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忆混在乌有之乡的那些日子》，后来陆续收到了一些友人甚至陌生朋友的慰问和关注，据他们说，本文引起了网上不少人的讨论，我一般都会很淡然地回复到：“可以想象，只要涉及到意识形态的话题，不争论才奇怪呢”。带着一种交流思想的心态，我偶尔到一些网站上（比如凯迪社区）浏览下自己文章的跟帖，发现各种褒贬可谓是琳琅满目，总体评价更是冰火两重天。面对形形色色的解读，我感叹部分中国网友的阅读理解能力何以如此低劣？比如我在文章中明明说自己是在读书期间（纯无产者状态下）开始思想转变的，却有人说这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典型；我也明确说自己是自愿参与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的各种活动，即和他们没有任何组织隶属关系，却有人说我是“叛徒”，这不能不叫人哭笑不得！至于那些无端的猜测和“政治高帽”就更加可笑了，说什么“向权贵讨要奖赏”、“美分”、“右粪”等，真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在同事群体中绝对是最穷的一员，也不曾真正接触过美国人，更没机会在政治立场问题上站队，这些人把此类的词汇用在我身上，除了博吾与众人一笑，似乎再也没其他效果了。

在众多的跟帖中，真正最吸引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毛左有问题，自由主义右派也有问题，都会将中国带向灾难”；我听到这样的声音已经很多了，也做过一些专门的思考。记得有朋友说过类似的话：“毛时代确实太左，但今天的中国又太右了，因此需要多宣传下左的思想，才能平衡右的问题”，我当即表示不能认可，并且论证道：“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看似有很大差别，其实问题的总根子是相通的，即公共权力不受制约，而特权政治必然导致社会严重分化”。这位朋友提出质疑：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要比今天公平，而当下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这不就是太右的表现吗？我论证到：“在西方国家，社会分化主要是由自由市场机制导致的，所以强调国家干预的左派思想确实更能代表公平；但中国不属于这种情况，社会贫富分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当干预和政治权力不平等导致的，这就是说所谓的‘右’的现实恰恰是由‘左’的权力结构制造的，那么你又如何通过提倡左的思想平衡右的社会现实呢？”当时的对话到此为止，之后我却对这位朋友的思维逻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今天再次看到了很多类似的“中庸主义”观点，不能不让我继续对这种思想观点开展进一步的探索，希望能够通过找到新的对话点来提高这场思想争鸣的深度。

记得茅于轼先生在几年前曾经说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当时，这句话受到了很多人的指责，甚至还有人大暴粗口，包括我自己也不能理解其真意所在；今天仔细想来，这绝对是一句真理！回顾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带给中华民族最多灾难的人大多都是那些大肆宣扬平等、公正、大同社会和“人民至上”这些政治口号最多的帝王政客，历代农民起义家诸如黄巢、李闯王、张献忠、洪秀全等，他们到处宣扬“均田免粮”，要建设一个“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美好社会，但是最终的结果无不是涂炭生灵、祸乱中华；清末著名的义和团运动更是鲜明地演绎出了“为穷人说话，为自己办事”的荒诞政治游戏。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宪政发展历史充分的说明，一个国家通过社会精英群体内部的斗争和谈判以及与基层大众的反复协商，而不是高调宣扬所谓的“道德理想国”，更有利于形成科学、合理的政治规则，从而最终惠及社会大众，其实这就是茅先生“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句话的历史依据所在。也就是说，“为富人说话”是为了制造一个率先对国家公共权力构成制约的贵族群体，从而培育出民主宪政体制的原始“胚胎”，然后随着这一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社会大众逐渐可以参与进去，成为最终的受益者，这不就是“为穷人办事”了吗？可惜的是，很多中国人不能洞察这一历史玄机，深陷传统王朝政治游戏的误区不能自拔，为那些“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狡猾政客提供了天然的政治资本，而像茅先生这样的“先知”却要遭受被众人严重误解的委屈，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和国人的巨大悲哀！

在质疑茅于轼先生的人当中，很多就是前文所说“中庸主义”观点的持有者，他们认为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问题多多，但也不能像茅先生那样给于“彻底否定”；这些人自居为反对激进思想的理性主义者，认为毛左政治思想不能救中国，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也不能。我们若继续追问他们：你感觉中国的现实社会状态如何？若还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应该奔着什么方向去努力？应当本着什么原则处理相关的政策事务呢？可能获得答案往往是：现实的中国当然也存在很多问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至于改变的方向问题嘛，这还真不好说，摸着石头过河吧，最好是结合中外古今的各种优秀思想成果，摸索前行；相信，这种回答是典型的“中庸主义”哲学之体现。经过对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进行初步分析，我发现他们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知识匮乏和思想模糊的中间派；一类是故作中庸之态的投机主义者，前者由于看不到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却深陷对复杂社会现象的迷惘，最终只得以保持含混态度来体现自己的独立性甚至某种“超脱”形象，而后者往往因为渴望在现有体制内部获得更大空间，所以刻意在政治态度上进行模糊化表达，他们习惯了“看风向”和以成败论英雄，而中庸主义的思想观念恰好适应了这类型人群的各种现实需要。

进一步而言，中国普遍存在的“中庸主义”哲学，可能并不是对各种激进思潮的反抗和折中化处理，而是体现了很多中国人懦弱的“无原则”和骨子里的“自保”思想，正是因为这种思想的普遍存在，才导致中国的历史经常为暴君恶官所掌控，而民主法制迟迟不能得到发育。我相信，那些认为“自由主义右派也会给中国带来灾难”的所谓中庸主义者肯定没有阅读过秦晖先生在《实践自由》一书，本书说到，自由主义实践包括：1、维护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隶），2、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隶主），3、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坚持废奴主义）；自由主义是最容易论证的“主义”，但是真正能够践行自由主义的人却少之又少，“三个和尚没水喝”，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难以获得自由。因为有太多的中国人都坚守“自保”和见风使舵的所谓中庸主义人生哲学，所以中国的自由主义才难以变成现实；不是自由主义会给中国带来灾难的问题，而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没勇气追求正义，甚至无端地得出了这种毫无历史根据的结论。可悲的是，这些中庸主义者既不曾去研究自由主义到底是何物，也不曾思考历史和当下的中国到底最缺少什么，更没有动力为自己国家民族的前途未来做出起码的严肃思考，而是想当然地采取了“四平八稳”的政治态度，还不时煞有介事地指责某些人的激进情怀，似乎“什么也不做”倒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功臣，真是奇怪。

讲到这里，我联想起了萧功秦先生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一文。萧先生是我比较认可的当代中国思想家之一，特别是他对中国历史发展方向问题的明确表达显得铿锵有力，而没有丝毫的含糊，很值得敬佩。尽管如此，我还是对他的这篇文章产生了几点质疑：一、对“铁腕改革”这样的概念应当如何界定？若真的可理解为政治集权和经济自由化并存的话，那么这两者之间万一发生冲突，怎么办？为什么不能二者并举推进？有何证据说明同时推进必然出现社会动荡？二、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是中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结果吗？哪一个王朝末期没有发生动荡而直接建立了新秩序？若我们认为民国时期的政治动荡换来的是中国人民对宪政民主体制的学习和逐步适应的话，那么这种局面还是一无是处的吗？三、苏联解体和之后发生的经济崩溃悲剧，是俄罗斯等国家“激进民主化”的结果？难道苏联体制不突然改变，它们的经济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若我们认为俄罗斯等国的这场经济悲剧实际就是“以短痛换长痛”，而中国以后可能要付出同样或更大的代价，还能认为中国的新威权主义模式比他们更成功吗？对于这些问题，我相信谁都很难给出准确的答案，但萧先生至少可以稍加关注，以免与那些“中庸主义者”没有了界限。

总而言之，“折中”思想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有其合理性，而不是随便找个中间位置就算非激进的理性主义者了，比如说，一个人要洗澡，浴池里有0到80度的各种水温，我们根据折中原则，选择了40度水温的池子，结果当然是比较合适的；但若有浴池老板让我们在50度到100度的各种水温中进行选择，我们还能继续坚持“折中”原则吗？与此相似，当僭主、寡头体制和文革思想余毒仍然在大肆破坏中国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只有大力地倡导与这种思想完全相反的思想观念，才可能抵消其负面效应，而各种所谓的中庸主义思想根本不可能在这场思想斗争中发挥多少真正的功能。胡适先生曾提出过类似观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主要元素具有根深蒂固的特征，即使全盘否定也未必能达到消除一部分的结果，而若从开始就坚持所谓的“折中”，那么结果必然是传统文化的“纹丝不动”，这就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的道理所在。然而，近百年之后，中国人似乎还是很少人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而至今仍然普遍存在的“中庸主义”哲学，却再次深刻地证明了胡适先生的历史前瞻能力，百年的文化变革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革也没有改变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文化元素，足见折中主义思想在推动历史变革当中的功能显得多么微弱。

在当前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个紧要关口，中国人特别是担负指引历史方向的知识分子确实不应该再继续保持传统的那种“中庸主义”哲学，看似理性十足，超越了左与右，实则是在回避“中国将要往哪里去”这样一个重大的核心问题。一个国家往哪里走，必须有个方向，有个主导性的前进原则，这不是对社会发展各项细节规程的思考，而是一种战略性前瞻；若我们继续纠结于各种细枝末节问题的处置，却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含糊其辞，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还将坎坷不断，甚至再走历史回头路，就目前主流意识形态的混乱格局来看，这种可能还是很大的，社会上围绕毛泽东诞辰而开展的激烈论辩已预示着一场必须面对的“摊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