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个正在展开的地缘政治故事：中国崛起、中东局势动荡以及欧洲重新设计。这些趋势分别给日本、以色列和英国这三个国家带来了最大的损失。这不是一个G7、G8或G20的世界，这是G零时代。
当八国集团领导人为6月17日的北爱尔兰聚会做准备之时，不由让人回想起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官员相信能够设定一项国际议程的那些日子。随之而来的是2008年金融市场的崩溃，这场灾难使得如下一点变得十分明显：要是没有来自中国、印度、巴西、沙特和其他新兴大国的大力支持，大多数的“无国界问题”就不再能够得到解决。二十国集团的成员为了在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谈判桌前谋得各自的席位，于2008年11月和2009年4月分别在华盛顿和伦敦进行了聚会。
然而，尽管早期产生了积极结果——一场似乎在同一时刻威胁到所有大国的危机的产物——但二十国集团没有带来多少价值，这一点并不让人惊讶。没有了唯有危机才能促成的这种紧迫性，有一点很快就变得清晰起来，相比7位或8位谈判者妥协达成协议，要让20位谈判者达成协议来分担成本和风险则困难得多。
对于一个在国家的经济角色或法治、透明度和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的价值上并无一套共同假设的集团来说，这种情况尤为真实。相互竞争的价值带来了相互竞争的利益。
而进一步削弱这些机构的则是诸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选民期望当选领导人专注于国内挑战而不是国外问题。虽然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依旧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但华盛顿现在完全忙于应付围绕着预算、债务、移民改革以及如何最好创造就业机会的各种纷争。欧洲领导人则陷于一场历时多年的推进欧元区的争斗之中。日本政府在新首相安倍晋三领导下已经启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试验，旨在重新唤醒受困的一度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内的动物精神。同时，诸如中国、印度和巴西这类新一代大国则忙于处置最近经济减速所带来的余波，朝着国内发展计划的新阶段方向迈进，并不欢迎随着新的国际责任而产生的各种负担。
结果便是缺乏全球领导力，一个越来越多的跨国性问题——中东局势动荡、亚洲领土争端加剧、气候变化、网络空间冲突和跨境资金流动监管不力——势头渐猛之时形成的一个结果。世界需要领袖，需要领袖运用财富和力量来维持和平，说服他国政府采取行动，支付他国无力承担项目的费用以及提供由他国支付费用的服务。虽然现在有很多国家的实力强大得足以阻止国际性行动，但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而又有能力带来持久的积极变化。
这不是一个G7、G8或G20世界，这是一个G零时代。
一个更加动荡的世界
由于全球领导力真空的不断扩大，整个世界正在变得更加动荡。围绕商业和投资规则的纷争以及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间的碰撞正在美中两国之间引发各种摩擦，而网络空间不受控扩展上的对峙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在今后几年，对于全球和平与繁荣而言，没有什么能比将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更为重要的了，也没有什么问题能比两者关系急剧恶化更快地加剧这个G零困境了。
此外，亚洲——中日(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在中国东海以及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之间在中国南海——发生对抗的风险已经增加了。在中东地区，随着土耳其、俄罗斯、伊朗、沙特和卡塔尔用武器和金钱煽风点火以及随着美国、欧洲和中国的领导人顶住了更加直接介入的压力，叙利亚内战呈胶着状态。叙利亚的人口外流已触发伊拉克国内宗派暴力活动再次激增。尽管法国在马里进行了一次历时很短的干预，但伊斯兰武装分子在利比亚到尼日利亚处于攻势。这是另一个本地重量级国家之间对立的地区，而缺乏全球领导力则使这种痛苦在能获得具体缓解之前变得更加深重。
最后，如果不稳定的美国经济复苏和厌战的美国公众都不足以阻止美国推行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的话，那么美国能源行业中的各种变化将会增加它们的影响力。水力压裂技术或“水力压裂法”正在开辟获取被锁定于一度不可穿透的岩层内部的液体能源储量的途径，而且水平钻孔手段上的各种突破正在使得该技术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因此，短短三年之内，美国从欧佩克产油国的石油进口量已下降了20%，美国境内天然气的价格在过去5年里也已下跌了75%。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估计，到这个10年结束时，美国所耗原油有80%以上将来自北美和南美。而国际能源署则预测，美国到2020年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而到2035年则可能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
支持华盛顿继续避免更深卷入中东地区各个热点，这样的发展会加剧我所说的G零问题。叙利亚内战提醒美国人卷入该地区的代价可能太高了，而且奥巴马政府将会继续只从场外帮助叙利亚的反对派。有人会说，美国减少介入是一件好事，但还有哪个国家既有财政能力又有军事实力哪怕只是暂时性地结束在叙利亚的这场屠杀？
这种趋势也将改变能源出口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并进一步削弱缺乏经济多样性的能源生产国的政治和经济稳定。在诸如俄罗斯、沙特和委内瑞拉等一些国家，近年来较高的油价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猛增已使各国政府用各种补贴和其他社会支出项目来保护各自的国内声望。但随着美国供应量的激增抑制了对更加昂贵的俄罗斯天然气的需求量，政府收入一半以上来自能源出口的俄罗斯将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2007年，俄罗斯需要每桶34美元的油价才能平衡其联邦预算。而到2012年则攀升至需要每桶117美元。欧洲需求量的减少在今后几年将会削弱俄罗斯的财政状况，从而令本届政府面临严峻考验。此外，乌克兰和波兰等邻国虽说仍然严重依赖于俄罗斯以获得可负担得起的天然气供应，但似乎都拥有足够多的油页岩沉积来最终打破这种积习。
而华盛顿也准备出手相助。部分是为了减少俄罗斯对邻国的影响力，美国政府于2010年创设了一项计划，准备将非常规天然气技术转让给诸如波兰和乌克兰等一些友好国家。
虽然这对美国及其一些盟友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但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市场力量平衡转变所造成的失稳效应也会在当今世界某些最可能动荡国家极力适应之时给其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
地区展望
有些国家政府会比其他国家政府更有效地适应于这个G零时代以及由此造成的动荡。由于缺乏全球领导力，而协调国际合作也已几乎变得不可能，因此有些国家政府正在求助于更有可能产生结果的各种区域性解决方案。例如，由于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基本上已陷于停顿，因此中国和美国正指望通过求助于较容易谈判又较容易支配的地区性协议来扩大各自的影响力和贸易联系。
中国近年来已达成了十多项重大协定，并希望形成一个包括东盟10个成员国再加上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商业性集团。美国则以力争最终敲定并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该协议是一项涵盖亚洲和美洲地区十几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协议。奥巴马政府也已宣布开始推行跨大西洋贸易协议的各种计划，开辟与欧盟之间商业交流的新领域。
这对总体贸易以及协议各方来说都是好消息。通过确立新的和更为全面的贸易和投资规则，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及跨大西洋协议将为未来的全球贸易谈判设定新的标准。它们可能推动世贸组织依照更为全面的条款发起另一轮多边谈判。这对那些相信贸易能够提升全球经济实力的人士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对那些不愿意参加谈判的国家来说，机会成本正在上涨。
这类贸易协定还有可能损害不那么雄心勃勃的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尤其正在推进拉美已经显现的趋势。智利和秘鲁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创始成员国，墨西哥于2012年也已正式加入，而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也开始了加入该俱乐部的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大多数拉美成员国已同美国、欧盟甚至中国签署了各种自由贸易协定。随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逐渐趋于完成，它将会更加彻底地将一些国家(它们相比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国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瑞拉更倾向于友好合作和开放贸易)纳入轨道。因此，南方共同市场内部尤其是巴西与阿根廷之间的各种摩擦将会加剧，而且会变得更加明显。
来自新朋友的小小帮助
虽然多样化始终是管理风险的一项必要工具，但在一个缺乏明确领导力和冲击屡见不鲜的世界里，各国政府不仅必须避免过分依赖于某种出口产品，而且必须避免过分依赖于同某一占主导地位的盟友之间的安全和商业关系。增长诚然不错，但有弹性的增长则更好，而形成弹性的最佳方法是实现朋友和合作伙伴的多样化。有些国家相比其他国家在管理这种情况上处在更加有利的地位。
虽然巴西经济的增速在过去一年里有所放缓，但该国拥有规模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广泛多样化的经济体、丰富的能源储备以及不断增加的民族自信心。重要的是，它还有着一个日益多样化的贸易与投资伙伴组合。虽然巴西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依然是强劲的，但巴西从中国的进口额自2000年以来增幅已达12倍之多，而且对中国出口的增速甚至更快。4年前，中国变成了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从而帮助巴西承受了金融危机和美国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冲击。由于依旧在扩大与美国、中国以及一长串其他伙伴之间的联系，巴西已变成为一个“支柱国家”(pivot state)。
亚洲是另一些支柱国家的所在地，部分是因为中国的许多邻国都想通过主动接触美国公司以及投资者来避免过于严重依赖于中国及其市场。印尼的人口超过了2.4亿，拥有极其多样化的经济体，与中国、美国、日本和新加坡之间保持着牢固的贸易联系。越南的大多数机器来自中国，援助大多来自日本，武器大多来自俄罗斯，而最大出口市场则是美国。新加坡同24个不同合作伙伴签署了18项自由贸易协定。
非洲是当今世界中产阶级增速最快的所在地，它已变成一个支柱大陆。多年来，非洲各国政府在需要财政援助时，几乎完全只能被迫求助于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西方机构。虽然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其直接投资依旧只占到该大陆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5%，而海湾各君主国家以及亚洲其他国家也正在深入推进各自的利益。如今，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有企业正在竞相接触非洲的消费者和提供最为有利的投资条款。
除了普遍的多样化之外，我们看到近年来正在形成一系列新的(有时不太可能的)战略联盟。据报道，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经问道：“我想给欧洲打电话时该打给谁呢？”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答案：他们想同欧洲打交道时会致电柏林。事实上，中国和德国的关系虽然说不上是一种美好友谊，那至少也是一种互利伙伴关系。它们有着几个重要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出口推动的，有着世界上最有利的国际贸易收支，而且都支持对债务和赤字采取“负责任”的做法，这就使得它们有时会批评其他大国——尤其美国和日本——的肆意挥霍，都自称拥有一种高效治理所在地区的模式。
更重要的是，两国政府都有足够的动因去深化双方之间的商业关系。德国是中国企业和欧洲安全债务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目的地。柏林对欧元区决策和欧盟外交政策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相比伦敦或巴黎来更愿意避免直接批评中国人。对德国来说，中国则是一个有吸引人的经济机会，特别是考虑到该国历史上的许多欧洲贸易伙伴前景黯淡。从1995-2012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年均增长率高达将近16%。
接下来，在美国缓解对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性之际，中国却正在增强这种依赖性，从而迫使北京也在中东地区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这种趋势的首要受益者将是伊拉克。伊拉克内部虚弱的法治状况以及越来越不稳定的安全环境已经使得许多跨国石油公司踌躇不前，但中国国有企业巨头正在不断涌入，而困境中的伊拉克总理马利基(Nourial-Maliki)也欢迎这种投资。按照目前的趋势，伊拉克石油到2030年将占到中国石油进口的一半以上——而且存在着一种不断升高的风险，即中国及其经济将会更深地卷入中东地区的持续动荡之中。
在中东地区其他地方，波斯湾酋长国卡塔尔的人口不到200万，该国正在利用可观的财富和不断加强的影响力来结交新朋友，并在中东地区的政治中发挥超乎其能力的影响力。谁也没有像它那样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更直接的物质支持，或者成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下政府的更可靠外国盟友。卡塔尔也在更多地涉足突尼斯和摩洛哥等北非国家的政治。虽然从技术层面上来说，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卫星电视网络、总部位于多哈的半岛电视台不再是一家国营公司，但它仍然是卡塔尔外交政策一个得力工具。
最后，还有一个新兴大国正在扩大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影响力。巴西10年前就在前总统卢拉·达席领导下开始强化推进对非洲大陆的外交和经济关系，尤其是扩大与资源丰富、说葡萄牙语的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外交和经济关系。过去10年，巴西与非洲之间的贸易额增幅超过了500%。该国的增长及其本国冠军企业积极活动已经深化了这种关系，国有石油企业巴西石油公司在安哥拉石油行业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巴西矿业巨头淡水河谷投资了莫桑比克的一个世界级煤炭项目。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总统在5月份庆祝非洲联盟成立50周年期间宣布，巴西将会取消或者重组12个非洲国家的价值9亿美元的债务。
对非洲的较大影响力催生了巴西是南南发展上一位领袖的说法。非洲国家的选票可以帮助巴西在各种国际机构内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有朝一日也许能够帮助该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被孤立的极少数
对一些国家来说，即便是在G零环境下，结交新朋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国际政治和全球经济方面有三大故事正在展开：中国的崛起、中东的动荡以及欧洲的重新设计。这些趋势给日本、以色列和英国这三个国家带来了最大的损失。这三个国家恰好是美国在当今世界三个最重要地区的最可靠盟友，而只关注自我的华盛顿无法保护它们免受这些彻底变化最坏后果的伤害。
中国的崛起令日本感到忧虑。有机会进入中国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对日本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北京新外交政策的自信尤其在涉及领土争端上的自信正在激励两国内部的爱国热情。虽然中国和日本没有步入战争状态，但双方不断增加的敌意正在颠覆它们在商业关系上的进展——这个问题对日本的损害会远远超过对中国的损害。作为回应，日本的决策者想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希望通过加强与亚洲其他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联系来避免将赌注全押在中国身上。不幸的是，在邻近的韩国已经与美国、欧盟和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并启动与加拿大、印尼和越南之间的谈判之时，日本在贸易关系多样化上进展较为缓慢，并且仍然过度依赖于中国的市场。
日本关于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的决定可能最终会收获大量的红利，但这是一项长期方案，而且日本仍有短期经济问题需要处理。华盛顿虽然在安全上能够帮助日本对中国东海的领土诉求，但却不可能保护在华日本企业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做生意而不付出代价。这是对日本经济稳定的最严重直接威胁。
以色列的焦虑更是直接地与国家安全有关。叙利亚内战已向外蔓延，涉及到了伊拉克、土耳其和黎巴嫩。而且有种风险也在不断上升，即因核计划而遭受严厉制裁并成为国际强大压力的对象的伊朗会利用正在叙利亚作战支持阿萨德政权的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代理人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对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有关国家发动攻击。此外，那些在该地区最近动乱后有了新政府的阿拉伯国家以及那些抵制变革要求的阿拉伯国家都急于捍卫各自的国内声望，并会顺应公众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硬立场的要求。虽然华盛顿会继续充当以色列安全的最终保护人，但优先专注国内事项和扩大在亚洲存在的奥巴马政府用于帮助解决以色列周边各种冲突上的资源将会减少。
接下来就是英国，据市场调查公司ICM Research 5月的一项民调显示，只有30%受访者赞同继续保持欧盟成员国的身份。英国如果最终退出欧盟，那么所付出的代价会比许多英国人所认识到的更加沉重。游离于欧洲许多规则和法规及其共同农业政策之外的做法虽说初期会有斩获，但对一个购买了英国一半出口的俱乐部挥手告别将会损害英国的核心经济实力，而且对数十项双边贸易协议将不得不重新进行谈判。英国还会在欧洲之外丧失其许多国际政治影响力。即便英国仍是欧盟成员，但它不愿意帮助重新设计欧元区和全面参与起草新的金融法规将使伦敦成为欧洲游戏新规则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而且由于华盛顿盯着亚洲的新机遇并开始着手与欧盟达成一项贸易协议，所以未来的美国总统不太会特别关照与游离于欧洲之外的英国的特殊关系。
领导人很欣赏各种峰会。精心设计的壮观场面吸引了全球媒体的注意力，从而使总统、总理和首相能扮演全球政治家的角色，并享受一个远离国内各种政治攻击的欢快假日。甚至会场外的各种抗议活动似乎也凸显了场内人物的权力。虽然峰会在危机降临时可能是有用的，但不稳定的G零时代才刚刚开始，而新的全球秩序将在镜头之外形成，这是正在勉力承受新的震荡冲击和结交新朋友的各国领导人做出决定和建立关系的结果。
伊恩·布莱默：美国著名智库欧亚集团总裁、纽约大学全球研究教授、世界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G零”概念最早提出者
来源: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