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的积淀，进入十九世纪的中国人仍然习惯于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第一的，这种心态类似于种族本能的集体无意识，我们不妨把这种无意识暂称作天朝心态。这种天朝心态，导致了一系列对外来文化的顽强抵制，从晚明到五四，这样的排拒运动共有五次，明末清初的正邪之争，实际上是卫道者们对外来文化的粗野攻击，他们一般都是把孔孟之道作为天经地义的大前提来接受的，民族中心意念在他们的排外言论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中西接触之后爆发的邪正之争，以全面排外的形式表露了近代中国人的天朝心态；洋务运动认为，孔孟之道是万世不易的圣典，今天遇到的敌手同历史上觊觎华夏的金人、蒙古人并无两样，不过自峙枪炮兵船罢了。在戊戌维新前后的中学与西学之争里，我们看到了天朝心态的情绪化有进一步的表现，中学派只要求振学术、正人心，不反对洋务运动，但明显地把中国的传统割裂为两部分，义理部分和百工制器部分，前者是万古不易的，后者是可以变的，中学派全部理论都立足在这双重割裂上。概括地说，就是西学为用，中学为体，而中学就是三纲四维；这样的理论所以有用，流传不衰，是因为它以逻辑混乱的方式虚假地消解了主观方面的自大傲慢与实际上失败、落后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而引起的心理的困惑与不安，从而暂时地弥合了趋新与守旧的分裂。

中学派所以振振有词为名教辩护，堂而皇之诋毁异学，当然有深刻的利益背景，他们都是朝廷命官，与统治集团共进退，同存亡，因此势必尽最大的可能维护名教，从而维护他们的利益。追溯利益背景说明这样的争论，有助于弄清事实真相，但并不是全部，这里边还有深刻的文化原因，或者说是文化的悲剧；他们为一种信念所羁系，为一个无形的框框所束缚，以致在一个转变的时代走火入魔，这个信念，就是夏夷大防，就是天朝心态。中学派的胜利暗示了这样的事实：至少在短期内朝廷施政的基本方针是抵制近代化的，社会的上层不存在自我更新的可能和希望；观念和无意识中的夏夷大防转化为行动，就是逆近代化潮流而动，实行排外方针。五四期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发表一系列文章，成为东方派的一员勇将，他认为，西方文化的输入已经使中国人心迷乱，国是丧失，精神界破产，总之就是人不人，国不国。以中国文化做“药引”，去解救欧洲的文明破产，是当日东方派的一个重要论点，梁漱溟亦持有相近的思想，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最后的结论仍然是：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道”和“器”，都有它的“体”和“用”，形而上的层面和形而下的层面只是本体的两面，并不是两件事；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面临的命运是全面性的危机，用一整套传统文化根本无法解决民族的出路和生存，它必须让位于理性—法—平等—自由—民主这样一套现代的形式。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痛斥这种怪论：“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他还说：“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1935年，王新命等十教授发布《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把“五四”以来的时髦“折中论”发挥到极致，他们从来都是不谈具体问题，只是笼而统之讲抽象的大道理。从张之洞玩弄“辩证法”开始，调和折中论就是中国人无意有意排拒近代化的一件利器，它貌似公正、全面、平和，欺骗了不少人，也因为它本身也愈来愈“全面”，愈来愈“辩证”，赢得不少同道的喝彩。近代中国已经吃够折中调和论的苦头了，然而，骨子不变，花样翻新，这说明顽固的天朝心态对近代化的不适应和阻抗。

对于自己文化传统、信仰的执著和偏爱，如果发展到丧失理智的狂热程度，就会严重阻碍人们对变化世界的适应；明末以来的五次论辩充分地表现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病和病态的国民性。鲁迅对国民的天朝心态有相当深刻的感受，因此他非常恰切地把这种国民性称做“合群的爱国自大”，它使人无法看清，也不愿看清所合之群有什么病态，所爱的国有什么不足，一味自大，一味排外，结果怎样呢？翻翻近代史，教训够多了。

细考民族中心意识，大约一半出于无知，一半出于傲慢和偏见；无知助长了傲慢和偏见，傲慢、偏见反过来阻碍了人类的求知；希腊之所以能对人类思想作出如此重大的贡献，自然得益于当时“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在罗马帝国期内，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相互补充，它们和罗马法一道，构成近代欧洲文化的三个重要源头。而在中国，从多部落无中心的早期民族混合到夏王朝的时候已经开始改变，逐渐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民族，尽管中央政权有时强大，有时衰弱，甚至被推翻而改朝换代，但中心民族对四周蛮夷的观念始终没有变；边缘民族不断向中心民族渗透，中心民族则以主角身份抵御边地民族的文化渗透，因为他们要保持文化优势和权威性。这种带有封闭性的民族和历史演变类型极大的助长了人性中的傲慢和偏见，以此为基础，逐渐积淀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天朝心态，表现为顽固的国民性格——合群的爱国自大。远古华夏人的“天下模型”这种世界观念深刻地影响到他们处理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方式，大体上说，跳不出以下两种格局：第一，严夷夏之防，主动划清与不同文化的种族或国家的界限；第二，从内心里鄙视他们，把任何感兴趣与自己打交道的民族或国家当成归化者或朝贡者。夏夷的划分暗示了这样的假设，诸夏比诸夷无论各个方面都要高明；因为自以为高明，就容易自我膨胀，不能以平等的姿态对待同自己发生事务关系的其他民族或国家。这个古老的传统，无论是它的排外，还是它的自我封闭，都导源于民族的自我中心。每一个人都在这种文化里受到群体自我中心的训练，民族自我中心不过是从民族国家大范围说的，在小范围里，家族中心、宗族中心、地域中心等各种中心意识早就深入人心，古代不奉儒教的人往往被视为禽兽就是例证。

文化传统的惰性和文明形成演变地理环境的限制，使得中国数千年来能够维持“世界帝国”的门面，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这种状况也还没有改变。中国人一直以为自己的声文教化远远超出四夷之上，抱有根深蒂固的“世界帝国”意识，朝贡和反叛是中国传统外交的主要概念：即臣服与不臣服。“天下模型”的世界观念一面是“世界帝国”的迷梦，另一面就是锁闭的心态，中国近代化实质上就是运转机制“成套”更换转变的过程，不是小修小补就能解决的；而纵观近代历史，不难发现中国人向外国学习是多么艰难。无论如何，中国人要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即本位文化论，晚明以来的辟邪论、夏胜夷论、中体西用论、东西文化调和论、本位文化论其实是中国人锁闭心态的情不自禁的流露。名堂不断地改，理由源源不断地炮制出来，但于事实无补，并不能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只能是失落感的流露和自尊心的虚假满足，中国人的自我中心心态成了民族进步的巨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