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这个概念，被研究者或读者使用得很多，尤其说话行文牵带出一点哲学的。他者，本文处理为“第三人”。对话有双方，可看作一个“我”一个“你”，但为了维持对话，要不时提起张三李四的掌故，以致别人的事迹占据了我们说话的全部内容。此种情况不论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里都太多太多，他者之为他，是不在但总在的。
这就有问题了。他者并不自己说话，而通过作为本体的我来表述。其他人了解这个他者，也只好通过眼前的这个“你”。我们读历史，欣赏的都是他者——那些不能自说自话，永不会与我们直接交谈的他者。这不仅涉及到他者的真实度的问题，还涉及你怎么来表述真实，即如何取信于我。我们姑且假设一段事实发生在他者身上，不同的你会有不同的说法来指向这段事实。我们有意无意，会在对事实的表述中携带对他者的断语，由此就不仅是事实，而置事实的土地上一片发光的湖水，历史风吹云变，倒影会不同。参与表述的你多了，事实就成了断语汪洋上的孤岛，住家其上的他者皆似鲁滨逊，星期五云云也是你逐水流推到他身边的。我倒不认为有些历史的编纂者在刻意说假话，毕竟任何一个表述者都是断语大海里的一股水流、一朵海浪，即便他大如鲲鹏之背，也不能堵死其他表述者的参与。很多事实不是被扭曲、撕裂掉的，而是给有意无意说坏的。
须知：后果最险恶的谎话是没有蓄意的制谎者的，他们就平平淡淡、理所应当地说出来，内心连“信不信”、“是不是真的”都不考虑，只是把话说出来并笃定了聆听者的内心也没有怀疑。我通过你的这种欺骗，完成了对他者的“他者化”。“他者化”是和“他者”本质不同的东西。
如果以事实来比量人，他者是事实的制造者，你是表述者，我是聆听者；以人来比量事实的话，他者是表述中的事实——加入你的眼光和语气的被沉降过的事实，你是我对此事实的一个注视，我是我对此注视的回声的接收。我们以这个方式再读一些历史人物和文学作品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比如“二周失和”里的羽太信子。她就是个最典型的他者——制造了事实的人或被人表述了的事实。我们今天已不能和羽太信子直接对话了，并非因为她在历史中的踪迹彻底湮灭，在于我们通过郁达夫、章廷谦，尤其许广平、周建人和周海婴的表述，把她彻底他者化。被他者化了的羽太信子历史形象并不美好，总和出身卑贱、行为乖张、挥霍无度、妒心甚深这些描述相联系，在很多人的结论里，她就是挑拨“二周失和”的关键人物。——这不是真相本身，只是一种对真相的表述。之所以被当做真相，不过因为它是一种最主流最强势的表述。我们望向历史，视野里几乎没有真相，地下挖出的文物，尚需经过考古学家的解读，亦存在被他者化的过程。更何况，他者通过你的表述走向我，还要过一道自我意识的桥，在走向我们的确信以前，还要被堆积在判断力附近的偏见沾染一遍、挤压一遍。
由此可看，更高手段的欺骗是先帮你把偏见带着尘土搬出来，给死死堵在信念的门前。偏见哪里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个人成长等等，每个人有所不同，但来自政治和文化的属于共同偏见，尤其当个人成长得比较正常，就几乎只有共同偏见。在羽太信子这个案例里，我们作为旁观者的共同偏见有：她是日本女人，周作人日后的做汉奸，以及鲁迅不论作为文化巨匠还是革命英雄的泰山压顶。偏见又怎么形成的？亦来自你对他者的他者化，亦来自屏退我与当事人直接交谈、与事实四目相望。
我们在讨论历史和历史人物时，必须保持警惕，同时有一种前提性的羞恶之心，不能觉得我们是来伸张正义、平冤昭雪的，要觉得一切解读俱包含瞎搀和、把问题搞得更砸、把真相推得更远更离谱的巨大风险。我和你交谈历史上的他者，我又变成你和其他人交谈，将你的他者化再进行一次。他者也并不一开始就是他者，最初的那个“你”是比较接近真相的，如果由这个“你”来亲自撰写他者，那他者并不是他者，也没有被他者化。但由最初的“我”来撰写他者的话，“你”的表述就成了第一层的他者化。何况后来这些研究他者的，须仰看多少层并不透光的“他者化”砌在苍穹，尽管依然能找到第一层的他者化，但与最初的“我”的对话时空变了，千百年堆叠下的偏见卡在自我意识里，让这趟去往真相的出差绕行又绕行。
文学文本里的他者是作者有意为之，第一目的在于提升作品，这要和历史文本“传递信息”的第一目的区分开，更别说被政治化学腐蚀掉了的以“传递观念”为第一目的的历史文本了。文学里的他者可以作为一种搭建故事结构的基石，比如以他者为线索，通过不同的你向我表述他者，来徐徐展开故事。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很多，我近期读到的是岩井俊二的《情书》。
故事男主人公藤井树就是他者，一上来就交代了他登山殒命的结果。在以后的所有故事中，他没有肌体上的复活，只在不同人对他的他者化里不停解开生命片段又挂在女主人公博子的心灵一线上。围绕这个他者线索的，不仅有他者本身，还有我对他者的不停寻觅。两方相吻合，他者的他者化才有自我意识的加工，而从事实变成了情感。
由此我们回到历史，会发现他者的他者化更多最终反应为我们内心的一种情感，而不只是对某一事实的机械贴合。这根本也在于你对他者的他者化就是携带情感的，情感对情感的交融自然而然。情感像水，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所以即便以情感去交融硬梆梆的事实，也最终泡软了它，令它不能孤站在沧桑里，铁脊笔直。除了提防因无数曾他者化而制造的我们与真相的距离，还要提防我们望向历史时眼底的泪水、牙根的恨意、眉梢的欢喜。在偏见的地面阻隔之外，这些情绪相当于我们漫步河堤抚过脑门的依依柳枝，抬头欣赏或低头躲避，都有一不留神滑下水的危险。
另一个我们熟悉的文本是鲁迅的《孔乙己》，比起《情书》里藤井树的纯粹他者形象，孔乙己是在他者形象和“你”之间穿插纷呈给“我”的。为什么这篇小说如此动人？孔乙己一上来就是他者，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远的；后来他出场，成了你，拉进了和我的距离，但我不能直接和他交流，只能听其他客人调侃他，而一边跟着咯咯地笑，心里蓄养对更弱者的轻蔑。值得注意的是，孔乙己此处虽然是“你”，但实际上只是“在场的他者”，他在场，但并没有和我有实质性交流，我对他的审视仍然是通过别人的。——没错，但凡故事里设置“在场的他者”，我就成了目击者，而不是参与人。这篇小说动人的地方正在于此。如《情书》，就是你我他之间的关系，能窖酿出忧伤但脱胎不出忧愤；《孔乙己》加入了三者之外介于“你”和“我”之间的“目击者”，就扩大了整个故事的格局，以储存忧愤及忧愤而慈悲。
《祝福》也是这样，祥林嫂并不是纯粹的他者，我时时在场，但她亦只是“在场的他者”，在场然而沉默，实况地活在别人的表述里。这种人较纯粹的他者的“背后他者化”更容易激起悲剧，因为他们是被“现场他者化”掉了。——那我们可以问，为什么有目击者这回事？他们究竟是谁？
借用萨特《存在与虚无》的“注视”一节，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我通过锁孔窥视屋里的人,此时我的注视对象是他者,我把他者当作意向对象；但是,如果我突然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意识到另有一个他者注视我，便悚然惊叹：“我究竟干什么呢？”——总结起来，我们互为目击者，我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我。目击者不像相对独立运行的“你我他”，只是一种连接你我他之间相互关照的注释。所以，没有独立的目击者，相对独立的也没有，他不像他者是储存在表述里，文学里的目击者需要现场，不能依附于事实而在。作者描绘一个现场，圈点出几个目击者的角色，他们甚至可以作为男二号女二号，但无法作为男女主人公。因为现场总会变化，他们若作为主角，故事的统筹实在太碎；而时不时铺宕情节的目的只为让他们“看一眼”，用力太不允当。传统小说是以事实推进下去的，现代派或后现代派或以现场推进情节，但总得来说没有出现能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战争与和平》一个海拔上的作品。
《孔乙己》的格局很大，不仅“你我他”之外设计了目击者这一维度；“我”又不仅是目击者，还作为“你”，与孔乙己有对话，故事向度上也很开阔。随着作者调整时空，他者化的枪口是在不停摇动的。这也符合历史的一般哲学，因为我不仅是我，还同时反应为他人表述中的他者；而我死后，或简直悲惨如祥林嫂、孔乙己遭“现场的他者化”，总之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就纯粹成了他者。历史上的那些他者的形成，无非在于人总会死。而文学上的那些他者，则是永在进行时的他者，我随时能找到“你”——即作者，拉过来谈论他者。作者不论是否在世，他的笔墨是没有寿终正寝这回事的，我和文字交谈，最初的“你”总在（《红楼梦》之类的残篇例外），他者是很稳定的。
文末再梳理一下。我比较注意“他者化”在历史上的可怕，以及“现场的他者化”在社会层面的可怕。试想：有多少王小波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是“沉没在现场的大多数”？他们无权发声，只好漠不关心、事不关己。相反追问一句：发言权是哪里来的？只有发言，才有发言权。如果沉默的大多数选择沉没在现场，任他者化的水面没过人格，那永远不会有发言权这回事。
写于北京家中
2014年2月20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