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轮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已经呼之欲出，转变职能，尽可能少用行政杠杆去干预市场和社会，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精简机构，增加行政过程的透明度，落实依法行政。一句话，厘清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边界，将市场和社会能办的事，交给市场和社会去办，建设一个小政府。

我相信，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这样的改革启动起来不成问题。但是，我们中国的事，每每“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类似的行政改革，此前也做过，有的动静还相当的大，但最终都不了了之。精简的机构再膨胀，变本加厉，去掉的审批变相回阳，也变本加厉。行政改革不难，难的是如何保住改革的成果。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特别的国情，有国家无社会。市场化的改革，只能由政府来拉动。中国的行政系统，或者说党政体系，就是政府的代名词。由行政体系拉动的改革，创造了经济奇迹，也使得行政体系自己变成了公司。随着市场的逐步成型，社会也有了雏形，公司化的政府，无所不在，无所不管，而且日益膨胀，成为可怕的利维坦，对市场和社会无疑是一种灾难，对中国国家发展，也是灾难。中国的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如果不约束好政府的这只看得见的手，恐怕前景堪忧。正因为如此，行政体制的改革，才会启动。

但从目前的种种改革方案看，除了推进民告官的行政诉讼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可以保住行政改革成果的措施。人大没有激活，行政体系没有硬性的预算约束，舆论监督，还妾身未明。古今中外，行政体系自然的属性，就是要自我扩张和扩权的。扩张对这个体系有利，对体系中人也有利。政府这只手伸得越长，带来的利益就越大。作为国家的整体，的确需要行政体系减肥，但行政体系自己，却觉得增肥才是好事。审批权和许可权的增加，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合法和非法的干预，机构的膨胀，虽说带来了市场的畸形，官民之间的尖锐矛盾，但作为行政体系本身，却是利好无限的美事。即使行政体系中人能意识到这样的扩张带来的弊端和灾难，身在其中，单纯靠自身的觉悟收敛自己的行为，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即使改革完成，如果没有外部的硬约束，反弹几乎是一定的。即使民告官真的可以激活，如果司法系统依然不能脱离行政体系独立，也会跟此前一样，再度回归沉寂。应该说，此前的几番行政体系改革，之所中途而废，道理只有一个，就是行政体系，没有外部的约束。

若要保住改革的成果，眼见的办法，似乎只有一个，就是利用现成的行政压力体系。眼下的行政压力体系，是以政绩考核为中心的，GDP是核心指标。如果改变政府职能，连带着改变压力体系的指标内涵，从扩张型变成约束型，把改变政府职能，限制自身权力作为考核目的，从理论上，显然是可行的。

但是，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党政系统，一级管一级，一级考核一级，如果用来追求GDP，具有内在的动力，因为这样的追求，会给每一级政府带来越来越大的利益。不仅体系肥，体系中人更肥。反过来，如果考核目标变成层层约束，势必导致利益越来越小，好处越来越少。机构和机构中的个人，哪里来的热情和动力来做这样的事呢？改革之初，由于自上而下的强大政治压力，人们也许会勉为其难，一旦时间长了，压力松了，下面就一定会反弹。所有的约束性考核，都会变成具文。整个体系，转过来去做考核禁止的事情，似乎具有不可阻挡的可能性。

那么，保住改革成果的唯一可能，就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带头，自上而下地不断施加压力，通过不间断地检查督促，确保各级政府的自我约束，不乱伸手，不越权。最高领导人，同时扮演政府和市场与社会双重保姆的身份，而且没黑没夜地操劳，也许可以保住改革成果。走到这一步，我们再次依稀看到了古代明君贤相的影子，操劳的大禹，吐脯的周公。

但愿，这些都不是古代传说的神话。