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日本大阪产业大学门口镌刻着的该校校训：“致力于培养卓越的普通人”，不禁有些感慨，我们的大学谁会把这样的话当做校训？记得学校组织校庆之类的活动时，往往会请来一批“优秀校友”坐在主席台上，挨个介绍下来，不是“部长”、“省长”、“局长”，就是“名人”、“经济学家”。其实，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得非常卓越，为社会做出贡献，他们就不优秀吗？就没有资格坐在那个主席台上吗？
衡量一个国家或者一所大学校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准并不是它培养了几位总统、多少政府长官、名人，而是看它使多少国民接受了优质的高等教育，培养了多少优秀的“普通人”，这才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基本素质的根本大事。中国人在高等教育上大把花钱的时候，其实并不真懂得高等教育的真谛是什么，脑子根本没有转过弯子来。
每当我给一个新的班上课时，首先跟学生强调的是“怀疑”两个字，我可以跟他们整整一节课讲这个问题，告诉他们怀疑的价值，告诉他们现代高等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具有怀疑精神的人，社会在培养它的继承者的同时也要培养它的挑战者，否则我们的思想和学科就僵化了。这时候我总是看到孩子们一脸惊愕的表情，然后又从惊愕到理解、点头。于是我就想起来，我国的基础教育从来都是向学生灌输“相信”的，“怀疑”两个字原就不在中国教育的字典里。我们的孩子们只有到了大学以后才可能以一个新的视角观察这个社会，这实际上已经晚了，尽管我们尽力了，但也只能引导着一部分学生开始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更多的学生是缺乏这方面的悟性的。他们将带着这种缺憾走向那个物欲横流权势肆虐道德衰落的社会。
一个对现存的秩序不懂得提出疑问、全部接受，而且要求它的后代也毫不怀疑全盘接受的民族，它的精神就僵死了，它的文化就衰落了。一个精神、文化已经衰落的民族，竟然还有人说21世纪是它的世纪，我所见过的大言不惭以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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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它就不是“双刃剑”了，而是“单刃剑”，它只能导致一个理性的民族走向狂热和灾难，不可能带来任何福祉。
一个专制的社会随时可能走向极端民族主义，因为它没有相应的制度可以约束自己。玩火可以许多次，但终有一次会引起扑不灭的大火。
有时候历史会重演，即使是悲剧，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它的到来。一幕幕地，非常耐心地从头再来一次。
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会是空穴来风，是由点滴细水汇集而成的，仿佛于不经意中，竟成江海澎湃之势。无论是福是祸，终究一发不可收拾。
一个至今不知言论自由为何物的民族，一个至今仍以言论治罪的民族，它能进步到哪里去？
坦率地说，我们是一个特别善于将假话、空话、虚话、套话，甚至胡话的民族，遗憾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我们不说这些“话”的希望。
但要说我们根本不会说真话、实话，似乎也不公平，但我们的真话、实话只能在私下里说，而不是在公开场合毫无顾忌毫不恐惧地说。如果一个社会只能容忍私下的真话，或者在公开场合（比如开大会时）说几句真话就获得异乎寻常的掌声，那绝对不是个正常的现象。
虚假惯了的人，已经不懂得真实的可贵，已经不相信真实的真实，甚至还会挺身而出，主动地挑战真实、维护虚假。因为虚假已经成了这些人的思维定式，再也无法改变了。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是中国人提出的口号，相当不错，但却用错了地方，改革快30年了，该冲出去的一样没见冲出去，一个踢球打蛋的事儿冲不冲出去有什么要紧？
“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时髦了许多年，甚至摆上了城市的大街上，但这话有问题。时间首先是生命，而生命是无价的，无法用金钱来衡量。这种无聊的口号，不提也罢。
我最厌烦听“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这句话，简直是弱智者的语言，但它却经常出现在政府的外交辞令中。试想，生活中两个人打架，其中一个说：“你伤害了我的感情”，对方会怎么看他？一个总是追着对方要求道歉的民族，是最没有出息的民族，还没交手先就把自己放在了弱者的地位上，被天下人当作傻子加笨蛋来嘲笑自己还浑然不觉，你说这样的国家在世界上是什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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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大学都是谁办的？——你也许不知道
进入近代社会后，中国人很快便意识到西学的价值，并把几千年以来办学的热情投入到举办新式学堂——大学的事业中去。清末和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是多样化的，当时举办的著名学府既有官办的，如北大；还有绅办的，如南开；也有外国人办的，如燕京、圣约翰；还有中外合办的，如清华。都说军阀的统治黑暗，其实军阀也重视教育，对办大学非常热心。李鸿章、袁世凯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新式军事教育，张之洞撰写了著名的《劝学篇》，张作霖、张学良为兴办东北大学投入了大量私产；张宗昌创办了山东大学，冯玉祥冯玉祥把河南全省的契税指定为教育专款，由教育界人士组成“教育款产经理处”，出入不经过省财政厅，至今地处开封的河南大学仍把冯将军视为自己的创办人。
外国人对中国教育的进步所作的贡献也不应被抹煞。各国庚子赔款的退还并指定教育专用，为清华、北大、河南大学等提供了雄厚财源。外国教会和慈善事业对中国教育的投入也很高，洛克菲勒曾为创办协和医学院花费了上千万美元( 现值数亿美元) 。那时候办的大学，到现在不仍然是国内水平最高的大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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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前，马克斯•韦伯对自己的祖国德国从一个长期积弱的经济落后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欧洲经济大国曾深感忧虑，他认为，这种突然崛起隐含一个致命的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不成熟的表现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整个社会具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离心力倾向，民族内部要求民主的声音越来越强，而统治者往往以秩序和稳定为借口而一再延误政治改革的时机，对持异见者进行强力压制。其结果是这个国家旧的政治机制每天都在加速衰败和死亡，而新的政治机制却无从生长。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如何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就要看这个民族的政治主导力量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意志塑造一种全新的政治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这种政治机制就是“大众民主”，即被纳入一个统一经济过程中的社会大众能够同时能参与到一个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从而达到“政治成熟”。这里，韦伯先生实际上给这些“政治不成熟”的民族划了一道线，往前走——实现政治民主，就是一片光明；往后走——坚持威权主义的专制政治就是漆黑一片，自取灭亡。
韦伯终其一生惶恐不安的就是德意志民族无法走向“政治成熟”，他的这一担忧已经被德国日后发生的事情所证实，我所想的是当代的中国，跟当年的德国多么相像啊，中国现在不正是站在这条线上观望，犹豫不决吗？我们已经犹豫得太久了，浪费的时间太多了，但我们仍然弄不清楚自己终将走向哪里。
刨开历史的冻土层，哪里没有屈死的灵魂？
在井冈山金丝面附近的山峰上有十几座红卫兵的墓地，这些孩子当年是为探寻红军作战遗址而迷途未归的。如血残阳之下，瑟瑟秋风之中，伫立于墓前，我们的心里漫起一股痛彻心肺的悲怆感……
这似乎是个酷爱神话的民族。在冷峻有如刀锋的历史已经挑落了蒙满尘灰的现代神话30年之后，现在仍在有人不断地拣起它的残片碎屑，拼凑出新的现代神话，并且还在乐此不疲地拼凑下去。
对于我们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如果不予以澄清和关注，我们的民族良心就会彻夜不宁、改革的前途就会蒙昧不清的事情，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国家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无论是“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都必须认真地进行反思、研究，并且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每一个人，这是当今还活着的中国人必须具备的社会良知和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
发生在“文革”中的一切罪恶，包括对于人民基本权利的藐视和剥夺，包括对人的思想和言论的统治、禁锢与扭曲，包括任意剥夺人的自由与生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它作为中国人心中最黑暗最耻辱的一页载入史册。这些骇人听闻的罪恶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也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消化、消除，永远不再犯类似的错误。而且这些罪恶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难道马克思主义真的是这样的吗？中国人应该永远记住，不管是什么“主义”，只要它导致了这样的罪恶，就应该大胆地抛弃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