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在向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生赠送一幅小篆书法时念不出上面的字，人家还礼给也不懂得说谢谢，简直是语无伦次，在世人面前“出色”地现了一把中国大学校长的眼，舆论一片哗然。人们左看右看这位顾某人不像个大学校长，更不能容忍号称国内第一的清华校长是这个“熊样”。那么，人们心目中合格的大学校长是什么样子的呢？

一个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个学者，而不是官员。因为只有学者才能真正体会到做学问的艰辛，也才能真正理解、关心学者、尊重、爱护学者，才能懂得什么是独立思考、怀疑精神，才能做到不人云亦云，官员们所欠缺的正是这些优秀品质。民国时的大学教育法明确规定，大学校长不能由官员兼任。西南联大将要北上的时候，北京大学的校务委员蒋梦麟被任命为行政院秘书长，傅斯年马上指出，蒋不能再担任北大校长了。那是个“出”大学校长的时代，一批优秀的大学校长，如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吴有训、竺可桢、傅斯年等，如璀璨的群星闪耀，个个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学问家。再看今天的大学校长，他们首先是党和国家的干部，虽然他们也有教授、博导、院士的头衔，却拿不出多少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头衔只能说明他的身份，无法证明他是真正的学者。他们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遇事不出笑话那才怪哩。

大学校长还应该是一个教育家，有自己独特而深邃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办学思想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他给北大立的校训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清华校长梅贻琦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那是个我们称之为“旧时代”的社会，但从这些大学校训中我们体会出的正是独立的品格。再看现在的大学校训，多是些“团结、勤奋、求实、创新”之类的空话，千篇一律、毫无特色，更严重的是已经完全失去了自由、独立的灵魂。现在的一些“中国大学校长访谈”之类的书或电视节目，只看到校长们政治口号背诵得滚瓜烂熟，或是“阐述”着雷同的文科办理科、理科办文科“争创一流”的“模式”，就是不懂得什么叫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看不出这些人到底阐述了什么有价值的教育思想。这样的校长办这样的大学，没有灵魂空有大学的外壳，至多是一个热衷于收费的机构，说它是政府机关也可以，甚至说它是什么都行，就是再也不能称之为大学了。

大学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教授和学生是这个家园中的骄子，他们承担着这个民族追求真理的使命，是最不应该也不能受到伤害的，因此要求大学校长还必须是个勇士，要有独立的人格和的勇气，他，一介文人、书生，肩上却承担着保护这块思想绿洲的责任。中国“旧式”大学里的校长一般都明白这个道理，懂得爱护和保护他的教员和学生，比较有骨气，敢于藐视权贵，起码比起现在的来是这样。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去保护他们，使他们免遭迫害。陈独秀宣传进步思想入狱三个月，蔡元培领着师生数十人打着旗帜到监狱门口迎接。换了今天的校长，敢吗？“七七”事变”前，北大进步教授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被捕，成为当时北平轰动一时的新闻。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多方奔走，设法营救，迫使国民政府释放了3位教授。换了今天的校长，敢吗？40年代末，一次北平国民党特务要来清华逮捕学生，先送来了一个几十个人的名单。这个名单本来可以不给清华，因为管事的人是清华毕业的，对梅贻琦很尊重，事先秘密通知了一下。学校为此开了校务会，梅贻琦力主通知黑名单上的学生，马上离开学校，使这些学生免遭逮捕。换了今天的校长，敢吗？

有几十年了，或着说至少马寅初校长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一位像样子的大学校长。今天的中国，没有大学校长， 只有大学官长。一群大学官长领导着一千多所官僚大学，什么深刻的思想、现代教育理念、独立品格、人文关怀精神等等，统统想都不要想；什么世界一流，什么诺贝尔奖，永远跟中国人无缘。

没别的，只盼着有生之年能见到咱中国也出一个半个即有学问又儒雅又懂得保护咱教书匠和穷学生的像点模样的校长，再给啥子台湾同胞“捐赠”礼物时不再闹出愚蠢的笑话。不管怎么说，这要求不过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