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依靠赤脚医生和草药，到形成医院和现代药品体系，中国的医疗体系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据估算，中国医药市场的年均增长率超过20%，这使得许多国际制药企业把中国视为一个“务必要拿下”的市场。

不过，中国医疗行业也受到种种问题的困扰，比如如何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提供覆盖全国的基本医疗服务，再比如猖獗的腐败行为。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受到的行贿指控，引起了国际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从获取药品的难易程度、药品的价格和质量来衡量，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十年前，中国从零起步，如今，该国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已达95%。虽然这一数字令人赞叹，但医疗设备的缺乏意味着，病患的治疗得不到保障。

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是仿制药的价格高，而生产这类药已成为大型跨国公司轻松获取利润的途径。在中国，名牌仿制药一直维持着高价，原因在于医院和药企通过强行销售它们所谓质量更高的药品赚取超额利润。这里的质量更高是相对其他药企生产的较为便宜的同类药品而言。

专注亚洲市场的药企ASLAN Pharmaceuticals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卡尔?弗思博士(Dr Carl Firth)说：“中国老一代药品的价格比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的同类药品都要高出好多，这真是有点奇怪。

“中国政府在不断压低老一代药品的价格，但定价压力不像在西方国家那样大。”

另一个问题是在医院系统之外缺乏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质量不稳定和患者不信任困扰着诊所和社区医疗服务站，因此90%的住院和门诊服务都得由医院来提供，而在医院看病的话开销又很高。

医院和医疗机构为了盈利，必须对药品和其他未受监管的服务——例如X光片或扫描——收取更高的费用，或是给患者开多余的药、进行不必要的诊断或外科手术。

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布的《中国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 in China)报告，中国人均拥有的核磁共振扫描仪数量，是该国现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下应该拥有的数量的2.5倍。

由此可得出一种结论：推动这项技术迅速普及的，可能是利润方面的刺激，而不是对患者诊断效果的追求。讽刺的是，这种刺激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那些用得起核磁共振的人能得到更好的诊治。在中国医疗体系中，辅助性治疗费用可以是天价。

药价要受到《中国国家处方集》(The National Formulary)所列药品名录的限制。不过，入选处方集保证了药品的销量。而对销量较低的药品来说，避免进入处方集可使它们获得更高的定价。

2009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Essential Drug List)，规定了500种药品的价格上限。但据巴克莱(Barclays)的分析，由于执行的重点放在了降价、而非扩大供应上，医院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因此，在基层医疗机构中降低基本药物获取难度的美梦到头来变成了一场噩梦。

钻中国医药体系“空子”的吸引力实在太大，就连那些在人们眼中有道德操守的西方药企也难以自持。此外，从事贿赂的不仅仅是制药企业，整个医疗市场同样值得怀疑。

达能(Danone)旗下的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Dumex Baby Food)启动了对自己婴幼儿配方奶粉营销活动的调查。此前，官方的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宣称，多美滋贿赂医院工作人员，给刚出生的婴儿喂食多美滋奶粉，以促进销售。

不过，促销活动与贿赂客户之间的界限很微妙。

身家亿万的投资者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说：“贿赂可有多种定义；我敢说，制药企业在中国做的事，它们在西方也做。它们给医生好处，给他们送礼、请他们吃饭。现阶段，你需要特别小心，因为中国新一届政府正在努力整顿国家的贿赂风气。”

在接受贿赂调查后，葛兰素史克报告称，其在中国的收入下降了61%。

花旗集团(Citigroup)表示，其他跨国企业也受到影响，部分企业的销售额自6月份以来下滑了多达30%，医生在接触医药代表的事情上也更加谨慎了。一个结果是，政府现在拥有了更多的有利条件来推动降低药价。

在这项调查中，境况最不利的是葛兰素史克的中国高管，这很可能是一种信号，表明中国政府是顾及指控外国企业或外籍人士的后果的。

我们不应低估中国彻底改善其医疗体系的能力。根据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一项研究，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从35岁上升到了68岁，而这是在人均医疗支出仅为5美元的基础上实现的。

在上述那段时期，“铁饭碗”工作附带的公费医疗覆盖了许多中国人，但预期寿命的提高靠的是预防在前、治疗在后的方针——反观今天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病患越来越多的局面，那时能有这种方针是令人羡慕的。随着经济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末站稳脚跟，公费医疗的覆盖范围逐渐缩小，专业医务人员与其他劳动者一道迁入了城市。

译者/沈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