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买盘事很走运。以前买到过『意志的胜利』（和与之对阵的『意志的毁灭』）等，是可以拿来看看德国女电影师L.立芬斯塔尔作品的。近来又买到36年柏林第八届奥运会的盘子，叫『奥林匹亚』，是立芬的名作。还有一盘叫做『THE WONDERUL, HORRIBEL LIEF OF LEINI RIEFENSTAL』，中文翻译成『伴随希特勒：暴乱人生』，是立芬接受采访，回忆她的一生及其作品，届时老太太已经玖拾高秩。
关于立芬斯塔尔，西方人们争论已久；一方说法和立芬自己说法同，就是说，她不知道她是在为纳粹宣传，是在搞艺术，且一直如此，只是知道了屠杀犹太人集中营事情后有所懊悔，心灵受到震撼；一种说法是，立芬本身是纳粹宣传的始作俑者，她的作用和戈培尔无不同，这从她的早年宣传纳粹党代会的电影就已经看得出来，而她的『胜利』则是登峰造极之作。
这个争执一直持续到今天，延及到中国关心此人此作者，还有人专门写文章对立芬大加赞赏，说明她的美丽囊括其作，简直有爱屋及乌之迷恋。说明东方一批人是她的崇拜者。
纳粹时代一批艺术家，音乐家的确在希特勒时代做事情。犹为突出的当然是德国大指挥家福特文格勒。近来的电影『选择/TAKE SIDE』，从一个侧面再现了福特的尴尬。其中一个场面震撼人心。美国军官审判他，说他的贝多芬是为纳粹张目，他的艺术陪伴着无数犹太人的尸骨，他的私生活充满了丑陋，他有多少情妇，他应该被审判，云云。福特精神紧张，满头冒汗。面对“政治上正确”的“义正词严”，他几乎无言以对，垂头丧气。但是，参与审问的美军秘书，一个德国抵抗者的女儿，此刻却站起来说，我要退出这个审问（她是审问的秘书，记录者）。美军军官问她何以要退出。她答，纳粹审问我和你审问福特是一样的。美军官愕然！
这个插曲是说，在选择政治正确的自由方面，是不是有选择“政治不正确”之自由。而选择正确方，有没有权利像不正确方一样，采用纳粹不宽容的方式对人对事？福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是不是大于政治的正，负面，而得到超越的可能性。当然，现在的说法是，福特其实以他自己的方式捍卫了人格和艺术；他救了很多犹太艺术家，等等。这些问题今天还在困扰着东，西方的人们，尤其是我们这些崇拜福特指挥艺术者，更是为他的受责辩护。
纳粹上台，他们解决了德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希特勒在号召人们振兴德国的时候，强调服从。他说，阶级斗争让位给阶级和谐了。德国人要不分阶级共同奋斗了。于是，民族的政治经济问题，在德国式的公民社会里得到特殊的解决办法（这让人想起俾斯麦解决政治经济问题的办法——按照我们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说法是，俾斯麦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搞阶级调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确起到了马克思主义者斗争哲学没有起到的效用；如各种福利，压抑富人，调济穷人）。希特勒的1936年，的确是一个看似复兴的社会。极高的生产增长，失业问题的解决，农村问题的解决，爱国和乐观主义的提倡。这一点也许是他接受了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做法。而自由之义在经济奇迹面前完全被忽略。
然而，在人们，尤其是德国人自身首肯这个看似欣欣向荣的社会的同时，一种纳粹美学，纳粹宣传应运而生。这个美学是人种学和政治集权学的延伸。一般而言经济政治国有化带来的思想国有化的局面开始出现。这个局面虽然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对不同，但是那种一切听从于国有化的传统开始起作用。这注定了由希特勒和斯大林二者，形成了二十世纪两大极权主义社会的基础，成为人类此时悲剧效应的发源地。这个悲剧效应不是因为经济的萧条，而是因为某种经济的所谓“复兴”所致。而此刻的美学，也就成为某种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特有的美学及其囊括的文化乃至体育。
在立芬拍摄的纳粹党党代会的电影上，纳粹的群众集会开始呈现一种集体狂欢的悲哀场面。她的摄像机开始围绕着一个小丑旋转，在此小丑的周围是忘乎所以的群众。队形开始展现党的各种象征，几何方正和圆形图式或者在光天化日之下闪闪发光，或者在阴暗的深夜鬼火耸动。希特勒煞有介事地举起他的臂膀。他的臂膀直接指向前方。人群万众一心地呐喊着，行进着，皮鞋踏响了柏林和德国的土地，这些皮鞋离开变成铁蹄已经是一步之遥。
而人体，在『奥林匹亚』里呈现的男女人体，肌肉健壮，动静有序，类似机器，成为一种特有的美学指涉，他只是指向所谓的意志，所谓的目的；而这种意志和目的是被指示的，驱使和命令的，是一种我们说过的“服从”之美。虽然立芬用希腊人的旧作衬托这个希特勒时代的肉体机器，但是她完全忽略希腊人时代和希特勒时代相反的美学指涉；因为一种是人和人体的本位美学，本体美学，另一种是对于人体和人脑的控制的美学，是从本体本位倒退之的美学，是希腊民主和静穆之美的悖反。相比之下，一些非健壮，不服从的头脑和肉体，像不俱纳粹精神的思想和流派一样，正在等待被严酷取消的厄运。
纳粹军官笔直的身材遍布奥运会的现场。他们喜笑颜开，自高自大。
所有这些，使人们忽略了类似罗丹之『老妪』塑像和波德莱尔的诗句。那种关于人文关怀和上帝怜爱的西方文化被掏空和修改了。排斥，成为一种服从的补充品。人们以自己对希特勒的崇拜为骄傲。
立芬说，希特勒有很大的能量，她有强烈的辐射，没有人不被他影响。
继而，人们开始在服从和排斥之间定位崇拜；继而找到崇拜的反义词，打击，迫害和灭绝。大屠杀是这一系列精神品质的总结。
把人们带到健康，向上和美的天堂的路径，开始实现他相反的目标，就是把不健康，有弱点和有缺陷的人和族裔——他们说是犹太人（也包括波兰人，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人，除去日尔曼人的几乎一切民族）——带向死亡。
在36年奥运会赞美胜利，意志和美的同时，一切异议者，失败者，软弱者和有缺陷者，开始领教死亡。虽然，那个“最后解决”还没有到来。进攻波兰和莫斯科的日子还没有到来。然而纳粹的火炬，开始点燃，就和36年奥运会的火炬已经点燃一样。
我们从画面上看到希特勒坐在主宾席上，他的旁边是戈培尔。他聚精会神地观看比赛，时而腾身而起，为德国运动员欢呼。
在他的心目中，一切健儿，一切赢家，应该成为美和力量的征服者，世界和人类的征服者。这个奥运会成为他构思屠杀的一个序曲。
而所有这些，是立芬斯塔尔记录和创造的。她炮制的德国人及其领袖的伟大画面，万众一心驰骋在广场和体育场上的画面，让这位老太太在事情过去四，五十年以后，非但没有任何懊悔，还是如此之兴致勃勃，手舞足蹈。
她在回忆镜头是如何摇动的，她的剪辑是如何取舍的，她是如何看到她和希特勒或者戈培尔站在一起的；虽然她愤怒谴责有人指涉她接受了戈培尔的情书……
立芬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说，莫斯科和北京举行的此类集会要壮观得多……
她无意识说出了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就是，在伦敦或者纽约，是少有此类集会的。
我们可以引用李慎之先生对于中国此类集会的一段文字——
“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的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但是它国小民穷，因此这两天报上登的外国反应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国庆盛典、世界第一”。
观看庆典的群众肯定是高兴的，这样的大场面，人生那得几回逢？就是练队练了几个月，到正日子还要从凌晨站起一直站到中午的学生也一定是高兴的。小孩子、青年人最可贵的就是永远不败的兴头，不管多苦、多累、等得多久，多单调，只要一踏上天安门，就是一辈子的幸福了。
庆典的标语和彩车所展示的，电视上与报纸上所宣扬的，这五十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整个历史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
当奥运会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专制集权的科学精神和无视弱者的丛林哲学之集大成“美学”的时候，灾祸的发生，就变得可以预期了。
关于意识形态的课题，也许我们不用学究式地重复某些理论。我们自己就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生态之中。体育比赛的赢家无不带上政治的内涵，就像原来说过的，胜利了，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而且，所谓“小球转动大球”，体育成为某种政治外交的工具，还被津津乐道。而桂冠后面产生的价值估计，成为中国经济的一种奢侈，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我们没有像希特勒那样在历史中找到这类可以延展的证据，我们的证据只是停留在短暂的历史变更里。这个变更就是，是正面政治引起了正面体育效应的出现。
而所谓科学的体育化，就是人们在工具化后面的异化，却少有人对此加以评估。人的工具化，其实正好是运动员非人性训练和极限试验的证据。一般而言的群众性健身运动被抛掷脑后，专业和贵族体育成为奥运会的常见景象。于是事情颠倒过来，不是体育为了人，而是人为了金牌。
而在一些集权社会和集权国家，体育运动成为统治者的另一种政治化和军事化工具，成为胜者为荣，败者为罪的野蛮实践。就像战场上的逃兵一样，失败者受到严酷惩罚。
我们读到过萨达姆政权的体育政治即如此。
这种集权社会中大肆展现的人体竞争，不过是回到古罗马和更为古代的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野蛮格斗之中。只是这种格斗的现代性表现，是科学和美的可塑物，是人性在机器和仪器时代的奴隶，是没有思索和抗争的现代化异物之一种。体育，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强权专制最好的机器人和专制铁臂的延伸。人们在本来就已经忘记自己的体育场上，为了一个忘记的现场而存在，而冲动，而死亡——这是个性死亡的变形安乐死——却可以让服从者从这里，从体育场，直接走向战场，展开杀戮和失却人性。
我们从36年第八届奥运会只是得到这个启发。
这个启发没有误证，是现实和历史的再现；只是我们担忧这个再现，会成为再现的再现。
立芬受到了万众欢呼；受到了戈培尔颁发的奖章；受到了忽视弱势群体美的强者哲学的赞赏；“人是横在超人和猴子之间的绳索”，一个强者哲学家如是说；她在记忆中生活，面对改变了的德国和欧洲；她步态老迈地登上希特勒昔日检阅他的党徒和顺民的检阅台，阳光罩在在她黄昏般的面孔上。
但是，她在东方的传人，却可以生活在她记忆的现实里，憧憬那种好像壮观的惨烈的场面。时间在上演二重性的乐曲，一种乐曲是过去时，一种则为现在时……
纳粹一方面赞扬这种美，一方面放映把犹太人演绎成为蟑螂和老鼠的电影……屠杀变得理性，一是因为理性向来是目的论的，手段论的，合乎目的就是理性的证明和取胜；同时他也变得全无理性，因为理性是对于人类思索的验证，而希特勒的理性不允许验证和证伪，他取消思索和验证。人们的确一方面高歌贝多芬，一方面埋葬数百万在“死亡赋格”中死去的人们，他们说，天庭宽广，是容纳死人的好地方（见保尔。策兰诗歌。）
是的，我们可以允许福特文革勒和门格尔贝戈服从纳粹；我们理解海德戈尔的际遇和他的“焦虑”理性，或者说是体验——他直接导致汉娜。阿伦特言说的，边缘人的前纳粹情结——我们可以宽容所有这些“政治上不正确”者。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来为那些不宽容的美，纳粹美辩护。因为，人类是孱弱的，强者的存在以弱者为依托；美的存在以缺陷为依托；胜利的存在以失败为依托——所以，美国人惠特曼说，万岁，一切遭受失败的人！——人类在本体和认识论上是美的追求者，正因为追求是没有尽期的，美的原理也就和不可知论吻合。不可知论者是宽容的，因为他们没有取得对于人的先知先自觉，也不可能在做到这一点上实现完成式。所有的自由主义者如穆勒，阿克顿和哈耶克们都是。而波普更是对政治上的伯拉图主义进行谴责。
他们也是非科学论者。他们不是像自然科学对待物质于自然对象一样对待人。人是衡量万物之尺度，却非尺度衡量的对象。
他们所以然是人道主义者；是上帝的镜像，等等；只是不是工具，达到目的或者证明真理的工具。
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像对待物质，自然和野兽昆虫一样，对人类产生绝对继而野蛮的认知；没有人可以在万众云集的广场上，只是看到一致性和一致性的造型美，而看不到差异和不同；没有人可以以为希特勒或者其他什么小丑，就是认识论的终结和死亡，而反对者是老鼠和蟑螂。
是的，只有消灭那些把敌人看成老鼠和蟑螂者，人类才可以有幸不被像老鼠和蟑螂一样涂炭和绝灭。
立芬的美学在于，她不了解这一点。她不知道人类是一种强弱，对错，善恶，是非之集大成者；人们有权维护他们个人的恶，民族的恶和思想的恶；人们有权不崇尚官方和统治者的思维，和由此思维带来的胜利和成功；人们有权制裁那些试图消灭这类差异的罪人。理由是，他们有权拥护官方不加认可的丑陋或者孱弱，有权不认同任何奥林匹亚的尊则。
原则当然是，他们不妨碍别人的选择，别人的自由。
是的，纳粹美学不承认所有这些尝试和常识。在那些庄严华贵的表面之下，他们丧失了这个世界本身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现在，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所有的弱者有了布卢姆节和普鲁斯特的梦想；波德莱尔的妓女留下她们不朽的身影，而戈多们可以等待，期望和无聊；茶花女的病态之美得到尊重；私欲和私德没有必要展现在广场上，那是私人的领域——而私人领域的存在，是公共领域存在和建设的前提。美，变得像马斯涅，也同时变得像贝多芬；而贝多芬，也可以变得像艾丽思和“月光”。
我的一个朋友说，爱情，就是爱他/她的缺点……
所有这些品质造成人类的宽容，博爱和退让。
而所有这些，是36年奥运拒绝和排斥的。他的拒绝和排斥，直接间接导致希特勒的排犹，灭绝异己，战争和杀戮。
所以，我们带着极其复杂的心情重温这届奥运会的“盛况”，当然是为了未完成曲式的健康再现，而非重复这个悲剧。
其实，欧洲人这方面的忏悔和反思，包括德国人自己的这类忏悔已经完成。
二战以后，立芬受到批评和拘留。她后来拍摄的电影『奴巴人』，是一个回光返照，说明她没有任何忏悔；她开始沉浸在另一个黄昏的偶像之中，以此“纯粹”来指涉那种“没落”。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强调说，她不必忏悔，她不知道为什么要忏悔；她说她没有参加纳粹党；不知道屠戮犹太人的事实；她的电影是艺术，只是艺术。她还为此指责批评她的苏珊。桑塔格。是的，在苏珊。桑塔格的笔下，“奴巴人”重现了立芬美学。这个美学是没有纳粹的纳粹的挽歌。那些人体，舞蹈，仪式，呈现“偶像的黄昏”，一个死去的健壮之美，一个用其无言，排斥现代人复杂性的部落之美，或者说是人类学之美，一个没落民族的没落之幻觉美。立芬由此得到了她幻觉中的满足感。因为她无法理解什么是美的残缺和美的融合。“奴巴人”激起她的热情，到到狂热的程度。但是，人们也许对于“奴巴人”已经不像对待她的奥林匹亚那般狂热了，立芬逐渐边缘化，忘却化。这是为了忘却的记忆，还是为了记忆的忘却！
36年奥运会过去近半个多世纪了。悲剧是不是在新世纪上演，还在未定之先。只要上述各类纳粹美学，纳粹体育和纳粹政治还在为人乐道，还在以各种形式借尸还魂，还在重复立芬们炮制的美或者其他，那么，奥运会带来的新的丛林法则，也许就还会应运而生。从希特勒德国借鉴的经验教训不足，如果还是那样浅薄和顾左右而言他，还是那样以运动群众代替群众体育，如果还是不理会人性在体育，文化乃至社会上至关重要的价值评估，还是用人性工具，做化为人性考量的唯一标准，……那么，第八届奥运会产生的政治逻辑甚至战争逻辑，就会重新登台，而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反而研之，如果以为造就了36年德国式的经济兴盛局面，就可枉顾人性和人类正常的美学原则，社会原则和政治原则，甚至将其颠覆，那么，形成新一轮的准纳粹叫嚣甚至准纳粹实践，也当然不是没有可能的。
我们不是期待着看到又一次的火炬游行，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种人性的复归，和人性复归的集会和赛事。
在这样的场合，体育，当然要还原成为希腊人原有的人体美，原有的比赛美和桂冠美。
那是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的赛事，而不是建立在貌似公共领域，而实则是某种党派和私域之间的娱乐和赌博。这对于我们中国人也许是初创和首建，是要争取而不是等待的。
在把原先体育政治的伪公共领域颠倒过来以后，在真正体育交流的奥运会上，比赛和交流才会出现，一切，就会变得正常和俱备奥运会精神。
我们期待这个年代到来，并出现上述健康的美学诉求和竞赛诸事。否则，我们看到的36年柏林奥运会的阴影就会升上云端，重新笼罩在我们头上；我们就会成为立芬斯塔尔摄像机下的新的庸众和无脑人，并对国际社会形成一种不可预期的因素。那样，我们中国人就会面临我们的“后人复哀后人”的无穷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