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中文作家。王鼎钧的四部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是读者的一件幸事。读后感想各人不同，对我来说，读他的书，如一个久违年代突然走到面前。那些许久没有再听到的用词用语，激起童年回忆。有过那样一些人，不可测的智慧是在水下，浮出水面的冰峰在阳光下一闪一亮。那是我曾经很熟悉的氛围，却随着我身边最亲近一辈人的离去而离去。离去的是一个时代。如今在我远远的周围，可以看到许多同代学人，却风景迥异。
我开始读到王鼎钧，是在美国，十几年前。
当初去美国，想的不是去看一个国家，而是去看世界。实际发生的更有一点荒诞：我也是去看近邻，看台湾人。现在想来，当时大陆还足够封闭。离开大陆前，我只在广东认识过一个台湾人，是个彬彬有礼的工程师。记得他送我一包“冻顶茶”作见面礼，那是我第一次喝上台湾茶。那是八十年代末，这么说吧，如果他不送，我就不太可能在那个时间点上喝到冻顶茶，也不会知道那是台湾名茶。想想不可思议，当时文革结束、大陆戴上“改革开放”帽子已经逾十年了。
如此封闭， 大家感觉却已经“很开放很开放”了，因为参照系是在此之前的十年文革。其实，九十年代初以前的开放，大多只是自己给自己的开放，以前不能穿的，现在可以穿个，穿个牛仔裤留个披肩发;以前不能做的，现在可以做个，就觉得开放狠了。曾经不准谈人性，现在人性突然爆棚，性善性恶，人性弱点和人性复杂性，都一勺烩了。一边有拘谨压抑的延续，一边有池内狂欢。最经典的，是曾经个个一无所有，却不准说自己一无所有，说出来就是不满现状，就可以是刑事罪行;而文革以后，大家还是一无所有，却居然可以说出自己一无所有，那是多大的解放。所以崔健喊一嗓子《一无所有》，足以降天下。
开始可以了解世界了，但是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还是片羽吉光。
所以，在1990年，大陆人没有交上台湾朋友，对台湾和台湾人毫无了解的，十分普遍。美国是个小联合国，五彩缤纷下，刚到美国的我，对台湾好奇。他们没有经历简化字改革，还用着我们称“繁体”他们称“正体”的书写。此前，我只想到书写差异，没想过还有文字隔阂。我们这代大陆人生在1949年以后，是在政权文化的双重交替之间，我小时候，书架上父亲和哥哥的书，多为“繁体”。老师没有教，稀里糊涂也就会了。文革中，我周围的小朋友还有过一阵“繁体热”，感觉好看而时髦。大家被政府送下乡，收着天南海北来信，繁简两体夹杂。
到美国后我才知道，哪怕在两岸隔绝年代，在两种字体之间，两岸并不对等。只要有碑帖有旧书，大陆孩子就一定有机会接触传统中国字体，而那个时候的台湾人，可能真没有机会看到一本大陆文字革新之后的简体书。前两天，我对一个在德国生活的台湾小朋友聊家常，我说，这儿雷暴雨呢，小湖爆满，我正抗洪抢险修堤坝。她的回应却是个文字问题：“那个‘土’加‘贝’的字是什么?”。令我想起刚到美国，认识个酷爱读书的台湾女孩，她借了我的书去看，还书的时候一边说：“好看”，一边说，“就是有的字不认得。”她在纸上描画了“书包”两个字，问我：“那是个什么包?”得到答案她笑得岔了气。
也是到美国后我才知道，对台湾人说“繁体字”可能是一种冒犯。认真的，会正色纠正：“不是繁体，这是正体”。在海外，来自两岸的人可以为字体优劣争得面红耳赤。我无意冒犯，赶紧对大笑的女孩说，“还是正体好看”，没料她说“昨天给妈妈写信，写了两个钟头，你写信可以省很多时间。”那时电脑还没有普及，更没有伊妹儿。
我忽然想到，人对文字反应很奇怪。虽然英语也可以拆解析义，中文词无疑最可拆解。一个词义通常由两个独立字义叠加。可是，人有能力忘记本源，赋新词以超越本源新义，完成视觉感觉走向双重麻木的飞跃。在我们词典里，“先进”“革新”总是好词，“革命”更是当然。革、命，我们很少盯着这个词看半分钟，得到它直观的明示。
现在很少有人提起，紧接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大陆就有过一次短暂“文字革命”。1977年12月，大陆公布了“二简”，《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推出两批简化体共853字。没有征求知识界意见，“文字改革委员会”没有表决。据说这是刚结束的文化革命遗风，文字要为工农兵服务，知识人尚在“臭老九”之列，无权置喙。写下这三个字觉得儿童不宜，这个称谓在当时是官方书面用语和儿童教育用语，还远不是最糟的语言。可以想象，一批“红旗下的蛋”，在这样的语言熏陶下出壳、长大，做出什么事情来，都不需要惊奇。
“二简字”中，“芭、粑、笆”都简化为“巴”，“葫、蝴、猢、糊”，兼简而为“胡”。于是就有“胡芦、胡蝶、胡狲、面胡胡”，毕竟文革已经结束，开始有了“舆论”，于是舆论哗然。最不被接受的，记得是“道理”的“道”字，“走”字边上，砍“首”换“刀”，众人愤愤然，说“提着一把刀去讲道理，还有什么道理可讲”。第一批248字，一经宣布，就立即在报纸、刊物、中小学课本和书籍上，顶替了原来的“老字”。小学老师一阵手忙脚乱。后来在众人反对下又“停用”，但已经印出的书、教科书，覆水难收。“二简字”在十年后的1986年6月宣布废止。事情就过去了。在大家的记忆里，也就是一个闹剧，匆匆被抛在脑后。我也完全忘记了。
直到最近，一个学人朋友，被指经常写错别字，他十分委屈。细究下才知道，他就是“二简字”一代。我也这才想到，“二简字”的后果，是还有一大批孩子呢。他们的老师教的、考试考的，他们一遍遍在作业本上描画的，就必须是“二简字”、也就是后来的“错别字”。这件看上去很小的事情，在台湾不会发生。能把误人子弟都看作小事，也是经历大风大浪的后遗症。如果活下去曾经分分钟都是问题，这些自然都是小事。同代人把“活着”当做人生成就的故事，被张艺谋拍成电影，获得第47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可是二十年过去了，《活着》还未能获准上演。活着就还是需要小心。
我和一个70后朋友聊起，八十年代的开放快感，是和刚过去的文革对比。她却说，“我对八十年代的怀念，是与今天对比”。于是她提起于双戈案的公开审理。1843年率先开埠的上海，学习和捡回记忆都更快，尤其是被文人忽略的“技术层面”。文革刚结束三年后的1979年，恢复消失了二十二年的律师制度。在七十年代中，文革中的百姓私下悄悄流行对自己娱乐生活的精确总结：八亿人，只看八个样板戏，看了整整八年。我记得另一个真实故事，在文革刚结束的七十年代末，我在一本所谓内部读物《编译参考》上，看到当时有个外国法律界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他们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当时有多少律师。这厢回答是：八个。
1987年12月19日，电视台首次即刻全程转播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蒋佩玲、徐根宝包庇罪犯于双戈、私藏枪支弹药”一案。上海人跟踪追看审理全程和律师郑传本庭辩，万人空巷。其后上海坊间流行语加了一句，“讨老婆要讨蒋佩玲，交朋友要交徐根宝”。徐根宝是于双戈的朋友，蒋佩玲是于双戈的恋人，上海人称“女朋友”。徐根宝涉嫌窝赃包庇，蒋佩玲涉嫌资助于双戈逃亡。
今天有人奇怪，1987年上海人有没有是非观，提起来，朋友把市民们对被告的好感归于律师的精彩庭辩。其实，这里暗藏民间对行去不远的文革联想的反弹：亲友检举背叛，株连九族，在文革中曾经是日常见闻。这个时候，小姑娘蒋佩玲一句“我已经是你的人，要死也死在一起。” 徐根宝不计后果的“兄弟义气”，令上海人在持续几十年的阶级斗争铁面无私之后，至少体验了一点久违的是非曲直与亲情友情的纠葛、找回一点人性错综复杂感觉，有了一点人的气息。这个特定大历史背景和社会思维模式关联，需要历史体验，在这代人离去之后，再不会有人理解。
朋友说，她对这个案子记得清楚，是因为那个年代的小孩，因此有了律师梦。爱看热闹的上海人，也以为，从此可以在电视里看本国法庭大戏了，谁知，剧场关门。空等几十年，此景不再。郑传本洋洋洒洒在成千上万电视观众前展示律师行业光彩，只是昙花一现。近三十五年过去，今天律师纵有天大本事，再遇惊天大案，也不再有全程转播的屏幕大舞台。
海外司法和媒体具体什么样的?在“很开放”的八十年代，大家几乎一无所知，也很少问这样的问题。
到美国以后不久，有了朋友淘汰下来的一个电脑，还没有发达网络，所以，电脑只是个打字机，我懵懵懂懂，为得到一个新鲜玩具开心，没有去想，大家都已经走到了旧世界的悬崖边缘，那是世界享受最后安宁的黄金片刻。
中文书都留在了千里之外的家，又住在偏远乡下，那时候，偶得一张中文的《世界日报》，就很稀奇。就在那张报纸上，我第一次读到王鼎钧。他的文字领我进入了另外一片天地。
听上一辈讲故事，对比会有感触，触动很容易发生在两代差异和时代变迁之间。我这一代和前辈王鼎钧，还多了另一个隔阂，隔着大陆的文化断层。这个断层，我和自己的父辈一起经历。王鼎钧却和我从未谋面的叔叔、和父辈的另一批朋友们，延续了跨越海峡的民国，期间距离，何止一个海峡。1949年，两岸曾经是同一个起点，然后从差之毫厘开始，几十年一过，已经谬之千里。
我想重读一遍王鼎钧，一开始读他的自传，忍不住想记下时时冒出来的一些联想和感受，可能写着就会离题很远。只是信马由缰，如同回到许多年前，在上海的湿冷冬天，和父亲一辈聊天，捧一杯热茶，多半只为了给冰凉的手取暖。心却一直是热的。
果然，刚开始，就扯远了。
来源: 《随笔》2014年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