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底中国国务院发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总体方案》接着自贸区成立，力争经过两至三年的改革试验，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些改革目标混和着行政管理权、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经营权的分离或重组，非常复杂，没有事先精确统筹设计的能力，但人们最终希望看到的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在自贸区解除资本管制，从而实现自贸区内较完全的自由市场，通俗地说，就是不再进行汇率和利率控制，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经营权交还给市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自贸区不仅具有新的改革试验区的意义，它涉及的深度已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基础的政治－经济复合结构象冰山一样浮现出来了。
什么是汇率和对汇率、利率的控制？
在通常意义上，汇率就是本国贷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以外币标示的价格，本质地理解，就是所有的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用外币标示的一览子价格，所以决定汇率的因素最主要地就是本国综合生产率表现的经济竞争力。
我们可以作一个假想的汇率模型来理解汇率和汇率控制的意义。假设在原生态（完全自由市场）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5：1，就是5元人民币价值的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标价是一美元，这时中国产品占世界市场为1/10。如果不考虑其它因素而想直接扩大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中所占有份额，只有一个死办法：人为降价！当然政府不可能以行政方法指令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统一降价，但政府只要控制汇率就可以做到了。
假设现在政府控制汇率为为10：1, 即0.5美元通过控制汇率换5人民币，这就意味着所有中国商品（价值5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一览子标价为0.5美元，因此从国际市场上现在只需0.5美元就可以买到5元价值（＝1美元价值）的中国商品，这样的低价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所占份额自然能占垄断地位。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要亏血本的，这个血本就是廉价的中国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
上述模型中，0.5美元在国际市场上可以买到中国商品，可以由等价值商品（5 元人民币）返中国国内市场，这0.5美元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仍会按5元人民币价值卖出，按自由汇率5：1换算，就获利一倍，为了防止这个价值直接回到国际市场，就必须限定这个5元钱必须经控制汇率10/1返回国际市场，所谓“换汇额度”就是禁止自由换汇，国内企业的出口创汇只能买给央行，等于央行始终在用人民币买入外汇，并将外汇集中在央行，同时所有国内的外汇需求也大体只控制在此额度内使用外汇，以维持汇率控制。对外来资本的控制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的，外资在国内换成人民币成为央行的另一部份外汇储备，并限制在此额内换回外币，这种资本控制方式与本国产业保护政策需要的外资投资管理性质不同，是为维持中国的双轨制混合经济制度的稳定服务的。
在上述模型中，国际市场上原来对等的另外0.5美元，继续购买中国商品成为中国方面大量的贸易顺差，但模型中不存在对等的美国商品可以被中国购买，央行的外汇储备只能购买美国国债保值。
由此可以看出，双轨制的混合经济是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双重联合扭曲变形，这种汇率控制可以提供金融投机套利的机会，由于双轨制的扭曲总会造成了市场不平衡的强大压力，当予期人民币汇率将调整升值时，投机资本按当下的控制汇率10/1以一美元买入10元人民币，等到汇率最终实现汇率5/1时，10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回二美元，获利一倍，这就是“热钱”套利。热钱流入时，催生更多的经济泡沫，热钱流出时，加速经济下跌，热钱流入或流出的投机可以给一国或整个金融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以至引爆金融危机，但根源并不在热钱本身，根子是市场不平衡，价格被扭曲以及金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在金融市场完全开放的情况下，政府只能通过复杂的契约体系间接地对汇率施加影响，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可以主动地过量发行本币，产生可容忍的通货膨胀，平衡汇率上升的压力，这就是用稀释存量财富的方法服从汇率。实际上，即使是在汇率控制国家，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这种行为总是被迫的，掩饰的和强力实行的，国内利率控制成为能够支持汇率控制的另一种行政工具，和税收相比，利率的普遍性隐藏了它的政治暴力性，利率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固定后，过量发行造成的通货膨胀率可以高于名义利率，这时真实利率就是负数，所有存在银行钱自动缩水，由本币代表的所有社会存量财富都在为汇率控制输血。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混合经济中的自动机制最终是由对汇率和利率的行政控制实现的，它就是存在在“混合经济”肉身里面的“计划经济”神经系统，可以比拟地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资本更“资本”，因此不难理解，中国今日的巨大成只是另一种血肉长城式的悲壮辉煌，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之“谜”，由此也不难理解今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转型“深”和“难”在何处。
通常所说的“人民币升值”不是指人民币更值钱了，而是人民币贬值，本质是人民币对本国商品一览子价格升高，比如原来人民币5元的标价（一美元）变为贬值后的10元（但仍等于国际市场价一美元），这种情况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表现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高，“人民币升值”这个术语就是通过汇率变动观察到的人民币向实际值回归。
这里的简化控制模型只是为了理解市场被扭曲的机制过程，不能作现实中的复杂情况直接类推，因此说一个国家进行了汇率控制或辩称没有汇率控制意思只是对存不存在市场扭曲情况的争论，“汇率控制”这个术语不要直接当作外交政治帽子理解。
自贸区的企业如何挣钱？
自贸区最终实现汇率、利率完全市场化后，资本、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具有国际市场上的真实价格，资本市场开放才是真正的完全市场，它使经济动力产生于真正的资本化过程中，资本增殖就本质的自动效率，这就是资本的生存之道。如果你要在自由市场中生存，就必须在合理的价格竞争中实现最大的资本增值，这是通过资本化的生产过程，将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有效地转换为符合市场需要的千千万万商品实现的，只有不断地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越来越复杂、精细的市场分工和有效的企业管理才能实现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充份利用。从这种意义上说，自贸区是国内中小型企业的“野化”生存试验区，这是资本市场开放能“倒逼”国内经济结构转型，从而实现推动国内的各种改革的愿望。
自贸区的建立区分后“一线”和“二线”，一线自贸区就是国际市场在中国的一个地理部份，因此自贸区最主要的界限不在地理上，而是资本性质上的“境内关外”和“境内关内”的双规制划界，自贸区内的资本具有国际市场中的自由资本性质，内资承受控制汇率的一次变性后注册进入自贸区成为“外资”，除了得到自贸区域经济集中和流动性的优势外，可以分享到双规制的汇率控制产生的资本红利，当然，这个红利仍然是以自贸区以外的国内的人力和资源廉价供给的为代价的。
在自贸区做低端产业是不可能的，由于资本高度集中和流动性，自贸区的资源具有最高的资本集成度，最高的利用率和流动分配合理性，投机行为的合理性和风性同时存在，同样像地产等本地资源性价格升高和波动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人力资源的优势只能在中、高层次上出现，在自贸区所创造的时空密集环境中，你只能使用中高档人力资源才能相对“合算”，因此资本密集型、管理优秀和智力创造型的企业才能在这里挣到钱。可以说，自贸区的性质自动拒绝低端产业和低效率企业，这对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推进企业创新来说，确实是以前的行政号召和政策调节所无法做到的。
产品贸易竞争力与金融竞争力
自贸区表现了现代经济以产业、贸易与金融的更紧密的结合的特点，产业、贸易与金融不再是经济活动中相对分离的不同性质的企业和市场环节，而是同质性的企业事业，因此类似行政式的企业管理和市场管理已经格格不入，自贸区不同于以前的经济特区在这一点上充份表现，“自贸区”这个名称就体现了以贸易为传送枢纽的产业企业与金融作为资本流通市场的同质性，这个特点即是对自贸区本身的考验，也是对整个经济改革的启示。
如果说此前的中国的开放走向全球市场主要是产品竞争力问题，目前金融领域仍然是行政式的企业，现在就不能回避直面金融竞争力的问题了，前一阶段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因为根子还是在后面的问题上，自贸区是产业竞争力问题和金融竞争力问题的复杂混合，自贸区的管理是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上更复杂的混合挑战。投资领域的扩大开放、金融领域的开放、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转变等更加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象以前的产业优惠政策、投资便利化等等常规改革，当然可以在自贸区的特殊环境中得到更好的实现，但是最终使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得到完全的现代企业本质而走向完全市场，这是国家综合经济竞争力最终能处于全球市场中的强国地位的根本需要。
历史地考察，竞争力可以分为生存竞争与发展竞争力，对于一个国家内部来说，生存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保护的，即在最基本生存线下是免于竞争的，在温饱线上，发展性竞争力虽然也是受到鼓励，但并不是生死悠关的，政府首先保护最低的基本的生存需要。但是在生存竞争基本过了温饱线后，发展性竞争就成为生存竞争，“不发展就死亡”，在全球市场，没有谁会保护你，为了免于被活活吸血，保护你的就是你的经济竞争力，除非你闭关锁国或在自以为是的改革开放道路上永远维持半开放。
在全球市场的情况下，生存性竞争主要由产品竞争力支配，一国产品的竞争力主要是由名种工业企业的发展水平控制的，对汇率的控制可以整体上使国内产品增加对市场份额的占有，但在金融市场上，每一个国家只有一种商品——本国的货币，本国货币在金融市所代表不是整个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商品市场上的一览子价格，而是你的整个“国内市场”在国际市场中的价格——这是现代金融市场作为“高次”市场的意义所在。金融竞争力是真正的发展性竞争，金融竞争力已经成为现代经济活动的主要推手。利率控制意味着国内市场作为“产品”的造假，汇率控制和意味着国内市场作为“商品”的造假，因此你的“国内市场”无法成为国际市场中的货真价实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本币与外币最多只能作协议换“货”交易，因此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也就是使人民币成为金融市场中货真价实的商品和国际市场中真正可以流通的货币。
“高次”改革的中国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双轨制造成了一种混合经济，这是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中间道路。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是以巨大的贫富差距、经济结构不平衡、资源破坏、浪费和社会失序为代价的，低端生活和收入水平的提升以更大财富集中和浪费为代价，社会的繁荣以文化、道德的蚀本为代价，中国改革要求深入发展意味着对双轨制本身的革命，而不仅仅仅是对双轨制下的放权、修补和更复杂化的改革。自贸区的建立充满了争议，体现了经济改革与制度改革之间的博奕，如果说以前的改革以经济改革为中心，以产业资本自由为基础，现在的经济改革就必然以金融制度改革为中心，经济全市场化就是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巨大的挑战表面上表现在对自贸区的有效管理上，但根本上还是在认识上，意识形态上，我们迄今仍然不能理解市场是人类社会最本质的制度：市场是对暴力的替代；市场是最终减少普遍性贫富差距的可能道路（将绝对的差距转变为相对的差距），我们只能在市场中发展合理的制度，而不能把市场作为制度可以操纵的工具，政府对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监管是为市场服务，对市场的管理只是主动地成为完全市场的有效组成部份，而不是把自己当作是市场经济的创造者，成为市场的主人、所有者，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相适应的制度管理才可能有真正的符合社会进步的意义。
自贸区的建立意味着对双轨制道路自身的挑战，自贸区的“一线”和非自贸区的“二线”就是这种意义的试验性划分，这必然以新的差距，结构复杂性和失序为代价，采用这种方法也是无可奈何的“摸着石头下海”，能否有效地区别开一线、二线而使自贸区内具有真正的“野生”环境是目前阶段自贸区能否成功建立的标志。
在中国历史上，贸易双轨制是有先例的，1757年，清政府宣布只准通过广州的官定“十三行”进行国际贸易，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一线自贸区，中国价格低廉的商品生丝、茶叶、瓷器、手工艺品等渐渐成为欧洲中产阶级大众消费商品，但是广大的中国大众社会却不能直接参与国际市场，巨大的贸区顺差使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加上贸易垄断中的寻租腐败，最终使西方例强有了用战争打开中国大门的借口，百余年前的中国人在麻中接受了这个苦难的事实，无数的知识精英在意识形态混乱中误导了自己和国家，中国在世界化文明大潮中日渐被改造成一个失去自己文化的文明拼凑体。
西方经济学家不需要特别地理解制度与经济之间的博奕关系，它们是共生共长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也可能发生失灵，产生阶段性的整体经济危机，这种原因本质于发展的历史性，如经济结构的发展与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发展的不平衡，或者市场发展中出现了能够影响到整个经济自由性、平衡性的个人或个别企业行为等等，这需要市场和市场机制本身的进步来解决，要依靠建立在契约原则基础之上的政府的有限干预，没有这种约束性的基础，政府的行为就可能是从空想的前提出发的。
西方学者一直困惑于中国和西方为何如此不同，从韦伯到李约瑟，都无法解释为何发达的中国传统文明产生不出资本主义，近百年来的中国知识精英，努力学习和吸收西方的先进文明，直到今天的反复曲折的道路似乎是只是对这个难题作出一次又一次脚注，其实这是一个灯下黑的意识形态问题，因为中国一直没有真正的私有制这种“法统”，从“王天下”的古代封建制到“家天下”的帝制官僚体系，直到计划经济制度，从来都不是一种建立在真正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制度，也没有产生一个市场主体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私有制，中国的主体经济活动总不过是家族式行政管理的放大形式，仅仅只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才使这种没有“所有制”的权力政治能够创造中国封建时代曾经的辉煌，这也正是今天无数中国人的沉默献血，创造出了这个时代令人惊奇的成就。
历史的启蒙已经进行过了数次，但意识形态的启蒙仍没有这种真正的认识：只有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公有经济成份才具有相对性的合理地位而不是相反，只有在完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经济管理和市场监管才能对经济活动产生合理、有效益的保护作用。
今天的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是走在制度改革之前的，从低端代工到产业经济，从贸易经济到金融经济，经过30多年的艰难博奕，市场经济的自体性已经初步羽化成形，这已经为制度改革铺平了道路，因此有可能实现一种非“休克疗法”的根本制度变革，这是对“改革”的改革，是日渐浮出水面的冰山，是可以实现的真正的中国式道路，是有可能最终实现的中国百年改革的梦想。现在是经济改革在拖着制度改革走，如果不能最终破茧，美丽的蝴蝶之梦就会梏桎在茧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