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这个思想多元化现象已经十分突出的环境中，意识形态的争论让然显得十分耀眼，其中，自由主义和新老左派之间的对立成为了这场思想争鸣的焦点；然而，真正能够参与其中的学人只有少数，多数人则“置身事外”，以另外的眼光思考和表达对此焦点话题的关切，并经常提出这样的看法：“两边都有点偏激，其实各自都有其道理”。昨晚，我在与几位同仁一起用餐、喝茶的时候，再次听到了这种“价值中立”的声音，他们大多属于中国学界的“多数派”，认为我以“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与不同政见者进行辩论式对话，其实是首先已经确定自己的“立场正确”之后的自我解释，言外之意，这种争论必然是“偏执”的。我最终以“我们的思考不在一个层面上”这句话终结了一场并不十分激烈的“辩论”，之后对我们之间对话的核心内容与思想进行了梳理，发现还有很多值得思考的话题没有说清楚，所以才又酝酿出以下的文字，希望能够加深与中国学界“多数派”的相互理解。

说不清楚的“学理”

我与各位同仁的论辩首先源自对汪晖先生的评价，一位朋友说：“我正在读汪晖先生的著作，感觉他的理论很有启发性，你为什么总批判他呢？”在听到这样的观点之后就感觉到有必要进行一场对话，以澄清我对中国“新左派”思想的批判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我当即这样进行了解释：汪晖先生肯定是一位有思想的学问家，我批判他的一些思想并不是说他的观点是错的，而是认为他的那套思维套路对中国社会的解释走偏了；这位朋友接着说到：我感觉他的思想对解释中国现实很有说服力啊，不像你说的那样子，他也是在主张民主、法制什么的，至少对我很有启发性。我继续论证到：汪晖被称为中国的新左派人物，就是因为他不像毛左那样直白地主张“文革”等思想，所以你未必能看懂他到底说什么，许继霖先生对他和中国左派思想的研究其实已经把问题基本说清楚了，那你更认同谁的观点呢？这位朋友继续说到：许继霖的书我也读过，我感觉他们俩的观点都有道理！我接着论证说，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怎么可能都是有道理的？他说思想本来就应该多元，没必要非得争出个“是非高低”吧，我就是“没政治立场”的人，两种声音的合理之处都需要关注嘛！

我与这位朋友的对话进行到此，似乎很难继续沿着既有的论题再继续下去，我随即匆匆转移了话题并声明说：思想界的争论一旦上升到哲学的层面，确实是说不太清楚的，比如说卡尔.斯密特的国家主义、施特劳斯的德国保守主义、马克思开创的社会主义等，这些思想体系从“学理”上讲都是很深刻的，核心的问题在于它们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可能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中国当下的所谓左派与右派之争其实并不是在学理层面上辩论，因为很明显，它们都有各自的理论逻辑，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彻底否定另一方；我站在自由主义的右派一边批判左派，也不是想论证它们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是想说“左”的一套思想理论可能对当下的中国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甚至它一旦普遍流行，可能会导致中国社会发展的倒退。以汪晖先生为代表的新左派和中国的老左派在思想外表上虽有不少差异，但其内在的理路却是相通的，也就是说根子上的问题没解决，其潜在的危害性还是存在的，因此这种思想还是需要批判的，这主要是为了警惕其未来的“演化”结果。

大家到底在“争论”什么？

仔细反思当下中国的思想争鸣，我们发现实际上存在两种类型：一种就是所谓的“学理之争”，另外一种就是“价值之争”，邓晓芒先生与刘小枫先生的商榷（参阅：邓晓芒先生《评刘小枫的“学理”》一文）应当属于前者，而萧功秦先生对刘小枫先生“新国父论”的分析则属于后者（参阅：《“新封神论”与国家主义的个人崇拜》一文）。然而十分明显，前一种争论是从“理论逻辑”内部进行的，若非刘小枫先生治学不慎、邓晓芒先生哲学功底深厚，这场商榷是很难取得目前这种“效果”的，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已经形成了独特理论体系的大师而言，这样的争论很难不“打成平手”，比如说，哈耶克也很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部论证它是“彻底错误”的，而主要以《通往奴役之路》这样的“预测性”论证方式揭示其潜在的隐患。因此，思想界的争鸣也更多地体现为所谓的“价值之争”，或者更直白地说，就是对某一种思想理论可能给特定社会“意味着什么”或“带来什么”的争论。很明显，我不可能从“学理”层面上找到汪晖先生的理论缺陷，但却可以在价值层面上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但这又容易导致有人误认为我“不自量力”，企图证明汪先生的学理错误；可以相信，这就是我那位朋友之所以总不能理解我何以批判汪先生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既然从学理上来说，多数思想理论似乎都具有其相对的“合理性”，那么中国思想界的纷繁争鸣到底是在“争”什么？对于那些“专司治学”而不太关注“时政”的读书人来说，他们自然不能理解这场思想争鸣的“喧嚣”，甚至以“价值中立”为工具论证争论双方各自的“偏颇”之所在。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首先打个简单的“比方”：某家医院收治了一位儿童病人，有医生经过诊断发现这个孩子具有典型的“缺钙”病症，而其他医生却努力论证“锌”、“碘”都是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甚至论证说通过补充“锌”和“碘”就可以治愈“缺钙”带来的疾病，或者干脆断定这个孩子不是因为“缺钙”而是“缺锌”导致的疾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医生的观点呢？我们肯定不能说人体不需要锌、碘等物质，因为人体确实需要多种营养元素；但问题在于，假如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位病患儿童确实是因为“缺钙”而导致的疾病，那些强调“锌”、“碘”对人体重要性的医生如何在这场特殊的医治工作中发挥作用？那些否认儿童因“缺钙”而致病患的医生不但不能将儿童治愈，甚至一旦采用其治疗方案还有恶化儿童病情的危险。在我看来，以汪晖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当代左派思想者就类似于以上比方中的“误诊医生”，他们并非不懂医学，甚至还可能是十分知名的“医学专家”，但他在诊断“当代中国社会”这个疾患病人的时候肯定是出了错误的——当中国“急需”克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遗毒，而建设民主、自由、法制和宪政国家遭遇空间阻力的时候，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由此而提出的任何“药理分析”和“治疗方案”不管多么精细，都需要批判，因为这事关中国“未来”生死前途。

萧功秦先生在《“新封神论”与国家主义的个人崇拜》一文中深刻地指出，“我比较担心的是，刘小枫的‘新国父论’会变成国家主义，一旦有风吹草动，中国经济发展萧条与危机，还有可以进而蜕变为‘新法西斯主义’，正如斯密特与斯特劳斯当年那样”。萧先生这一担忧揭示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结”，他们批判新左派也好，揭露国家主义也好，其实都是出于对人类历史“悲剧”的反思，警惕国人不要重蹈历史覆辙，而不是企图证明这些理论从“学理”上就是彻底错误的，更不是想要彻底扼杀这些言论。可惜的是，置身事外的中国学界“多数派”并不能理解这一点，误以为学术思想批判就是传统型“你死我活”的斗争，自然难以理解很多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为何经常也显得“很偏执”，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没有这部分人的偏执，另外一部分人的偏执就会因为缺乏“抵消性”力量而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从而很可能将中国社会再次带入历史的深渊。这也就是中国古人说的那些道理：疾病还需猛药治，矫枉恰恰需要过正，指望“无为派”的平庸主义哲学很难对社会邪恶力量进行斗争，中国正是缺少了正能量的强力制造，负能量才得以充斥于整个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思想界的“左右”之争，大多并非对学理问题的争论，而是对中国政治社会现实情况的“诊断”。若坚持“价值中立”导向的中国学界“多数派”要参与这场思想争鸣运动，就应该首先对中国社会进行病理学“诊断”，找出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疾所在，比如说中国的政治腐败是源自市场经济还是传统政治，内部的自由民主要素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中国的政府力量是太强还是太弱了才导致了这些问题？中国还需要毛泽东式的政治强人吗，化解中国社会道德堕落等问题的出路应在于恢复“德治”传统，还是进行法制建设等等，待对这些问题给出初步答案之后，我们再去再思考所谓“左、右”两个思想阵线之间的“对立点”到底在哪里，而不是笼统的说：“双方都显得有些偏颇”，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思维方式已经在中国延续了千年以上，至少应该给于一定程度的深刻反思了。

社会的“自然状态”为何？

在围绕以上问题进行争论之余，在场有另外的朋友抛出了哈耶克，他认为我的很多观点具有很强的“先入为主”色彩，而不是严谨的理论辨析，所以建议我应当去研究下哈耶克的理论。我应答到：我曾试图仔细阅读哈耶克的几部代表作，但中途畏难而退就草草收场了，即使如此，我还是隐约感觉到他的理论和国内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套路是一致的，秦晖先生曾提到过这种观点，中国当今思想界的争论首先有一个“方向”的问题，其次才是策略问题，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和各色左派的争论最核心的地方可能在于“方向”，而具体的分析路线可能恰恰是其次的。现场接着又有朋友说：哈耶克十分强调社会的“自然状态”，哪里说要必须有个方向了，倒是文革时期十分强调社会发展的方向，计划经济才讲这个的嘛。我继续论证说，假如说文革是一种方向，那么激烈反文革也就算另一个方向吧？哈耶克推崇社会的自发秩序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方向，即反对政府干预市场机制的方向嘛；说白了，他这里所谓的自发秩序，本质上就是主张一个国家社会应该以“自由”为中心，而自由主义理论本身不正是秦晖先生所谓的“方向”嘛？所以说，“自发秩序”绝非没有方向感的理论。

进一步而言，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到底为何？霍布斯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毕竟只是一种不能验证的假设；同时我们又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存在即合理，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一切就是自然状态。按照这种历史观来审视过去，我们就会发现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国家主义乃至文革悲剧都是人类社会自然状态的体现，那么，就没有理由说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不算是自然状态，更不能说自由主义者对集权主义的“反抗”是偏执的而不是自然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本来是人类社会自发变迁的过程，但是也经常会被一些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所干扰，比如说集权主义，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激烈地反抗集权主义的思想和行动算是自然状态还是非自然状态呢？很多人似乎还是认为双方都是非自然状态的，因为它们都显得有些“激进”，那么随之带来的问题就浮现出来了：若没有后面的非自然状态，有什么力量去克服前一种非自然状态？什么都不说也不做，看似很符合自然状态，但结果却必然是适得其反的。我认为，以上悖论就是确立“宏大历史观”的艰难之所在——我们没办法找到人类社会的真实自然状态是什么样子，最终也就很难找出“不自然”的因素，很多人在批判中国激进自由主义思想之同时，可曾思考过如何要回答这个悖论呢？由此可见，中国学界的那些“多数派”看似“价值中立”，其实就是对这些棘手问题的逃避，面对激烈交锋的左右思想阵营，他们也只能以无奈的“不干预”而保持中立，却难以分晓其中的得失利弊。

中国知识份子的当代历史使命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的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从马克思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思想理论的争辩绝非仅仅是“学理”问题，它也是社会实践的问题，因此，思想理论家的工作并非圈子内部的“文字游戏”，它涉及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思考不同思想理论的时候，不能仅仅是从论证逻辑的角度去理解其“深刻性”，更要关注这套理论背后的东西，特别是它对当下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可能带给我们什么，这就是所谓的“现实关怀”。而中国学术界当中，有很多的人集中关注“学理”而缺乏“现实关怀”，所以很容易将一些基于现实危机感而提出激进思想的学者视为偏激的“异类”，殊不知，相比于单纯推动“学理”之进步的学者，这些人所发挥的“历史预警”功能更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为这个时代做出的重大贡献。

从抽象理论层面上论，我们可以说“自由、民主也需要适度”，也可以说“法制与德治并不相互矛盾”，甚至可以说“法西斯主义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一旦涉及到“中国到底该怎么走向未来”的现实问题时，我们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含混其词”，因为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若回答说“哪个方向都有利有弊”，这不就等于“什么都没说”吗？为了获取这个答案，我们只有首先为中国社会的病症“把脉”，诊断出疾患的原因之所在，然后再根据治疗之策系统提出具体的方案，在这里已经不再需要把所有的医学知识全部“搬出来”系统讲述了。因此可以说，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经常被学界“多数派”误解，甚至被说成“偏执”，主要原因就在于，前者基于强烈的“现实关怀”而治学，而后者往往就学问而谈学问，以学理的多元性反对他们眼中的“单向度”知识体系，希望一种“自然”的学术分工不要再这样继续分裂乃至对立下去，很显然，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即需要“学院派”，更需要公共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