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文章（以下简称《文章》），认为改革开放的前后两个时期虽有“重大区别”但又“相互联系”，因此不能相互否定。只有“两个不能否定”，才算是“正确看待”了“两个历史时期”。《文章》的重点是强调两个历史时期的“相互联系”。当然，我们知道《文章》所说的“两个不能否定”，不是针对个别问题，而是“从整体上说的”，两个时期的“相互联系”是指前一个时期为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我们很愿意“正确看待”，也很愿意接受“两个不能否定”的观点，但是《文章》的那些大而无当、支离错乱的论述，却很难支撑“两个不能否定”的观点。如果我们不想回避历史真相，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两个都不否定”地“正确看待”两个历史时期。
先看思想条件，按照《文章》的说法，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党就形成了“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等“十分重要而又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与改革开放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毫无疑问是直接相通的。问题在于，“八大”提出的“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的指导方针在实际工作中还未实行就已经夭折，仅过了一年时间，在错误发动“反右派” 斗争之后，毛泽东就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此，“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取代“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成为党和国家在长达20多年时间里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使党和国家在“左”的错误道路上越滑越远，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衡量，农民养几只鸡都算搞“资本主义”，今天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就更是毫不含糊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从整体上说”，能够代表毛泽东时期的“思想条件”，究竟是仅仅停留在“八大”文件中的“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还是实际上支配着人们思想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了20多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呢？邓小平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防止“左”，反对“左”，实际上就是“否定”毛泽东时期的“思想条件”，难道邓小平也不能“正确看待” ？
马克思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如果我们不分主次，甚至本末倒置地过于强调两个历史时期的“相互联系”，就有可能使我们淡忘“左”的思想观念几乎葬送中国的惨痛的历史教训，忽略“左”的观念至今仍在“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阻碍中国进步的严峻现实。
《文章》十分推崇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但是，恰恰就在毛泽东发表《正处》的同时，他却亲自发动了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反右派”斗争，后来接连不断的“反右倾”、“四清”和“文革”运动更是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因政治观点不同而成为“政治犯”和“言论犯”的。难道是毛泽东要故意违反自己提出的正确主张吗？非不为也，而不能也，体制使然也。
《正处》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后面还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不是从法律上区别“罪”与“非罪”，而是从政治上、思想言论上划分“人民”和“敌人”的提法，是导致混淆两类矛盾的根源。在宪政体制下，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宪法和法律高于一切，权力受到严格限制，思想是多元的，言论是自由的，人们在政治上有不同的主张和观点都是正常的，受法律保护的，绝不可能由于思想和政治观点的不同而成为“罪犯”和“敌人”。在专政体制下，没有公民，只有服从权力号令的“群众”（臣民），权力高度集中而且不受限制，“群众”的思想言论和政治观点都受到权力的严密监控和限制，依据言论、观点判定你是“人民”还是“敌人”，根本没有确定的是非标准，完全要看掌握权力的“领导人”心情好不好。毛泽东搞“大跃进”出了问题，彭德怀说“得不偿失”，是事实，但这使毛泽东很不愉快，于是彭德怀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林彪说“交了学费很必要”，迎合了圣意，使毛泽东很高兴，于是林彪取代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其实，在“领导人”的眼中，所谓“人民”就是不长头脑的听话的“愚民”和“顺民”，所谓“敌人”就是有自己思想的“不同意见者”。
宪政体制保护公民，公民根本不可能成为“敌人”，当然也就不存在混淆两类矛盾的问题。专政体制维护权力，触犯权力的“群众”随时可能成为“敌人”；没有“敌人”，专谁的政，专政体制需要“敌人”（或“敌对势力”），到处寻找“敌人”、制造“敌人”加以绞杀，因此，专政体制混淆两类矛盾即成为常态。《正处》反映了专政体制维护权力，寻找、制造“敌人”的要求，怎么可能不混淆两类矛盾。按照《正处》划分“人民”和“敌人”的标准，今天的各级领导人都将成为“正在走的走资派”，几千万民营企业的创办者都将成为“反动资产阶级分子”。说《正处》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条件”，真不知从何谈起。
再看物质条件，《文章》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经历严重曲折，但各方面建设仍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总的来看，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所赖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在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也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毛泽东时期中国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主要是在苏联援建的冶金、石化、煤炭、机械、汽车、电站等156个重点工程项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再加上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中国的经济和工业发展十分缓慢，产品不仅质量差，数量也少。解放牌汽车和永久牌自行车以及各种购物票证，就是当时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代表。
至“文革”结束时，与世界上欧美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苏联上世纪50年代提供的设备和技术早已是“明日黄花”，非常落后了。在改革开放初期，苏联以及国产的技术和设备还勉强维持了一段时期，不久就被从日本、欧美引进的先进技术和生产线淘汰出局了。在今天中国的经济和工业中，无论是冶金、石化、汽车，还是家电、纺织、通讯，你能找到一点毛泽东时期的技术和设备的影子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和工业基本上是在日本和欧美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确凿的事实是回避不了的。
最后看制度条件，《文章》向我们展示：“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创造性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党不失时机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但是，《文章》随后又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推进改革开放，并明确提出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邓小平提出“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当年毛泽东是在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冒冒失失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居然还歪打正着地“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岂不是有些荒唐。至于说到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它主要包括计划经济（实际上是“命令经济”）、单一的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有制”）、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农奴制”）以及按劳分配（实际上是“大锅饭”）等。谁都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大包干”等）首先破除的就是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至今，计划经济已被市场经济取代，单一的公有制已转变为多种所有制，按劳分配已发展成按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分配。在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冲击下，当年毛泽东搞“社会主义改造”的制度性成果，已经基本丧失殆尽。是改革开放的实践否定了毛泽东时期的制度条件。
毛泽东时期无论在思想、物质还是制度方面，都没有为改革开放提供多少正面的有价值的条件。
毛泽东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错整、错关、错杀了多少知识分子、党的干部和普通民众，由“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饿死了多少老百姓，对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造成了多么巨大的伤害，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多少人在无尽的冤屈伤痛中苦苦煎熬，这一幕幕的人间悲剧和惨剧，能用“探索”二字轻轻带过吗？
“从整体上说”，对毛泽东时期应该肯定还是否定，听听邓小平、陈云和党的《历史决议》是怎么说的，答案就明确了。邓小平说：“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陈云说：“大家对于毛主席的功与过，不论说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实的。我认为毛主席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也就是到1949年止，毛主席领导是正确的，应予全面肯定；第二阶段是到1957年鸣放运动止，其间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予基本肯定；第三阶段从1957年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开，到1965年止，其间毛主席在1961年退居二线，不问大事，经济才有了转机，但在他当政那一段时间，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从1966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他是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邓小平和陈云对毛泽东时期的前8年是基本肯定的，对后20年则是基本否定的。
1981年党的《历史决议》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正确道路”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确立的，以前即毛泽东时期的道路当然就是不正确的。
2013-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