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大学，抗战时期都到了昆明，房舍紧张，地皮难觅，干脆三校合一，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人称西南联大。今天去看联大的旧址，大抵是些废弃的庙宇和草房子，比今天任何一所最烂的学校都要差上一百倍。但是，这所大学却大大地有名，要论教学质量，今天还真没有哪所大学超过了它，从这所大学走出来的几位赫赫有名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说，他们到了美国，就学业而言，没有什么课再值得上了。

但是，即使这样一所大学，也有政治课。民国的北洋时期，政府不管大学。理论上国立大学的经费是政府拨的，校长也该政府派，但大学里有教授委员会或者评议会，大事教授说了算，学生也有很大的权力。如果师生对政府派的校长不满意，基本上派了也白派，反正没法履任。清华大学在梅贻琦之前，接连被倒掉了四任校长。轮到梅贻琦，没人倒了，梅自我调侃说，那是因为没有人乐意倒霉。北洋政府当家人是军人，很粗疏，管不了就不管。但国民党当家之后，情况有点不一样了。国民党的老大蒋介石也是军人，但自我感觉，确是读书人。对于大学的放任自流，很是不满意。尤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大学里自由主义盛行，特别愤慨。老蒋骨子里，是个崇尚曾国藩的理学家，记日记都学曾正文公，没事就检讨自己，痛骂他人。所以，对自由主义痛心疾首，也不是没有道理。在他看来，青年学生中随随便便的自由主义，就是大学里的老师教出来的。为了矫正这一错误，他三令五申，要求教育部整饬大学。整饬的内容之一，就是设置政治课。

虽说1928年，理论上国民党已经一统天下，但实际上离真正的一统天下还差得远。连军事和行政上的统一，都没做到，文化教育，就更不好说了。但是抗战给了国民党一个机会，原来不听命的各路诸侯，为了民族大业，纷纷放弃半独立，上前线杀敌。那么后方的大学，政府以抗战为由强化思想控制，也不大好硬抗。西南联大这样三校联合组成的大学，有两所都是国立大学，需要政府拨款，清华原来有庚子赔款的美国退款撑着，抗战时期也暂付阙如，在人矮檐下，哪能一点不低头。于是，专管学生思想的训导处也设了，政治课也开了。

政治课的名称叫三民主义，原本叫党义课来的，抗战前就有，但各大学给它上了个乱七八糟，形同虚设。联大的原来三校，根本就没开。当初没开，现在必须得开。教育部规定，三民主义课得修一年，学分四个，不及格不能毕业。负责这门课的是有国民党籍的陈雪屏教授，他为了不让学生产生反感，把这课，变成了专家系列讲座，即便如此，也依旧没有人听。负责教授也只好睁眼闭眼，不再较真。到了需要结业之时，让学生交份读书报告，就算了账，所谓读书报告，就是从《三民主义》小册子里抄几句话。这门延续一年的课，是这样的扯淡，以至于很多联大校友，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根本忘记了还有过这么一回事。你看汪曾祺、何兆武等人的回忆，都没有提及他们还有政治课。

从1942年开始，应蒋介石的特别要求，各个大学又增开了一门伦理道德课，以期增益学生的道德水平。听话的冯友兰教授，亲自担任这门两学分的课，但即便如此，学生新鲜几次过后，依旧翘课如潮，不久，冯友兰教授发现，即使修养如他那样的好，作为新理学的大师，也没法面对空空的椅子再讲下去。于是，这门课也就无疾而终了。

除了政治课以外，当年的大学，还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仪式，叫做“总理纪念周”，每周搞一次，由领导带领，背诵总理遗嘱（孙中山遗嘱）。这样的纪念周，当年的党政机关都在搞，但渗透到大学，还是托了抗战的福。联大的学生，当然对这种政治仪式不可能感冒，没办法，联大的负责人就把仪式安排到中午11点半，这个时候，正好是学生午餐时间。于是，每逢过纪念周，就是训导长出来，站在操场上，自己背诵一通总理遗嘱，就算了事。纪念周，变成了训导长一个人的独角戏。

这样的糊弄，教育部当然不满意。教育部长陈立夫亲自出马，到联大演讲，试图说服学生。校领导知道情况不妙，事先封闭校门，把学生圈起来听部长大人训话，没想到训到半截，学生们像约好了一样，拼命呼喊抗战口号，把个陈部长喊得七荤八素，脑袋大了几圈，实在讲不下去，只好识趣收兵。

国民党政府实在是无能，想要政治灌输，却连个形式都弄不明白。明知道联大的校方应付他们，却也不能撤了联大的校长，更不敢处置学生和教授。无怪后人讥之曰：独裁无胆，专制无能。信夫！

（此文参照了易杜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