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过程是和资本主义推动全球化分不开的。可以用两种不同的全球化理论来说明这个过程。第一， 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世界一波又一波历史性冲击所积累的结果。第二，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全球化为人们在想象局部生活秩序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全球秩序意象，而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想象性的局部生活世界秩序。在全世界范围内，博物馆普遍起到的作用是规范有用知识和构筑具有民族国家群体意义的集体身份。

关键词：博物馆，全球化，民族国家，集体身份认同

今天，博物馆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设施。在全世界范围内，博物馆普遍起到的主要作用是构筑对特定民族国家群体有意义的生活世界秩序和集体身份。博物馆的诸种功能(搜集、保管、研究和陈列)都是为这两个目的服务的，其中的关键在于陈列。陈列是否具有说服力，这决定着博物馆能否有效地使广大群体成员(首先是博物馆参观者)接受它所构筑的生活世界秩序和积极参与想象它所设计的群体身份。从博物馆所起的这种普遍作用，我们可以把博物馆看成是当今世界上诸多普遍性体制中的一种，就象各种宗教组织、民间团体或非政府组织一样。全世界的博物馆之间已经形成一种可以称作为“全球”的体制联系。到二十世纪末，博物馆的全球联系网已包括三万五千多个成员。博物馆间的国际组织之外还有博物馆学这个世界普遍认可的学科，这更使得博物馆具备了名副其实的全球意义。

博物馆的全球化意义不仅在于其普遍体制，而且还在于它生动地体现着全球化特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博物馆世界性作用和地域性操作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正是当今在全球化的文化特征。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把文化强调为普遍人类的遗产，但是其会员国所强调的则是各自文化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性。这两种说法反映的正是全球化中的普遍性和个别性间的基本关系。一方面，社会和文化有独特性。但另一方面，普遍性终究要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化解这一独特性。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之所以有价值，并不仅仅因为它独一无二，而更是因为它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其它社会和文化也同样看重的一些价值，因而被其它社会和文化所赏识和尊重。每一个社会和文化都以“过去”和“现在”的传承来构建自己的身份特征，但支撑它的“过去”却不能不放在全世界正在共同经历的“现在”。那些被想象为个别的“过去”也就因为当今人类共同的“现在”而具有更高的普遍合理性。同样道理，不同国家和社会中的博物馆在构筑特殊生活世界秩序和群体身份时，也是从一种现刻的普遍世界秩序和人类群体身份来获得普遍合理性的。

一. 博物馆和生活世界秩序

从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历史发展来看，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过程是和资本主义推动全球化分不开的。我们可以用两种不同的全球化理论来说明这个过程。第一，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世界一波又一波历史性冲击所积累的结果。第二，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全球化为人们在想象局部生活秩序时提供必不可少的“全球秩序意象”，而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想象性的局部生活世界秩序。提出这两种理论的分别是华勒斯坦(I. Wallerstein)和罗伯逊(R. Robertson)。

马丁.普洛斯勒(M. Prosler)曾把第一种全球化理论直接运用到他对博物馆和全球化关系的研究中去。普洛斯勒把博物馆构建世界秩序的作用历史性地追溯到它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所形成的特殊作用。这个作用就是“借助物品”来形成一个“实现、理解和传递”世界意识的“认识空间”。〔注1〕他指出：“这个经过五百多年而臻于完善的作用形成了当代博物馆高度一致的基本结构。正因为如此，博物馆才在全球性的思想和形象散布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注2〕在全球化的今天，表达世界意识作用特别显见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历史博物馆。作为第三世界博物馆学重要论坛的“博物馆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这样说明博物馆的作用：博物馆必须在世界文化快速变化中加强自己的文化意识，在国际化的国家体系中加强民族身份认同，并在全球性发展中，发挥自己特定的社会教育作用。〔注3〕博物馆的所有这些任务都是建立在一种全球性或世界性的秩序意识上的。

作为群体生活秩序的认识空间，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是从欧洲向欧洲外围，再向世界其它地区(外围的外围)一波一波地逐渐实现的。十五和十六世纪最早的博物馆出现在欧洲当时的首都城市，如弗罗伦斯、马德里、巴黎和伦敦。到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与资本主义第一波全球扩展同步发展，博物馆扩展到了“欧洲的外围”。第一批非欧洲博物馆出现在白人定居的殖民地。北美的第一个博物馆于1773年在查理城开馆，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博物馆于1821年在悉尼开馆。在拉丁美洲，第一个博物馆于1815年出现在里约热内卢，在非洲，于1825年出现于开普顿。在这一时期中，在白人殖民定居之外建立博物馆的只有Batavia(今为雅加答)(1778)和加尔各答(1796/1814)。在白人殖民定居处的首批博物馆建立后，不断有新的博物馆出现，而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则在差不多五十年以后才有新的博物馆出现。这种情况在亚洲也是一样，博物馆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英国殖民地区域: 马德拉斯(1851)， 卢科瑙(1863)， 拉合尔(1864)， 马杜拉(1874)和哥伦坡(1877) ，等等。〔注4〕

一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博物馆在世界其它地区的空白才逐渐得到填补。在印度和荷属东印度之外的亚洲博物馆于这个时期开始逐渐建立:曼谷(1874)，日本(1871，1877)，朝鲜(1908)，金边(1917)，乌兰巴托(1921)，卡布尔(1922) ，等等。非洲的第二个博物馆是在建造苏伊士运河期间于1863年建立的，其后又陆续有博物馆建立在奥兰(1884)，突尼斯(1889)，马达加斯加(1897)，罗德西亚(1901)，乌干达(1908)，肯尼亚(1909)，莫三鼻给(1913)。在拉丁美洲，博物馆陆续建立在古巴(1870，1899)，哥斯达尼加(1887)，巴拿马(1903)，阿根廷(1888，1889，1895)。1905年由张謇在南通创立的中国第一个中国人办的博物馆就是这一波博物馆扩展中的又一个例子。〔注5〕

普洛斯勒在运用欧洲资本主义对世界一波又一波冲击的理论时，把1905年中国的第一座博物馆当作一个欧洲外围之外发生的事件。然而，仅从博物馆设施的传布来理解欧洲资本主义对十九世纪中国的那一波冲击还是不够的。欧洲资本主义对十九下半叶中国的冲击，还有一个更深层次上的意义，那就是通过资本主义的物品优势以及基于此的国力优势，强迫中国从根本上改变对自己和世界关系的看法。博物馆以域外物品的展示来打破中国传统的封闭视界，使中国接受一个比它自己要广大得多的世界图景。用罗伯逊的话来说，博物馆的作用是改变中国的“世界意象”(world image)。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博物馆能起到当时维新人士所极为期盼的开启民智作用。

中国首先注意到近代博物馆的人是徐继畲。1848年他辑著的《瀛环志略》一书，介绍了各国地理、历史以及风土人情。在卷五、卷七的“普鲁士国”、“西班牙国”和“葡萄牙国”各条，都提到那里有“军工厂”和“古物库”，即这些国家的军事博物馆和历史文物馆。在中国出现的最早的博物馆是由西方人办的。1868年法国耶稣会士P.厄德(汉名韩德，又名韩伯禄)在上海创办徐家汇博物院，藏品主要是中国长江中下游的动植物标本，1930年以后划归同属耶稣会的震旦大学，改名为震旦博物院。1874年英国人在上海建亚洲文会博物院(亦称上海自然历史博物院)，由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创办，藏品大部分为中国物品，也有东南亚地区的物品。主要藏品有鸟类、兽类、爬虫类等自然标本，另有部分古文物与美术品。中国人创办博物馆开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主要是配合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而设立的。1876年京师同文馆首先设博物馆。1877年后，上海格致书院建“铁嵌玻璃房”博物馆，陈列有英国科学博物馆及比利时等国捐赠的各种科学仪器、工业机械、生物标本、绘图照像、水陆交通、天文地理、枪炮弹药、服饰等样品或模型，以供学生观摩，并对外开放。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博物馆明确成为国家政治变革计划的一个部分。康有为在《大同书》(1885年完稿，1902年作最后修订)中，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博物馆的理想。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也提到办“博物院……以开民智而悦民心”。1895年，维新派建立的上海强学会提出四项“要务”，建设博物馆即是其中一项。梁启超在《论学会》一文中说，欲振中国，须兴学会，而学会有十六件大事要办，其第十二项是“开博物院”。1898年夏天，光绪帝批准康有为所上的《请励工艺奖创新折》，内有建立博物馆的建议。其后，由总理衙门颁布了奖励民办博物馆的具体办法。〔注6〕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外忧内患的中国，博物馆成为罗伯逊所说的那种“世界政治的文化聚焦”。罗伯逊全球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关心文化和政治的结合。在他那里，文化性的世界意象和政治性的世界秩序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群体可以持有不同的世界意象(即这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不同的世界意象无一不是为了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如何有效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伯逊作出了这样的论断:“要对人们常说的世界政治采取文化聚焦，”文化聚焦的一个重点就是关注不同的群体想象什么样的“世界意象”(即世界秩序)，因为“世界意象在人们决定如何追求(思想和物质)利益时起着决定作用。”〔注7〕

二. 世界意象和现代民族国家

中国最初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是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外来压力下被动形成的。当英国把南京条约强加给中国的时候，在一种似乎是一国与另一国的国际关系中，中、英两国民族国家意识和体制其实并不处在同一历史发展的水平。盖里特.贡曾指出，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进入现代国际关系体制系，其中有一个“两个步骤的过程”。一是国际关系，二是现代国家体制。欧洲国家早期与非欧洲国家所签定的条约(如南京条约)所包含的基本要素，同时涉及了国际关系和国家体制。前者如保障外籍人士的生命、自由、财产;后者如处理涉外事务的政府制度和政府机构。综合二者便有了国家政府遵守国际外交惯例、遵守国际法原则等规定。〔注8〕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从十九世纪开始在国际法著作中得到了越来越明确的表述。国际法所带来的国家主权意识使得中国得以用欧洲的外交原则和国际法来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在中国新世界意象(即国际政治秩序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国际关系意识和国家意识其实是同时发生的。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这是中国的第一个专管外交事务的正式政府部门。总理衙门的设立被称为“中国外交关系史上的转折点，”〔注9〕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处理外交事务的体制性变化，更重要的是，从此中国正式放下对“蕃邦”的那种唯我独尊的身段，接受了与它国平等的地位。1862年设立的“同文馆”从属于总理衙门，直接为培养外交所需要的外语人才这个目的服务。总理衙门连同同文馆，成为近代中国形成新的“世界意象”的象征性标志。

世界意象既形成于世界政治秩序，又帮助维持世界政治秩序。欧洲列强把中国的总理衙门当作它们落实“国际协定”的工具。例如，当时的英国使臣布鲁斯(Frederick Bruce)爵士于1862年9月8日写道:“我们的政策是让(总理衙门)变得重要而有权威，敦促它处理外交问题，并在必要时惩罚那些违反条约的(中国)官员。这样，在我们的外交官威胁要将事情呈报北京(总理衙门)时，下面的官员才会害怕。”〔注10〕。总理衙门建立后不久，美国传教士马丁(A. P. Martin)于1864年将维顿(Henry Wheaton)的《国际法要素》(1836)译成中文，即人们所熟悉的《万国公法》。《万国公法》成为清总理衙门的标准法律经典，而它的译者马丁则被任命为同文馆的国际法教授。〔注11〕

十九世纪后期，欧洲列强和中国双方都在新的“文明世界”秩序中各自重新定位，而“文明”标准正来自于《万国公法》。一方面，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于1860年代制定所谓的“合作政策”，通过要求执行协定来对清政府共同施加外交压力，避免以武力胁迫清政府，以支持改良。另一方面，外交也成为中国保护自己利益的新方式。正如赖特指出的那样，在天津条约签定以后的十年间，清政府“接受和掌握了西方外交的原则和实践，相当成功地以此来作为维护中国主权的主要手段。”〔注12〕中国外交官不断以中国已严守协定为理由，不让西方列强有进一步惩罚中国的借口，并将西方国家活动严格限制在条约规定的范围之内。清政府派员参加了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和平会议，清政府也参与了一些国际间的多边和平协定，参加了万国邮联和国际农业组织。从1878年起，清政府派代表团参加国家法律改革和订立组织。〔注13〕

中国看上去于十九世纪末已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但这并不等于说当时已经有了现代民族国家。中国注重文化意义的民族意识远过于政治意义的国家观念。这种情况一直要到孙中山领导的民国革命胜利后才有所改变。民国初期的共和宪政理想标志着中国出现了具有全球化意义的民族国家观念。这种民族国家观念是罗伯逊全球化理论所阐述的一个主要议题。罗伯逊强调，全球化的形成，其关键在于民族国家成为具有世界普遍人类基本生活秩序的形式。罗伯逊着重强调全球化进程中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它们按顺序分别是:一.民族国家社会，二.由这些社会所形成的世界秩序，三.个人，四.人类。罗伯逊所说的这四个方面不仅有身份范围间的联系，而且还有历史发展的联系。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将民族国家视为人的特别重要的社会联系方式)并不是孤立发生的，它是和一种关于“人”的特定观念，即“个人”是“公民”，同步发展而成的。真正形成现代国家概念的条件是，相对独立的以“权利”和“义务”为标志的“个人”是民族国家的成员。在现代民族国家社会中，个人的局部忠诚(对家族、地方群体、朋党)理应服从于一种更高的忠诚，那就是公民对于国家的忠诚。〔注14〕

全球化的进程是一个民族国家获得普遍政治秩序正当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同一性……成为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特定生活方式。”〔注15〕由于普通人获得了具有全球意义的民族国家平等公民身份，人类的总体共同性才获得了象在日内瓦或海牙国际公约中的那种全球性表述。今天我们说世界可以形成一个国际社会，正是以这样的平等人类观为基础的。具有普遍性的民族国家形式在每个具体的国家中有自己个别的特征。这正是罗伯逊的全球理论所强调的普遍性与个别性“会合”(conjunctions)。罗伯逊从公民权利和义务着眼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一种理想模式，实现这一理想至今仍然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

今天，全球性的现代民族国家要求将民族与国家区分开来。在现代“民族国家”(nation)的观念下，民族和国家虽然获得形式上的统一，实质上这二者仍然各具领域，并不完全契合。这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内部发生民族主义问题和其它分离倾向的主要原因之一。大体上说，国家的基础是法律和权力，而共同的民族意识则要靠许多复杂的因素来维系，包括共同的祖先、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等。在理想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家成为民族生活的外在保障，而民族生活则构成国家的实质内涵，这样两者才能融合为一体。但事实上，至今只有极少数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自清末民初以来，在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一直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构思，一是构想一个保障全民族成员的国家(公共政治的共和宪政)，一是构想一个共同民族(公共文化的中华民族)。这两种本该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构想在中国长期处在分离的状态中。当后一种构想单方面发展的时候，它虽能为现有的统治权力提供主权国家的合法性，但未必就等于这个国家社会的全体成员都已经同样获得了国家的保障。

三. 全球性民族国家并非“大同世界”

十九世纪末，博物馆在欧洲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构想现代国家群体身份的文化设施，在这个时候，康有为、梁启超提出建造博物馆的设想，是否也可以从构想现代国家群体来理解其意义呢?有论者认为是可以的。例如，杨志刚将博物馆在当今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社会中应具有的公共政治意义追溯到康有为、梁启超原先对博物馆的构想。杨志刚认为，康有为、梁启超的博物馆设想有公共政治意义。康、梁为建立博物馆所标举的理由是启迪民智，而民智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公共精神”: 在康有为构筑的理想社会“太平世”里，各级行政组织都须建立博物馆，以供人们观览、学习。对此，杨志刚的结论是，“康有为重视博物馆建设，与其憧憬和追求‘平等公共’之理想密切相关。”〔注16〕

若从康有为的“大同世界”观来看，他对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政治意义(主要体现在它为公民权利和义务设定群体范围)的理解其实是颇可商榷的。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与共和立宪理论应当说是同步形成的。康有为的《大同书》分为十部:《入世观众苦》，《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书中以理想主义的笔调描绘人类未来“大同”世界的美妙蓝图。梁启超概括其庞杂内容为如下十余条: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皆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十二、学术上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荣。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注17〕

康有为所设想的平等公共“大同世界”其实并不是今天全球基本群体模式的民族国家。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一个乌托邦，它潜在破坏的对象恰恰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民族国家。康有为的理想世界要求人去国、去种、去家、去产，成为完全自由自主的个人。这种世界主义和其它形形色色的世界主义一样(世界政府下的世界公民、全球市场中的顾客、人类社会中的个人、全世界利益一致的无产者等等)，它本身就是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概念的否定。

康、梁在十九世纪末提出在中国建造博物馆设施，主要是为了配合当时寻求变法之道的中国向西方学习技术、科学知识和学习教育、社会制度。博物馆固然可以让中国人明白世界天下之大，但它基本上还只是一种知识手段，尚未与构建民族国家联系起来。这就如同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的物品收藏仅仅是一种百科全书式观照一样。这在后面还要谈到。由于在中国博物馆是一种由西方引进的概念和设施，康、梁时期博物馆观念相对滞后于西方博物馆阶段发展。这本身就映证了华勒斯坦关于全球化一波波冲击逐渐由西方向外围延伸的说法。

四. 现代博物馆提供何种“知识”?

博物馆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找到自己位置，这在中国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的事了。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规定以民主共和为教育宗旨，推行教育改革，其中包括中央教育部设社会教育司，筹办各省的社会教育等内容。在社会教育中，单立一科专门负责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动植物园及搜集文物等工作。同年8月鲁迅任该科科长。中央教育部首先决定在北京建立历史博物馆，于1912年7月9日在国子监旧址设筹备处，胡玉缙为筹备处主任，接收太学器皿等文物为最初的馆藏。鲁迅亲自规划筹备工作，并将自己珍存的古物赠送该馆。这是中国近代建立的第一个国立博物馆。1914年，内政部接收奉天(今辽宁沈阳)、热河(今河北承德)两地清廷行宫的文物古玩，运到北京故宫武英殿、文华殿等处，成立古物陈列所，治格为所长。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帝王宫苑和皇室收藏辟设的博物馆，首开皇宫社会化先例。1915年在南京明故宫旧址，成立了南京古物保存所，陈列明故宫遗物。1918年7月，国立历史博物馆迁至故宫前部端门至午门一带。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提出修改“清室优待条件”，迫使已退位的清帝溥仪出宫，同时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宫内物品。1925年9月善后委员会通过“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组成临时董事会，推宣李煜瀛为理事长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北京城内，“万人空巷，咸欲乘此国庆佳节，以一窥此数千年神秘之蕴藏”。〔注18〕

1925年故宫博物馆对外开放，成为公共盛事，具有与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下令在罗浮宫设立中央艺术馆，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同样重要的指标意义。它标志着博物馆在中国的社会化，也标志着博物馆的国家体制化。博物馆的社会化表现为博物馆塑造民族国家群体身份，吸引广大民众的参与。博物馆知识从少数精英扩大到更大的社会民众层面，使得原本局限于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大众化了。博物馆的国家体制化则主要表现为博物馆被纳入国家的社会教育体系，为此博物馆必须接受国家的管理，并为国家所认可的目的服务。在中国，博物馆的国家体制化特征逐步加强，在1949年以后受到空前的强调，成为一种国家性责能。1951年10月27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发布《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明确提出“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博物馆使人民大众正确认识历史，认识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与生产热情。”〔注19〕

不同的博物馆向人们提供各种各样不同的知识，博物馆因此常被笼统地说成是一个“知识场所”。然而，重要的不只是博物馆的知识性，而更是博物馆所提供的是什么样的知识。尽管不同的博物馆各有自己的收藏对象(即知识性物品)，但它们都在提供同一种性质的知识，那就是关于人们生活世界秩序的知识。在中国，自民国初年到今天，这一生活世界秩序越来越受国家政府的规范。博物馆无一不在展示一个由物品构成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可大可小，但却必然有一个中心，因而形成一种秩序，小世界是小秩序，大世界是大秩序。

博物馆的“小世界”是以民族国家为疆域的“社会”或“文化”，它的“大世界”则是由许多这样的社会或文化构成的“全球”。对于每个民族国家来说，大世界都是以它自己的那个小世界为中心的。小世界中当然还可以分出更小的地区来(如各种地方性博物馆)，但这些更小的地区都从属于民族国家，没有独立的群体意义。民族国家生活世界秩序的中心是国家权力，而全球生活世界秩序的中心则是民族国家。这样大小相套的现代生活世界秩序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今天，博物馆提供的知识在展示这两种生活世界秩序的时候，凸现的主要是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这是当今世界博物馆展示知识的主要模式。这种模式有别于博物馆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其它三种知识展示模式，它们分别是无序的“物品聚合”、“神创世界”和“自然历史”。

无序物品聚合是欧洲中世纪物品收藏的主要特征。当时的物品收藏者主要是宫廷和教会，收藏大都杂乱无章，不成系统。到了十四世纪，随着早期人文主义的兴起，物品收藏才逐渐呈现系统性。十五世纪，出现了与珍品收藏不同的、以增进收藏者知识为目的的收藏室，主要是在宫廷和富裕家庭，称作为“陈列室”(kabinete)，“学习室”(Estudes)，和“工作室”(studios)。〔注20〕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欧洲的世界视野。技术的发展(如望远镜)和书籍交流的便利大大增加了当时人们对知识的好奇和要求，也使得物品展览的“陈列室”成为一个将未闻未见世界融入已闻已见世界的文化空间。无奇不有的物质收藏和其它形式的知识猎奇(如“游记”)汇合到一起，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广大的世界的知识。中国十九世纪后半叶最早出现的博物馆所起的就是与此类似的作用。

神创世界的博物馆知识模式出现于十六世纪。当时，西方的一些博物馆以展品来呈现一种“世界舞台”的想象，其中以十六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卡米罗 (Camillo)的“记忆舞台”最具代表性。想象世界舞台是为了对当时的知识作一个全景描述。它在对知识内容的分类中运用了当时人所理解的宇宙秩序模式。在卡米罗的“记忆舞台”上，宇宙万物都有自己在普遍秩序中的位置。记忆舞台共有七排陈列。按照神在七天中创造了世界，这七排陈列分别是七大行星、简单物质、复合物质、人类制品、灵肉结合和自然中的人行为和艺术。在第一排的中央是一个象征上帝的角锥体。剧场的舞台是供参观者用的，在舞台上，参观者可以象俯敢宇宙一样俯敢剧场。〔注21〕博物馆的“神创造”知识模式反映了当时欧洲对“知识”的认知。当时的人们相信，这种模式可以帮助唤醒人的沉睡记忆，激活他们头脑中先已存在的那种无所不包的知识。正如福柯(M. Foucault)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分析的那样，十六世纪欧洲人的认知形式和内容是建立在一系列涵盖宇宙一切因素的复杂“相似”关系上的。上帝所创造的字词和事物都在“深层意义”上打上了神的印记。人的认知就是领略神的秘密，唤回神早就安置在他们头脑中的知识记忆。知识也就等于按神的意图去阐述那些可见的迹象和联系众多迹象间的相似关系。〔注22〕

到了十七世纪，欧洲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的思想不再局限于一个相似关系中的知识系统，而逐渐形成了“自然历史”的观念。象培根、狄卡尔这样的思想家不再以揭示神秘相似关系来作为获得新知识的方式，而代之以一种更纯粹的求知方式，那就是“比较”。〔注23〕后一种方法只有两种根本形式:量度的比较和类别的比较。求知从此不再是按照神的秘密征兆去寻找宏大的相似关系体系，而是通过“客观观察”来找出事物的特征。只有客观特征才能在比较的过程中显示出事物的特质和多样性。知识本质和求知方式的改变深刻地影响了博物馆对物品的展现形式。先前的物品展览十分依赖于文字和文本，否则无法说明物品背后的那些复杂而隐秘的相似关系。相比之下，新的物品展览则无须文字说明，只要将同类的物品陈放在一起，关于“自然”的知识也就展现在人们眼前。这种博物馆展览使得人能够直接与“自然历史”产生对话，而世界也就是一个由世间万物构成的自然秩序。无论是“神创造”还是“自然历史”的博物馆知识，它们所追求的都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百科全书式知识合理性的依据是一个人类一体不可分割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是一神所创，也可以是自然发生。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呼吁建立博物馆的知识模式基本上与此相同。

到了民族国家的时代，知识开始有了“领土国家”或者“民族国家”的属性。“有意义的”知识开始以“民族国家”为其新的框架和合理性(即知识价值)依据。最早显示这一重要变化的是英国皇家协会(成立于1660年)在1666年所办的一个展览会。这个展览会被称作为“博览”(repository)。一开始，它展览的是一些个人捐赠的物品，受到了不少批评。批评者指出，这个所谓的“博览”过于芜杂无序，缺乏明确的物品属性。1669年，为弥补原展览的缺失，皇家协会聘请了一位植物学家在英伦三岛收集自然物品，重新组织展览。据1681年展览的介绍说，收藏物品是为了建立一个仅限于英国领土范围的“自然物品清单”。〔注24〕这可以说是第一次把“国家”用作收藏和展览的意义框架。英国是一个在欧洲首先成为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早在英国皇家协会展览前不久的1656年，英国收藏家屈德赛德特(John Tradescent)就曾为他自己的收藏写道:“这些珍藏……乃是为国争光之物。”屈德赛德特还说，是阿希莫尔(Elias Ashmole)让他明白了国家的重要。阿希莫尔是皇家协会的创始会员，并在1683年创办了牛津的阿希莫尔博物馆。〔注25〕

尽管早在十七世纪英国的博物馆收藏和国家的民族意识就已经有所联系，但民族国家普遍成为博物馆收藏和陈列的知识框架，那是十八世纪下半叶的事情。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包括1773年建立于查理城的第一座美国博物馆就以收集南卡罗莱纳的自然物品为宗旨。〔注26〕。1792年，建立美国自然博物馆的设想被提出。〔注27〕。在法国，1765年出版的《百科全书》的博物馆词条中即有收藏可以为国家增光的表述。文化性历史收藏越来越以盘点国家文化遗产为核心任务。1795年法国建立了“法兰西纪念碑博物馆，”就是一个早期的例子。

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观念是由当时积极争取政治权利的资产阶级所主导的。资产阶级所争取的基本政治权利逐渐发展为所有人共同而平等拥有的公民政治权利。这种权利观是人们为在政治上反抗专制王权而提出的。1765年《百科全书》所提出的国家博物馆设想具有同样的政治反抗意义，因为它实际上要求珍贵物品应由国民拥有，而非君王专有。早在十八世纪上半叶，在法国就已经提出了国民是否应当可以接触权贵阶级的私人收藏品的问题。1750年，路易十五将一百件名画在卢森堡宫中展放一年，供民众参观。国王的收藏实际已经“收归国有”，这才有了罗浮尔宫博物馆的展览。欧洲许多其它国家的皇家收藏成为博物馆，向民众公开展示，成为一种顺应潮流的、具有民族国家政治意义的历史发展，其中包括俄国圣彼得堡的遗产博物馆(1764)、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国家博物馆(1772)、意大利的庇俄克莱芒提诺(Pio-Clementino)博物馆(1772)、维也纳的贝可尼戴(Belnedere)博物馆(1784)。〔注28〕在中国，1925年故宫皇家收藏变为向民众开放故宫博物院，也具有同样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象征意义。

五. 博物馆和集体记忆

十九世纪是民族国家真正得到发展的时期。在十九世纪初，民族国家还是一个崭新的群体概念，它比人们以前从直接生活经验得到的群体感觉(家族、地区、城邦等等)都要广大和抽象得多。博物馆对于想象这种新的群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任何社会不可或缺的“群体想象”场所和空间。〔注29〕。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下子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民族国家，也不是一下子就形成了种种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博物馆。人们对于什么是对民族群体最有价值的遗产、物品和记忆，什么最需要永久地加以保存，什么最值得为之建立博物馆，都在观念上不断有所变化。按照发生的前后顺序，这些变化分别集中在文化、民族和国家这三个不同的中心上。越往后，政治性就越突出，甚至完全凌驾于其它性质的群体想象之上。这也是民族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

十九世纪前半叶，刚开始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重点在民族文化，并不具有突出的政治性。例如格林(Jacob Grim)广泛收集了德国的历史材料，发表了《德国语言和德国皇家古董珍藏史》。他还将历史研究方法运用于民俗研究，编撰了《德意志英雄传奇》和《德意志神话》，甚至还计划要出版德意志民俗大全和开创德国古物收藏。〔注30〕民俗采风极大地影响了十九世纪初的文化民族主义博物馆的发展，如哥本哈根的闪族古物博物馆(1807)、布达佩斯的国家画廊(1802)和布拉格的国家博物馆(1818)。博物馆集萃具有民族特色的物品，主要重在文化特色。

1840年以后，民族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政治色彩和作用都变得更加明显。博物馆随之和其它文化体制(新闻报纸、教育等等)一样，成为民族国家争取民族身份独立的工具。例如，1853年在纽伦堡所建立的德意志国家博物馆的民族政治意义就极敏感。当时德国刚刚统一不久，德意志博物馆收集物品的领土范围尚不明确。将馆址选在纽伦堡乃是出于中世纪式的浪漫主义，将德国想象为传承德意志第一帝国的光荣传统。〔注31〕在德意志博物馆建立两年后，马克西姆林二世在慕尼黑建立了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以强调与巴伐利亚有关的魏特尔斯巴赫皇脉。又例如，1862年在华沙建立了“国家博物馆，”尽管当时波兰被俄、普、奥所瓜分，并不存在一个叫波兰的国家。华沙国家博物馆的收藏品有一部分其实并不存放在波兰，而是存放在瑞士。〔注32〕在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博物馆能提供文化合理性，并将之转化为政治合法性。博物馆被用作一个构建民族历史、民族范围和民族身份的空间和场所。特定的群体通过博物馆展示向世人宣告，在今天的多民族世界上，我们这个民族有自己特殊的品质和传统，必须与其它民族区分开来。民族博物馆以其自己的方式提出了任何民族理应独立建国的要求，尽管民族和国家事实上并不总是混然一体。

十九世纪末，在欧洲，民族已经成为国家形式的民族，即民族国家。博物馆也成为一种国家性的机构或设置，为国家担负起开启和教育国民的任务。这就是中国1911年以后的情形。更重要的是，许多民族主义运动已成为群众运动。当时的种种国际博览会成为博物馆史上最早吸引广大群众参观的展览。1925年故宫博物馆开馆成为北京盛事，也是这种性质的博物馆事件。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博物馆开始和国家的教育体制相结合，专门的博物馆也成为学生获取“专门知识”的一种教育场所，如邮政博物馆、电讯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等。除了民智开启和教育作用之外，博物馆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便是支持国家权力的权威，为之提供文化和历史的合法性依据。自十九世纪以来，就出现了一些特别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博物馆，如国家缔造者或革命领袖的纪念博物馆，或者将他们的故居改建而成的永久展览场处，等等。它们当中不少不再涉及“民族”，而是直接成为国家体制的延伸和特定国家政权的象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政权意识形态博物馆。

政权意识形态博物馆的形成与一次大战以后出现的新型极权政体有密切联系。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5月成立了博物馆部，负责管理苏联的所有博物馆，强调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是向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苏联博物馆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时只有114座博物馆，1920年即增至394座，1934年增至738座。其中历史和革命博物馆占有重要地位，如列宁格勒历史博物馆(1918)，莫斯科红军博物馆(1919)，国立伟大的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博物馆(1919)等。二十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法西斯国家十分重视利用博物馆进行法西斯教育，鼓动战争狂热，使这些国家的博物馆成为军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场所，如意大利1926年建立的罗马帝国博物馆，1938年建立的墨索里尼博物馆，纳粹德国建立的祖国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日本文部省也于1932年接管了博物馆协会，八博物馆纳入了官方的战争宣传轨道之中。〔注33〕

世界性历史不同阶段中形成了不同侧重点的博物馆。它们如今同时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无论博物馆的侧重点是自然历史、民族文化、民族国家身份，还是政权意识形态合法性，它们所起到的与现代民族国家有关的作用不外乎三种。第一种作用是集藏具有民族特色物品，如古钱币博物馆、刺绣博物馆、碑刻博物馆、特类艺术博物馆等等。第二种作用是叙述民族历史和构塑民族身份，如国家历史博物馆、国家艺术博物馆等等。它们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展品及其历史来叙述和构筑一种足以与其它民族群体相区分的集体身份。第三种作用是为国家提供权力象征或合法性依据，如革命博物馆、领袖纪念堂、革命烈士纪念馆等等。与这三种不同作用相一致的是三种不同性质的集体记忆。第一种是行业、生活习俗、或艺术传统记忆。第二种是群体历史记忆，这里的历史究竟包含怎样的具体意义，往往是有争议的，博物馆因此成为不同集体记忆所必须争夺的场所。第三种是现有政权的体制记忆，包括它的权力架构传统、重要人物、主要敌手、政策先例、执政史等等。政权的体制记忆是最脆弱、最敏感的，它需要用国家机器的暴力来维持，而维持这种记忆的博物馆实际上就是一部意识形态机器。

一般来说，博物馆代表的是一种由国家权力所认可的主流文化或主流秩序观。博物馆收藏品所体现的也是一种由国家权力所认可(或至少不反对)的集体记忆。具有另类记忆(反记忆)性质的另类博物馆(亦称反博物馆)则要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才出现，其突出代表就是谴责国家暴力的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和柬埔寨的赤柬暴行馆。〔注34〕如果有一天能建立文革博物馆，那将也是一个另类记忆的博物馆。这样的文革博物馆不会只是记录文革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不会只是一般的民俗博物馆。它将挑战现有国家权力主导的宏大历史叙事和集体身份代表权威。它将要求人们在共同承担人性灾难责任的同时，重新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

民族身份构建和政权合法性的宣示往往会很微妙地结合在一起。例如，故宫博物馆看起来是一座文物性博物院，但它对于任何一个可能的中国国家政权都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国民党在撤离大陆后仍维持一个“故宫博物院”，便是证明。正如哈里希(Tamara Hamlish)指出的那样，故宫博物馆的政治意义在于，它在为中国现有的政治权威服务(支持它的国家内权威)时，也在全球(世界范围内)为这个政治权威建立合法性。为了在当今全球群体中得到承认和尊重，中国需要有丰厚的文化遗产。在故宫博物馆里，这一遗产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体现为金碧辉煌的皇宫、数不清的藏品和由它们所凝聚的帝王历史。帝王历史被当作中国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在各个不同朝代的陈列室中，许多本来并无联系的物品把不同的帝王和朝代合成为一个“连贯”或者“连续”的合法统治史。文化遗产对于国家政权的用处在于，在全球环境和国际社会中，谁有了民族文化的合理继承权，谁也就有了政权上的合法性。〔注35〕

故宫在这个意义上实际是一个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展现的虽是“文化遗产”，打造的却是国家合法性。正如阿索巴所说，“民族遗产是民族国家的脐带。”〔注36〕博物馆展现的是一个关于民族国家主权的完整概念。国家博物馆以物品收藏记录一个民族群体在时间和空间的存在。这些物品来源的疆域宣示了与之有关的国家政治势力版图。博物馆将一个民族国家中一切具有代表意义的物品尽收于其中，因此成为国家权力体制的最佳象征。国家博物馆既是国家权威和合法性的耀眼象征，又是国家历史性秩序的独特展示场所。没有国家博物馆，现代民族主义就会失去一个最重要的舞台。

现代民族主义，正如安德森所指出的那样，是一种有用的现实神话。在许多现代民族国家中，民族主义回答的是与群体有关的宏大生死延续问题，它在探求群体的存在意义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注37〕这些作用以前是由宗教来发挥的。和宗教一样，民族主义可以将有限的生命转化为永恒的生存延续，将个人的渺小和短暂升华为群体的广大和永恒。必然为死亡中止的个体生命在群体存在中得以延长，纯属偶然的个人生活事件在群体存在中获得了深刻的意义。就连权力无限的“国家”，它的合法性也必须用“民族”来打造。任何国家权力都不可能永存，因此也只有在想象的民族中才能获得一种想象的永恒。博物馆是为想象民族的永恒而设置的，尽管博物馆自己的历史很短暂，而且也不可能永恒。

注释：

1. 2. 3. 4. 5. 25. Martin Prosler， "Museum and Globalization."　In Sharon Macdonald and Gordon Fyfe， eds.， Theorizing Museums. Oxford:　Blackwell， 1996， pp. 22; 22; 22; 24; 25; 31. 他运用的是 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在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提出的全球化理论.

6. 参见《中国博物馆学概论》，文化部文物局主编，文物出版社，1985，第6-7页;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75-8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第42卷，文物，博物馆，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会，1993，第748-749页。

7. 14. 15.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pp. 4ff， 50ff; 56; 58.

8. 11. 13. Gerrit W. Gong， "China's Entry in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84， pp. 179; 181; 181.

9. 10. Masataka Banno， China and the West 1858-186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 243.

12. 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31.

16. 杨志刚:《中心与边缘:中国博物馆文化一瞥》，[粤海风]文化批评杂志，2002年第六期，www.anewfocus.com/yhf/yhf2002-6-8.htm

17. 冯天瑜，何晓明，周秋明:《中华文化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993-4页。 18. 19. 33.《中国百科全书》， 第749; 75; 565页。

20. E. Scheicher. Die Kunst und Wunderkammer der Habsburger. Vienna:　Mot den Edition， 1979， p. 36ff.

21. F. Yeats， The Art of Memor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66-171.

22. M.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pp. 21， 44， 180.

23. M.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London:　Routlege， 1970， p. 52.

24. M. Hunter， "The Cabinet Institutionalized:　The Royal Society's 'Repository' and Its Background."　In O. Impey and A. MacGregor， eds.， The Origine of Museums.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85， p. 166.

26. 27.K. Hudson， A Social History of Museums. London:　Macmillan， 1975， pp. 31ff; 35.

28. G. D. Lewis， "Museums and Their Precursors:　A Brief World Survey."　In J. M. A. Thompson， ed.， Manuel of Curatorship:　A Guide to Museum Practice. London:　Butterworth-Heinemann， 1992.

29. 37. B.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f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p. 19.

30. H. Bansinger， Volkskunde. Tubingen:　Tubinger Vereinigung fur Volkskunde， 1987， pp. 40ff.

31. G. Bott， "Das germanische Nationalmuseum in Nurnbery - ein naionales Museum?" In M. L. von Plessen， ed.， Die nation und ihre Museum. Frankfurt:　Campus， 1992.

32. C. Stolzl， "Statt eines Vorwortes: Museumsgedanken."　In M.-L. von Plessen， ed.， Die nation und ihre Museum. Frankfurt:　Campus， 1992，

p. 15.

34. Andrew Hoskins， "Signs of the Holocaust:　Exhibiting Memory in a Mediated Ag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5: 1 (2003)， pp. 7-22. Rachel Hughes， "The Abject Aetefacts of Memory:　Photographs from Cambodia's Genocid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5: 1 (2003)， pp. 23-44.

35. Tamara Hamlish， "Global Culture， Modern Heritage:　Re-membering the Chinese Imperial Collections."　In Susan A. Crane， ed.， Museums and Memo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37-158.

36. R. P. Assogba， "Revolution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a National Heritage."　Museum 4 (1976)， p. 218.

（原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