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携母带女，在中国营造的“温柔外交”还未落定，随后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又在北京与中国防长针锋相对，掀起一场引发外界广泛猜测和关注的“口水战”。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注定不会平稳。

坦率地说，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恢复昔日的中央大国，成为东亚的超级“巨人”只是早晚的事。中国的崛起必将大幅改变区域的权力结构，并对现存的秩序和格局造成重大冲击。

亚太目前的权力架构，是在二战之后区域国家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战争之后确立的。自此以后，这一区域的发展经历了几次调整，除了苏联瓦解这一外部因素之外，区域内部的力量重组，也是引发结构和秩序演化的重要缘由。

197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东京试图以自己为中心，重塑区域的经济结构。但泡沫经济的出现，导致东京陷入“失落的十年”，并一蹶不振。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的抱团发展，使得以前支离破碎的地理版图逐渐整合，并在20世纪最后10年成为惹人注目的经济活力地带，一举摆脱动荡落后的面貌。由于东北亚一直笼罩在历史阴云当中，东南亚得以成功在19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一体化进程中，充当发动机的角色。

尽管这一整合进程取得很大成就，从南到北将整个东亚纳入其中，并雄心勃勃地将其势力范围，拓展到更宽泛的亚太地区，将周边的印度以及太平洋的大国吸收进来，但囿于自身的实力以及东盟（亚细安）内部的力量涣散，这一组织为整个区域整合提供的动力在减缓。当美国推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中日韩越来越热衷于自贸谈判的时候，东盟的窘境立即显现了。

与日本和东盟相比，中国的崛起对区域格局的挑战要深刻得多。其一、中国的经济总量以及经济辐射力要大得多。迄今，中国是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在美国的五个正式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当中，中国是除菲律宾外其他四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其二、更重要的是，日本和东盟都只是从经济上重塑东亚的格局，中国的崛起改变的将不仅仅是经济格局，还包括政治和安全在内的整体格局和秩序。也正因为此，巨龙尚未腾空，已引发一片喧嚣。与中国存在领海和岛礁争议的国家，不论菲律宾、越南还是日本，都寄望尽快解决，而不是延至更危险、更没有胜算的未来。

在焦虑的应对过程中，菲律宾和越南自知实力悬殊，更多采用国际化策略，促使南中国海议题的多边化趋势，比如呼吁东盟国家共同应对中国，将争议诉诸国际法庭等。日本则加紧国家“正常化”改造，摘去二战之后战胜国所套加的非武“紧箍咒”。他们的相同之处都在于，极力借助美国并强化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角色，以此抵御所谓“中国的欺凌”，平衡北京的实力和影响。

这一策略的要害即在于，白宫也一直忧心忡忡，担心中国的崛起将挑战美利坚自二战以来，在东亚地区的安全优势地位，以及围绕其所打造的政治、安全格局和秩序。这一格局和秩序本是为应对苏联威胁所构建，苏联崩溃下去了，这一格局和秩序却在所谓的中国巨龙面前焕发新生。

不论是中美，还是区域国家，都不应期望东亚陷入一场两极对峙的新“冷战”。中美曾在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交过手，在1960至197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也曾暗中较量过，两者都曾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当前，在美国国内债台高筑、海外军事力量收缩的背景下，大幅增加对华军事威慑并不是明智选择。但是，逐渐强化其在东亚的投入，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比如通过TPP拆解中国的周边经济版图，通过强化军事同盟并增加西太平洋军事部署，应对北京的“深蓝战略”等。

自奥巴马上台以来，这些投入已使中美关系一直徘徊不前，处于尴尬的“假朋友”行列。尽管双方升级了战略经济谈判机制，并提出了构建超越历史悲剧的“新型大国关系”，但笼罩在太平洋上空的阴云始终难以飘散。

与美、英不同，受限于大国林立的地理环境，中国的成长要面临险恶得多的外部挑战。对此，北京必须要规划连贯清晰的大战略，力图避免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与守成大国迎头相撞，被周边国家合力“围剿”，从而导致中国“第三次现代化”进程受阻。

作者任职于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