或歌舞升平,或危机四伏。
20 世纪70 年代初的石油提价,为伊朗带来了丰厚的石油收益。石油收入从原来的每年40 亿美元增加到1974 年的200 多亿美元。当时伊朗的巴列维王朝似乎被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制造的虚假安全和脆弱繁荣冲昏了头脑,幻想石油美元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甚至认为可以进口伊朗所需要的一切,并自以为是地认定“在十年或十五年内,伊朗要完全摆脱落后状态,成为像日本和西德那样的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国家”③。巴列维国王乘机花巨资购买大量武器,以图圆其“军事强国”之梦。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资料,1976 年伊朗输入的武器已占第三世界输入武器总值的23 % ,平均每人负担军费230 美元,超过本国农村人均收入的一半多,消耗了大量的石油美元。同时,巴列维王朝无选择地盲目引进、购买外国的机器设备,但由于缺乏宏观调控能力,造成经济发展战略与现实相脱节。战略决策上的失误销蚀了来之不易的石油美元,使巴列维政权的经济繁荣和军事强盛之梦落空,从而失信于民,以致最终完全失去民心而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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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201 页。
②顾德欣:《战争新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版,第157158 页。
③ [伊朗]阿什拉芙•巴列维:《伊朗公主回忆录》,新华出版1984 年版,第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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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能力与综合国力的区别
与国家战略能力和综合国力的联系相比,二者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国家战略能力与综合国力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目的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正是因为如此,才更加凸显国家战略能力的独特性和重要价值。
首先,从研究对象来看,综合国力研究的主体是国家或国家集团,但国家战略能力研究的主体不只是国家,还有那些具有与国家相当的能力或者说能够制造和产生具有战略意义威慑力或影响力的个人、组织。
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历来并不仅仅限于国家或国家集团。詹姆斯•多尔蒂等指出,个人、次国家组织(譬如政党、传播媒介和无数的特殊利益集团等) 、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由国家或国家代表组成的国际集团和组织等都是国际政治的行为体。① 星野昭吉对1948 -1972 年行为体参与合作、纷争、暴力冲突等行为模式进行了分析,而后提出行为体可区分为国家(具体指政府) 、政府间国际组织、非国家组织、国内社会集团和个人五种类型。② 他的量化分析表明,国家参与合作、纷争、暴力冲突这些行为模式的的比率分别达到了90. 3 %、88. 6 %和87. 1 %③,但仍然还有其他行为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就个人而言,它虽不可能具备国家那么强大的实力,但可以起到国家行为所起甚或起不到的作用。譬如,1997 年发端于泰国、席卷整个世界金融市场的金融危机,就是手中握有大量游资的“操手”索罗斯牵动、操作造成的。这是许多弱小国家利用自己的全部国力也无法做到的。1999 年陈盈豪制造的CIH病毒仅在发作的前十天,全球至少有60 万台以上电脑染毒,受害国家遍及亚洲及美洲。韩国、中国、土耳其、孟加拉、新加坡、印度受害较重。全部损失近千亿美元。而且每年到4 月26 日,这种病毒就会发作,令电脑用户提心吊胆。
在世界相互依赖和经济自由化的推动下,近几十年来,跨国公司发展速度相当快。1969 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有7276 家、分支机构27 万多家。④ 现在全世界跨国公司总计有6 万多家,50多万个海外分支机构,控制了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40 —50 % ,国际贸易的50 —60 % ,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90 %。⑤ 巨大的金融资源和经济实力赋予它们对各国政府和国际事务相当大的影响力。⑥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当代传播媒介日趋多样化,报纸、广播、电视和因特网等层出不穷,影响日益扩大。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众舆论的构成,公众通过媒体信息获得关于公共问题和政治人物的知识”⑦。
就国际组织而言,除政府间国际组织外,目前还存在着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这些组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甚至军事等各个层面。本•拉丹及其领导的“基地”组织至今依然令不可一世的美国头痛;恐怖主义组织发动的“9•11 事件”,彻底打破了令美国人沾沾自喜的地缘优势,进而不得不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现在,国际社会愈加关注来自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具有跨国作战(transnational operations)能力的恐怖主义者的各种威胁。⑧国际关系的行为体不能再简化为主权国家。
其次,从研究内容来看,综合国力研究更关注数量上的多少,而国家战略能力研究更为关注的是质量上的优劣。
综合国力是复杂的巨系统,涵盖的要素纷繁复杂。关于综合国力,国内外学者的理解不尽一致,更没有一个公认的判定标准,造成对综合国力的要素选择具有随意性,不同的人对综合国力的要素划分结果也就不同。一个极端⑨ 将综合国力的要素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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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第31 - 33 页。
②[日]星野昭吉编著,刘小林、王乐理等译:《变动中的世界政治———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沉思录》,新华出版社1999 年版,第11 页。
③同上书,第7 页。
④龙永图:“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太平洋学报》,1999 年第1 期。
⑤滕维藻、郑飞虎、谢光北:“跨国公司与中国的未来”, 《世界经济》,2000 年第5 期。
⑥Steven L. Spiegel , World Politics in a New Era , Third edition ,2004 ,Wadsworth ,p. 20.
⑦[英]希瑟•萨维尼著,张文镝摘译:“公众舆论、政治传播与互联网”, 《国外理论动态》,2004 年第9 期。
⑧Rajpal Budania ,“The Emerg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ystem:Threats ,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ies for India ”, Strategic Analysis ,Vol . 27 , No. 1 , Jan. - Mar. 2003.
⑨ 这里有必要申明的是,以下学者的观点对当今学术研究具有很大的帮助,对他们观点的列举绝没有批判之意,而是作为一种研究结果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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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三个,譬如,原德国柏林技术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威廉•富克斯在他1965 年发表的《国力方程》一书中,就提出以人口、钢产量和能源产量来衡量国力;另一个极端认为,综合国力包括的要素多达十余个①;大多数的人对综合国力要素数量的设定基本上游走于这两“端”之间②。纷繁的划分方法,在给学者们把握具体要素留下自由空间的同时,也使学者们对此难以形成统一的观点。更何况,经过四则运算得出的结果抹杀了综合国力各个要素之间的不平衡性,是强要素“救济”了弱要素,另外一些研究利用权重系数平衡各个要素的数值也使一些弱要素不再“弱”,从而掩盖了事实的真相。而且,对经过无纲量化处理的量化数据进行计算所得结论,往往只是关注发展而忽略了安全,但安全问题往往又成为它的致命弱点———对于苏联的解体,无论是冷战结束前③还是后冷战时期所做的各种综合国力研究都没有也是无法预测和计算到的。
国家战略能力同样是一个巨系统。与综合国力对要素的选择不同,国家战略能力的内涵本身就已经包含了选择要素的标准,即是否与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有直接联系,以此为标准,国家战略能力所包含的要素主要分为三类,即战略资源、转化机制和战略谋略。
战略资源是指主权国家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所可以利用的资源。这既是战略资源的内涵,同时,也是划分战略资源种类的一个标准。战略资源可以划分为地理资源、人口资源、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军事资源、战略文化资源、科技资源、国际资源和时间资源这九大资源。以其中所包含的时间资源为例。洛克认为,时间是一切存在的公共尺度。在分析任何国家利益问题时,同样不可忽视这一尺度。从哲学角度看,时间具有一维性。一维性的特征造成了在战略资源内涵扩展到时间这一范畴时,最稀缺资源出现。其稀缺性与国家战略利益密切相关:对时代的判断是国家利益战略制定的前提和基础;时间资源是影响国家利益目标运筹的重要因素;对时间资源的敏感性更是直接影响着重大危机的控制乃至战争的遏制。
战略资源与国家战略能力之间并不是“无缝连接”,战略资源的多寡并不一定会带来战略能力的强弱。其中的缘由就在于,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介质———转化机制。没有它,客观性的战略资源和主观性的战略谋划就不能发生有机联系。依据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有关理论和原理,应该建立预警机制、控制机制、协同机制、整合机制和动员机制。各个机制之间只有保持着有秩序的密切联系,才会不断推动战略资源向国家战略能力的转化。
战略谋略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国家利益战略中的作用和地位。叔本华认为, “智慧是一种强度的量,而不是广延的量”。④ 成功地使用谋略,可以极大地推动各种战略资源在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过程中充分发挥效能:它可以产生更为强大的政治凝聚力、更为巨大的生产力、更为惊人的战斗力、更为广泛的影响力⋯⋯。在20 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中,日本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是与它积极的谋略筹划密切相连的。战前的日本在战略资源方面难与俄国匹敌,但日本通过积极的外交谋略活动,赢得了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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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譬如,美国西密执安大学的杰克•普拉洛和罗易•欧顿在《国际关系辞典》中把国家力量概括为有形与无形两大类共11 个要素:(1) 国家领土大小、位置、气候、地形; (2) 自然资源、能源、食品产量;(3) 人口的规模、密度、年龄和性别构成、人均总产值; (4) 工业的规模和效率; (5) 交通和邮电通信系统的规模和效力; (6) 教官制度、科研机构、科技人员的数量和质量; (7) 军事的规模、训练、装备、精神状态; (8) 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性质和力量; (9) 外交人员和外交的力量; (10) 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和状态; (11) 民族特点和士气。(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国际关系理论初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年3 月第1 版,第110 - 111 页。) 作为中国国内较早提出“大战略”的学者之一,吴春秋提出,“综合国力至少应该包括:国土面积,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天候与地形,人口,国民生产,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交通运输,国防能力,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制度,政治路线、方针和对外政策,领导能力和魄力,盟国及国际援助,其他”。(吴春秋“现代国防战略与综合国力论”, 《国防大学学报》,1986 年第1 期。)
②克莱因曾经预言,“不同的国家围绕在苏联和美国的周围是20 世纪后半期国际景观中主要的战略特征”。Ray S. Cline , WorldPower Trends and U. S .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80s ,Westview Press , Inc. ,1980 ,p. 32.
③摩根索认为,国家权力的要素有八个:地理、国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的质量和政府的质量, ( [美]汉斯•J•摩根索著,肯尼思•W•汤普森修订,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152 - 203 页) ;Gross 认为包括七个方面:地理上的、经济上的、人口上的、军事上的、社会- 政治上的、文化和社会P心理上的、领导P外交;Dominguez 认为包括军事(军事力量、军事力量的技术能力、军事训练、军事支出等) 、人口P心理因素(数量、国民性格、教育水平、民心) 、自然(领土面积、地形、地理位置、稀有材料、自然资源) 、经济(经济资源、稀有材料、对关键进口物的依赖、技术能力、工业生产率、贸易量、储蓄和投资) 、政府(类型、决策效率、意识形态、影响力、威望、名声、权威、合法性、领导才能) 五个要素, (Alexei Voskressenski ,Boris Porfiriev and Frank Columbus Eds. , Russia on the Brink of the Millen2nium : International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 Nova Science Pub2lishers ,Inc. 1998 ,p. 4) Copper 认为,包括六个方面:地理和人口、包括食品和能源供给在内的自然资源、包含工业生产能力并赋予它特殊地位的经济力量、军事权力、包括政府控制和稳定、领导人的意志和国家外交在内的政治体系和科学技术。(John Franklin Copper , China’s Global Role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0 ,p. 7. ) 关于国内学者对要素的划分可参考下文中的有关注释。
④ 李小兵译:《意欲与人生之间的痛苦———叔本华随笔和箴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 年版,第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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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支持,堵截了沙俄获得国际资源的渠道。在国际政治上,它建立了英日同盟,在宣战的同时,指派金子坚太郎前往美国,劝说美国总统出面调停;在国际经济上,它派遣高桥是清游说欧美有关国家,筹集军费,取得了法、德、美等国家的经济援助,解决了自己的财政危机,断绝了沙俄获得欧美资金和经济援助之路,从而丰富了自己的战略资源,为战胜俄国奠定了基础。
比要素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战略能力的运用。国家战略能力运用,是指主权国家将国家战略能力施加于各种力量源(包括其他主权国家等所有行为体) ,对其产生影响和作用,达成国家战略目标的过程。国家战略能力的运用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制约。一是国家战略目标。国家战略目标是主权国家在不同的时间中选择和运用国家战略能力的动力,也是一定时期内决定能力使用的恒定指标。二是战略能力。战略资源、转化机制和战略谋略彼此相互作用,最终形成的是行政能力、外交能力、威慑能力和作战能力,它们也就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外延。由于战略资源、转化机制和战略谋略方面存在差距,各个主权国家之间在一定时期的战略能力也就出现了高低之分,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战略能力也有起伏。三是时间。根据国家安全的程度,主权国家所面临的时间段可划分为安全期、危机期和战争期。对于各个时期,主权国家既有可能是主动选择,也有可能是被动接受。在不同的时期,主权国家所使用的战略能力是不同的。在安全期,主要使用的是行政能力、外交能力;在危机期,主要使用的是行政能力、外交能力和威慑能力;在战争期,主要使用的是行政能力、外交能力和作战能力。最后,从研究目的来看,综合国力研究旨在为主权国家制定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依据,而国家战略能力研究探寻的则是如何有效地维护和实现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
综合国力研究的基本模式是,对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变量,进行某一时段的静态分析。所得结果从总体上看,是对过去发展程度和水平的一个“总结”。通过主权国家间的比较,可以找出差距以及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源,为国家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提供依据①,但对综合国力在国际政治中的实践结果无法作出明确的判断或清晰的描述。这恰恰是综合国力与国家战略能力最核心的区别。
国家战略能力这个概念的核心强调的是“成功运用和胜利实现”,也正是因为这一特点的存在,才使我们将国家战略能力与综合国力最终清楚地区分开来。这里的“成功”和“胜利”实际上就是“有效性”,包括两层意思,即过程的有效性与结果的有效性。
所谓过程的有效就是指国家战略能力作用过程的有效。概括地说,国家战略能力的作用过程就是战略资源、转化机制和战略谋划相互作用,最终达成国家战略目标的过程。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战略资源、转化机制和谋略筹划之间以及这三要素内部各个子三要素之间在空间上需要保持合理的配置。违背这一要求而危及国家利益的国家在中外历史上并不鲜见,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就是代表。20 世纪70 年代中期,苏联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达到鼎盛。但辉煌并没有得以巩固和发展,其中的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的在于,苏联的战略资源内部结构不合理。“几百年来,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俄国进入列强俱乐部几乎惟一的资本。”②在谋求对美军事优势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实施“重重轻轻”体制,尤其着力发展军事工业。尽管勃列日涅夫对这种体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调整,但没有摧毁其根基,更没有走出“军事力量是和平的保证———强大的国防引起了西方的反应———国际形势更加紧张———国防实力更加需要加强”这个“怪圈”。当时苏联经济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与美国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苏联国民收入1950 年为美国的31 % ,1970 年上升为美国的65 %。”③ 但是,苏联军费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1965 年至80 年代占18 - 23 %。在70 年代苏联扩军备战的高峰期里,苏联每年大约把1/ 5至1/ 4的国民收入用于军事目的”④。这虽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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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瑞玉等:《综合国力度量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第22 页;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兼论新中国综合国力》,第26页。
②许新、陈联璧等著:《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185 页。
③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十卷》(1970 - 1979)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版,第2 页。
④ 江流、徐葵、单天伦:《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第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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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方面暂时为苏联营造了对美优势,但并没有自动给苏联带来相应的安全,反而“使苏联比过去(比如说1952 年) 更易受到外来威胁和世界政治骚动的攻击”①。
另一方面,战略资源、转化机制和谋略筹划之间以及这三要素内部各个子三要素之间需要在时间上实施“无缝链接”。国家战略能力是一种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的能力,一直处于动态过程之中,因而,时间因素便成为其不可缺少的坐标。如果国家战略能力不能在有效的时间内到达其需要施加的客体,就会引发迟滞效应放大,导致其作用因失去意义而化为乌有,因而也就不能实现其国家利益目标;如果国家战略能力的链条即战略资源→转化机制→谋略筹划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在时间上中断,也就意味着国家战略能力形成机制的中断,恢复之后再行运作便需付出几倍的力量和代价,且可能很难达到原来的水平。
所谓结果的有效就是指国家战略能力作用结果的有效,也就是国家战略能力的效益问题。一般说来,国家战略能力的“投入”与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产出”是呈正比例关系的。国家战略能力“投入”愈充分、合理和科学,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就愈加顺利,反之亦然。但是其中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发挥作用,那就是国家战略目标。如果国家战略目标过低,国家战略能力就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进而危及国家利益;相反,如果国家战略目标过高,超越了国家战略能力的载荷限度,即使国家战略能力在世界上享有相对优势,其国家利益也会不可避免地面临危机。
分析二者关系的意义
任何科学研究都是为了回答一些理论问题,分析和解释现实问题,并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指导,从而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研究国家战略能力与综合国力之间的关系是克服综合国力研究的缺陷,深化综合国力研究的需要。
有学者研究指出:“综合国力以构成力为依据、显现出来的则是一种‘合力’。综合国力的‘合力’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它不能孤立地衡量一个个的单个力,而要全面地看各个力的‘内外关系力’。第二层次,它不能简单地衡量各单个力相加的“和力”,而要深入地看各单个力间‘相互作用力’。第三层次,它不能局限地衡量自身力,而要辩证地看它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力,即从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趋势中获取的或明或暗的‘借助力’。由于相互依存,各国均可从对方吸取力量和得到利益。”② 他们的分析切中了过去和现在综合国力分析与评估中的下列要害。(1) 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某一或某几个要素,在理论上是不能正确分析和评估一个或几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事实上,即使强调权力的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也反对过分强调某一种因素。他说,在估计不同国家权力时,常犯有三类典型错误,其中之一“是赋与一个单一因素以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忽视所有其他因素”。③ 单一要素不行,仅有寥寥几个也同样不行。威廉•富克斯强国公式正是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他仅仅将人口、钢产量和能源产量三要素纳入他分析和评估综合国力的公式中,造成他预测的失误。(2) 将“和力”等同“合力”。现有的综合国力计算公式大多是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将没有内在关联或者说将一些难以理解内在关联的数字,机械地套用在一些公式中,所得出的结果往往难以反映不断变化的国家政治情势。④帕斯特甚至将各种变量加权后合并做了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把人口与军费开支加在一起好比是把苹果与滚珠轴承混在一起。”⑤ (3) 对国际资源重视力度不够。以当代国外国力论学者克莱因为例,虽然也不乏有对“外交力”的探讨,他所描绘的“马蹄形政治光谱”⑥以及他所构筑的“政治结构”也试图探讨以政治和地理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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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保罗•肯尼迪著,天津编译中心译:《大国的兴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500 页。
②梁守德、洪银娴著:《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编译出版社1994 年版,第90 页。
③[美]汉斯•J•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第207 页。
④克莱因也承认,是“为了便于描述以不同方式结合的国际权力要素,才想出将这些要素联系在一起的公式”。PP = (C + E +M) ×(S +M) 这一公式“不是魔术测量棒,因为有许多变量是无法真正可以量化的”。他的权力评估“是主观的,从一定意义上看,是武断”。他坦承,其“所作的许多判断,要随着情势的变化可能需要进行重修正”。Ray S. Cline , World Power Trends and U. S . Foreign Policy for the1980s ,pp. 16 - 23.
⑤[美] 罗伯特•A. 帕斯特编,胡利平、杨韵琴译:《世纪之旅———世界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17页。
⑥ Ray S. Cline ,World Power Trends and U. S . Foreign Policy for the1980s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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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国际资源的问题,但从根源上来看,他的思想是在冷战思维的作用下,以谋取强权为目的的,因此,他的结论是不符合当今时代主题和世界发展潮流的。而其他学者对外交力的探讨和计量纯粹是量的计算,而其数字背后“质”的意义很难看清。
而国家战略能力的研究是吸取了综合国力研究随意选择要素的教训,更为关注战略资源、转化机制与战略谋略三要素之间以及各个要素内部诸多子要素之间的内部关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综合国力各个要素之间的孤立性“外观”。
同时,综合国力研究中所存在的要素之间缺乏关联①以及忽视要素的转化②等问题,在国家战略能力的研究中得到了基本克服。国家战略能力的三要素在其形成中保持着紧密联系。战略资源是国家战略能力形成的“基石”;转化机制是国家战略能力形成的“桥梁”;战略谋略是国家战略能力形成的“灵魂”。
另外,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整个世界形成了所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态势,“一国的国家利益应当是国内利益和部分国际利益的总和”, ③ 国际资源日益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条件。综合国力研究对于国际资源的关注多集中在“外交力”上,且在运算中纯粹是量的计算。国家的战略能力研究则可补其不足,关注的是积极充分地利用国际资源。
研究国家战略能力与综合国力之间的关系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适应国际政治现实和满足军事斗争实际的需要。
从宏观角度看,综合国力研究是横向比较研究,通过计算所获得的数值是宏观的概略性的相对值,更为强调的是静态分析。但国际政治是千变万化的,动态性是其显性特征。以静态的数值来研究动态性的问题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国家战略能力是适应实际政治需要并在国际政治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发展的一种能力。任何一个国家要维护国家利益、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夺取国际政治斗争的战略主动权,就必须提高国家战略能力。
从微观角度看,综合国力研究将研究对象锁定为国家或国家集团,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后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也愈发明显和强大, “国家发挥的绝对作用大大减弱”④。国家战略能力以维护国家战略利益为目的,因而对威胁国家战略目标的各种行为体都予以密切关注,基本上反映了对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行为体日趋多元化这一客观现实。
综合国力的研究还有一个假设性前提,即未来的战争仍是全面战争,在战争时期,国家要使用综合国力来对付敌人。在全面战争已经成为过去、局部战争尤其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已经成为当代战争主要样式的背景下,这种观点日益显得过时。在当代战争中,战争的进攻方并不是也不会使用全部的国力,战争的防御方也往往来不及动员和利用综合国力予以对抗。一个国家只有在一定时间内,能够及时、迅速地动员和利用一定空间范围中相对优于对方的战略能力,才有可能打赢一场战争。况且,现代战争基本上是在不对称条件下的战争,对弱势国家来说,夺取战争胜利的关键是如何利用有限的战略资源、形成强大的战略能力,如此才有可能出其不意地打败强势对手、达成战略目的。
理论来源于实践,决定于实践,实践的发展变化也推动着理论的前进。当代国际斗争强调综合国力的较量,更是国家战略能力的竞争。如何恰当地提高和运用国家战略能力、达成国家战略目标,已经成为各国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因此,重视和加强国家战略能力的系统研究,日益显示出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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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若米尼就曾经指出:“富有黄金的大国,其国防可能有时很差。历史证明,最富的民族并不一定是最强大的和最幸福的。从军事力量的天平上来看,钢铁至少是和黄金一样重。但是我们仍需毫不迟疑地承认,要使一个国家具有最强大的国力,并能经受长期战争,就必须要有英明的军事制度、爱国精神、大量财富和社会信用,而且要能把这些因素很好地结合起来。”( [ 瑞士]A. H. 若米尼著,刘聪等译:《兵法概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74 页。) 基辛格也持同样的观点:“今天实力的含义较以前复杂了。具有军事力量并不能保证就具有政治影响。经济巨人在军事上可能是软弱的,而军事实力也许并不能掩盖经济上的虚弱。”因此,“只谈一种力量对比是错误的,因为有若干种力量对比,而它们必须是相互关联的”。(转引自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国际关系理论初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第117 页。)
②“从历史角度看,对权力的评估主要根据:军事能力(capabil2ities) 、经济力量(strength) 、自然资源以及将这些因素转化为发挥影响的本领。”Sean Kay ,“Globalization ,Power ,and Security”, Security Dialogue ,Vol . 35. No. 1 ,March 2004 ,p. 14.
③陈崇北等著:《威慑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190 页。
④ 星野昭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沉思录》,第2、17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