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它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使当时的清王朝进一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而且它还从信心上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反思甲午战争，可以发现在惨烈战争场面的背后，隐藏着一批几乎无所不在的日本间谍，他们搜集的情报对战争的进程，甚至战争的结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战前全方位搜集中国情报
早在甲午战前，日本军部就不断向中国派遣大批特务间谍，组成庞大的间谍情报网，千方百计地搜集有关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山川、风俗人情等各方面情报。
第一，间谍机构名目繁多，分布地域广泛。
“玄洋社”大约是最早在中国进行秘密间谍活动的组织，其“实绩”之一，是1884年在上海昆山路建起的东洋学馆。1886年，甲午战争前日本在华最庞大的间谍机构乐善堂在汉口成立。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作为掩护，逐步将触角伸向中国各地，相继在北京、长沙、重庆、天津、福州等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并把触角伸展到中国的广大农村。这个间谍网对中国风土气候、人情风俗、农工商业、金融、运输、交通等内容进行精心调查并作好详细记录。日本在华另一个重要间谍机构是日清贸易研究所，设在上海英租界内，名为促进清朝和日本的贸易往来，实则是一个以培养“中日贸易人才”为名的间谍训练机构。
这些间谍机构组织严密，都有着合法的外衣，名义上打着经商或贸易的幌子，实则培养日本间谍。他们有的以外交官、商人、医生、学生等合法身份作掩护，有的剃发改装冒充中国人，四处搜集情报，为发动战争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间谍涉猎范围甚广，情报无所不包。
为了给即将发动的战争提供充分的情报准备和进行精确的决策，当时在中国的日本间谍搜集的情报内容涉猎十分广泛。
日本间谍根津一将汉口乐善堂成员在中国各地搜集的情报分门别类整理，编纂成三大册二千多页的《清国通商综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诸多方面，是一部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这部书为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在日本间谍中，日本陆军部的神尾光臣最为诡计多端。神尾光臣是著名“中国通”之一，1882年被派到中国搞情报，1892年担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不断通过贿赂清政府军机处官员获得机要情报。1894年，神尾光臣奉命驻天津，专门监视李鸿章的行动。他通过收买李鸿章身边的人，对李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如李鸿章调船运送士兵和饷银、派北洋舰队护航等，神尾光臣都一清二楚。
第三，间谍活动层出不穷，手段无所不用。
为了达到获取情报的目的，日本间谍采用了各种方式，甚至不择手段套取情报。
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年轻时即来到上海，开始了间谍生涯。1893年，石川伍一潜入天津，以日本松昌洋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通过阴谋策划，加上金钱和美色的诱惑，石川结识了天津军械局书办刘棻。刘棻将清军各军械营枪炮、刀矛、火药、子弹数目清册，各军械所制造弹药多少、现存多少等悉数告诉日本间谍，刘则得到金钱酬谢。甲午战争爆发后，石川伍一在刘棻家中被捕，其对从事间谍活动、刺探军情供认不讳。
可以看出，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已经通过派遣的间谍得到了大量想要的情报，为即将发动的战争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也说明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有组织、有预谋策划的，完全是一场主动发起的侵略战争。
战时对清廷部署了如指掌
可以说，日本在华间谍活动对日军来说是如虎添翼，而对当时的北洋海军来说则如雪上加霜，严重削弱了北洋海军的战斗力。
首先，日本间谍的情报使日本政府进一步增强了侵华的信心，提前进行准备，主动作为，使北洋海军在战略上陷入被动。
长期以来，在中日实力的对比中，一直都是中强日弱的局面。因而，虽然想发动对清战争，但日本当政者还是信心不足，心存疑惑，他们迫切想通过近距离的观察来了解清朝的实力及备战情况。1893年4月，日本谍报头目、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亲自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直接感受和了解清政府的意图及实力。川上操六在天津停留了一个月，参观了天津机器局，访问了武备学堂，观看了炮兵操演炮术和步兵操练步伐，并亲自登上了北塘炮台观看山炮演习。在其武官神尾光臣的陪同下，川上还对天津周围的地形偷偷地进行了“考察”。通过这次中国之行，川上操六不仅了解到清政府并没有对日作战的全面准备，而且对清军战斗力及地形、风俗人情均作了详细考察，增强了发动战争的信心。
面对日本日益频繁的间谍活动，清政府不仅没有引起高度的警惕，一些官员还为日本间谍搜集情报活动提供了方便。川上操六来华“考察”期间，毫无戒备的清政府还为川上操六提供大量方便，“殷勤接待”，李鸿章甚至视他为上宾，请他参观了军工厂、军事设施、军队操练。
其次，日本间谍的情报使日军了解到清军的用兵情况，从而使北洋海军在丰岛、黄海海战中完全陷入被动。
战争即将来临之际，潜伏在中国的日本间谍蠢蠢欲动，加大了搜集情报的力度。天津是李鸿章的驻地，是清廷外交和军事指挥的中心，也是日本间谍活动最猖獗的地方。驻天津的日本领事每天“派奸细二三十，分赴各营各处侦探，并有改装剃发者”。一些要害部门，如电报局、军械所，都混进了日本间谍，一些李鸿章的往来机密文电和密码都落入日本间谍之手。因此，日本侵略者对清政府的意图和部署了如指掌。
1894年7月下旬，清政府派兵分两路前往朝鲜。主力部队渡鸭绿江，赴平壤;另外，清政府租用英国的“飞鲸”、“爱仁”、“高升”三艘商船载运2500人，计划从天津大沽经海路到达朝鲜牙山，战舰“济远”、“广乙”以及教练船“威远”护航，运输船“操江”载运枪炮器械随行。中国军队分路援朝的消息及出发日期，很快被日本间谍探知，日本大本营获悉后立即调整了兵力部署，派军舰前往截击。
1894年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撤走后，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并未随之撤退，而是继续潜伏伺机窥探北洋海军的情报。由于平壤战事紧急，清政府决定向朝鲜再派援兵，由招商局的五艘轮船运送，为防止日本舰队袭击，李鸿章电令北洋海军主力护航。宗方小太郎在威海得知北洋海军的出发时间，立即将北洋海军军舰开赴朝鲜的具体日期电告日本谍报机关。得到报信后，日军大本营即派日本联合舰队出发前往攻击。9月17日，正当北洋舰队准备返航时，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遭到日本舰队的袭击，震惊世界的黄海海战爆发。
再次，日本间谍摸清了清军在山东半岛的布防情况，使北洋海军在威海卫保卫战中受到陆海夹击，最终全军覆灭。
针对北洋海军，日本间谍长期以来展开了大量的军港情报搜集工作。从1888年底开始，一些日本间谍潜伏在施工中的威海卫炮台以及威海卫通向荣成的道路、荣成湾附近，对威海、烟台、荣成等山东半岛一带进行详细的调查。他们向日本海军提交报告，认为日本对中国开战时，当从荣成湾登陆，对威海卫应采取背后进攻的战术。因为荣成湾面阔水深，沙底适于受锚，无论遇到何等强烈的西北风天气，都可安全锚泊，而且这里位于直隶海峡外侧的偏僻海隅，离威海卫较远，不大被人注意，正好袭威海之背。该建议得到采纳，为日军后来陆海夹击北洋海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1894年夏季，日军派间谍宗方小太郎潜入烟台、威海，侦察北洋水师的动向。宗方小太郎化装成农民模样前往威海，在汉奸的帮助下四处搜寻情报，甚至登上了小船，到刘公岛暗地了解水师的布防情况。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清军获得日军进攻山东半岛时携带的一张地图，上面村、路、炮台、营房、山、河、井、树都画得十分清楚、详细，一目了然。
在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使用各种手段，源源不断地将北洋海军的作战消息传回国内，使日军在第一时间提前做好准备，充分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而北洋海军兵未动，行先露，直接导致在具体的作战行动中陷入被动。
情报战全面落败教训深刻
时间已经过去两个甲子，甲午战争的硝烟虽早已散去，但它留给后人的启示仍然很多，对于今天为实现民族复兴梦想而奋斗的国人来讲，总结历史教训，鉴往知来就显得更为重要。
启示一：提高警惕，防间保密毫不放松。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华间谍侦知了大量情报，这固然是因为日本间谍不择手段，但也与清政府保密意识淡薄、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有关。甲午战争期间，当“高升”号运兵船停在塘沽码头时，码头区竟然没有进行警戒，一般闲人都可以自由来往，甚至竟有日本人“来往不绝，凡我船开行，彼即细为查探，非但常在码头逡巡，竟有下船在旁手持铅笔、洋簿，将所载物件逐一记数，竟无委员、巡丁驱逐”。李鸿章赴日谈判时，因日方破译了中方的电报密码，李与北京往返的密电内容及中方割地赔款的底线，全部为日方所了解，因而整个和谈的进程都在日方掌控之下。
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针对我国的情报搜集工作一点也不比以前少，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毫不放松地做好防间保密工作，时刻牢记保密无小事，保密就是保胜利。
启示二：未雨绸缪，加大力度研究对手。
甲午战争中，由于日本间谍事先了解到北洋海军行动部署，日军预作安排，突然袭击，这是北洋海军作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清政府在情报搜集方面却全面被动，战争爆发前，清政府片面相信列强调停，害怕战争的到来，一味消极避战;对日本政府势在必得的侵略野心、咄咄逼人的侵略行径没有全面深入的认识;对日军的侵略行动没有做到事先详细周密的了解。
当前，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否定侵略历史，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很可能将再一次成为战争的策源地。对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加大对对方国内形势的研究，作好准确的预判，提前进行准备。
启示三：把握大势，做好信息搜集统计。
在信息社会迅猛发展的今天，各国普遍重视信息搜集工作，一些西方大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惜侵犯个人隐私，把窥探的触角伸向全世界。有备才能无患，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保卫祖国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信息的搜集与统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全力做好信息搜集统计工作，为国家决策提供依据。(作者为海军潜艇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