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是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专家，要对社会主义问题发表意见，这是否可以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有以下一些理由。
首先，让我们从科学知识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天文学和经济学之间似乎不存在方法上的根本不同，两个领域的科学家为了尽可能弄清楚一定范围内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都设法发现相应的一般规律。但实际上，方法上的不同的确存在。经济领域中一般规律的发现是困难的，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常常受难以单独估计的许多因素的影响。此外，众所周知，自人类历史的所谓文明时期开始以来，经济的积累也一直极大地受到非经济原因的影响和制约。例如，历史上的多数大国，靠征服别国而存在，征服民族在法律上和经济上是被征服国家的特权阶级，他们自己掠夺了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权。从自己的阶层中委派教士，教士们控制教育，使社会的阶级分化变成一种永久的制度。他们还创造了一套价值体系。从此，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就不知不觉地遵循着这种社会行为规范。
但是，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历史传统只是具有“昨天”。无论何地，我们还没有真正克服了索尔斯坦·凡勃伦（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有闲阶级论》、《企业论》、《工程师与价格体系》－－译者注）所称作的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观察到的经济事实全部属于这个阶段，以至我们从中推导出来的规律也不能用于其他阶段。因为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是要在克服和超越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所以经济学的目前状况就不能说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次，社会主义还有一个社会伦理的目的。然而，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能把它们灌输给人。科学最多能够提供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而目的本身是由具有崇高伦理观念的人构想出来的。只要这些目的不是胎死腹中而是有生机和活力的，那么它们将被许多人所接受并推向前进，这些人就会有意无意地决定着社会的逐步进化。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应该注意：在涉及有关人类的难题时，不要过高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我们也不应该设想，专家是唯一有权对影响社会组织的问题发表意见的人。一段时间以来，无数意见认为，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种危机，它的稳定性正遭到严重的损害。其特征是：个人对他们所属的大大小小的集体漠不关心甚至怀有敌意。为了说清我的意思，让我在这里讲一段我个人的经历。前不久，我同一位聪明且友善的人讨论未来战争的威胁。我的意见是，它将严重地危及人类的生存。我强调说，只有一个超国家的组织才能提供远离危险的保护。我的客人若无其事，冷淡地对我说：“你为什么如此根深蒂固地反对人类毁灭呢？”
我敢说，在短暂的一个世纪以前，没有人如此轻率地说出此类话。正是这类话说明了，他求得内心平衡的努力是徒劳的，他已或多或少失去了取得成功的希望。这表达了如今许多人正在痛苦地忍受着孤独和隔绝。那么，它的原因是什么呢？人类还有没有出路？
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容易的，但是有把握地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困难的。不过，我一定要尽我最大的努力。虽然我非常明白，我们的想法和努力常常是抵触和模糊的，不能用简易的公式表达出来。
人是一个单个的存在，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的存在。作为单个的存在，人设法维护他自己和他的亲人的生存，满足他个人的愿望，发展他个人的天赋才能。作为社会的存在，人想要得到他的同类－－人们的承认和爱戴，分享他们的快乐，慰籍他们的痛苦，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经常冲突的各种努力说明了一个人所能达到的内在平衡程度和所能贡献于社会利益的程度。这两种努力的相对强度主要是由遗传决定的。但人最终呈现出来的人格个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造成的，处于一定的环境，人在发展过程中发现了自身；人格个性也是由人所生长的社会结构造成的，由社会的传统和对社会行为的特殊方式的社会评价造成的。“社会”这样的抽象概念，对人的个体来说，是指他与其同辈和所有前辈的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全部总和。一个人能够自己思想、感觉、奋斗和工作，而他的身体、智力和感情是如此依赖于社会，以至不可能在社会框架之外想到他和理解他。正是“社会”供给人以食、宿、工具、语言、思考方式和大量的思想内容，他的生活才由于过去和现在亿万人的劳动及其成就而成为可能，这亿万人就隐藏在小小的“社会”这个字眼的后面。
所以，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很明显是一个不能抹煞的事实－－就像蚂蚁和蜜蜂。然而，蚂蚁和蜜蜂的整个生活进程、连同细微末节都由不变的遗传本能所确定。而社会类型和人类的内在联系却是很不固定地变化着。在受命于生物必然律的人类中，记忆力、联系组合的能力和口头交流的能力已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发展。这样的发展体现在传统、风俗习惯和社会组织系统中，体现在文学、科学和工程的成就中，体现在艺术品中。这还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人如何能够影响人自己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识的思想和欲望如何能够起作用。
人在出生时，通过遗传获得生物学素质包括人类种群特征的自然冲动，我们肯定它是不变的。此外，人在一生中，还通过交往和许多其他方式的影响获得了一种文化素质。文化素质随着时间而变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现代人类学告诉我们，通过所谓原始文化的比较调查，根据流行的文化方式和主要的社会组织类型的不同，人类的社会行为方式可能有很大的差异。正是在这一点上，那些努力改善人的命运的人们就能升起他的希望：人类不是由于生物学素质而注定要相互残杀的，不是注定无法摆脱残暴和自我伤害的命运的。
如果我们自问，为了尽可能满足人类的生活，社会结构和人的文化态度应该如何变化？那么，我们要经常意识到，我们无力改变某些条件，正像上面提到的，人的生物性实际上是不易改变的。另外，近几个世纪以来，技术和人口统计学的发展所能创造的条件也已到此为止了。对拥挤的人口及其维持生存的必需品来说，劳动的精细分工和高水平的生产设备是绝对必要的。回顾过去，似乎是田园式的，个人或小群体完全能够自给自足，但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稍稍夸张一点说，人类在现在就构成了一个生产消费的星球社区。
现在，我已经可以简要地说明，什么构成了我们时代危机的实质，它涉及到个人对社会关系。如今，个人比以往更意识到他对社会的依赖性。但是，他不把这种依赖性当作一份坚实的资产、一条有机的纽带和一种保护的力量，而是当作对他的天赋权利和经济生活的威胁。另外，他的社会地位导致了利己倾向不断加强，而天生较软弱的社会倾向则进一步衰败了。所有的人，不管他的社会地位如何，都在忍受着社会衰败过程的煎熬。他们不自觉地做了利己主义的俘虏，他们感到不安全、孤独，生活中失去了天真、朴实、单纯和快乐。所以，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到短暂而充满风险的生命的意义。
我的看法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无政府状况－－就像今天存在着的那样，是问题的真正根源。我们看到，我们面对着庞大的工商集团，其成员之间不断掠夺劳动的成果，这种掠夺不是诉诸武力，而是使人们忠诚地服从合法建立起来的规则。在这方面，重要的问题是认识生产资料，也就是说，生产消费品和作为资本的物品所需要的整个生产能力，可以合法地、并且绝大部分是个人的私有财产。
为了使问题更简单明了，我把不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那些人称为“工人”，尽管这不十分符合这个词的习惯用法。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处在购买工人劳动力的地位。工人使用生产资料，生产新的产品，产品变成了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一过程的要害是，工人生产什么和工人得到什么之间的相互关系，两者都依据真正的价值来衡量。在劳动合同是自由的情况下，工人所得并不取决于他所生产的产品的真正价值，而是取决于他的最低社会所需，以及资本家对劳动的需求同就业竞争中的工人数量的关系。工人的报酬不是由他所生产的产品价值决定的，在理论上懂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其原因部分是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部分是由于技术的发展和劳动不断加快的分工刺激着较大规模的生产单位的形成，牺牲了较小的生产单位。这样发展的结果就是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其巨大的权力根本不可能受到民主地组织起来的政治社会的有效控制。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立法机构的成员由政党挑选，政党的大量经费由私人资本家提供，其他方面也受私人资本家的影响。这样，资本家实际上就把立法机构和选民分离开来。结果，人民的代表不能充分保护没有特权的那部分人的利益。还有，私人资本家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报纸、电台和教育等等重要信息来源的载体。一个公民想要得出客观结论和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是极端困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资本私人占有制经济中，普遍遵循的主要原则是：首先，生产资料（资本）被私人占有，占有者们按他们认为最适当的办法来处置它们。其次，劳动合同是自由的。当然，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应该注意到，工人经过长期艰苦的政治斗争，某些行业的工人已经稍稍改进了“自由劳动合同”的形式。但从整体来看，目前的经济同“纯粹”资本主义没有太大的差别。生产是为了利润，不是为了使用。没有这样的规定，即那些能够工作和想要工作的人总是有就业的机会。一支“失业大军”几乎总是存在着。工人经常担心失业。因为失业和低收入的工人提供不了一个获利的市场，因此后果是消费品的生产受到限制和社会承受着巨大的艰难困苦。技术的进步常常导致更多的失业者，而不是在整体上减轻劳动负担。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和与此相联系的利润刺激，应该对资本积累和使用的不稳定性负责，它造成了日趋严重的衰退。无限制的竞争造成了劳动的大量浪费；也造成了对个人的社会意识的摧残，这一点我已提到过了。
我认为，摧残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罪恶。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深受其害。它以夸张的姿态教学生去竞争，训练他们崇尚物欲的成功，而这些都当作为学生的未来生涯作准备。
我相信，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消灭这种邪恶的灾祸，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建立以社会为目标的教育制度。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归社会自身所有，并有计划地利用。计划经济调节生产来适应社会需要，保障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的生活。个人所受的教育，加上激励他的天赋才能，都会设法发展他对同类－－人们的责任感，从而取代当今社会对权力和功利的赞扬。
然而必须记住，仅有计划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完全可能滋生出对个人的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还需要解决若干及其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如何才能防止行政官员具有无限权力和傲慢自负？个人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和如何确保民主力量制约行政权力？
黄昭义译自《每月评论》，1949年5月，纽约；译文原载《中流》1999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