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面世，洛阳纸贵！几年后此书突然在书店中销声匿迹。在读者企盼多年后，内容增加近20%的修订版终于出版，再次成为争相购买的畅销书。

此次再版，作者和读者都增加了无法掩盖的沧桑感。作者在《新版前言》中写道：“实际上我们一直活在自以为已成陈迹的历史中，从来未能割断与往昔的恩怨。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的最后20年》依然活在历史中。”

笔者在中山大学校园中生活了六十多年，书中说的人和事，绝大部分有所闻、有所见，回顾身边的历史，思绪万千。作为研究近代中国的学者，客观地把这部书放在历史中，我认为它有两个重要的贡献：

第一，通过人物的遭遇生动、深刻记录了时代。

本书是非常优秀的人物传记。档案，有关人物访谈，大陆现存史料的收集堪称完备。持论中肯，分析细致，文字流畅，娓娓道来，有声有色，开卷后欲罢不能。

更令人钦佩的是内容超越了某个人物的悲欢，从一个大学的一角记下了共和国文化教育的真实面貌。比起那些冰冷的数字和冠冕堂皇的官话，它刻画入微，入木三分。

就个人待遇而言，陈寅恪在中国大陆的知识阶层中，算得上特别优厚的一位。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81元；按照当时物价（请个保姆，15元就够了），可以保证一家人过上比较宽裕的生活；大学中因而流行一句话：“向381高地进军！”加上广东总督发话：“要什么给什么”“每天三个护士轮流值班”，物质待遇可谓不薄。此外，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一些人梦寐以求的这些衔头只要他首肯，立即奉上。

无奈陈寅恪满脑子不合时宜，不但没有跟着潮流山呼万岁，反而一直郁郁寡欢，怨言不断。对此海内外学人有过多种解读。

其实，直指本源，无非“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夺取政权、特别是夺得全国政权后，政党如何处理与公民的关系？

在陈寅恪生命的最后20年中，开过两次著名的知识分子会议。1956年那一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60年代初在广州开会，更“脱帽”、“加冕”，周恩来、陈毅宣布：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戴在他们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必须摘掉。在执政党看来，这些措施纠正了偏差，不愧是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典范。可是，接踵而至的是触目惊心的“反右派”，后者话音未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鼓已擂起来了。加上连绵不断的其他运动，理论与实践的反差实在惊人。

以陈寅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要求是不受干扰，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生活和工作。这不单是知识分子的诉求，而且是所有现代公民理应享有的基本自由。而执政者追求的是“团结、教育、改造”，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我所用。进一步说，不仅知识分子要改造；“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实际也是改造）；资产阶级更只能“利用、改造”，并取代被消灭的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成为国内矛盾的主要对立面，而即使作为领导的工人，还是照样要“教育”（改造）。

主权在民——“权为民所赋”，但又要全民都在各级官员指挥下干活；客观存在的矛盾无法掩盖或回避。按官方的要求改造公民，还是尊重公民的尊严和自由，限制执政者的权力，转变官员的观念和行为方式——“把权力放进笼子里”？这是国家盛衰和公民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为什么整人的运动连绵不断？权力压倒权利！这是陈寅恪和全国知识阶层哀痛的根源。

谢谢陆键东先生，他以高远的史识和优秀的文字，记下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在中山大学的是是非非。一叶知秋，共和国文化教育领域的病象历历在目。

第二，传播了现代公民权利的真谛。

从1950年代起，中山大学师生中就流传，陈寅恪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不学马列主义。不过，除了学校领导人可能看过，其他师生员工都不知究竟。

90年代的中国，多元文化萌发。人们欢呼“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其实，不是这个那个主义在传播，而是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在觉醒。许多报刊和出版物自觉地承担启蒙重任。众多潜流汇合成现代社会、现代公民知识普及的大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章之一是陆键东找出来的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在这篇答复中，他重申20年代抗击国民党思想桎梏的名言：“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生死力争。”（修订本第106页）陈寅恪一语道破现代公民权利的真谛，对在封闭环境下成长的绝大多数知识人，闻所未闻，不啻石破天惊。这些箴言立即广泛传播，成为许多人的座右铭。

陈寅恪思想的威力得以在新时期展现，陆键东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