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不少地方发通知，取消一定级别以下官员的专职秘书。《人民日报》刊发习近平在1990年的讲话，提醒：“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

通观人类社会活动，肩负复杂重大事务的人士延聘助理以协助其工作，是常见现象。一定阶位的机构首长配备专职事务秘书甚或使用办事机构，也是当今各国政商界的普遍做法，很少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但近年来，中国党政系统的秘书岗位却成了重要的公共话题，一些党政要员的专职秘书因滥用权力、腐败渎职，被查被判，为社会大众侧目。

围绕党政要员的秘书行为，被社会舆论诟病的有诸多方面。一是一些秘书僭越行权，狐假虎威，危害一方。当年河北高官秘书李真就是典型代表，他祸乱当地税务行政系统，恶行盈盈，最后以死刑领罪。

二是一些秘书与首长的关系偏离工作路径，对首长的公私事务全部包揽，甚至为首长的“阿狗阿猫”打掩护，甘愿做首长的“心腹”，成了随从附庸。

三是一些秘书与首长的关系严重变质，首长从事违法违纪活动时，秘书里外配合，助纣为虐，事实上成了上司的“死党”，严重败坏了官场准则和社会风气。

此外，在我国党政及国有商企领域，首长秘书的使用方式与秘书离岗后的归宿，也与当今一般文明国家的通例不同。照国际通例，文字秘书要比事务秘书更重要，对文字秘书的要求比较高，文字秘书的职业生涯也优于事务秘书。

但在我国，文字秘书不固定，事务秘书却是专门角色。我国没有类似“总统撰稿人”“市长撰稿人”这类角色，相关工作由一个机构承担。但事务秘书却事实上成了“某长、某书记秘书”，他们离岗后的职业生涯也明显优于那些从事文稿起草的非专职秘书。

客观上，事务秘书不需要认真研究工作，更不需要对某地某领域的发展战略做出思考判断。本来，巧言令色非为秘书所需，讷外慧中倒是秘书所必备。但现实是，如果秘书能察言观色，更能在官场如鱼得水。

这种局面下，首长专职秘书如果在离岗后平步青云，职业生涯风生水起，不免使同辈心下不平。如果成了官场通例，更不免使人觉得官场潜规则难以撼动，产生严重的挫折感，世道人心产生恶变。

诚然，在我国政商各界，即便从事事务秘书工作的人士，大部分也是兢兢业业的实干者。但即使少数人在秘书岗位尸位素餐、滥用权力，也值得深究其原因，铲除其土壤。

想仅仅通过在一定层级取消秘书岗位或限制秘书职数，来消除秘书特权问题，无疑是一种空想。人际交往中，往往是“相熟者相信”；一些国家的政坛经常是熟人结伙，日本政坛也屡屡发生“秘书政治”。熟人结伙做事，可能降低风险，提高效率。但是，在我们的政治架构下，如果对某人出现首长信任与群众信任不一致的情形，首长的个人决断，仍然可能擢升其为自己的秘书。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防止秘书特权现象弥散，必须让使用秘书的首长承担失察责任。如果首长提升的现任秘书出问题，首长必须引咎辞职。这方面要有可操作的细致规定，不给首长推诿责任的空间。这将逼使首长不至于随便把职务提升当做奖赏秘书的筹码。此外，首长还必须严格区分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不能将私人事务假手秘书。

仅仅通过首长的自律与他律，仍然不能彻底消除秘书特权问题。今后，要通过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特别是适度的分权改革，改变权力过于集中于上级机构以及“一把手”的状况，建立更好的官场生态，使政商各界不再罹患秘书特权病。

首先，要合理分配上下级领导机构的权力，大幅度下放上级部门的权力，把权力分配纳入法制轨道。此种改革有利于减少下级领导的迎来送往事务，减轻事务工作的压力，弱化首长对秘书的依赖性。

其次，要合理分配同级政商系统的权力，力克党政主要领导权力独大问题。地方官场系统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决策权和人事任免权，防止秘书假首长权威滥用权力，秘书的擢升，不能由首长一人说了算。

第三，要通过深化改革，探索综合性的社会分权，大力促进民间机构的公共事务代行权，减少党政领导干部权力的“含金量”，并开辟更广大的党政系统与民间社会间的人员交流空间，使首长秘书的遴选与辞任有更多管道，以减轻秘书对首长及官场的依赖性。

通过上述改革，政商各界的领导人将可能大幅度地从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一定层级以下的政商机构领导人，将再无配备专职秘书的必要性，并可能使首长与秘书的关系发生重要变化，使秘书的角色回归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