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夏朝始，中国历代统治者正式建立的大小国都或陪都有298个，如果加上一些王朝末期匆匆选定的“国都”和农民起义政权所在地，这个数目会增加到350个左右。如此频繁的建都、迁都史，在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
迁都往往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条件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的迁都案例中，有的因素凸显，而有些不那么突出。中国古代统治者以天命自居，对国都的选择与营造极其重视，一旦确定就不再轻言迁都。无论被迫迁都还是主动迁都，统治者常常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和社会压力，更考验他们的勇气和智慧，主动迁都者尤甚。
进攻与退守
在古代中国，选取一个“固若金汤”的都城几乎是所有统治者思考国都问题时的首要因素。大多数时候，统治者会寻找一些具备良好地形据守条件的地方作为国都。但出于加强防御的考虑，统治者有时会将国都主动设在靠近军事冲突前沿但本身易守难攻的地区，既能扼守军事要塞，又不易被侵占，也不失为一招妙棋。
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周振鹤看来，唐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比较大范围的天下之中就在三河地区，从政治地理上来说，就是所谓核心区。从三河缩小到一个地点的天下之中则是洛阳。从西周到唐代的统治者，都有在洛阳建都的事实或打算。
虽然王朝领土范围的中心位置是建都的理想位置，但不一定是最合适的现实位置，因为要考虑政治军事经济因素。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一方面要控制内部的敌对势力，另一方面要抵御外部的侵略行为。在这种考量下，唐代以前，适合这一要求的是西安一带，而不是当时的天下之中洛阳。
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对山东地区(即崤山以东黄河下游地区)而言，是居高临下，起着明显的控制作用。《盐铁论·非鞅》说“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就是这个意思。这一地区又有四塞之固的地理优势，即使控制不了东方，也能据险保守独立。洛阳则没有这个优势，万一四方叛乱，难以保全国家政权。这是控内。在御外方面，唐朝以前，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敌威胁来自西北，故而对强盛王朝而言，首都偏于西北有利于抗敌自保，西汉、隋、唐都是如此。
宋以后的外患来自正北或东北。所以，首都的定位也受到影响而变迁。长安衰落后，北京继之兴起了。
根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的研究，北京城地缘政治上的巨大变化发生于五代时期。当时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做皇帝，竟以今北京和大同附近一带边防重地，拱手让给契丹，史称为燕云十六州的割让。936年，契丹入蓟城建为陪都，号称南京，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辽。此后，北京从一个华北平原的北方门户，逐步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数百年间，代替了前期长安城的地位，形成了全国最大的一个行政中心。
到了明朝，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依然是其统治的最大威胁。明成祖朱棣做燕王时即与蒙古周旋多次，称帝后又五征漠北，深知蒙古此后仍是国家边防大患。事实上，蒙元对明王朝的威胁一直没有解除。坐镇北方，利于征伐和安抚并用。北京的地缘位置又属交通要冲，占据北京就挟制了西北到东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条关口，确保军事上的主动地位，也有利于就近指挥作战和保障后勤支持。加强北边防务成了迁都的重要原因。
当时，明太祖、朱棣父亲朱元璋已定都南京，形同祖制。朱棣以国家大计为本，不拘成规，破除阻力，决然迁都于当时的边塞之地，在汉民族中确立了北京作为地缘板块中首位城市的不二地位。从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看，这无疑是一项极其成功的战略大迁移。
明朝初年，朱元璋定都应天（南京）也有充分理由。历史学者汤爱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原因：首先，南京是朱元璋的根据地，具有深厚基础；其次，南京“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也”；其三，南京周围经济发达，粮源比较充足，便于供养明朝庞大的军队和国家机构，南京是保障充足物质供应的理想之所；其四，在心理上，按当时的五行学说，南方属火、属阳，颜色为赤，北方属水、属阴，颜色为黑，朱元璋国号为明，攻克大都灭掉元朝，是以火制水，以阳销阴，以南克北，实属天意。另外，朱元璋生性节俭，不愿轻易舍弃坐镇南京时修建的宫室官署，另建新都是“损耗民力，于国无补”。
当然，朱元璋也意识到，定都南京有不利之处。主要有两点：首先，这里“去中原颇远，控制良难”，不易成为有力的军事基地，以部署对元朝作战的北方军队；其次，南京在防守上无险可恃，历史上多个短命王朝的覆亡历历在目。
为保持一种平衡，朱元璋命令在离南京数百公里之外的凤阳建中都，作为南京的战略屏障。他还将24个儿子和1个孙子分封在各地，让他们“夹辅王室，尽君臣之义”。其中第四子朱棣于1370年被封为燕王，封地即在北京（当时被朱元璋改为北平），由于明军不断对北逃的蒙古军队用兵，燕王势力越来越大，不仅拥有自己的军队，辖制北京及其周边地区，还被赐予调遣当地军队与官员的权力。
最后，朱棣取建文帝而代之，并于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成为“行在”。1420年，明成祖正式将都城迁往北京，南京虽保留六部，但已无实权。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殿廷认为，纵观北京的发展史和建都史，其发展轨迹是：地方政权（燕国）的都城→秦汉时期北方的重要边塞→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封建割据势力盘踞的中心→隋唐北方的军事重镇→北半部中国的辽国陪都→全国的政治中心。这座城市从最初的原始人类定居点发展成为整个国家的政治中心，是中国历史与北京历史发展结合的必然结果。
吴殿廷称，在封建社会，国家的政治中心与军事重心不可能长期脱离。北京地区自建城始，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步成为军事战略要塞，这就为其后向全国国都的过渡奠定了条件。辽金时期是北京历史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是北京由地方政治中心向全国政治中心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
辛向阳、倪建中在《首都中国》一书中写道：以汉族建立的明代，在15世纪中叶，仍以北京为全国的行政军事中心。置与全国首位经济区（长江下游）的遥远距离于不顾，这是一个勇敢的创举。北京人与蒙古人、满族人只隔了一条近在咫尺的长城，军事上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因此近代政治地理学家多誉之为“有进取性的首都”。
明朝到了末年由盛转衰，来自西北的农民起义军和东北的女真族威胁剧增，据守北京就成了不利因素。著名明史专家顾诚在其代表作《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中详细记叙了“南迁之议”的兴废全过程。
1644年初，尽管崇祯对李建泰的出京督师和抽调吴三桂部抵御农民军还有幻想，但山西前线传来的越来越不利的消息，使他感到前途渺茫。在内外交困时，他何尝不想效法晋元帝、宋高宗，赶在大顺军兵临城下以前脱身南逃，依托半壁江山苟延残喘。
这年正月，崇祯多次秘密召见主张“南迁图存”的左中允李明睿，对他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勷，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接着，他同李明睿具体商量了南迁路线、护卫、饷银和留守事宜。二月间，形势急转直下，代帝亲征的李建泰束手无策，派人飞章上奏说：“贼势大，不可敌矣。愿奉皇太子南去。”
南迁的问题逐渐由窃窃私议而公开形之于奏章。崇祯的本意，是自己逃亡南方，但一要大臣勷赞，二要顾面子。可大学士们唯恐皇帝南迁时留下自己辅佐太子据守；即便随驾南迁，一旦京师失守，也说不定由于自己曾主张南迁而替人受过。于是一个个唯唯诺诺，不置可否。还有一部分廷臣，如左都御史李邦华，竟主张皇上自然守社稷，而让太子朱慈烺到南京去监国，同时分封定王和永王。如果实行这个办法，崇祯自己仍然逃不了命；即便有如天之福，勤王兵及时赶到，守住了京师，也难保太子监国南京，不会重演唐肃宗灵武登基的旧戏。所以崇祯愤愤不平地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
一片混乱中，给事中光时亨又跑出来参了一本，指责“李明睿南迁为邪说”。崇祯气急败坏地当面斥道：“一样邪说，却只参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姑且不究。”南迁之议在一片纷争中拖延下来。等到起义军逼近北京时，崇祯得到情报说，大顺军除了由大同、宣化方面来的主力外，还有刘芳亮等统率的部队沿黄河北岸进军从南面包抄北京，这时再往南逃也晚了。
内心追悔之余，崇祯只好发出“朕不能守社稷，可殉社稷”的哀鸣，准备同他所代表的明王朝一道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火海了。
腹地与形势
一国之都，宫室所在。人口聚集，不得不依靠丰饶物产的供养，而腹地的距离远近也成为统治者定都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在侯仁之看来，“长安（西安）毫无疑问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前半段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其余如洛阳、金陵（南京）虽然也号称名都，却很难与长安相比拟。”长安城最初兴起正是依凭关中平原的地利之便。
侯仁之认为，远自周初，文王作丰，武王治镐，都在泾渭盆地，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经营咸阳直到渭南，从地理上看，都可认为是长安城的先驱。汉唐长安虽然不在一地，也只能看作是前后城址的转移。长安城的兴起，首先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悠久的历史因素也值得考虑。
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长安城的位置更加重要起来。同时由于地方农田水利的开发，贸易的发达，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地区，到了汉朝，可称得上是全国首富之区。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历述了关中地区的物理条件、历史发展、地方资源和贸易情况后，总结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到了唐朝之后，情势已经丕变。侯仁之分析，从全国各地区的比较看，唐都长安的经济基础已远不具备汉代长安在全国占有的那种优越地位了。简单说来，自东晋而后，长江中下游已全部开发起来，其面积之广大、条件之优越、物产之富饶，是关中地区不能比拟的。因此在汉时富甲天下的关中，到了唐朝竟不得不依靠江南的供应。甚至皇帝在歉收之年，不得不迁居洛阳，就食江南之漕。相对的关中水利之废隳，自然也是事实。
抛开一切政治原因不说 ，唐代长安城的繁荣，可以说已缺乏了应有的物质基础。作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它已失去了过去的绝对优势。
周振鹤总结出古代都城东西徘徊与南北往复的规律：在从西周到唐代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西安与洛阳同时是适宜建都之地，所以，首都在两地之间徘徊搬迁多次。从唐末到北宋的二百年间，则是洛阳与开封的徘徊时期，这可算作一个短短的间奏曲。大致从金朝到今，则是从北京到南京的往复时期，这一时期也长达八百年，且由于与当代相关联，更显其重要。
当然，如果仅从靠近物质供应腹地的角度看，南京应该成为国都的不二之选。但从金朝至今的情况是，北京是国都首选，南京只是一种权宜。
周振鹤给出的解释是：就自然条件而言，北京山前小平原处于华北平原的最北端，从北方而下，既已进入中原，可控扼天下，又紧紧背倚边疆民族的发源地。往北可通过燕山山地诸山口，进入蒙古草原，往东北可沿渤海边缘大路进入松辽平原，往南可经太行山山麓通道直达中原地区核心。这就是一种地理上的气势。
清人入主关内，依然延续着辽金元的政治态势。清的龙兴之地在东北，建立了全国性的一统王朝后，舍北京外，没有其他更合适的地方作为首都。这时的北京从辽代以来，除中间明初中断的数十年之外，已有了近七百年的陪都与首都地位。此后北洋政府的中华民国，再往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首都的定位无不依此势而来。周振鹤认为，除西安外，以首都之气势而言，全国没有第二个城市可以与北京相比。西安是以西驾东，而北京则是以北临南。在唐以前，山东地区，即黄河下游地区，是可以与关西抗衡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所在。也就是说，是东西力量的对峙。宋以后则是南北的对峙。东西对峙以西安为上，南北对峙则以北京为上，形势使然，岂有他哉。
周振鹤说，在中国首都的选择问题上，形势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传统观念。这一点有时要胜过经济中心的重要性，也要胜过天下之中的实用性。
水利与水患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和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侯甬坚都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只有个别时期合而为一，绝大部分时间二者是分离的。
国都与经济中心大多数时候是分离的。政治中心所在的国都又麇集着皇室、贵族、官僚、宫女宦官、军兵仆役及游食之徒等众多人口，是最大的消费性城市，京畿所在地区的物产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保障国都地区的物质供应以及与经济中心的便利联系，就成了统治者要考虑的问题。
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大规模、长距离的物资运输以水运最为方便和廉价。运河无疑发挥了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运河通过漕运将国都与经济中心连接起来，可源源不断地供应京师各种物资需求，保障其经济安全，使中央政府无后顾之忧；另一方面，有运河漕运的坚强保障，国都的确定和变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经济条件的限制。
运河对政治中心的作用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秦至隋统一前。这一阶段，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时合时分，政治中心主要在关中，而经济中心始终在关东。在分离时期，两者相距也并不十分遥远，主要表现在关中与关东的关系上，运河漕运的特点是东粮西运。第二阶段从隋唐至清末。这一阶段随着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则转移至南方，南北关系从此稳定下来。运河漕运的特点是：唐中叶前为东粮西运，之后为南粮北运。
秦、西汉的政治中心在关中的咸阳或长安，但经济中心和人口的重心在关东。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统治者还先后将数十万人迁往关中，这更加剧了粮食供应的不平衡。所以，在秦朝时，西北用的粮食，有的要从今天山东的龙口市、烟台市一带调运，西汉中期后，每年都要从关东向关中输入数百万石粮食。这就不难理解，秦末起义为何会从关东爆发，并很快推翻了秦朝。
到了唐朝后期，情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安史之乱破坏了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叛乱平息后，北方又一直没有恢复安定。随着南方农业的发展、经济地位的上升，处于关中的唐朝朝廷已完全依赖于江淮的财赋，连粮食、布帛等日常必需品也完全靠南方供应。
从唐朝后期到北宋立国时，首都由长安先迁到洛阳，最终迁到开封。这是国都迁就运河与经济中心地区的情况。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北宋定都开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利用开封运河的漕运更加方便，于经济上有明显的好处，能保证国都的物质供应。
开封有交通之便，周围运河密布，尤其处于联系东南的汴河之上， 避开了三门等险阻， 极大缩短了漕运距离，“宜乎建都立社，均天下之漕运，便万国之享献”。不过，开封也有一个致命弱点：四周的平原地形，对其防御相当不利。在后晋丧失包括北方长城线在内的燕云十六州的情况下，防守的弱点就更为突出。面对利弊长短，宋开国统治集团权衡之后，仍选择定都开封。
北宋定都开封，由于面临防御上的不利因素，也引起了长期争议。据司马光记载，宋太祖曾有意迁都于有险可依的洛阳、长安，但遭到晋王赵光义(即以后的宋太宗) 以下王公大臣的一致反对，其中将领李怀忠谏曰：“东京有汴渠之漕， 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十万，以赡百万之军，陛下居此(洛阳)，将安取之？军府重兵皆在东京，陛下谁与此处乎？”赵匡胤只得作罢。以后，宋真宗两次巡幸洛阳时，当地父老都劝说迁都于此，真宗虽羡慕洛宅形胜，但考虑到漕运艰难，只得感慨而去。
到了明初，朱元璋定应天为南京，以开封为北京。因为他仰慕宋朝的制度，曾有建都开封的想法，后来因开封周边水道淤塞，优势尽失，不适宜做首都，才放弃这个念头。但开封的“北京”之称在明初竟也保持了十年之久。
元明清三朝均立都北京，主要是从军事政治上考虑，但由于南北经济的差距比以前更大，所以在经济上对南方的依赖性更强。明朝初年又对北京地区大规模移民，对粮食的需要大大增加。输送漕粮的京杭大运河成了明清两朝的生命线。因此在遭遇旱灾时，为优先保证漕粮为过，运河不得用于灌溉，宁可让运河沿岸地区颗粒无收。每逢黄河下游决溢成灾，为确保运河畅通，往往宁可暂不堵口。
有水利，自然也有水害。当一个国都的水患之害危害到统治安定时，迁都甚至多次迁都就成为必然选择。
在盘庚迁殷之前，商朝一直饱受水患之苦，虽前期曾五次迁都，但一直未能安定下来。当时商朝的有效统治疆域在今天的河南、山东西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一带，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河流遍布。虽然地力肥沃，但因地势低洼，极易发生水灾，既使平民百姓损失惨重，也使都城处于被淹没的危险中。
此外，商朝的前期统治者为便于统治四方之民，过分强调都城须“处国之中”，但这样一来，就易遭受四面八方的部落和少数民族叛乱的袭击，缺乏可以托庇的天险也是商都不断迁移的重要原因。
面对国都不稳的现实，盘庚继位后把迁都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最终他选择了殷作为新都。殷又名北蒙，在今河南安阳北小屯村，距离古黄河岸约40里，洹水从城边流过，处于黄河冲积扇的顶部，地势相对较高，不易被水患侵袭。此处土质肥沃，适宜于原始的水利灌溉，便于从事农业生产。
更重要的是，此处是地势险峻的战略要地。盘庚又引洹水修筑了巨大的壕沟，既做到了防守稳固，又避免了灾害性的水害发生，在当时，殷都可谓一个理想的国都之地。
殷都虽好，但要说服久居奄都的贵族遗老和一般臣民将国都搬过去，并非易事，盘庚当时颇费了一番周折。
他首先召集有关臣民三番五次训话，以先王遗命为号召，声称“如果你们存心破坏迁都的计划，先王会在天堂告诉你们的先人，让他们弃绝你们”，又通过当时臣民信服的巫师问卜的方式，确定迁都乃是天意，不可违抗。他甚至责备部分贵族、重臣以“浮言”鼓动群众，好比“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那就无法扑灭），又告诫人民，“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迁都好比乘船，若不好好渡过，就会有全部沉溺的危险）。
盘庚还亲自率领臣民营建宫室居所，挖壕筑城，并许诺跟随他迁都的臣民“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保障了随迁的贵族、百官和人民的基本生活。对于那些怀有异心并不愿迁徙者，盘庚声称“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将毫不留情地镇压，甚至斩尽杀绝，不留一个在新都城）。
在复杂的政治格局中，盘庚恩威并施，运用政治手腕完成了决定商朝命运的迁都壮举，成为古代帝王中著名的“中兴之主”之一。从盘庚一直到商朝为周所灭，数十代商王均居于此，再没有迁都之议。
龙兴与汰旧
在历朝历代有关国都选址的论证中，“龙兴之地”成为经常出现的一个热词。所谓“龙兴之地”，是指该朝代或该统治者发家之地，具有深厚的统治基础和广泛支持，因而也成为定都和迁都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南京是朱元璋的“龙兴之地”。东南地区是当时农民起义军集中之地，朱元璋就是在江浙一带接受谋士定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决策，而后韬光养晦12年，终于剪灭群雄而君临天下，他深知明王朝统治根基在江南地区扎得很深，因而定都南京。
与之对应，北京就是朱棣的“龙兴之地”了。朱棣对北京的感情很深，即位伊始就做了迁都北京的打算，当时礼部尚书李至刚向朱棣建议“北平为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中都之制，立为北京”。朱棣甚为高兴，遂改北平为北京，并长期驻在此，很少回南京。随后开始了向北京的移民工作。1416年，明成祖正式大规模营建北京，至1420年，新都建成。
从1912年到1949年，在以南京还是北京为国都的问题上，民国经历过5次以上的争论。其背后是各方势力依据其统治基础与支持力量的不同而进行的利益博弈。
自1912年1月中华民国建立后，除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在南京建都三个月外，从袁世凯开始，历届北洋军阀控制的中央政府都以北京为首都。1925年7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建立国民政府。随着北伐胜利进展，国民政府于1926年底迁到武汉。此时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造成宁汉对立。蒋介石集团把持了国民党的军权，以遵照孙中山的“总理遗嘱”为由，于1927年4月18日，宣布定都南京。
此后，蒋介石与汪精卫“宁汉合流”，武汉国民政府前往南京。北方的冯玉祥与阎锡山先后“集体”加入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他们对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提出了异议。
冯玉祥原属北洋军阀中的直系，后从中分化出来，称国民军，又称西北军，其人员组成与势力范围属西北与华北地区。阎锡山长期据守山西，其人、财、物更是以山西为核心。建都北京，便于他们插手与控制中央政府。因此冯与阎力主民国的首都设在北京。
蒋介石的主要支持力量集中于江浙沪一带。他们依赖的美、英等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又集中在长江流域。因此，蒋介石与两广的李济深、李宗仁等派系一道，坚持孙中山的“总理遗嘱”，一定要以南京为民国首都。于是，围绕民国建都问题，各派之间展开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
早在1927年6月，北伐军首次攻占徐州时，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初次会见并召开徐州会议时，冯玉祥就提出：“我们将来还是把国都迁到北京去吧！”随蒋介石到徐州开会的吴稚晖当即反驳：“很好，不过你可愿东交民巷存在吗？”吴抓住北京有东交民巷使馆区——这个外国列强侵华特权的产物与中国耻辱的象征，证明北京不宜再作民国首都，论据有力，冯玉祥一时语塞。再加上当时北伐一度失利，北京仍在奉系控制之下，这场争论没有继续。
到了1928年6月初，北伐军第二次北伐获胜，攻占北京后，建都问题的争论重新热烈起来。北方的阎、冯指使一些北方派文人制造舆论，要求中央政府北迁。南方的蒋介石则借中央政府名义，改北京为北平，使其不再成为“京师”；同时，让其谋臣策士连连发表文章，坚持建都南京。
这场关于民国建都的争论历时数月，最终以蒋介石与两广派系的意见占了上风。其时蒋介石控制了中央政府，又掌握大量宣传机器，且有“总理遗训”的“尚方宝剑”，因而在与阎、冯北方实力派的论战中，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阎、冯势力见木已成舟，就偃旗息鼓了。
不久以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无法调和，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中原大战。
到了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的国民大会期间，建都之争又一次兴起。
在国大会议期间，一般支持建都北平的代表多从国防安全立论。他们认为，未来中国大陆上的威胁将来自日本，加强北方的国防建设是谋求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的重要策略。他们主张，要把握抗战胜利后新的历史机遇，加紧北方各项建设，巩固北方边防，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将首都迁到北平，是实现这个愿望的关键步骤。
此外，北平拥有辉煌的建都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定都北平也是改变北方落后的面貌、开发西北和东北、均衡南北发展的现实要求。
当建都北平的呼声不断高涨时，主张建都南京的代表也不甘示弱，他们或在国大会议上与前者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或在报刊杂志上写稿撰文，说理批驳，坚决捍卫定都于南京。
支持建都南京者所持的“尚方宝剑”是：南京是孙中山先生缔造的中华民国的首都；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五五宪草”中明定南京为首都。他们认为南京与中华民国是连为一体的，定都南京意味着南京国民政府法统的正确性，这点不能让步。
尽管国大代表争得沸沸扬扬，但对国民政府来说，定都南京早已是既定的事实，虽然他们曾几次迁都，那只是形势所迫而已。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实际已向国人表明了国民政府的定都立场。还都南京和定都于南京，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这次国民大会上的建都之争，终以蒋介石提出“请求定都问题不必列入宪法”，张群等提请删去宪法草案第七条“中华民国国都定于南京”以“中央政府所在地为首都”而告结束。
在朱棣迁都北京的诸多原因分析中，还有个重要原因是，他对建文帝残余旧势力的担心。
攻下南京后，朱棣曾诛杀了很多建文旧臣，建文帝下落不明，反对势力很可能东山再起，置身于这种充满敌意的环境，不利于其统治，内心的不安也难以消除。这也促使朱棣决心迁都北京。
这说明，对王朝或统治者来说，迁都是摆脱旧势力束缚，夯实自身统治基础的一个选择。北魏孝文帝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也与之有莫大关系。
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自386年立国后，屡次征伐，基本统一了北方。471年，孝文帝即位后，对中原地区深厚广博的汉文化非常羡慕，积极推进汉化政策。当时的平城保守势力很大，对汉化政策非常抗拒，执意坚持鲜卑的旧礼俗。孝文帝清醒意识到，在平城实现汉化已无社会基础。
493年，孝文帝亲率30万人马，以南征为名，自平城出发，直指洛阳。一路上阴雨不断，行军异常困难。在洛阳停了几日后，孝文帝又准备挥马扬鞭，继续南行，同行的鲜卑贵族和大臣们疲惫至极，请求停止进军。大臣李冲出面进谏：“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惟陛下欲之，竟何至也？臣有其意而无其辞，敢以死请！”孝文帝听后故意怒说：“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铖有常，卿勿复言！”依然策马南行，群臣便一起上前哭泣进谏。见此情景，孝文帝趁机亮底牌：“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欲班师，无异垂之千载。朕世居幽朔，欲南迁中土；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何如？欲迁者左，不欲迁者右。”
这些王公大臣都不愿迁都洛阳，但更怕继续南伐，没人敢说一句话。南安王拓跋桢趁机进言：“今陛下苟辍南伐之谋，迁都洛邑，此臣等之愿，苍生之幸也。”群臣皆高呼万岁，孝文帝一手导演的迁都大计一举得定。
一隅与一统
在中国古代，当偏于一隅的区域性政权有意成为一统中国的全国性政权，迁都就成为一路追随征伐脚步的必然举措。这在牧业民族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战国时期，秦从一个西部边陲小国，最后一匡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商鞅迁都咸阳被视为一个根本之策。
战国七雄中，秦国一度位置最偏，国力最弱。早期秦国都城也一直不固定，战国初期，秦都一直在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城南），到秦灵公时，为摆脱旧贵族势力的羁绊，决定迁都泾阳，但泾阳仅作为雍城的陪都或军事性质的临时都城。公元前383年，秦献公为了便于向东发展，又将都城迁到了栎阳（今陕西富平县南），终于进入关中边缘地带。但东边的魏国自李锂变法后，实力大增，不仅成为秦继续向东发展的障碍，还严重威胁秦国的安全。魏惠王时，魏军曾经一度攻取栎阳，进入秦国腹地，差点灭了秦国。
秦孝公时，改革家商鞅入秦，立即被秦孝公委以重任，时时变法。“筑冀厥宫庭于咸阳，徙都之”成为商鞅的主要举措之一。
咸阳与后来成为诸多朝代国都的西安临近，占尽关中地利。这里东西达百里，南北亦数十里，地势平坦，视野极为开阔；北有九峻山为天然屏障，极易防守，南临渭水，水源充足，地力肥沃，物质供应丰富；近靠西周故里丰镐，有较早的开发历史可资借鉴；不远处的终南山处于东西、南北交通的要道，咸阳就成为东西交通的咽喉，又成为沟通渭河南北的天然交通枢纽。
秦迁都咸阳后，没有一国的地缘优势能与秦相比，之后秦国灭掉六国，咸阳也成为雄霸天下的秦朝国都。
在成为北魏统治者后，孝文帝之所以主张积极推行汉化政策，与他期待完成统一中国的霸业是密不可分的。此时，地处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连接地带的北魏都城平城就显得不适合国家战略的这一转变了。
首先，继续定都平城不利于南下征伐。在过去与柔然、高车（敕勒）等草原民族的征战中，平城是一个坚固堡垒，但如果组织南下征伐的大规模军事、政治活动，平城则过于偏远。从平城到洛阳，孝文帝一行就走了一个多月，如此劳师费力，更不利于军事行动。
其次，驻守平城也不利于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在孝文帝继位前，北魏已取得青、翼、徐、兖四州及淮西之地，南北对峙边境已在淮河一线，而河北、山东、淮北及关中等地民众反抗斗争也此起彼伏。驻守平城，孝文帝常有鞭长莫及之感，只能依靠迁都洛阳，据国之中，来加强中原地区的统治力量。
再加上平城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经济条件差，经常发生大规模的风灾、旱灾和瘟疫，实在不适合作为北魏的都城。
当然，北魏最后并未完成统一中国的霸业。这主要因为孝文帝之后的三代君主年幼暗弱，不堪大任，与当初迁都洛阳并无实质联系。孝文帝带甲南迁，融通中原，称霸北方，推动文化交流，依然不愧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君主。
与秦朝类似，清从偏于东北一隅的少数民族区域性政权最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大一统朝代，屡次迁都也扮演了不可忽略的角色。
从1587年到1625年，努尔哈赤共迁都5次。最重要的一次是1625年从辽阳迁都沈阳。努尔哈赤认为，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可兼收矣。
1644年，吴三桂引清军入关，5月多尔衮率部一占领北京，就毫不迟疑地宣布迁都北京，抢占了无法替代的战略高地。9月福临（清世祖）到达北京，10月即皇帝位，北京正式成为清朝首都，清朝也从东北一隅的区域政权成为一个大一统国家。
清朝只是距今天最近的一个例子。据葛剑雄的研究，一般来说，农业民族的文化程度要比牧业民族高，农业区的生活水平一般也比牧区高。北方牧业民族建立的区域性政权一旦占据农业区后，其政权统治中心总要逐渐南移，越来越深入农业区，而不会留在牧区，更不会向北迁移，其国都自然也要根据统治中心的变动而变动。北魏、辽、金、元、清莫不如此。
葛剑雄认为，农业民族不具有统一中国的条件；相反，牧业民族却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农业区的统一是由汉族完成的，但中国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统一都是由牧业民族完成的，牧业民族的三次南下为中国统一做出了更大贡献。
第一次南下可追溯到东汉后期，魏、晋时都未停止，以拓跋鲜卑南下建立北魏为高潮，在统一北方的基础上由隋朝完成了消灭南朝的使命。唐的统一实际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第二次南下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唐朝后期的一些藩镇就是南下的少数民族的首领，五代中的三代都是由沙陀人建立的，以后从契丹（辽）、女真（金）一直到蒙古（元）灭南宋，建立元帝国。第三次则是满族南下建立清朝，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结语
在中国古代诸多成功的迁都案例中，历史学者汤爱民对商王盘庚迁殷、秦朝立都咸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和明成祖朱棣北迁北京这四次主动迁都行为给予了最大的肯定。他认为，这四例是当时统治者审时度势、独排众议、矢志不渝，最后获得成功的代表性案例，这些举动或造就了这个王朝的兴盛，或给这个王朝带来了数百年的长治久安。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4年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