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前，以色列法庭对希特勒同乡、纳粹重要战犯艾希曼进行审判。

艾希曼曾是第三帝国党卫军中校，负责把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兵站指挥官，对600万犹太人被屠杀负有重要责任。1960年，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抓获，次年在耶路撒冷受审。学者阿伦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前往报道这场大审判，并据此出版了《平凡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

平凡的邪恶

阿伦特当年提出“平凡的邪恶”这一概念，针对的是第三帝国的极权体制，审视的对象是像艾希曼这类背负罪责的纳粹分子。在阿伦特笔下，“平凡的邪恶”涵括三层意思：

其一，杀戮人类的恶行变得常见，人类彼此相残事例不胜枚举。反人类罪行、种族清洗等邪恶行为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

其二，杀戮者存在于大千世界之中，和普罗大众并没有多大区别，并没有恶魔的犄角以便让人一眼就认出。通过在法庭上对艾希曼的近距离观察，阿伦特发现艾希曼既不“阴险狡诈”，也不“凶神恶煞”，而是普普通通，甚至唯唯诺诺。

其三，人类丧失思考能力成为一种常态。当人类不会思考，不能质疑，只剩下盲目的服从与愚忠，就会受人指使，不能控制言行，沦为犯罪工具。艾希曼并不否认大屠杀的事实，他的辩护理由主要是他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其所作所为都是其职责所在。

阿伦特发现：“令人悲哀的真理乃是，大多数恶行是由那些从没有认真思考过要做好人、还是坏人的人犯下的……艾希曼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并且缺少这种想象力。他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

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艾希曼

阿伦特在书中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为什么人能犯下如此滔天罪行？为什么艾希曼不抗争？通过长时间的思考，她用一句话进行概括，那就是“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艾希曼”。用犯罪学术语翻译，即人人都是潜在的犯罪人。因为在一个违背正义、不人道的纳粹体制之下，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处处都有犯罪的陷阱，遍地都潜藏着犯罪的机会，犯罪之门向所有人敞开。对德国人而言，要执行清洗政策，就必然成为犯罪人；而犹太人在这个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会被安排去做点帮工的活，这也是助纣为虐。

而且，本书出版后，很多知名人士，包括阿伦特的朋友们，都对她在报告中将犹太人复国委员会描述为帮凶感到愤懑，可是事实是，这些犹太人的的确确给纳粹军人提供了协助。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犯罪人，艾希曼附体每个人。正是基于这个事实，国内学界将该书名翻译成“平凡的恶”、“平庸的恶”或“恶的平庸性”等，都是想强调杀戮等邪恶行为是由普罗大众所造成。

正如学者熊培云所说：“对任何历史人物犯下的错误的思考，都不能归结于上帝和魔鬼，让魔鬼为人性之恶背黑锅。事实上，希特勒的罪行，不过是德国人甚至也包括其他国家人民所有选择的结果。纳粹的恶是希特勒的恶与德国人民选择或信仰的恶的合流与放大。在这场政治闹剧里，没有一个无辜者，即使是那些不曾作出任何选择的选民，因为放弃就是行动，不选择也是选择。”

只向真理低头的阿伦特

阿伦特是德国籍犹太人，哲学家，纳粹统治期间从德国逃到法国。法国沦陷后，她又逃至西班牙，并从那里获得去美国的签证，后加入美国籍，并一直在美国生活。《平凡的邪恶》一书之所以在当时如此受关注，是因为阿伦特作为犹太人，在深刻反思犹太人在纳粹时期遭受清洗的事实时，冷静反省犹太人自己的责任。这种勇揭自己伤疤的独特行为惹怒了犹太后裔。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前言中提到，为了表达观点，其“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会议，也不管他们多么令人敬畏”。阿伦特和托克维尔一样，只为真理低头。她通过自己对艾希曼的观察，结合自己所查阅的史料，冷静地将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时期做“帮凶”的事实客观地呈现在报告中，并不是嘲笑犹太人，也不是在为纳粹战犯辩护，而是描述一种既已发生的社会事实，让读者理性地思考、正确地面对。

通读《平凡的邪恶》一书，能感知到作者的冷静、理性。“平凡的邪恶”这一概念的提出，得益于阿伦特长期信奉并坚守的独立性。阿伦特说，她从来不爱一个国家，也不爱一个民族，因为她没有能力爱国家和民族。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她就是这样冷冰冰的一个政治学者——她加了句，说，她只爱她的朋友。当她得知以色列朋友因为不同意她书中观点而病倒时，她立即前去探望；在知道其丈夫脑梗阻时，更是立即停止其写作，专心照顾家人。

出处: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