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社会围绕“往何处去”的改革问题已经进行了太多的争论，有对宪政民主的呼唤，也有文革思潮的激荡，有悲观的声音，也有乐观的期待；显然，不管主张什么方向的改革，只要主张改革，就能说明人们对“现实”的不满。那么，当代中国是怎样的状态，为何如此众多的人都希望改变？主流媒体不是一再宣称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吗？若确实存在严峻的问题，那其中的症结在哪里？我认为，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应该首先思考当代中国的“起源”，也就是说只有知道了病根在哪里，才可能做到对症下药，否则很容易陷入“疾病乱投医”的尴尬境地。
关心中国现当代史的人都知道，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启动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后，中国便进入了学术界通常所说的“转型”阶段。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思考起点，因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党内高层有太多的路线之争，当时并没有形成当下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结构，至少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还没有真正形成，意识形态的争论仍然是当时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孙立平先生的文章对此话题已有较为系统的分析，本文不再赘述。我认为1989—1992年的中国局势是思考当下中国的最佳时点，因为正是在那时，中国最后确立了当今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基本架构，也随之形成了当今社会的基本运行逻辑和各项（潜）规则，下面我们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加以具体呈现。
第一、改革开放的政治基调被确定。众所周知，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最终是以改革派的失败而结束，中国政坛因此而出现了左倾返潮的局面，当时新上台的国家最高领导深知“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高压线，是绝对不能触碰的东西，这种思想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不料之后发生了著名的“邓公南巡”事件，新领导面对新形势，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举起改革的大旗，但是地球人都知道“一条腿走路”的艰难，他们自然也理解其中的微妙，所以明知这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话语策略，但是也不得不将“摸着石头过河”宣扬为十分宝贵的政治遗产加以膜拜。说白了，当时形成的主流政治话语大多都具有这种“无头苍蝇”的特点，比如“稳定压倒一切”、“黑猫白猫论”、“先富后富观”等等，这些至今还被吹捧到很高位置的政治口号其实就是“回避”问题，是缺少社会规则意识和政治方向的典型表现。最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基调，至今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它背后有两个基本要求：中国经济必须要增长；中国的政治制度坚决不能改变，至于二者一旦发生冲突该怎么办，那就由当时的政治领导人来想办法了。我认为，这种政治基调是思考之后20多年中国社会基本面貌的总背景，在制定初期它虽仅仅是一种政治“派系”妥协的产物，但形成之后却具备了超强的稳定性，之后的各代领导人都没人敢对这个基本政治方向提出异议，更不用说主动去改变它了。
第二、行政威权体制逐渐得以形成。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国政治体制逐渐形成了“威权”特征，即现实的最高领导虽然享有最高政治权力，但不能触碰“92政治基调”，否则体制内其他领导就可能联合起来“将你拉下马”；但是在不违反这个政治总原则的基础上，体制内领导又确实存在着权力分配的“金字塔”结构，各级政治权力被相对稳固地分配到各层级的领导干部手里，并形成某种意义上的相互制衡和庇护。在没有底层社会力量威胁政治结构的情况下，最高领导为了换取下属同僚的支持，往往都会默许他们的一些违规行为，从而通过收买人心来稳定自己本来不太稳定的政治地位。这种行政体制既照顾到了最高领导的权威，也考虑到了下级和地方领导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之发挥，为了完成国家经济增长的目标和政治体制稳定的底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共同“绞尽脑汁”，探索双目标的同时实现之策。因此中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即官员升迁考核最看重的就是他所领导地方或部门的经济绩效，同时又实行“稳定”问题的一票否决，这一要求就成为了中国政治生态的“指挥棒”，只要进入这个体制内，人们就会潜移默化地想办法创造这种政绩，以求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收益。可以说，如何来顺应这种威权体制及其规则要求的思索已经蔓延到中国社会特别是官场的核心话题，这是进一步考察当代中国的又一背景。
第三、社会财富分配的潜规则被推广。在中国政治系统同时追求两个经常可能发生冲突的目标时，政界人士逐渐摸索到了一个较为合适的门路——“权力市场化”，既一方面借助市场体制激发民众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但为了防止民间资本力量崛起和随之可能发生的公民社会运动，另一方面则将公共权力“嵌入”市场体制，通过人为的政治干预将市场力量分化和“腐蚀”掉，从而确保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不会形成独立于现有政治体制之外的健全的“公民社会”。具体来说，这种策略可以分为三个基本步骤：首先是宣传致富光荣，动员大家积极投身于社会财富的生产，并让他们看到财富能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其次是告诫大家如何获得财富，那就是不仅要努力工作、学习技术，更要迎合现有体制，否则就永远都不能成为社会上层人士，比如商界人士必须攀附官员才能坐大坐强，学界人士必须为现体制逢迎拍马才能获取权威地位，工农必须顺应体制潜规则才有机会发财致富等。最后是完成对社会大众的训诫，并确立财富分配的最终方案，体制内精英当然优先参与财富分配，其次是体制的所需拥护者，再次是因威胁政治稳定而急需收买和安抚的异己人士，最后是那些有口饭吃就“感谢党”的普罗大众了，这实际上就等于鼓励人们“作恶”（说谎、奸诈、投机、谄媚），诚恳和老实几乎就成为了“傻瓜”的代名词。但又必须承认，这又确实可以取得短期的经济效果，毕竟这种体制可以创造出一定数量的大宗消费者，甚至可以通过“家电下乡”的奇妙方式推动新市场空间的形成。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社会道德的堕落，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逻辑会无以复加地运行，但双层政治目标确实同时实现了。
第四、过把瘾就死的社会心态开始扩散。在上面所述的这种社会状态之下，即使是国家的最高层领导也深知，目前的这种社会体制是注定不可能长期维持的，但是又迫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政治遗言和当前的威权体制，无人敢于率先打破既有的政治游戏规则，最后只能是“混日子”，只要自己在位时候不出“大乱子”，自己享受到了足够的荣华富贵，哪还顾得了“身后名”？我相信这就是“闷声发大财”的政治逻辑得以生成的“个体心理”过程！在这种政治观念传播之后，官场必然会出现“过把瘾就死”的心态，能获得多少享受的机会就尽量争取，清廉公正既然不能获得好下场，再去争取这些好名声也就成了非理性的行为；更为关键的是，一旦这种心态普遍蔓延开来，官员内部就会形成“赢者通吃”的社会潜规则：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贼”，只有相互“帮衬”才能获得共同安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被查的腐败官员大多生活糜烂，如包养二奶、三奶等，且经常是相互串通的“窝案”。中国自古就有“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说法，当中国朝堂之上和各级父母官都存在这样的心理状态时，民间社会自然会被感染，享乐主义思想和各种欺诈行为遍地开花，社会道德沦丧到空前绝后的状态，张鸣先生所谓的“互害型社会”由此出现。
从上文的叙述中不难看出，当代中国的基本形态确实起源于“92基调”，22年过去了，这个政治基调基本没有发生改变，哪怕是微妙的表述修订。而又正因为这个基调从本质上就存在严重的问题，最终由“对问题的逃避”演绎出了“问题的不断叠加”，始有当下的中国社会结构和令人忧心的社会问题，若不能正本清源，对这个东西进行彻底的“清洗”，试问，谁还能力挽狂澜，救国民于倒悬？我坚信，若我们继续逃避对“92基调”的理论反省批判，中国目前的社会形态根本不可能得到改观，只能是一步步走向崩溃的深渊。面对这种局面，自由市场方向的改革呼声和主张强化国家权力的左派改革倡议同时登台，对此，我只想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如果强大的国家权力可以化解问题，改革开放不就是完全没必要了吗？中国当前的社会财富分配方法得以顺利执行难道主要不就是依靠国家权力的“独大”而市场力量却被置于“恶性竞争”的状态之下？与自发市场机制所可能带来的社会不公正相比，“权力市场化”机制所导致的“社会不公正”难道不是显得更加赤裸裸？可惜的是，有多少人根本不想也不敢面对中国这段历史和社会现实，仍然痴人说梦般地期待一个万能的强大政府化解当下的中国社会危机，我相信这种声音的背后其实就有“反改革”的力量在作祟。
理解了当代中国的起源，我们可能会感受到：当下的中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然崩溃和主动改革正在赛跑，已经由不得人们继续观望彷徨。危局当下，社会体制的批判者们本已“应该”获得足够的说话空间，但我们却到处可以看到体制内外的保守力量正在对这些批判者进行的无端指责，甚至还玩弄文革时期的“扣帽子”伎俩，动辄就将疾呼改革的声音视为敌对势力。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已在征途，不应过于急躁，否则反而容易葬送改革进程，他们以稳健派自居，指责激进改革思想；殊不知，中国20多年来的社会发展停滞和倒退经常就是以此作为“掩护”而发生的。我认为，中国民众已经给了政治当局太多的时间和空间，他们绝不该再受到“过于激进”这样的指责。
公共话题的争论有三个层次：应该选择什么方向，现实情况如何，实现理想目标的路线该怎么选择。学界关于当下中国的改革方向有尖锐的争论，关于现实情况的问题严峻程度也有不同的判断，实现各种改革理想目标的具体路线就更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改革共识”，而“92基调”却还处于超稳定的位置，所以当下中国的改革并不值得乐观。孙立平先生最近的文章《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对这种局面给予了深刻的分析，我认为本文的各种观点应该发挥两个基本功能：其一是提醒当政者若不能拿出大的决心是不可能完成这项改革重任的；其二是惊醒中国民众认识到当下中国的基本局势，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参与到社会改革进程之中。我认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启动必须从动摇“92基调”开始，正视市场经济体制对相应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内在需要，而不能继续回避经济建设和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对立。20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政治腐败、社会堕落和经济风险无不与畸形的“改革路线”有着密切关系，这个病根不除，任何的改革成效都将被现行体制所抵消和腐蚀，最终只能功亏一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