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的宣传》弗拉基米尔•弗因诺维奇 著 安德鲁•布龙菲尔德 英译
俄国若不是由笨蛋和恶棍统治，道路如果通畅、宽广、没有匪徒横行，俄国若一下子变成了现代化的欧洲国家，像德国摆脱了希特勒的影响一样摆脱了斯大林的遗产，那么，有三类公民将损失惨重：腐败的交通警察，寡头政治权贵，以及讽刺作家。在最后一种公民里，弗拉基米尔•弗因诺维奇（Vladimir Voinovich）可能是过去50年里最重要的俄国讽刺家，考虑到过去50年形形色色的荒谬和镇压行径，他也是该国历史上最具颠覆性的作家之一。如果所有的俄国作家（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所说）都来自“果戈理（Gogol）的袍子下面”，弗因诺维奇是直接来自果戈理的鼻子（Nose）下面。
“鼻子”是果戈理很有名的小说，讲的是沙皇时代小官僚科瓦罗夫（Kovalyov）的故事，主人公具有独立思想的长鼻子从脸部逃离，开始自己奇特的生活。它穿上金子编织的制服、戴上形似鸡冠的帽子，冒充比他从前的主人更高的官员。它虔诚地在彼得堡教堂礼拜，以便骗过主人，登上开往里加（Riga）的驿站马车。“鼻子”是对俄国傲慢，残酷，野心勃勃而又无能的统治阶级的讽刺。可笑的是科瓦罗夫（Kovalyov）迷失的鼻子可以在森严的首都过上满意和成功的生活。这个国家的精英成员---他们费尽心机攀高枝结亲，爬上高位，捞取一把奖章完全是一个模式的，是可以替换的，其实就是些能走动的鼻子，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
果戈理去世的150年后的当今俄罗斯有钱者和当权者和沙皇时代的前辈一模一样。（当然或许有些人至少有了幽默感：最近圣彼得堡树立了一个大鼻子雕像以纪念果戈理的小说）俄国最杰出的作家继续嘲弄，揭露这些人。
像维克多•佩列文（Victor Pelevin）的小说《P世代》（Generation P）和弗拉基米尔•索罗金（Vladimir Sorokin）的电视剧《莫斯科》讽刺奢华的超级富豪和寡头政治家，他们在巧取豪夺的叶利钦时代瓜分苏联的财富。最近的一个网站vladimir .vladimirovich.ru考察了普京总统（President 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的笨拙地推行一种“管理下的民主”的冒险历程。（在网站上总统名字前加上（™）是为了象征总统的名字在俄国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事实。）这个由名叫马克西姆•科诺年科（Maxim Kononenko）的年轻莫斯科人写的短篇小说描述了天真的总统依赖世故的助手，完全没有准备好驾驶受伤的国家朝正确的方向航行。
科诺年科小说中的普京，和事实一样进行了残酷的车臣战争，尽全力扑灭俄国民主的残余，最近通过法律取消地区首长的直接选举。但有时候还能对他表示同情。南奥塞梯（South Ossetian）城镇比斯兰（Beslan）发生可怕的恐怖主义袭击后，小说中的弗拉基米尔•Vladimir Vladimirovich™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强烈谴责这个悲剧。刚开始他讲了些反对“将武器朝向无辜的孩子的恐怖分子” 的陈词滥调，接着对俄国同胞发表充满激情的严厉批评：
普京说“我根本没有办法为你们辩护。你们自己把本来能做好的事情搞糟了，我没有地方政府首长，只有猎取贿赂者和反犹分子。我没有军队，因为没有人想当兵。我没有武器，因为将军们早就把武器卖光，建了夏季别墅了。我不能将骗子和贪污者关进监狱因为我一旦要这么做，你们就会吆喝“请你手下留情，放这个人一码。”与此同时，你们从工厂里偷东西，逃避税款，不停地要求、要求、要求更多的优惠，更多的退休金，便宜的伏特加，便宜的啤酒，便宜的汽油。”总统最后宣布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战争确实已经打响,他说 “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是自己向自己开战的吗？”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串通共谋是弗因诺维奇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果戈理去世和互联网产生的等距离时间内，俄国经受了给自己带来灾难的最大悲剧。这个悲剧体现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斯大林,但是他的罪行被数以千计的人配合,被数百万的人容忍。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多数俄国人都有个在听到斯大林去世的时候伤心痛哭的爷爷或奶奶。电影片段显示的苏维埃公民在 “人民的父亲”去世后，站在街道两旁表现出近乎宗教般的痛苦的画面并没有撒谎。弗因诺维奇的最好的小说提供了既幽默又尖刻的对这些人生活的描写，尽管他以幽默家出名，他的著作在提出问题时非常严肃: “到底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弗拉基米尔•弗因诺维奇（Vladimir Voinovich）出生于1932年中亚城市杜尚别（Dushanbe）。他五岁时,当新闻记者的父亲在1937年的清洗中被捕并被送往古拉格（Gulag）。年轻的时候做过牧羊人，木匠,建筑工人，机修工，并在1951-1955年间在红军服役。后来他加入莫斯科的电台工作,因为写了 引起轰动的俄国宇航员的官方赞歌“开始前的14分钟” （Fourteen Minutes Till the Start）而一举成名。
弗因诺维奇的早期小说可以看作尝试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框架内写作，同时揭示苏维埃生活的道德失败。那个时期的一本著名小说《我想诚实》（Ia khochu byt\' chestnym (I Want to Be Honest, 1963)描写一个敢于和设计者和管理者碰硬的建筑工头的故事。故事带有宣传鼓动性质，但是弗因诺维奇对既不崇尚道德也不信仰正直的社会中表现出的对道德和正直的着迷已经相当明显了。
1960年代中期，随着安德烈•辛亚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和其他作家因为在西方出版著作的罪名被捕, 弗因诺维奇渐渐地进入反对派阵营。他的小说集中描写苏维埃社会现实的枯燥乏味,个人和官方的偏狭委琐,经济落后，语言污染，越来越带上荒诞派的色彩。小说（The Ivankiad） (1976)讲的是弗因诺维奇为一个特别普通的作家协会成员争取获奖的莫斯科公寓的故事(小册子<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作者)。《绒帽子》（The Fur Hat） (1980年代出版)是另一个雇佣作家的故事,由于作家协会认定他只配得到 “毛茸茸的小猫”毛做成的帽子而变得精神失常。因为用驯鹿毛或狐狸毛做的帽子都赠给联系广泛的较少犹太色彩的作家了。
弗因诺维奇的讽刺对象很多：追求当前享受者,腐败，浮夸,以及苏维埃社会盛行的反对犹太人现象。海外出版的反对苏维埃的著作像代表作《战士伊凡克肯的生活和冒险》（The Life and Extraordinary Adventures of Private Ivan Chonkin (首先在1969年巴黎出版，后在俄国地下出版samizdat)使得他1974年被作家协会开除，在1980年被迫离开俄国到德国(现在住在慕尼黑)。在谈到为什么取消弗因诺维奇的苏联国籍时, 勃烈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写道作者“连续地参加反对苏联的活动,并且由于其活动对苏联的形象造成严重伤害。”弗因诺维奇反驳说 “我没有破坏苏联政府的形象。苏联政府,多亏其领导人的努力以及你个人的贡献,根本就没有形象。因此，为了公正起见,你应该撤消自己的国籍才对。”
由于父亲被关在古拉格, 弗因诺维奇年轻的时候是在工人，农民和士兵中间度过的，全面接触了斯大林时代的所有艰辛。这些经历在其小说《战士伊凡克肯的生活和冒险》中有很好的体现。小说的同名主人公是红军战士，个子不高,智商也不高,经历一系列冒险和可笑的误解,拘捕了所有当地苏联内务部队（NKVD）办公室人员,并强迫他们在当地的集体农庄劳动改造。
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期，当时的斯大林偏执狂政权正忙于煽动民众对付德国可能的入侵。由于希特勒背叛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发动袭击使得苏联限于被动,斯大林在电台告诉国人 “尽管苏联红军英勇抵抗,尽管敌人最好的部队、最杰出的空军战机已经被打垮,敌人仍然继续向前推进。”小兵克肯的农民智慧促使他怀疑斯大林的判断:
克肯听着电台传来的明显带有格鲁吉亚口音的话语，虽然绝对地相信这些话，但是他仍然有些地方不明白。如果敌人最好的部队和空军最杰出的师团被消灭被打入坟墓,还有什么值得不开心的呢？消灭弱小的师团不是更容易了吗？而且，他无法理解 “在战场上发现了他们的坟墓”的说法.为什么在战场上而不在别的地方? 是谁为这些人挖了坟墓? 克肯好像眼前出现一群人在迷茫的田野上寻找自己的坟墓。曾经有一阵他还同情这些人，虽然他明白他决不能这样。
克肯这个人头脑简单,没有受过教育，同时对斯大林忠诚，心肠好(同情敌人),坚强勇敢。这些特征简直就是弗因诺维奇塑造的俄国人性格的完美体现。尽管有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的令人惊异的错误和妄想, 克肯们的国家仍然战胜了领导有方的德国军队。确实，弗因诺维奇在他的第一部小说这么有效地讽刺了苏维埃制度的笨拙无能和残暴，在塑造小兵克肯的时候,完美地抓住了俄国普通人的性格特征,使得对这些话题在后来的叙述中有某种程度的重复。一个合适的对照就是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 虽然他从来也不能够比得上《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的精彩。
12年后的第一部小说《历史性的宣传》的女主人公是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安格拉娅（Aglaya Stepanovna Revkina）。在斯大林时代，安格拉娅 作为共产党员抵抗德国人的侵略，后来作为当地孤儿院的负责人，并且在非常偏远的小镇多尔戈夫（Dolgov）当区党委书记。换句话说，她是斯大林心甘情愿的执行者(到第10页,她就已经接到命令把同胞 “没有根基的,没有部落的四海为家的Livshits”送往劳改营)整本书中，安格拉娅一直都是最高统帅的忠实信徒，她拒绝拿原则做交易使得她失去幼儿园的工作，和她在党内的权力地位。
和《战士伊凡克肯的生活和冒险》以及更短的《绒帽子》不一样，《历史性的宣传》的故事情节涉及到1956年到现在的很多俄国历史, 我们观察到从安格拉娅眼中看见的半个世纪的历程。在《历史性的宣传》的开头几页里，赫鲁晓夫（Khrushchev）在1956年的第20次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谴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安格拉娅的整个一生就是被高尚的意识形态目的剥夺了。听从来自上面的命令是她的原则，她的主要成就是制造了一个斯大林纪念像,非常漂亮,一个苏联艺术史家看后激动地说“就是它了，我现在可以死而无憾了。”为了让塑像免于被扔进废物堆的耻辱，安格拉娅将这个金属领导人安放在自己房子内，还给他洗了澡：
一边洗，一边说些连自己的儿子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话。她吟诵到“现在，我们要冲洗你漂亮的头发，可爱的眼睛，和鼻子，然后是你的耳朵，你的胸膛，你的脊背和你的肚子。” 当她洗到大衣分开的地方显露出上衣底边，接下来到了腿部的时候，安格拉娅突然感到尴尬起来。她意识到斯大林是个男人，但是她无法想象斯大林上厕所，或上床的情景。她开始注意到擦洗塑像时，总试图回避那些让她尴尬的部位。过了一会儿，她注意到尽管斯大林别的任何地方都干干净净，惟独裆部脏兮兮的。
弗因诺维奇为安格拉娅塑造了一个陪衬性的人物，一个有魅力的犹太人舒布肯（Mark Semyonovich Shubkin）。他是个虔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孤儿院的老师，刚刚从劳改营释放出来，写过反斯大林诗歌“我们如此相信你”。诗歌的结尾是“攀登并不总是顺利的，当遭遇崭新的高峰，我相信集体的智慧，我相信党，你呢？” 因为在孤儿院墙壁上张贴这首诗，安格拉娅打算开除舒布肯，就在这时，她碰上了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运动，当地官员要求她写检讨“我，Aglaya Stepanovna Revkina有些发疯，没有能理解党的新政策，没有能体会党的英明决策。”
读者可能发现安格拉娅遭受的羞辱是自作自受，但是弗因诺维奇对舒布肯集体智慧的蔑视或许比他对安格拉娅的斯大林主义的蔑视更甚，因为至少斯大林主义是一贯的。舒布肯和安格拉娅之间的斗争贯穿小说始终成为意识形态的跷跷板。在赫鲁晓夫时代，斯大林被谴责，当局呼吁更多的灵活性，舒布肯被提升，而安格拉娅被开除出党；当勃列日涅夫否定赫鲁晓夫的缓和政策，安格拉娅又处于政治上的优势地位，而舒布肯在他糟糕的被控剽窃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之后，被贴上异议分子的标签。《森林集中营》（The Timber Camp）在西方出版并赢得好评。舒布肯敏锐地搭上历史的潮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向反对后苏联时代俄国人流行的正统观念，到最终和犹太教的和解。弗因诺维奇在书的结尾处最终废弃了他，这个狡猾的投机分子在实行以色列割礼后死于血液中毒。
而穷困潦倒而又酗酒的安格拉娅参加了莫斯科的游行示威,和一群理想幻灭的老人冲向防暴警察,他们的战斗口号是 “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前进。”但是新俄国的公民要不是她被痛打一顿，根本就懒得看她一眼。在医院醒来后,她听见一个妇女在打手机,说话的声音像外国人 “流行的菜单,龙虾，烤牛排，鸡块,对虾,布丁，意大利勤地酒—60元。好,放在电子播叫器,或者用传真机发过去。现在还没有电子邮件,供应商的地址改变了。”
她问 “我在哪儿?”
“紧急救助中心”一个共产主义同伴Mitya说。
“哪个国家的?” 安格拉娅又问。
安格拉娅的性生活,或者缺乏性生活让弗因诺维奇能够描写其人物的感情纠葛。小说中描写的近乎高潮的体验是不由自主的，在意识形态上也是无可挑剔的。这个体验出现在1939年莫斯科举行的全苏联农业展览会上，安格拉娅见到斯大林的时候。但是这不是表明以前就没有过，不幸的是，历史并不站在安格拉娅一边。二战期间，她亲自将在电厂工作的丈夫炸上天,因为这个电厂马上就要被入侵的德国人占领了,她大声喊叫 “祖国会记住你的。”斯大林去世后，她与地方党组织成员的愚蠢争执以灾难为结束,当时一个不合时宜的去斯大林化的BBC广播冷却了两个共产党分子的热情。
安格拉娅的最动人的爱情发生在勃烈日涅夫时代的黑海旅游城市索奇（Sochi）。在那里她遇见了同行的旅游者,斯大林主义坚定支持者博多拉可夫（Burdalakov）将军, “为了你自己和别人”爱国运动领导人。
这个将军追求安格拉娅，给她一套漂亮的蓝色田径服,并试图劝说她戒烟。意识形态或许在他们的恋爱故事中起了一定作用，但是这两个上了年纪的经历战争洗礼的人肯定体会了温馨和战友般的情谊。他们讨论失眠,讨论理解抽象艺术的困难,讨论根据契可夫的《带小狗的女人》（Lady with a Little Dog）改编的电影的优点，以及钙对 “女性机体”的重要性等。自然的，这些谈话只能导致上床,但是当他们两个最终决定享受激情时,他们被最具苏联恐怖色彩的敲门声打断了:
他将她放倒在床上，手伸向她的裙子下面，抓住了她富于弹性的裤头,她双手使劲推开伸向她的头,就在这时候,外面有猛烈的敲门声。他吓了一跳,马上就惊慌地往后退却。他看着安格拉娅,再看看桌子上还没有吃掉的东西和没有喝掉的饮料。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不自然或见不得人的情形，尤其是他们都是自由人,但是他们又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们是苏联人，从小就受教育,意识到他们的每一个欲望都可以被马上发现，谈论,谴责和惩罚。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他们的旅行资助可能被取消，他们可能被驱逐出疗养院,被讽刺杂志鳄鱼曝光,被威胁进行个人审讯或被开除出党。
在那一段描写里，弗因诺维奇更进一步谈到十多次的党的会议恢复安格拉娅和她的同伴的名誉。其实，当时旅馆服务员是因为要送一份无关紧要的口信而敲门，可是“他们是苏联人”的夸张的危险意识让他们的情绪完全消失。斯大林政权的偏执狂不仅让年轻人也让老年人受害，不仅让它的真正的异议分子受害也让它忠诚的信仰者受害。服务员带来了勃烈日涅夫的口信让将军马上前往。安格拉娅问“你去吗？” “他吃惊地看了她一眼,她意识到问了个愚蠢的问题。”
小说的后一半就像前一半一样，安格拉娅仍然独自一个人，除了她的住客—斯大林像章隐约出现，她定期擦洗，除了那个敏感部位以外。
弗因诺维奇在书的结尾处失去了自己的立场，从关注安格拉娅的故事转向各种各样的商人（biznesmen）和腐败官员的活动上来。安格拉娅在半恍惚状态中游动度过后共产党时期的混乱，失去了对当权者踪迹的关注，只是注意到她的公寓冰冷，她的退休金微薄没有钱修理破碎的窗玻璃。碰巧她的公寓建在底下是矿泉水源泉的土地上，有些商人想拆掉房子搞开发。当安格拉娅表明决不卖掉房子（因为新公寓屋顶太低，斯大林纪念塑像放不下），有人雇佣刺客要谋杀她。
有一段时间，这些商人忙着互相争夺以便得到安格拉娅的同意，但是到最后她也难逃被杀的命运。在她的公寓里住着一个炸弹制造者，瘸腿的阿富汗老兵，他开办了合法的爆竹生产厂，同时给商人和匪徒提供高技术炸弹用来暗杀。他决定自杀以免被警察逮捕，将所有炸弹和鞭炮点燃把整个公寓夷为平地。安格拉娅被压在斯大林像章的下面最后就在她死前，得到了长久以来别剥夺的性的满足。
《历史性的宣传》和《战士伊凡克肯的生活和冒险》相比差些。这可能是因为苏联时代提供了更强有力的讽刺的材料，考虑到作家的背景。当今俄国主人的消费主义和贪婪在规模和庸俗上既是可笑的，又是惊人的，但是1917年到1991年的历史是讽刺家的梦想，因为苏联忠实地记录了它的愚蠢和荒唐，里面有数不清的声明和缩略语，一种嘎吱作响的反抗文学，在弗因诺维奇身上激发出灿烂的颠覆本能。
弗因诺维奇也许明白新术语 “没有电子邮件，供应商地址变了。”但是他的关于新俄罗斯人的幽默，对卡通般的暴力匪徒和富豪财阀的刻画是入木三分和可以预料的。但是谈到当今普通俄罗斯人的视野，弗因诺维奇就显得无所适从。新一代的作家如维克多•佩列文在共产主义垮台和俄国一头扎向盗贼统治的涡轮资本主义（kleptocratic turbo-capitalism）的混乱阶段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好像更有准备来描写自己身边的破坏和毁灭。比如，是佩列文塑造了著名的经常被人引用的当代俄国的定义“从芬兰进口香蕉的香蕉共和国”。
我记得是小时候在纽约北部地区阅读《战士伊凡克肯的生活和冒险》常常忍不住笑克肯和矮小结实，几乎不识字的邮政局女局长诺拉（Nyura）在她喜爱的小家畜的阁楼上幽会情节。在描述集体农庄时，他提到了被阉过一匹马，这匹马有个高傲的名字Osoaviahkim，是个苏维埃缩略语表示“苏联国防、航空、化学建设资助协会”（the Society for Assistance to the Defense, Aviation and Chem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USSR）我离开苏联很早，很多的荒唐事不大了解，但是把一匹马命名为协会的想法确实滑稽有趣，有点苏联特征。当今出生的俄罗斯人也许不大可能弄清楚所指的含义，因为苏联的词汇已经成为历史，记忆中的东西。《历史性的宣传》中有些段落显示弗因诺维奇好像知道他不仅是个讽刺家，而且还是历史家记载了已经消失的生活方式。小说最后对农场厕所的描写让苏联变为永恒：
自然的，在这些小棚子里（年轻一代或许都没法画出来）男女两侧的木头地板上布置了十多个大坑，排成一行，软软的粪堆点缀期间。来方便的人蹲成一排，像麦田里的一个个麦捆，我充满同情地回忆起那些患关节炎，便秘和痔疮的老人，他们使劲用力脸憋得青紫，大喘气，呻吟和哼哼就好像他们在刚出生时大喊大叫一样。
（叙述者的朋友）常说如果由他来决定建立什么样的纪念碑纪念苏联时代，他将不会选择斯大林或列宁或别的任何人，而是无名苏联人像一只老鹰蹲在自己拉的高山（共产主义山峰）之颠。
译自：“Adventures of a True Believer” by Gary Shteyngart
Monumental Propaganda by Vladimir Voinnovich translated from Russia by Andrew Bromfield Knopf, 365 pp., $25.00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17998
译者简介：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